第2章
一
早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躺在自己住宅的床上。这住宅是戈洛霍夫大街几幢大房子中的一幢，里面住的居民多得抵得上整整一个县城的人。
这个人大约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有令人愉快的外表，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从面颊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固定的思想和专一的东西。思想犹如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脸上游逛，在眼睛里飞舞，然后降落在那两片半开的嘴唇上，藏匿在额头的皱纹里，最后便完全消失了。这时整个脸孔便呈现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平和的神采。这种无忧无虑的神采从脸上转移到整个身体的姿态上，甚至在睡衣的皱褶里。
有时，他的眼神会因为疲倦或无聊的缘故而变得晦暗。不过疲倦也好，无聊也罢，却片刻不能逐去他脸上占优势的基本的表情——温和，这种温和不只是脸上的，也是整个心灵的，而他的心灵却如此明亮地表现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表现在他的头和手的每一个动作之中，哪怕是一个只从外表观察的冷漠的人，随便地看一眼奥勃洛莫夫后也会说：“他大概是个好心肠的人，憨直”；而深刻一点、多一点同情心的人则会长久地打量他的脸，在愉快的沉思中含笑地走开。
伊里亚·伊里奇的脸色既不是绯红的，也不是黝黑的，更不是完全苍白的，而是很难分辨。或者说，可能使人觉得，他还不到年龄就已经皮肤松弛了：不知是缺少运动还是缺乏新鲜空气，也许两种原因都有。总之，从其脖子、胖胖的小手和软绵绵的肩膀的无光泽的过于苍白的肤色来看，他的身体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显得过于柔弱了。
他的动作即使是在激动的时候，也保持一种柔和性，不失其慵懒的风度，如果脸上闪现出一层来自心灵的愁云，那么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晦暗，脑门上就会出现皱纹，疑惑、悲伤、恐惧等症状就开始了。不过这种恐慌很少会变成一种明确的思想，更不容易转变为意向。全部恐慌最后只不过是一声叹息，在冷漠或瞌睡中平息了。
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饰与他那宁静的面容及其柔弱的身体是多么相称啊！他穿着用波斯布料制成的长袍，是真正的东方长袍，没有丝毫让人联想到欧洲的东西；没有缀穗子，也没有镶天鹅绒，没有掐腰，非常肥大，足可以让奥勃洛莫夫裹上两圈；袖子也全然是亚洲样式的，从手指到肩膀越往上越肥大。这件长袍虽然已没有原来那么新了，有些地方已失去了原先的自然光泽，却仍旧保留着东方颜料的鲜明色彩和料子的结实品质。
在奥勃洛莫夫看来，长袍具有许多无法估量的好处：它柔软、舒适，穿在身上毫无拘束，就像听话的奴隶一样，顺从身体任何动作的摆布。
奥勃洛莫夫在家里总是不系领带，也不穿坎肩，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穿的便鞋也是又长又宽大，起床时他闭眼不看地板，两腿一伸，马上准确无误地伸进便鞋里。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既不像病人或者想睡觉的人那样出于需要，也不像疲倦的人那样偶尔躺一躺，更不像懒汉那样贪图享受。这是他的一种正常状态。他在家的时候（他几乎天天在家），总是躺着，而且总是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房间里，这既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他还有三个房间，不过他很少去光顾过。要去也是早晨，当仆人为他打扫书房的时候，但也不是每天早晨，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打扫。这些房间里的家具都用罩布罩着，窗帘也不拉开。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的那个房间，乍看起来摆设得很好。这里有一张红木的写字台，两张丝绸的长沙发，漂亮的屏风上绣着自然界不常见的鸟雀和果实。这里还有丝绸窗帘、地毯、几幅画、青铜器、瓷器和许多漂亮的小玩意儿。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趣味纯正的人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所有这些摆设的意图不过是想维持必要的体面罢了，只是为了这一点。奥勃洛莫夫之所以操这份心，之所以要装饰自己的书房，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讲究审美趣味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些笨重的、不雅致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的。一张沙发靠背已经塌了下去，胶粘的木头有些地方已经脱胶了。
那些油画、花瓶、小玩意儿也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主人对自己的摆设却是如此冷漠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似乎在问：“这一切是谁搬来放在这里的？”由于奥勃洛莫夫对自己财物持这种冷漠的观点，或许还由于对自己的仆人扎哈尔持更加冷漠的观点，那书房，若是仔细地查看一下，真是凌乱和马虎得令人震惊。
墙上，油画周围像锯齿边饰似的结成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不能照东西，倒成了可以在其灰尘上画记号记事的牌子。地毯污渍斑斑，沙发上放着一条遗落的毛巾。早晨吃饭用的桌子上很少不留下一些面包渣儿和摆着昨天晚餐后没有收走的放着盐缸和被啃光了的骨头的盘子。
如果没有这盘子，没有这刚抽完烟搁在床边的烟斗，或者没有躺在床上的主人本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里没有人住，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蒙上了灰尘，一切都褪了色，没有活人来过的痕迹。不错，书架上放了两三本打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但是在那几本打开的书的篇页上都已蒙上了灰尘，纸张也发黄了，显然它们被扔在那里已很久了。报纸是去年的，那墨水瓶呢，如果把笔插进去，准会有一只受了惊的苍蝇嗡嗡叫地从里面飞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今天反常地很早就醒了，大约八点钟。他心事重重，脸上表情轮番变化，时而是害怕，时而是忧愁和懊丧。很明显，他正在进行内心的思想斗争，理智尚且无能为力。
原来奥勃洛莫夫昨天收到了来自乡下一封自己田庄的村长写的信，内容令人不快。这个村长会写些什么令人不快的消息呢？不外就是收成不好、欠缴税款、收入减少之类。村长在去年和前年也给自己东家写过这样的信，但最近的这封信却像一切令人不快的意外事那样，给他以强烈的刺激。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考虑应对的措施。其实说句公道话，伊里亚·伊里奇是关心自己的事业的。几年前当他接到村长的第一封信时，在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构思各种改革计划和改善他的田庄管理的事宜了。
根据这一计划，他要采取一些新的、经济的、交给警察的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措施。但是计划还远远没有考虑周全，村长却年年写信重复，催促他行动，自然也就破坏了他的安宁。奥勃洛莫夫意识到，在计划完成前必须采取某些果断的措施了。
他刚醒过来，便想立即起床，洗脸，喝茶，然后好好地想一想，琢磨出一个什么法子来，记下来，总之要认真地做这件事。
半小时过去了，他仍旧躺着，仍在为这个打算而苦恼。但是后来他思索了一下，觉得喝完茶再干也来得及，而平常喝茶都是在床上喝的，何况躺着想也无碍于事。
他就这么做了。喝完茶后，他从床上稍稍抬起一点身子，差一点就要起来了，这时他看了看便鞋，甚至一只脚都从床上放下来了，但立即又缩了回去。
时钟敲了九点半，伊里亚·伊里奇身体震颤了一下。
“我这是怎么了？”他懊丧地自言自语地说，“真不像话，该做事了！一旦放任自己，那就……”
“扎哈尔！”他喊道。
离伊里亚·伊里奇的书房只隔一个小过道的房间里，先是传来一种好像被链子锁着的狗的发怒声，然后是两只脚从什么地方跳到地板上发出的响声。这是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他平常都是坐在这个炕上打瞌睡消磨时光。
走进书房来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他穿着灰色常礼服，衣服的腋下已经裂开，衬衣从裂口处露了出来，他还穿一件带有铜纽扣的灰色坎肩。他的颅骨光秃得像膝盖一样，两边腮帮子上长着杂有白毛的淡褐色的又宽又密的颊须，每一边的颊须都有三把胡须那么多。
扎哈尔不仅不想改变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形象，也不想改变他乡下穿的这套服装。他的衣服都是按他乡下带来的衣服的样式做的，他喜欢灰色的常礼服和坎肩，因为穿上这种半礼服式的衣裳，他就会依稀地回想起大公馆门房的制服。在他的记忆中，唯有大公馆的制服能够代表奥勃洛莫夫家的尊严。
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这个老仆人对偏远农村中地主老爷们安逸生活的回忆了。前一辈老爷太太去世了，他们的肖像留在家里，也许搁在阁楼上的什么地方了。关于家族昔日的生活和显赫事迹的传说，现在越来越听不到了，或者只有留在乡下的老人还记得一些。所以对扎哈尔来说，这套灰制服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还有某些保留在少东家表情和举止中的酷似其父母的特征，哪怕是主人的任性（虽然扎哈尔对这种任性曾自言自语地或公开抱怨过），在他的内心里也是作为老爷的意志、主人的权利加以尊重的，因为他认为这也是昔日家族威风的一种小小的迹象。
没有这些任性，扎哈尔就有点感觉不到自己头上还有老爷的存在，就不能回想起在乡村里的青年时代。而这个他已经离开很久的乡村，和那些关于这个古老家族的传说，乃是由那些老仆人、老奶娘、老保姆一代一代地编成并世代相传的唯一的编年史。
奥勃洛莫夫家曾经是威震一方的名门大户，后来天晓得什么缘故竟逐渐败落，最终在后起的贵族家族中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家奴们还真实地记得过去的情况，珍惜它，并奉为神圣。
这就是扎哈尔如此喜欢自己的灰制服的道理。也许，他珍爱自己的连鬓胡子，也是因为他在童年时就看见许多老仆人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老贵族打扮吧。
伊里亚·伊里奇陷入了沉思，好久都没有注意到扎哈尔。扎哈尔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最后忍不住咳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伊里亚·伊里奇问道。
“是您叫我？”
“我叫了吗？我干吗要叫你？我记不得了！”他答道，伸了个懒腰，“你先去忙自己的，我想起来再叫你。”
扎哈尔走了，而伊里亚·伊里奇还躺着，在想那封可恶的信。
又过了一刻钟。
“咳，躺够了！”他说，“该起来了……不过，让我再仔细地读读村长的这封信，然后就起床。扎哈尔！”
又是那种跳到地板上的响声，而且发怒声也更响了。扎哈尔走了进来，可奥勃洛莫夫又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扎哈尔站了两分钟，嫌恶地斜着眼稍稍看了看主人，朝门口走了。
“你到哪里去？”奥勃洛莫夫突然问道。
“您什么话也不说，我干吗白等在这里呢？”扎哈尔声音沙哑地说。他的嗓子之所以变得沙哑，据他说，是因为有一次牵着狗跟老东家外出打猎时，一股疾风吹进他的喉咙里把嗓子弄坏了。
他侧身站在房子中间，一直斜着眼看着奥勃洛莫夫。
“难道你的腿瘸了吗？就不能站一会儿？你明知我在考虑问题，你就该等一等！你在那边还没躺够？去把我昨天收到的村长的信找出来，你把它放到哪儿啦？”
“什么信？我没看见什么信。”扎哈尔说。
“是你从邮差手里接过来的，一封很脏的信！”
“您把它放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扎哈尔一边说，一边乱翻着放在桌子上的纸张和各种东西。
“你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到纸篓里看一看！是不是掉到沙发后面去了？瞧，沙发靠背至今没有修好，你怎么不去叫木匠来修一修呢？要知道，是你弄坏的。你什么都不放在心里！”
“我可没有弄坏，”扎哈尔答道，“是它自个儿坏了；总不能使用一辈子吧，到时候它就坏了。”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反驳，便问道：
“找到了没有？”
“瞧，这里有几封信。”
“不对。”
“那就没有了。”扎哈尔说。
“算了，你走吧！”伊里亚·伊里奇不耐烦地说，“我起来自己找。”
扎哈尔回自己屋里去了。可是他两手刚撑在炉炕边，准备跳上去的时候，又听到了急促的喊声：
“扎哈尔，扎哈尔！”
“唉，主啊！”扎哈尔埋怨道，又向书房走去，“怎么这样折磨人！还不如早点死了！”
“您有什么事？”他说，一只手扶着房门，望着奥勃洛莫夫。他显出不大满意的样子，侧着身子，眼睛半睁半闭地瞧着主人，而主人也只看见他半边极大的连鬓胡子，好像等待着从大胡子里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似的。
“快拿手绢来！你自己就应该想到，瞅不见吗？”伊里亚·伊里奇厉声说道。
扎哈尔对主人的这种命令和责备没露出丝毫的不满，大概在他看来，主人怎样对待他都是很自然的。
“谁知道您的手绢在哪儿呢？”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抱怨说，并把每张椅子摸了一下，虽然明摆着椅子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您老是丢东西！”他说，便打开门到会客室去，看看那边有没有。
“上哪儿去？就在这儿找！我这几天都没到那边去。快一点啊！”伊里亚·伊里奇说。
“手绢在哪儿？没有手绢！”扎哈尔两手一摊，环顾四周说。突然，他生气地哑着嗓子说：“咳，那不是吗？就在您身子下面！瞧，露出了一个角，您自己躺在上面，还找手绢！”
还没有等对方答话，扎哈尔又想走了。奥勃洛莫夫由于自己的疏忽，感到有点儿尴尬，便立即找到另一个借口，去为难扎哈尔。
“看你打扫得多么的干净，到处是灰尘，脏东西，我的上帝啊！瞧，那墙角，是什么样子！你什么事也不干！”
“我怎么什么事也不干……”扎哈尔委屈地说，“我尽心尽力，舍命地干！我几乎每天都拭擦灰尘，每天都扫地……”
他指了指房子中间的地板和奥勃洛莫夫吃饭用的桌子。
“瞧，瞧，”他说，“全都打扫过，收拾过，就像要办喜事一样……还要怎么样呢？”
“那这是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指着墙壁和天花板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呢，这个呢？”
他指着昨天被扔下的毛巾，指着桌子上忘记了收拾的盛着碎面包的碟子。
“这个吗，我就收走。”扎哈尔宽容地说，拿起了盘子。
“只是这个吗？那么墙上的灰尘呢？蜘蛛网呢？……”奥勃洛莫夫指着墙壁说。
“这个等复活节再收拾：到那时我把圣像拭擦干净，把蜘蛛网除掉……”
“那么图书和画清扫吗？”
“图书和画圣诞节前扫。到时候我和阿尼西娅一起把所有的书柜重擦一遍。现在什么时候扫呢？您整天都待在家里。”
“我有时候看戏，有时候做客，你不就可以……”
“晚上怎么扫啊？”
奥勃洛莫夫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扎哈尔则冷漠地朝窗外望了望，也叹了口气。主人好像在想：“喂，老兄，你比我本人还要像奥勃洛莫夫。”而扎哈尔也好像在想：“算了吧，你不过是个会说漂亮话的巨匠，你才不在乎这儿有没有灰尘、蜘蛛网呢。”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亚·伊里奇说道，“灰尘里面会出蛀虫，我有时还看见墙上有臭虫！”
“我那儿还有跳蚤呢！”扎哈尔不以为然地答道。
“这好吗？要知道，这是肮脏！”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冷笑了一下，这一笑把眉毛和胡子都挪到一边去了，整个脸孔直到前额都涨得通红。
“世界上有臭虫，能怪我吗？”他带着天真的惊讶神色说，“难道臭虫是我发明的吗？”
“是由于肮脏才生长出臭虫来，”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在胡扯些什么？”
“肮脏也不是我发明的。”
“你那里，晚上有老鼠在跑动，我听得见。”
“老鼠也不是我发明的。什么老鼠啦，猫啦，臭虫啦，这些生物到处都有许多。”
“为什么别人家里既没有蛀虫，也没有臭虫呢？”
扎哈尔的脸上呈现出不信任的表情，或者不如说他泰然地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我有那么多的事情，”他固执地说，“我可看不住所有的臭虫，总不能跟着臭虫钻进缝里去吧。”
他自己似乎也在想：“是啊，睡觉没有臭虫，这算怎么一回事？”
“你把屋子打扫干净，把角落里的垃圾扔出去，就什么也不会有了。”奥勃洛莫夫教导说。
“你今天打扫了，明天又要堆起来。”扎哈尔说。
“不会的，”主人打断他的话，“不应该再堆起来。”
“准会堆起来，我知道。”仆人坚持说。
“堆起来，你就再把它扫掉。”
“怎么？天天都去打扫所有的角落吗？”扎哈尔问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还不如死了好呢！”
“为什么别人家里能干干净净呢？”奥勃洛莫夫反问道，“你看见对面调音师的家里，看着就舒服。他们家也就只用一个女仆……”
“德国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垃圾，”扎哈尔忽然反驳道，“您看看他们家是怎样生活的！全家人一个星期就啃一根骨头，老子的衣服脱下来就给儿子穿，儿子穿完再给老子；妻子和姑娘们的连衣裙也极其短小，她们老是缩着腿，像鹅一样……他们那里有什么垃圾呢？他们可不像我们，衣柜里成年累月地搁着一大堆破旧衣服；一个冬天的面包皮就堆满整个墙角……他们一块面包皮也不会白白扔掉，而是拿它做成面包干，就着喝啤酒！”
扎哈尔在谈及这种生活时，甚至从牙缝里啐了一口唾沫。
“少说废话！”伊里亚·伊里奇说，“你最好去收拾收拾。”
“有时我要去收拾，可是您不让。”扎哈尔说。
“又来了！你是说都是我妨碍了你。”
“自然，您整天待在家里。您在家我怎么打扫呢？你若是出去一天，我一定收拾好。”
“瞧，你还真想得出来，滚出去，你最好回你自己屋里去吧。”
“真的！”扎哈尔坚持说，“要是您今天外出，我和阿尼西娅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不过我们两人可干不了所有的活，还得雇几个女杂工，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刷一遍。”
“嘿，想得真美——雇女杂工！去，回屋去。”伊里亚·伊里奇说。
惹起扎哈尔说这席话，他感到很不愉快。他老是忘记，一旦涉及了这个微妙的问题，许多麻烦就躲不开了。
奥勃洛莫夫也想清洁，不过他希望这种清洁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完成。而扎哈尔却总是要挑起争论，只要叫他做扫灰尘或擦地板之类的事，他就要证明家里必定会弄得纷乱不堪，因为他清楚，一想到这种情况主人就会非常害怕。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陷入了沉思。过了几分钟，时钟又敲了半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呢？”伊里亚·伊里奇几乎吃惊地说，“快到十一点了，而我还没有起床，到现在还没有洗脸？扎哈尔，扎哈尔！”
“唉，我的上帝呀！”前厅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是那熟悉的一跳的声音。
“洗脸水准备好了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扎哈尔回答说，“您怎么还不起来呢？”
“准备好了，你怎么不说呢？要不我早就起来了。去吧，我随后就来，我要工作，坐下来写东西。”
扎哈尔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本写满了字的沾满油污的笔记本和几张纸回来。
“您现在要写信，就请您顺便把账本查对一下，得交钱了。”
“什么账本？什么钱？”伊里亚·伊里奇不高兴地问道。
“买肉，买蔬菜，洗衣服，买面包，都需要钱。”
“你就关心钱！”伊里亚·伊里奇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是一笔一笔给我看，一下子就全拿来了？”
“您总是赶我走，老说明天，明天……”
“那这次就不能等到明天吗？”
“不行！人家催得很紧，再不给赊账了，今天是一号。”
“唉！”奥勃洛莫夫烦恼地说，“又添乱！你干吗站着，把它放在桌子上，我这就起来，洗脸，看账，”伊里亚·伊里奇说，“洗脸水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扎哈尔说。
“好，我现在就……”
他清清嗓子，开始把身子稍稍抬起来，准备起床。
“我忘了禀告您，”扎哈尔又开始说话了，“刚才您还在睡觉的时候，主管派看门人来说，我们必须搬家……人家等着房子用了。”
“那又怎么样？既然需要，我们自然就搬家。你跟我唠叨什么？这事你已经说过几遍了。”
“人家也是紧催着我。”
“你就告诉他们，我们搬。”
“他们说，您已经答应一个月了，还是没搬。他们说，要告到警察局去。”
“让他们去告好了！”奥勃洛莫夫断然地说，“过三周以后，天气会暖和一些，我们自己会搬走。”
“哪来三周啊！主管人说，两周以后工人就要到了，要全部拆掉……他说：‘明天或后天您就得搬走’……”
“嘿——嘿——嘿！太着急了吧！还想怎么样！命令我马上搬走吗？你就别再给我提房子的事了。我已经制止你一次了，还要说，当心！”
“那我怎么办呢？”扎哈尔说。
“怎么办？他就这样对付我！”伊里亚·伊里奇说，“他倒来问我！关我什么事呢？你就别来烦我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不要搬家。为主人卖点力都不行！”
“是啊，伊里亚·伊里奇少爷，我能怎么办呢？”扎哈尔用温和的沙哑嗓子说，“又不是我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叫搬能不搬吗？要是我的房子的话，我倒十分愿意……”
“难道不能劝说他们吗？就说我们住久了，也按期交房租。”
“说过了。”扎哈尔说。
“那他们怎么说呢？”
“怎么说！还是那句话：‘你们搬吧，我们要改建房子。’他们想把医生住的那一套和我们的这一套打通，合成一个大房子，给房东的儿子结婚用。”
“唉，我的天啊！”奥勃洛莫夫懊丧地说，“世上还真有这种蠢驴，竟要结婚！”
他转个身子仰面躺着。
“少爷，您还是给房东写封信吧，”扎哈尔说，“也许他就先不动您的房子，而吩咐人先拆那一套呢。”
扎哈尔用手指了指右边那套房子。
“那好吧，我一起来就写信……你回自己屋里去吧，我再想一想。你什么事也不会，就连芝麻大的事也得我自己动手。”他补充了一句。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在想事。
但是想什么事呢？他感到为难：想村长的信？想搬新房的事？想账本的事？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局促起来，但还是躺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叹息：
“唉，我的主啊！生活真烦人！到处都这样。”
正不知道他还要这样犹豫多久，不过前室的门铃响了。
“有人来了！”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裹紧睡袍，“我还没有起床，真丢人！这么早会是谁呢？”
于是他躺着，好奇地瞅着房门。
二
进来的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身体健康，容光焕发，两颊、嘴唇和眼睛都含着笑容，看着他真叫人羡慕。
他的头发梳得很好，衣着无可挑剔，他的脸庞、衬衣、手套、燕尾服全部鲜艳夺目，坎肩上挂着一串精致的带着许多小饰物的小链子。他掏出一块细麻纱手绢，闻了闻上面的东方牌的香水，然后不经意地用它揩一揩脸，在光亮的帽子上和上了漆的皮靴上掸了掸。
“沃尔科夫，您好！”伊里亚·伊里奇说。
“您好，奥勃洛莫夫。”漂亮的先生一面说，一面朝他走来。
“请别过来，请别过来，你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真娇气，简直是锡巴里斯人[6]！”沃尔科夫一边说，一边寻找着放帽子的地方，他看见到处都是灰尘，只好拿着；他拨开燕尾服的两片后襟，想坐下来，但仔细地看了看圈椅后，便仍然站着。
“您还没有起床！您穿的是什么睡衣？这种睡衣早就没人穿了。”他寒碜奥勃洛莫夫说。
“这不是睡衣，而是睡袍。”奥勃洛莫夫说，美滋滋地把宽大的衣襟往自己身上裹紧。
“您身体好吗？”沃尔科夫问道。
“好什么？”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不好，脑充血令人难受。您过得怎么样？”
“我？还好，健康又快乐，很快乐！”年轻人动情地加了一句。
“这么早您从哪里来？”奥勃洛莫夫问道。
“从裁缝那儿来。您瞧瞧，这燕尾服好看吗？”说着他在奥勃洛莫夫跟前转了一下身子。
“好极了！工艺高超，”伊里亚·伊里奇说，“只是后面怎么这么肥？”
“这是骑兵服，骑马穿的。”
“啊！原来是这样！难道您骑马？”
“那当然！我这套燕尾服就是特地为今天订制的。要知道今天是五月一日，我要和戈留诺夫骑马到叶卡特琳娜宫去。啊哈，您不知道吧？米沙·戈留诺夫升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大不一样了。”沃尔科夫高兴地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奥勃洛莫夫说。
“他有一匹枣红马，”沃尔科夫继续说，“他们团的人都骑枣红马，我骑的马是乌黑色的。您怎么样，走路还是坐车去？”
“嘿……既不走路，也不坐车。”奥勃洛莫夫说。
“五月一日，你不去叶卡特琳娜宫！你怎么啦，伊里亚·伊里奇！”沃尔科夫惊讶地说，“大家都去！”
“怎么都去呢！不，不会都去！”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说。
“您就去吧，亲爱的伊里亚·伊里奇！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带莉季娅去，车上就只有她们俩人，对面还有一张板凳，你可以和她们在一起……”
“不，我可坐不了板凳，再说我到那里去做什么呢？”
“喂，如果您愿意去的话，米沙可以另给你准备一匹马。”
“天晓得，您想些什么啦！”奥勃洛莫夫几乎自言自语地说，“您怎么会念念不忘戈留诺夫一家人呢？”
“啊哈！”沃尔科夫涨红了脸，“要我说吗？”
“您说！”
“您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吗？”沃尔科夫继续说着，在奥勃洛莫夫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
“我……爱上莉季娅了。”他小声地说。
“好极了！很久了吗？她好像很可爱。”
“有三个礼拜了！”沃尔科夫深深地叹口气说，“米沙却爱上了达申卡。”
“哪个达申卡？”
“怎么，奥勃洛莫夫，您连达申卡都不知道！她要是跳起舞来，全城都要发疯！今天我和米沙去看芭蕾舞，他要掷一束花。我得领他去：他胆子小，还是一个新手……哎呀，我得去买茶花了……”
“还要到哪儿去？得了，您到我这里来吃饭吧，我们可以聊一聊。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我得到丘梅涅夫公爵家吃饭。戈留诺夫一家都到那儿去，她，她……莉季尼卡[7]也去，”他用耳语似的声音加上了后一句，“您怎么不上公爵家去呢？多么快乐的家庭！多气派啊！那别墅，整个儿隐没在花丛中！还修建了画廊，哥特式的。听说夏天，那儿要举行舞会、演出，您去吗？”
“不，我想，我不会去。”
“哎呀，多好的家庭啊！今年冬天每逢星期三都不少于五十个人参加，有时多达一百人……”
“我的天啊！大概会乏味得要命！”
“乏味？这怎么可能？人越多越快活。莉季娅常到那儿去，我本来没有注意她，可是忽然……我无法把她遗忘，用理智克制激情也徒劳……”
他忘乎所以地唱了起来并在圈椅上坐下来，可是忽然又跳了起来，拭擦衣服上的灰尘。
“您这里怎么到处都是灰尘！”他说。
“都怪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埋怨道。
“好吧，我该走了！”沃尔科夫说，“我要替米沙去买茶花，再见！”
“晚上看完芭蕾舞后来喝茶，给我们讲讲那边的情况。”奥勃洛莫夫邀请他。
“不行，我已答应了穆辛斯基一家：今天是他们接待客人的日子，您也去吧，您要我给您引见吗？”
“不，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穆辛斯基家？得了吧，半个城市的人都到他那儿去！什么干什么，在那儿大家无所不谈……”
“正因为无所不谈，可见很乏味。”奥勃洛莫夫说。
“那您就去拜访梅兹德罗夫好了，”沃尔科夫打断他的话，“那边倒是只有一个话题——谈艺术。他们只谈威尼斯派、贝多芬、巴赫、达·芬奇……”
“老是谈一个话题，多乏味！大概是一批学究吧！”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您还真难请。这里的大户人家还少吗？如今每家都有固定的招待客人的日子：萨维诺夫家每逢礼拜四请客，马克拉申家是每逢礼拜五，维亚兹尼科夫家是每逢礼拜天，丘梅涅夫公爵家是每逢礼拜三。我天天都很忙！”沃尔科夫说完，两眼闪着光芒。
“您天天这样跑来跑去，累不累呀？”
“累？什么叫累？快活极了！”他无忧无虑地说，“早晨读读报，得了解点时局[8]，知道点新闻。谢天谢地，我的差使不需要经常上班，只要每周两次到将军家里坐一坐和吃午饭，然后到很久没去的地方去拜访拜访，有时……俄罗斯剧院或法国剧院有新女演员来了，那就是要上演歌剧了，我就去订票。如今我正在谈恋爱……夏天快到了。他们已经准了米沙的假，我要跟他到乡村去一个月，过过多样化的生活。那儿可以打猎。他们的邻居也非常的好，可以开露天舞会[9]。我要和莉季娅去小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呵！”他高兴得转了一个圈，“不过，我该走了……再见。”他一边说，一边在蒙上了灰尘的镜子里徒然地左照右照起来。
“等一等，”奥勃洛莫夫喊住他，“我本来想跟您谈点事情。”
“对不起[10]，没有时间了，”沃尔科夫急忙地说，“下一次再谈吧！不想跟我去吃牡蛎吗？到那时您再跟我说吧。您来吧，米沙请客。”
“不，上帝保佑你吧！”奥勃洛莫夫说。
“那就再见啦。”
他刚出去，又走了回来。
“您见过这东西吗？”他指着自己的一只手说，那只手好像铸在手套上一样。
“这是新的系带细羊皮手套[11]！您瞧，它束得多紧啊，无须花老长时间去扣扣子，带子拉拉就行了。刚从巴黎买来的。想不想让我给您捎一副来试一试？”
“好，您就捎一副来吧！”奥勃洛莫夫说。
“您再看看这个，很可爱吧，对不对？”他从一堆小饰物中拣起一个说，“这是折了一个角的名片。”
“我看不清上面写的字。”
“Pr是公爵；M是米哈依尔[12]！”沃尔科夫说，“而姓氏丘梅涅夫写不下了。这是过复活节他送给我代替礼物的彩蛋。不过，再见了，我还得跑十个地方。我的上帝，活在世界上多么快活！”
于是，他走了。
“一天跑十个地方，可怜的人！”奥勃洛莫夫想道，“这也叫生活！”他使劲地耸了耸肩膀，“这哪还是人呢？他都被分割肢解成什么了？当然，去看戏，爱上某某莉季娅，这都不坏……她很可爱！到乡村去采花、划船，这也很好；但是一天跑十个地方，这真可怜！”他得出结论后，翻个身仰面躺着，庆幸自己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和念头，没有到处乱跑，而是躺在这里，保持着自己的人的尊严和安宁。
又一次的门铃打断了他的沉思。
来了一位新客人。
这是一位穿带有徽章纽扣的深绿色燕尾服的先生，脸剃得很光滑，黑色的连鬓胡子均匀地把他的脸围住。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遇到了麻烦却又平静而有理智的表情，面容十分委顿却又显出若有所思的微笑。
“你好，苏季宾斯基！”奥勃洛莫夫高兴地向他打招呼，“你总算看老朋友来了！别过来，别过来！你刚从外面进来，有寒气。”
“你好，伊里亚·伊里奇，早安！想来看你了，”客人说，“可是你知道我们担任的是什么样的鬼差使！你看，准备一个报告得带整箱的材料。就是现在，如果上边还需要什么的话，我已经吩咐信差立即赶到这儿来。简直连一分钟也不能自己支配。”
“你还上班吗？怎么那么晚呢？”奥勃洛莫夫问道，“你通常是十点钟就……”
“通常是，但现在不同了，十二点我才出门。”他把重音放在“出门”这两个字上。
“啊，我猜着了！”奥勃洛莫夫说，“你升处长了！很久了吗？”
苏季宾斯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在复活节前，”他说，“可是事情多得可怕！八点至十二点，十二点至五点在办公室，晚上也要工作。和大家完全疏远了！”
“嘿！原来你当上处长了！”奥勃洛莫夫说，“恭喜你！怎么样？想当初我们在一起还都是小科员。我看，你明年就要升五品官啦！”
“哪能呢！上帝保佑，我今年该取得贵族身份了[13]，我本来以为上头会以政绩为我呈报，可现在已任新职，所以不可能在两年之内接连……”
“你来吃午饭吧，我们庆祝你的高升！”奥勃洛莫夫说。
“不，今天我要到副局长家吃午饭，礼拜四前要把报告准备好。要命的事！省里来的报告不可靠，要亲自去核实一下那些名册。福玛·福米奇是十分多疑的人，什么都要亲自过问。瞧，今天午饭后还得跟他一起办公。”
“午饭后还要办公？”奥勃洛莫夫猜疑地问。
“你以为怎样？能早点脱身就好了，还来得及去叶卡特琳娜宫……对了，我是顺便来问你是否想参加游园？我可以顺便……”
“我有点不舒服，去不了！”奥勃洛莫夫皱着眉头说，“而且还有许多事情，不行，我去不了！”
“可惜！”苏季宾斯基说，“很好的天气，我就盼望今天能喘一口气呢。”
“那么，你那里有什么新闻呢？”奥勃洛莫夫问。
“新闻多得很：现在信函中不写‘你最忠实的仆人’，而写‘请接受……’履历表也不交两份。我们那儿增加了三个科和两个特派员。我们的委员会关门了……哦，多着呢！”
“那么，我们过去的同事们怎么样？”
“目前还可以，斯温金丢了一份卷宗！”
“真的吗？那局长怎么说？”奥勃洛莫夫声音颤抖地说，他一想起过去就感到害怕。
“局长下令说，不找到卷宗就扣发奖金。这是一份关于惩处事宜的重要卷宗。局长认为，”苏季宾斯基差不多用耳语补充说，“他是故意把卷宗丢掉的。”
“不可能。”奥勃洛莫夫说。
“不，不，这是冤枉。”苏季宾斯基用郑重的袒护的口吻证实说，“斯温金是个马大哈，有时候鬼知道他会给你弄出什么结果来，把全部调查材料搞得一塌糊涂。他真把我害苦了，这不可能是故意的，还从没发现他做过这种事……他不会这样做，不会的，不会的！那份卷宗准是塞在什么地方了，以后会找到的。”
“这么说，你真是忙！”奥勃洛莫夫说，“你一直在干。”
“忙死了，忙死了！不过，当然啰，跟福玛·福米奇这样的人共事倒是愉快的，奖励也不会少！就是什么事也不干的人，他也不会忘掉，只要年限已到，他就给你呈报政绩，而没有到年限的人，不能得十字勋章的人，就发给一份奖金……”
“你的薪俸多少？”
“我嘛，一千二百卢布薪俸，特别伙食补贴七百五，房补六百，津贴九百，马车费五百，再加奖金一千。”
“嗬，不得了！”奥勃洛莫夫说，从床上一跃而坐起来，“你是不是和意大利的歌手一样，有一副好嗓子？”
“这算什么！瞧，别列斯维托夫还拿附加费呢，他事情却没我做得多，而且什么都不懂。当然，他没有我这样有声誉，我很受器重。”他垂下眼睛谦虚地补充了一句，“部长不久前还提到了我，说我‘是部里的精英’。”
“好样的！”奥勃洛莫夫说，“只是得从八点干到十二点，再从十二点干到五点，在家里还得干——哎哟哟！”
他摇摇头。
“我要不干公务，又干啥呢？”苏季宾斯基问道。
“可干的事多着呢！读书、写作……”奥勃洛莫夫说。
“我现在干的不就是读读写写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你应该发表……”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作家的。瞧，你不是也没有写作吗？”苏季宾斯基反驳说。
“那是因为我有地产，”奥勃洛莫夫叹口气说，“我正在考虑一个新的计划，打算进行各种改革。真操心，真操心啊……可你干的是别人的事，不是自己的。”
“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拿钱就得干事。夏天我得休息一下了。福玛·福米奇答应想办法特别为我安排一次出差……这样我又可以拿到一笔差旅费——五匹马的车补和一天三卢布的补助，然后是奖金……”
“嘿，能弄到那么多呀！”奥勃洛莫夫羡慕地说，然后叹了口气，沉思起来。
“需要用钱，我秋天结婚。”苏季宾斯基补充说。
“你说什么？真的吗？娶的是谁？”奥勃洛莫夫关心地问。
“我不开玩笑，要和穆拉申娜结婚。你还记得避暑时住在我们旁边的那家人吗？你在我那儿喝过茶，你好像见过她。”
“不，不记得了！好看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是的，很可爱。你愿意的话，我们到她家吃饭去……”
奥勃洛莫夫笑了笑：“是的……很好……不过……”
“下星期去。”苏季宾斯基说。
“好，好，下星期去，”奥勃洛莫夫高兴地说，“我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怎么样，是一门好亲事吧！”
“是的，她父亲是四品官，给她一万卢布，住的是官房，给我们整整一半，十二间，家具是公家的，暖气，照明都是公家的。还算可以……”
“是的，当然可以！苏季宾斯基真行！”奥勃洛莫夫说，不无羡慕之意。
“伊里亚·伊里奇，我请你参加婚礼，请你当男傧相，记住……”
“那当然，一定！”奥勃洛莫夫说，“那么，库兹涅佐夫、瓦西里耶夫、马霍夫怎么样？”
“库兹涅佐夫早结婚了，马霍夫接替了我的位子，瓦西里耶夫调到波兰去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奥列什金呢，则要称他‘阁下’[14]了。”
“他是个好人！”奥勃洛莫夫说。
“是好人，好人，名不虚传。”
“他很善良，性格温顺、平和。”奥勃洛莫夫说。
“而且这么殷勤，”苏季宾斯基补充说，“知道吗？他不会为了邀功而背地里害人，突出自己……他能做到尽自己所能。”
“一个非常好的人！有时你公文中出点差错，有疏漏的地方，意思领会错了——都不要紧，只是吩咐另一个人重做一下就是了。真是非常好的人！”奥勃洛莫夫说。
“可是，我们那位谢苗·谢苗内奇却毛病很多，”苏季宾斯基说，“就会自吹自擂地蒙人。最近他办了这么一件事：省里来了呈文，申请在我们部属机关一座大楼下面盖一个狗窝，以防公物被盗。我们的建筑师是一位做事很认真的人，内行而且诚实，他拟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预算，没想到谢苗竟然认为预算过大，便去调查，到底多少钱能盖一个狗窝。结果他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少花三十戈比。于是马上打报告……”
铃声又响了。
“再见，”苏季宾斯基说，“我聊的时间太长了，说不定那边有什么事要找我……”
“再坐一会儿吧！”奥勃洛莫夫挽留他说，“我顺便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呢，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不行，我还是过两天再来吧。”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陷得太深了，亲爱的朋友，”奥勃洛莫夫目送着他，心里想道，“对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并且沉默不语，但却可以出人头地，逐步地掌握大权，平步青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仕途！在这里，人——人的智慧、意志、情感的需要是很少的！这是为什么？那不过是奢侈品而已！人活了一辈子，他身上的许多东西还从来没有动过……然而从十二点到五点他在办公室办公，从八点到十二点又在家里办公——不幸啊！”
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宁静的快乐，因为他可以从九点到三点，从八点到九点都在自己的沙发上度过。同时他也感到骄傲，因为不需要写报告，拟公文，他的感情可以无拘无束地奔放，他的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地驰骋。
奥勃洛莫夫陷入抽象臆想之中，竟没有发现床边已站着一位又瘦又黑的先生，他脸上长满颊髭、唇髭和西班牙式的短胡子，而且是故意衣冠不整。
“您好，伊里亚·伊里奇？”
“您好，卞金，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啊哈，您是个怪物！”这个人说，“您还是那个毛病不改、事事漠不关心的懒汉！”
“对了，漠不关心！”奥勃洛莫夫说，“我马上把村长的信拿给您看；我都伤透脑筋了，您还说我漠不关心！您从哪里来啊？”
“我从小铺来，去打听杂志出版了没有。您看了我的文章了吗？”
“没有。”
“我给您寄来，您看看。”
“谈些什么？”奥勃洛莫夫问道，打了个大哈欠。
“关于贸易、妇女解放，我们正面临的美好的四月天和新发明的灭火剂。怎么，您不看报？要知道，那里写的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更拥护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
“您很忙吧？”奥勃洛莫夫问道。
“是的，相当忙。每星期要写两篇文章，然后写点书评，对了，我写完了一篇短篇小说……”
“什么内容？”
“写一个城市的市长打市民的嘴巴……”
“对，这真是现实主义流派。”奥勃洛莫夫说。
“可不是吗？”高兴的文学家再次肯定地说，“我贯彻的就是这种思想，我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大胆的思想。有一位过路人亲眼目睹了这次打人事件，后来他当面向省长告了状，省长便派一位官员下去实地调查，顺便查明市长的个人品格。这位官员把一些小市民召集起来，好像是向他们了解商业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收集市长的材料。可是这些小市民怎么样呢？他们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满口夸奖，把市长捧上了天，于是这位官员便从旁打听。人们对他说：这些小市民都是些危险的骗子，他们贩卖腐烂的东西，缺斤短两，连官家也欺骗，全是些品行不端之徒。因此打他们嘴巴，是正当的惩罚……”
“这么说，您小说中的市长打人嘴巴就像是古代悲剧中的天命执法[15]一样了？”奥勃洛莫夫问道。
“正是，”卞金附和道，“你很有分寸，伊里亚·伊里奇，您应该写作！其实我也披露了市长的独断专行和老百姓中的道德败坏，指出下属官员的无所作为以及采取严厉而合法的措施的必要性……这种思想是不是……颇为新颖呢？”
“是的，特别是对我来说，”奥勃洛莫夫说，“因为我读书太少了……”
“确实，在您家里看不到什么书！”卞金说，“不过，我殷切希望您能读读《贪官和妓女之恋》一书，这可是出色的诗篇，即将出版。作者是谁，我还不能告诉你，这还是一个秘密。”
“书里都说了些什么？”
“它对整个社会运行的机制作了揭露，整篇东西写得富于诗意，所有的原因都触及到了，对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进行了审视。作者把一个无耻的、行为不端的大官和一群蒙骗他的贪污分子，各类妓女——法国女人、德国女人、芬兰女人等等……都送到了法庭上加以审讯，活生生的，真实得令人吃惊……我只听过某些片断，作者真伟大！从他身上可以听到但丁、莎士比亚的声音……”
“您都扯到哪儿去了？”奥勃洛莫夫欠起身来，吃惊地说。
卞金看到自己真的是扯远了，便连忙把话打住。
“您自己去读一读就知道了。”他冷冷地说。
“不，卞金，我不打算读它。”
“为什么？它现在很轰动，大家都在讨论……”
“就让他们讨论好了！有些人除了发发议论无事可做，这也是一种天赋。”
“哪怕是出于好奇您也去读一读。”
“我什么没见过？”奥勃洛莫夫说，“他们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不过是自娱罢了……”
“怎么是自娱！写得多么真实啊！简直令人发笑，真像一幅幅活的肖像。不论写什么人——商人、官员、军官、岗警，全都活灵活现，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他们干吗要费这种脑筋？是为了开心吗？为了说明他无论写什么，都能写得很真实？可是却没有生命力，不了解生命，没有同情心，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只有自尊心。他们写小偷、妓女，就像在大街上抓住这些人，并送他们到监狱里去。在他们的小说里没有‘无形的眼泪’，只有公然的、粗野的讥笑和愤恨……”
“那还需要什么呢？绝妙的是，您已经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激越的愤恨——也就是对恶德的愤怒的制止，对堕落的人的蔑视的讥笑………这就够了！”
“不，不够！”奥勃洛莫夫忽然激动地说，“你尽管去写小偷、妓女和妄自尊大的笨蛋好了，但是在这里你可别忘了人。人道主义在哪里呢？你们一股脑儿想写作！”奥勃洛莫夫的声音几乎变哑了，“你们以为，思想不需要心灵吗？不，爱能使思想结出果实。你们应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拉他一把；如果他濒临死亡，就应该为他哭泣，而不是去嘲弄他，你们要爱他，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对待他像对待自己一样。到那时，我才读你们的书。并向你们鞠躬……”他说完又舒舒服服地躺在长沙发上。“他们描写小偷、妓女，”他又说，“却忘记了人，或者不善于写人。这里你们发现了什么艺术，什么诗意呢？你们去揭露腐败、龌龊的东西好了，只是请别拿这些东西去冒充诗。”
“那么，你是要我去写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玫瑰啦，夜莺啦，或者在寒冷的早晨啦，可是在我们的周围，一切都在沸腾着，运动着。如今我们却只需要赤裸裸的社会心理学，还不是唱颂歌的时候……”
“人，你们得会描写人！”奥勃洛莫夫说，“你们得爱人……”
“去爱放高利贷的人、假仁假义的人、行窃的人或者愚笨的官吏？您这是怎么啦？看来，您不是搞文学的！”卞金激动地说，“不应该惩罚他们，把他们逐出公民行列，逐出社会……”
“逐出公民行列！”奥勃洛莫夫忽然从卞金面前站起来，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意味着忘记了在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里面还存在着至高无上的因素，忘记了这个变坏了的人毕竟也是人，也是你们自身。逐出！你们又如何把人从人类的圈子，从自然界，从上帝的仁爱之心中逐出去呢？”他两眼闪着亮光，几乎叫喊起来了。
“瞧，您扯到哪儿去了！”卞金说道，这令他也感到惊讶了。
奥勃洛莫夫发现自己也扯远了，便连忙打住，站了一会儿之后，打着哈欠，慢慢地躺在长沙发上。
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子。
“那么您在看什么书呢？”卞金问道。
“我……大多是游记之类的东西。”
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本诗篇快出版了，您读吗？我可以给您捎一本……”卞金问道。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表示不要。
“那我就把我的短篇小说给您带来？”
奥勃洛莫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我现在该到印刷所去了，”卞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到您这里来吗？我想劝你到叶卡特琳娜宫去，我有一辆马车。我明天要写一篇关于游园的文章。咱们一块去游览，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您可以提醒我，两个人会更好玩。您去吧……”
“不行，我有点身体不适。”奥勃洛莫夫说，皱起了眉头，拉拉被子盖在身上，“我怕潮湿，现在外边还没干燥。您今天要是能来吃饭多好啊，我们就可以聊聊天……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今天我们全编辑部的人都要到圣乔治饭店去，从那儿再去游园。我晚上写东西，天亮前送到印刷所去。再见。”
“再见，卞金。”
“晚上写东西。”奥勃洛莫夫想，“那什么时候睡觉呢？他一年大概可以挣五千卢布！这就不少了！不过要不停地写，把自己的思想、心智花在小事情上，改变自己的信念，出卖智慧和想象力，违背自己的天性，激动、暴怒、着急，没有安宁，不停地东奔西跑……不断地写啊，写啊，就像是一个轮子，一架机器：明天、后天、逢年过节、一年四季，没完没了地写，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歇口气呢？不幸的人！”
他转过脸来看看桌子，那儿一切都平平整整，墨水干了，鹅毛笔不在了，他很高兴，因为他仍然无忧无虑地像刚生下来的婴儿那样躺着，既不随便乱花钱，也不出卖任何东西……
“可是村长的信呢，住宅呢？”他忽然想起来，陷入了沉思。
门铃又响了。
“今天我们家有什么隆重的招待会吗？”奥勃洛莫夫说，等着客人进来。
进来的人说不好是多大年纪，在这样的年龄段里，也很难给他面貌下断语。他不美，也不丑，不高也不矮，既不是金发男人，也不是黑发汉子，天生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显著特点、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的人。有许多人叫他伊万·伊万内奇，也有人叫他伊万·瓦西里奇，还有人叫他伊万·米哈雷奇。
关于它的姓氏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人说他姓伊万诺夫，另一些人则叫他瓦西里耶夫或安德烈耶夫，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姓阿列克谢耶夫。初次同他见面的局外人听说了他的名字后，立刻就忘记了，连他的面貌也忘记了。他说的话也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没有给社会增添什么东西，就像他不存在也不会使社会减少什么东西一样。他头脑里没有任何机敏、新奇的东西，就像他身上没有任何特点一样。
也许他起码能讲一讲他的所见所闻，引起别人一点注意。可是他哪儿也没去过，他在彼得堡出生后，就没有去过别的任何地方，所以他的所见所闻别人也都知道。
这种人会讨别人喜欢吗？他会爱、会恨、会痛苦吗？看来他应该会爱、会恨、会痛苦，因为谁也摆脱不了这些。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能做到爱所有的人。就有这么一种人，不论怎么挑逗他们，都不能在他们心灵中引起任何的敌意、复仇这一类的情绪。不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依然表现出爱心。不过，实在地说，他们的爱，如果以热度论，是永远达不到炽热的程度的。虽然大家都说，这种人爱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是善良的，而实际上他们谁也不爱，因此他们的善良也只不过是不凶狠罢了。
如果别的人当着这种人的面施舍乞丐，那么他也会给乞丐一些小钱；而如果别的人大骂乞丐，或者驱赶他们，嘲笑他们，那么这种人也会跟着去大骂，去嘲笑。不能称这种人是富翁，因为他们并不富裕，宁可说比较贫困，也决不能说他们是穷人，因为比他们穷的人还多着呢。
他一年大概有三百卢布的收入，此外，他还在衙门里担任不太重要的小职务，领一笔数目不大的薪俸。因此他吃穿不愁，不用向别人借钱，也不会有任何人向他借钱。
在职务中他没有特别固定的工作，因此同事们和上司们根本无法发现，他什么事情做得差一点，什么事情做得好一些，从而也就很难确定他究竟擅长做什么；如果交给他做这件或那件事，那么他做完后，总是让上司难于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价，上司看一看，读一读，最后只好说：“先搁着吧，我以后再看看……大概差不离。”
你永远不会在他的脸上捕捉到某种关切或幻想的迹象，表明他这时正在同自己谈话；你也永远看不到他以探究的目光，去专注任何外界事物，想自己去了解它。
若是有人在大街上碰见他，问他：“上哪儿去？”他就说：“我上班去。”或者说：“去商店里。”或者说：“去看什么人。”如果有人说“不如跟我到邮局去”，或者“到裁缝铺去”，或者“去散步”，那么他就会跟着这个人去邮局、去裁缝铺、去相反方向的地方散步去了。
除了他母亲，未必有任何人发现他出世了。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想必也不会有任何人关心他在人世间消失。没有人会问起他，怜惜他，也没有人会因他的死而高兴。他没有任何敌人，也没有任何朋友，熟人倒很多。也许只有为他出殡的行列会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是他们第一次对这个没有固定外貌的人表示致敬，脱帽鞠躬。也许还有些好奇的人跑到出殡队伍的前面去打听死者的姓名呢，不过立即也就忘了。
整个这个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安德烈耶夫，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姓氏，都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不完全的、无个性特征的暗示，一个不响亮的回声，一种不清晰的反光而已。
就连扎哈尔（他经常地对那些聚集在大门口或小铺里公开交谈的人介绍所有去拜访他主人的各种客人）在提及这位……我们就姑且称之为阿列克谢耶夫的人时，往往也感到难以介绍，他想了很久总也捕捉不到这个人的突出特点，从而勾勒出他的外表、举止或者性格上的特点来，最后只好把手一挥，说：“此人四不像。”
“啊哈，阿列克谢耶夫，是您呀！”奥勃洛莫夫招呼说，“您好，从哪里来？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我就不跟您握手了！”
“您怎么啦，什么寒气！我今天本没想来找您，”阿列克谢耶夫说，“是碰到了奥夫奇宁，他把我拉到他家去了。我这是来请您的，伊里亚·伊里奇。”
“到哪儿去？”
“到奥夫奇宁家去，走吧，马特维·安德烈依奇·阿里扬诺夫、卡济米尔·阿里别尔托夫·普海洛、瓦西里·谢瓦斯季扬内奇·科雷米亚金都在那儿。”
“他们到那里去干啥，又何必叫我去？”
“奥夫奇宁请您去吃饭。”
“嗯，吃饭……”奥勃洛莫夫不感兴趣地说。
“然后大家都到叶卡特琳娜宫去，他们还叫我对您说，得雇一辆马车。”
“到那儿干什么呢？”
“干什么！今天那儿有游园活动，难道您不知道？今天是五月一日。”
“您先坐一会儿，我考虑考虑。”奥勃洛莫夫说。
“您起来吧，该穿上衣服了。”
“再等一等，还早。”
“还早什么！他们要求十二点钟到，提早吃饭，两点钟左右就去游园，快去吧！要不要叫人来帮您穿衣服？”
“穿什么衣服，我还没有洗脸呢。”
“那您就去洗呀！”
阿列克谢耶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在一幅他已看过一千次的画前站住，匆匆地向窗外看了一眼，从书架上拿起一件什么东西，反复地打量了一番，又放回原处，然后又打着口哨来回走动起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妨碍奥勃洛莫夫穿衣服和洗脸。这样过了大约十分钟。
“您怎么啦？”阿列克谢耶夫忽然问奥勃洛莫夫。
“什么？”
“您怎么还躺着？”
“难道要起来吗？”
“当然，人家在等着咱们，您也是想去的。”
“这是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想去……”
“瞧，伊里亚·伊里奇，刚说过，我们到奥夫奇宁家去吃饭，然后去叶卡特琳娜宫……”
“这么潮湿我怎么能去！那儿的什么东西我没见过？瞧，要下雨了，外面阴得很。”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说。
“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下雨是您想出来的，您觉得天阴是因为您的窗户多少时间没有拭擦了！一层又一层的脏东西，黑得根本不透光，而且整个窗帘几乎都放下了。”
“可是，此事只要给扎哈尔一说，他马上会叫清洁女工来，把我赶出屋去待一整天！”
奥勃洛莫夫沉思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则坐着，用手指敲着旁边的桌子，漫不经心地望了望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
“那咱们到底怎么办？您是穿衣服，还是继续躺下去？”又过了几分钟，阿列克谢耶夫问道。
“什么事？”
“去叶卡特琳娜宫呀……”
“您就忘不了叶卡特琳娜宫……”奥勃洛莫夫表示遗憾地说，“难道就不能在这里坐一坐吗？是屋里太冷？或者空气不好？您老是望着外面？”
“不，在您家里我总是觉得很好。我很满意。”阿列克谢耶夫说。
“既然觉得这里好，为什么还想到别的地方去呢？不如在我家待上一天，吃午饭，晚上您则自便……对，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塔兰季耶夫要来吃饭。我哪能出门呢！”
“既然是这样……好吧……您就……”阿列克谢耶夫说。
“我对您说了我的事情吗？”奥勃洛莫夫活跃地问道。
“什么事？不知道。”阿列克谢耶夫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起来？就是因为我这样躺着老是在想，我怎么才能摆脱困境。”
“什么意思？”阿列克谢耶夫问道，极力做出惊讶的样子。
“有两件倒霉事！不知怎么办。”
“哪两件？”
“人家要把我从住宅里撵走。您想想——要搬家，就要折腾，乱哄哄的，想一想都感到可怕。要知道在这所住宅里我已经住了八年。房东竟跟我开这种玩笑，他说‘您搬家吧，快一点’。”
“还叫您快点！他着急——想必是他很需要。搬家——这是让人难受的事情，麻烦事很多。”阿列克谢耶夫说，“丢失了这个，弄坏了那个，非常烦人！您这房子是挺可爱的……房租多少？”
“哪里去找另一所这样的房子？”奥勃洛莫夫说，“而且还那么着急。这房子干燥、暖和，家里很安静，就发生过一件失窃的事。天花板好像不大牢靠了，石灰已经脱落，但一直也没有塌下来。”
“那您就跟他说！”阿列克谢耶夫摇摇头说。
“怎样才能做到……不搬家呢？”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自问道。
“您是按合同租用这所房子的吧？”阿列克谢耶夫问道，从天花板到地板打量了一下房子。
“是的，不过已经超过合同期限了，这期间我是按月缴租的……只是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您打算怎么办？”阿列克谢耶夫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搬还是不搬呢？”
“我根本没打算搬，”奥勃洛莫夫说，“我连想都不愿去想，让扎哈尔去想办法吧。”
“有些人却很喜欢搬家，”阿列克谢耶夫说，“好像只有换个住所才能找到快乐……”
“那就让‘有些人’搬家好了。我可是任何变动也受不了！这还只关系到住处！”奥勃洛莫夫说，“您再看看村长的信里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就拿信给您看……信在哪儿呢？扎哈尔，扎哈尔！”
“唉，老天爷！”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声音沙哑地说，“上帝什么时候才让我归去啊？”
他走进来，目光浑浊地看了看主人。
“您怎么还没有把信找出来？”
“我找什么信？我根本不知道您要什么信？我又不识字。”
“反正你去找找。”奥勃洛莫夫说。
“您昨天晚上才读过什么信，”扎哈尔说，“后来我就没看见了。”
“信在哪儿呢？”伊里亚·伊里奇懊丧地说，“我又不会把它吃掉，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从我这里拿去，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瞧，那不是信吗？”
他抖了抖被子，信从被子里掉到了地板上。
“瞧，您什么都怪我！”
“好了，好了，你走吧，你走吧。”奥勃洛莫夫同时向对方喊道。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开始读那封像是用克瓦斯写在一张灰色的纸上的信，上面还盖了褐色的火漆封印。淡色的粗体字母稀稀拉拉地排成庄严的队列，陡峭地从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下来，有些地方被大块的单色墨迹斑点破坏了。
“大人，”奥勃洛莫夫开始念道，“养育我们的父亲……”这里奥勃洛莫夫略去了一些问候的话，从中间念起：
“在下谨向大人、养育我们的人禀报，在你的世袭领地上一切顺遂，四个多星期没有下雨了，想必是我们触怒了上帝，所以才不下雨。连老人都记不起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旱灾。春播作物就像被大火烤过似的。秋播作物则有的闹虫灾，有的被早霜打了，大家便改种了春麦，还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或许仁慈的上帝会保佑大人，我们并不为自己操心，就让我们死了吧。圣约翰节前还跑了三个农民：拉普捷夫、巴洛乔夫，特别是铁匠的儿子瓦西卡也逃跑了，我叫他们的婆娘去找他们，而这些婆娘去了也不回来了，听说他们住在切尔基。我的干亲家从维尔赫廖沃到切尔基去，是管事派他去的，听说那边来了一种外国犁，管事便派我干亲家到切尔基去看这种洋犁。我便托干亲家去打听那几个逃跑的农民，还求过县警察局长，局长说：‘拿公文来，什么事情都能办，把农民送回原籍。’除此之外，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我跪着哭着求他，他却对我大声喊叫：‘滚开，滚开！跟你说过了，拿公文来才能办！’可是我没有公文。本地雇不到人，都到伏尔加河船上做工去了——如今这里的人就这么蠢。伊里亚·伊里奇老爷，养育我们的父亲！今年市场上不会有我们的粗麻布了，我已经把烘干房和漂布厂关闭了，派绥丘格日夜看守着，他是个不喝酒的农民。为了防止他偷东家的东西，我日夜监视着他。别的人都是些醉鬼，他们还要求改为代役租制。欠缴的租没有付清。我们的父亲和恩人，今年给你交的钱要比去年少两千左右，但愿旱灾别把我们弄得彻底破产了。我们就按我跟您老人家所说的那个数交上。”
然后是一些表忠心的话和签名：“你的村长，最卑贱的奴仆普罗科菲·维佳古什金签呈。”村长不会写字，只在上面画了个十字。“信由村长口述，内弟独眼焦姆卡代写。”
奥勃洛莫夫看了一下信的结尾。
“月份和日期都没有写。”他说，“想必这封信是去年写的，一直搁在村长那里，里面还提到圣约翰节和旱灾。现在才想起来！”
他沉思了起来。
“喂，怎么样？”他接着说，“他提出‘少两千左右’！那还剩多少呢？我去年收到了多少呢？”——他眼睛看着阿列克谢耶夫问道，“当时我没跟您说吗？”
阿列克谢耶夫望着天花板在想自己的心事。
“等施托尔茨来了，我要问问他，”奥勃洛莫夫继续说，“好像有七八千……糟了，没有记账！如今他才给我六千！是啊，我会饿死的！靠什么去生活？”
“干吗那么着急，伊里亚·伊里奇？”阿列克谢耶夫说，“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一切困难都会得到解决，熬着总有出头之日。”
“您听见没有，他都写了些什么呢？不仅不把钱送来，给我一些安慰，反而嘲笑，故意叫我不痛快！年年都是如此，现在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办好！‘少两千左右’！”
“是啊，损失很大，”阿列克谢耶夫说，“两千可不是儿戏！听说阿列克谢·洛金内奇今年的收入也不是一万七，而只有一万二……”
“一万二总不是六千吧……”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村长使我伤透了心！即使真要发生歉收和旱灾，也不该提早让我伤心呀！”
“是啊，确实不应该，”阿列克谢耶夫说道，“不过，这些农民哪里会讲客气呢？这种人是什么也不懂的。”
“那么，要是您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疑惑地看着阿列克谢耶夫问道，很希望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安慰一下自己。
“要好好想一想，伊里亚·伊里奇，不能仓促做出决定。”阿列克谢耶夫说。
“是不是给省长写封信？”奥勃洛莫夫犹豫不决地说。
“你们的省长是谁？”阿列克谢耶夫问。
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回答，沉思起来。阿列克谢耶夫也没有说话，在考虑什么问题。
奥勃洛莫夫把信揉成一团捏在手里，双手托着脑袋，双肘支在膝盖上，这样坐了一会儿，不安的思绪涌上心头，折磨着他。
“施托尔茨能快点来就好了！”他说，“他来信说，很快就到，可是鬼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能把事办好。”
他又发起愁来。两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奥勃洛莫夫才想起来。
“对，就该这么办！”他坚定地说，几乎从床上坐起来了，“而且要尽快地办，不许半点拖延……首先……”
这时前室的该死的门铃又响起来了，奥勃洛莫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两人都震颤了一下，扎哈尔即刻从炉炕上跳下来。
三
“家里有人吗？”前室有人大声地、不客气地问道。
“这个时候能往哪儿去？”扎哈尔更不客气地回答道。
进来的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粗线条的脸，脑袋大，脖子短，眼睛突，嘴唇厚。乍一看，这个人会让你产生一种粗鲁而又不整洁的看法。显然，他不追求衣服的雅致，也不经常刮脸，看来他对此很不在乎，不以自己的穿着不好而发窘，而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
这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塔兰季耶夫，是奥勃洛莫夫的同乡。
塔兰季耶夫用阴郁的眼光看待一切，对周围的一切事物抱有一种轻蔑的、公开憎恶的态度，诅咒世上的一切，就像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抱屈的人或者是怀才不遇的人，也像是一个在命运的驱赶下东奔西走而又不甘心、不气馁的强人。
他的行为大胆而随意，语言敏捷，嗓门大，而且总是气冲冲的，如果你远一点听他说话，你会觉得是三辆空车在桥上经过。他从不在乎有谁在场，总有词来应付。一般地说，他对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朋友，态度都很粗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跟你说话，甚至在你家吃午饭或晚饭，那都是他给了你很大的荣誉。
塔兰季耶夫是一个思维敏捷而滑头的人，对一般的日常生活问题或复杂的法律案件谁都说不过他，他能很快地在任何情况下想出一切行动的理由，而且巧妙地找到证据，最后还几乎总是要把向他讨教过的人奚落一番。
然而，打从二十五年前他在某衙门处室当录事后，一直干到头发斑白，也没有变更过职位，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升迁问题。
问题在于，塔兰季耶夫只不过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口头上他能把一切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尤其是涉及别人的时候。可是一旦需要动动手指，或者挪动一步，总之，需要他把自己创立的理论付诸实践，采取实际行动，显示处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时，他就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就不中用了：他会突然为难起来，身体也不舒服了，时而说不方便，时而说有别的事情，而哪一件事情他也不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就像一个小孩那样顾此失彼，甚至连一些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不是延误了时机，把事情弄得半途而废，就是毫无章法，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叫人无法收拾，而且事后还要骂娘。
他父亲以前是外省的一个书吏，本想把自己处理讼事的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儿子，让儿子也去干他如鱼得水般干过一辈子的事业。但是命运给他做了另一种安排。这位过去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一点书的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子落后于时代，希望儿子除了高明地掌握诉讼之道外，还要学点别的东西，他让儿子跟一位神父学了三年的拉丁文。
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学完了三年的拉丁文法和句法，并开始研读科尔内利·内波斯的著作[16]，但是父亲认为他有这些知识就够了，已经大大超过老前辈了，再学下去，就可能要妨碍他的仕宦前途了。
十六岁的米哈依不知道拉丁文有何用处，在父母亲家里待着时渐渐忘记了。他等待着将来能得到出席地方自治法院或县级法院的荣誉，便经常跟着父亲出去参加各种宴席。正是在这样的学堂里，在这些公开议论的场合中，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发展到了极其精微的程度。
他以青年人的感受能力，聆听着父亲及其同僚们谈论由他们这些昔日书吏们经手过的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
不过，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尽管父亲尽心尽力，却也没有把米哈依培养成一名精通业务的讼师。如果不是命运破坏了他的计划的话，老人本来会获得成功的。米哈依的确已从父亲的谈话中掌握了他的全套理论，只差把理论付诸实践了。不料父亲去世了，他还没来得及进入法院工作，一位恩人便把他带到了彼得堡，替他在某个局里谋了个录事的职位，以后便把他忘了。
这样，塔兰季耶夫一生都是个理论家。他过去所学的拉丁文、他原来掌握的那套公正地和不公正地任意断案的精致的理论，在彼得堡的职务中根本用不上，然而他身上却有一股没有发挥出来的力量，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力量被同他作对的环境永远锁在其体内，已无希望施展，就像童话里说的恶魔被锁在了施了法术的城墙里一样，已失去了害人的力量。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身上这股徒劳无益的力量，塔兰季耶夫对人的态度才如此粗暴和不友善，经常生气和骂人。
他以苦楚的心情和蔑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现在的抄写文件、装订卷宗之类的工作。只有最后的一线希望还在远方向他微笑，那就是去干包收酒税的差使。他认为，只有以此去代替他父亲要他继承而又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唯一有利可图的。可是在这一期待中，他父亲为他准备和创立的为人处世、贿赂和耍滑的理论，由于没有了值得为之一显身手的外省的主要舞台，便被运用到了他在彼得堡卑微生活中的一切琐事上，还由于缺乏官场的交际而渗透到了与朋友的关系中。
他在灵魂中就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他由于无案可办，也没有求他办案的人，便巧妙地勒索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天知道他怎么竟能用狡猾和纠缠的办法去强迫别人请他吃饭，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人；他还毫无道理地要求所有的人尊敬他。他爱找别人的碴儿，却从不因为自己的衣服破烂而感到羞愧。可是，如果一两天不能大吃大喝一顿，他就会彷徨不安。
因此他在自己的熟人的圈子里就像一只大的看家狗，见到谁都吠，不让你动弹。但与此同时，一见有肉扔过来，他准能在空中叼住它，不论这块肉从哪里扔过来或者扔到哪里去。
最常来拜访奥勃洛莫夫的就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俄国无产者来干什么呢？他们非常清楚：来吃饭、喝酒、抽好烟。他们找到了一个温暖、安静的好去处，而且每次都一样地受到接待，即使算不上热情，却也不算冷漠。
但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允许他们到自己家来呢？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因为，直至今天，在像奥勃洛莫夫田庄这种偏远的地方，每一户殷实人家都聚集着这么一些男男女女，他们既无可靠的饭碗，又无一技之长，也不生产，只有一个填不饱的胃；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更有一帮奢侈的享乐者，他们的生活需要有这种补充。世上要是没有这种多余的人，他们会感到寂寞。你想想，谁来把不知放在哪儿的鼻烟壶找出来递给他们，或者把掉在地上的手绢拾起来呢？他们头痛的时候向谁去诉苦并有权得到同情呢？做了噩梦对谁讲，叫谁来替他们解这些梦呢？睡觉前又让谁来替他们读书催眠呢？况且，有时还可以派这些无产者到附近城镇去买些东西或帮助处理一些田庄事务，总不能事事都亲自去奔跑吧！
塔兰季耶夫一到来就热闹非凡，把奥勃洛莫夫从死水一潭和寂寞无聊的氛围中拉了出来。他大喊大叫，吵吵嚷嚷，仿佛在演一出独角戏，慵懒的主人也就免得开口和动手了。塔兰季耶夫把生命和运动，有时还有外界的新闻带进了这个被睡眠和寂静统治着的房间里。奥勃洛莫夫可以一动不动地倾听和观看他面前这个活物如何不停地走动和不停地说话。此外，他的憨朴也使他相信塔兰季耶夫真能给自己出点好主意。
奥勃洛莫夫容许阿列克谢耶夫来访则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如果奥勃洛莫夫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即默默地躺着打盹儿，或在房间里踱步，那么阿列克谢耶夫则好像不在这儿一样：他也是默默地打盹儿，或者看一本书，仔细地观赏某些图画或小玩意儿，懒洋洋地打着哈欠直到流出眼泪。他可以这样待上三个昼夜。如果奥勃洛莫夫感到一个人太寂寞了，觉得有必要表述一下思想、说说话、读读书、发发议论、发发脾气，那么随时都有这么一个顺从的、现成的、听话的人和参加者。不管是沉默、谈话或激动，也不管是什么思维方式，这个人都会一样地表示同意。
其他客人不常来，就是来了也只留片刻，前面提到的三个客人就是这样。奥勃洛莫夫跟大家的来往越来越少了，他有时也对某一新闻发生兴趣，或者跟人做五分钟的交谈，但仅此而已，接下去就没有话了。可是别人却需要他进行交流，要他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他们在人群中行动自如，大家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见解，唯有奥勃洛莫夫却不愿意了解生活。他们要把他也拖进去，而他却不感兴趣，这使他反感，不合他的意。
有一个人倒合他的意。可这个人也不给他安宁，他喜欢新的东西，喜欢社交，热爱科学和整个生活，但好像爱得更深一些、更真挚一些。奥勃洛莫夫虽然对一切人都很好，但真心地喜欢和相信的却只有他一人，也许是因为他俩在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并且一起生活的缘故。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施托尔茨。
他暂时出去了，奥勃洛莫夫正急切地等着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