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四
“你好，老乡，”塔兰季耶夫不连贯地说，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给奥勃洛莫夫，“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一块木头一样躺着？”
“别过来，别过来，你刚从外面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把被子拉上。
“瞧，你想些什么，有寒气！”塔兰季耶夫说，“来，我们握握手，人家都把手伸过来了！快到十二点了，还躺着！”
他想把奥勃洛莫夫从床上拉起来，可是奥勃洛莫夫抢先地把两只脚很快地放到床下，立即插进了鞋里。“我现在正想起来。”他打着哈欠说。
“我可知道你是怎么起床的，你会一直躺到吃午饭，喂，扎哈尔，你在哪儿？老傻瓜，快来给老爷穿衣服。”
“您先去雇一个自己的扎哈尔，然后再吠叫吧！”扎哈尔边说边走进房间来，并恶狠狠地瞅了塔兰季耶夫一眼，“瞧您把地板踩的，简直像个货郎！”他又说了一句。
“你还犟嘴，丑八怪！”塔兰季耶夫说道，抬起一只脚，准备扎哈尔走过来时从后面踢他一脚，但是，扎哈尔站住了，转身对他发起脾气来。
“您敢动动我！”他愤怒地说，“您要干嘛？我走了……”他说着向门口退回去。
“你得了，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你怎么没完没了！干吗要惹他呢？”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把东西拿过来！”
扎哈尔走回来，斜视着塔兰季耶夫，迅速地从他身边闪过。
奥勃洛莫夫让扎哈尔扶着，像一个十分疲倦的人，勉强地下了床，然后又勉强地挪到一张大圈椅跟前，坐了下去，就不动了。
扎哈尔从小桌子上拿起头油、梳子、刷子，在他头上抹了点油，梳成分头，然后用刷子刷平。
“现在洗脸吗？”扎哈尔问道。
“稍等一会儿，”奥勃洛莫夫说，“你先去吧！”
“啊哈，您也在这里？”正当扎哈尔替奥勃洛莫夫梳头时，塔兰季耶夫忽然转过脸去对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没看见您，您在这里干吗？您的亲戚真是猪猡！我一直想跟您说……”
“什么亲戚？我什么亲戚也没有。”慌张的阿列克谢耶夫两眼瞪着塔兰季耶夫胆怯地说。
“喂，就是那个，他还在这儿当差，他姓什么啦？姓阿法纳西耶夫。怎么不是您亲戚？是亲戚。”
“我不姓阿法纳西耶夫，我姓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没有亲戚。”
“还说没有亲戚呢，那个人就跟您一样长得很难看，也叫瓦西里·尼古拉依奇。”
“真的不是亲戚，我叫伊万·阿列克谢依奇。”
“反正都一样，很像您，只不过他是一只猪，您看见他，就这么对他说吧。”
“我不认得他，从未见过他。”阿列克谢耶夫边说边打开鼻烟壶。
“给我一点鼻烟！”塔兰季耶夫说，“您这是普通的烟，不是法国烟吧？正是！”他闻一闻说：“为什么不买法国烟？”后来他又严厉地说了一句：“像您亲戚那样的猪，我可没见过。”他接着说：“两年前我向他借过五十卢布，其实五十卢布算什么？还不早忘了？可他还记得，不管在哪儿，过一个月碰见我就问：‘您借的钱怎么样？’真烦人！不仅如此，他昨天到我局里去了，对我说：‘您领薪水了吧，现在可以还钱了。’我把薪水给了他，并当众羞辱了他，弄得他都找不着门。他说：‘我是穷人，自己还要钱用！’好像我就不要钱用似的！我又不是富翁！要我施舍给他五十卢布！老乡，给支烟抽。”
“雪茄烟就在那边盒子里。”奥勃洛莫夫指着书架对他说。
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圈椅里，一副懒洋洋美滋滋的样子，并不关心他周围发生的事，也没有听别人说话，他正在欣赏着抚摩着自己那双白皙的小手。
“嘿，还是那种？”塔兰季耶夫拿出一支烟，看了奥勃洛莫夫一眼，严厉地问道。
“是的，还是那种。”奥勃洛莫夫机械地答道。
“我对你说过，要买另一种外国烟，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呢！你要注意，下星期六之前要买到，否则，我将很长时间都不来了，瞧这破烟！”他点着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其他的都吞了进去，“没法抽。”
“你今天来得很早，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怎么，你讨厌我啦？”
“不，我只是发现，你平时要吃中饭时才来的，而今天刚过十二点就来了。”
“我今天有意早点来，想知道午饭吃什么。你给我吃的都是些糟糕的东西，我想知道，你今天吩咐他们做什么菜。”
“你到厨房去打听。”奥勃洛莫夫说。
塔兰季耶夫出去了。
“得了吧，”塔兰季耶夫回来时说，“大牛肉加小牛肉！奥勃洛莫夫小弟，你真不会过日子，还是地主呢！你算什么人？小市民式的生活，不会款待朋友。喂，马德拉酒买了没有？”
“不知道，你去问扎哈尔吧，”奥勃洛莫夫说，几乎没有听他的话，“那儿，大概有酒。”
“这是以前的德国酒？不行，得到英国商店里去买。”
“这就行了。”奥勃洛莫夫说，“不然还得派人去！”
“别忙，你把钱给我，我经过那儿，我给你捎来，我还要出去一下。”
奥勃洛莫夫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子，拿出一张当时的十卢布的红票子。
“马德拉酒一瓶是七卢布，”奥勃洛莫夫说，“这是十卢布。”
“都给我吧，那边会找钱的，别担心！”
他从奥勃洛莫夫手里夺去那张钞票，急忙地塞进自己衣兜里。
“好，我就去。”塔兰季耶夫说，戴上了帽子，“我三点钟前回来，顺便还得到一个大地方去，人家答应我在酒税局找个差使，叫我去看看……对了，伊里亚·伊里奇，今天你是否雇车到叶卡特琳娜宫去？把我捎上。”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表示不去。
“怎么，你是懒得去还是吝啬钱呢？嘿，你这个大财主！好吧，再见……”
“等一等，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我有点事要跟你商量。”
“又有什么事？快说，我没有时间了。”
“我忽然碰上两件倒霉事。人家要把我从住宅撵走。”
“显然，你没交房租，活该！”塔兰季耶夫说，并想走了。
“你等一下，我一贯都是提前交房租。不，人家想改建另一所房子……等一等！你到哪儿去？你说说该怎么办。事情很急，人家要我一星期后搬迁……”
“我能给你出什么主意呢？别以为……”
“我什么也没以为，”奥勃洛莫夫说，“你别嚷嚷也别叫喊，最好还是考虑考虑怎么办吧。你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
塔兰季耶夫已没有听他说话，而是在考虑什么问题。
“好吧，那您得感谢我，”他说，把帽子摘掉，坐下来，“你叫他们午饭时上香槟酒，你的事情就妥了。”
“这是什么意思？”奥勃洛莫夫问道。
“有没有香槟酒？”
“那要看你的主意是否值得……”
“你本人还不值一个主意呢，要我白给你出主意吗？你去问问他，”塔兰季耶夫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或去问问他那个亲戚。”
“得了，得啦，你就说吧！”奥勃洛莫夫请求道。
“我说你明天就搬家……”
“喂，你想什么啦！这我自己也知道……”
“别着急，别打断我的话！”塔兰季耶夫喊叫起来，“明天你搬到我干亲家母的住所去，就在维堡区……”
“这是什么新鲜事？搬到维堡区……听说那边冬天有狼出没。”
“有时狼从岛那边跑过来，那又有什么呢？”
“那边很寂寞，很荒凉，什么也没有。”
“胡说！我干亲家母就住在那儿，她有自己的房子，有几个很大的菜园子。她是贵族，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弟弟也住在一起。他弟弟可是一位有头脑的人，可不像坐在角落里的这个人，”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比你我还强得多！”
“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我不搬到那儿去。”
“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不搬。你既然求人家出主意，你就应该听听人家的话。”
“我不搬。”奥勃洛莫夫坚决地说。
“那就见你的鬼去吧！”塔兰季耶夫说，啪地把帽子戴上走出门去了。
“你真是个怪人！”塔兰季耶夫回过头来说，“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
“有什么好留恋？到哪儿都很近，”奥勃洛莫夫说，“这里有商店、剧院、熟人……这里是市中心，什么都有……”
“什么？”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有多少时间走出过院子？你说说。你多久没去过剧院，你想到哪些熟人家去？请问，你要这个市中心有什么屁用？”
“有什么用？用处大着呢！”
“瞧，你自己也不知道！可是，那边，你想想吧：你将住在我干亲家母那里，她是贵族妇女，安安静静，谁也不会招惹你，没有喧嚣声，干净、整洁。瞧你现在住的，就像住在客店里，还是地主老爷呢！而那边处处干净，安静；寂寞时有人跟你说话，除了我，不会有人上你那儿去。有两个小孩子，你可以跟他们玩，玩多久都可以！你还要什么呢？还省钱，省多少钱啊！你在这里要开支多少呢？”
“一千五。”
“而那边，一千卢布就差不多把整个院子租下了。多么亮堂漂亮的房间啊！她早就想找一个文静的、规矩的房客了，所以我才决定替你……”
奥勃洛莫夫心不在焉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你撒谎，你会搬的！”塔兰季耶夫说，“你想想，你可以少付一半钱，单房子一项你就省五百卢布。你的伙食将得到加倍改善，也更干净，不论是厨娘还是扎哈尔都再也偷不了东西了……”
前室传来了叫骂声。
“生活也会安排得更好。”塔兰季耶夫接着说，“要知道，你现在的伙食很糟糕，要胡椒没有胡椒，要醋没有醋，刀叉不干净；据你说，内衣常常找不着，到处是灰尘。简直是糟透了！而那边可是女人管家，不论是你，还是你那个傻瓜扎哈尔……”
前室的叫骂声更凶了。
“那条老狗，”塔兰季耶夫接着说，“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你就享现成的福吧。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搬过去就完事了……”
“我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突然就搬到维堡区去呢……”
“真是没有办法！”塔兰季耶夫擦着脸上的汗水说，“现在是夏天，你就跟到别墅去一样；夏天你干吗要在戈洛霍夫这个地方受苦呢？那边有别博罗德金花园，旁边就是奥赫塔区，离涅瓦河只有两步远，又有自己的菜园——没有灰尘，没有闷热。没啥可考虑的了，我午饭前就上她那儿去一趟。你给我车费，明天就搬……”
“你是什么人，”奥勃洛莫夫说，“竟突然想要我搬到维堡区去……这主意并不高明。不行，你得想办法让我留在这里，我已经住了八年，我不想换地方。”
“这事儿就算定了，你搬过去。我这就到我干亲家母那儿去。关于那份差使，就下次再去说……”
“等一等，等一等！你上哪儿去？”奥勃洛莫夫叫住他，“我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你看，我从村长那儿收到这么一封信，你说我该怎么办？”
“瞧，你是怎么生出来的！”塔兰季耶夫表示异议地说，“自己什么事都不会做，一切都要靠我！你有什么用？真不是人，简直就是草包一个！”
“信在哪里？扎哈尔，扎哈尔！又不知他把信搁哪儿了！”奥勃洛莫夫说。
“村长的信在这儿。”阿列克谢耶夫拿起揉皱了的信说。
“对，就是它。”奥勃洛莫夫说，并开始念起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伊里亚·伊里奇念完信后问道，“旱灾，欠租……”
“不可救药，这是个不可救药的人！”塔兰季耶夫说。
“为什么是不可救药？”
“怎么不是呢？”
“既然是不可救药，那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谢我？”
“不是说好了吗，请香槟酒，你还要什么呢？”
“香槟酒是谢我替你找房子。我给你办好事，你不领情，还要抬杠，真是忘恩负义！你试试自己去找房子吧！房子还是小事，主要是安定，你就像住在自己亲姐妹家里一样。两个小孩，一个未婚的兄弟，我天天都会去……”
“好，好，”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现在说说我该怎么对付村长？”
“不，吃午饭时，你要增加一种黑啤酒我才说。”
“现在又要黑啤酒，你的要求真不少……”
“那就再见了。”塔兰季耶夫说，又戴上了帽子。
“我的天哪！村长写信说收入‘少两千左右’，他这又要增加黑啤酒！好吧，你去买黑啤酒吧。”
“再拿钱来！”塔兰季耶夫说。
“要知道，你那里还有红票子找的零钱。”
“到维堡区去的车钱呢？”塔兰季耶夫说。
奥勃洛莫夫又拿出一卢布银币懊丧地塞给他。
“你的村长是个骗子，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塔兰季耶夫一面开始说一面把一卢布银币塞进兜里，“可你还糊里糊涂地相信他，你瞧他唱的是什么调！旱灾、歉收、欠租、农民外逃。撒谎，全是撒谎！我听说我们舒米洛夫世袭领地去年打下的粮食和租都还清了，你这儿却突然闹旱灾和歉收。舒米洛夫世袭领地离你那儿才五十俄里，为什么那儿的庄稼没有旱灾呢？还捏造上门收不到租！村长干什么来着？他为什么不管？怎么会收不到租？他们这儿是没有活干还是东西卖不出去呢？嘿，他是个强盗！要是我就收拾他了！农民出逃了，想必是他要了人家的什么东西而放走的，他才不会到县警察局长那儿去上告呢。”
“不可能吧，”奥勃洛莫夫说，“他甚至还在信里转述了警察局长的答复，好像是真的……”
“咳，你呀！什么都不懂。所有的骗子写得都跟真的似的，你就相信我的话吧。就拿这位来说吧，”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老实地坐着，像一只绵羊，他能写那种信吗？永远也写不了。可他的那个猪猡亲戚就能写。连你也写不出这种信！所以说你的村长是骗子，他花言巧语地写得跟真的一样。你看他选用的词：‘送回原籍。’”
“怎么对付他呢？”奥勃洛莫夫问道。
“马上撤换村长。”
“那让谁当村长呢？我怎么知道那些农民怎么样呢？也许换一个更坏的。我有十二年没有去田庄了。”
“亲自到田庄去一趟，不去不行。你到田庄去住一个夏天，秋天就直接到新住所去，我就在这里张罗，把一切都准备好。”
“搬进新的住所，我亲自到田庄！你尽出些要我命的主意啊！”奥勃洛莫夫很不满意地说，“不要走极端，还是折中一点的好……”
“喂，伊里亚·伊里奇兄弟，你全完了！换了我，早就把田庄典出去了，去买另一处田产，或者在这里找个好地方买所房子，这样值得。然后把这房子也典出去，再买另一幢房子……要是你的田庄典给我，那我就要出头了。”
“别吹大牛了，你还是替我想想，怎样做到既不搬家又不到田庄去而把问题解决了……”奥勃洛莫夫说。
“你什么时候能挪个位子呢？”塔兰季耶夫说，“你瞧瞧你的样儿，你能做什么？你对国家有啥用处？连农村都不能去！”
“我现在去还早，”伊里亚·伊里奇回答说，“首先得让我把打算在田庄实施的改革计划完成了……能否这样办，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忽然说，“你去跑一趟，你内行，地方也熟。我不会舍不得费用。”
“怎么，我是你的管家吗？”塔兰季耶夫傲慢地说，“况且我早就不跟农民打交道了……”
“那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说，“真不知道。”
“那你就给县警察局长写封信吧，问问他，村长是否跟他谈过农民逃亡的事。”塔兰季耶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请他到田庄去一趟；然后再给省长写封信，让他责成县警察局长调查村长的品行。你就这样写：‘恳请大人怀着父亲般的同情和仁慈，关注由于村长的暴行造成余之不可避免的灾难，念及余及余妻更兼那无人赈济嗷嗷待哺之幼儿十二人面临的不可逆转的彻底破产之苦……’”
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起来。
“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孩子呢，要是他们要来看这些孩子怎么办？”奥勃洛莫夫说。
“扯淡，你就写上十二个孩子，他只会被当作耳边风过去，不会有人来查的，只有这样写才‘像真的一样’……省长会把信交给秘书，你同时也得给秘书写封信，自然是要带点附件，因为事情是要秘书去办的。邻居们也得求到，你在那儿有什么邻居吗？”
“多布雷宁离我近，”奥勃洛莫夫说，“在这儿我也常常看见他，他现在在村里。”
“也给他写封信，好言相求，就说：‘请帮帮忙，我将非常感谢你这位基督徒、朋友和邻居。’随信再附上一份彼得堡的礼品……雪茄烟什么的。就这么办，否则你就是什么也不明白，真是完蛋了！对村长可要当心，要是我，我一定收拾他！邮车什么时候到那里去？”
“后天。”奥勃洛莫夫说。
“那么就坐下来马上写信吧。”
“后天邮车才去，干吗现在就写呢？”奥勃洛莫夫说，“明天写也可以。你听我说，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他补充说道，“你‘做善事’就做到底吧！中饭我照你说的办，再加一道鱼或者鸡什么的。”
“你还有什么事？”塔兰季耶夫问道。
“请坐下来帮我写。写三封信对你来说不费多大工夫！你讲得那么‘自然’……”奥勃洛莫夫掩饰着自己的微笑补充说，“伊万·阿列克谢依奇可以替你抄写……”
“嘿，真想得出来！”塔兰季耶夫答道，“要我替你写！我在局里已经三天没有写字了；一坐下来，我的左眼就流泪，并开始跳动，显然是受风了，而且我一弯腰，头就麻木……伊里亚·伊里奇老弟，你真是个懒虫，你完了！你一文不值！”
“要是安德烈能早点回来就好了！”奥勃洛莫夫说，“他会把一切事情办好……”
“瞧，找到好人了！”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该死的德国佬，是极其狡猾的骗子……”
塔兰季耶夫对外国人有一种本能上的反感。在他看来，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是骗子、奸诈狡猾之徒或者强盗的同义词，他甚至不能区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在他眼里他们全都是一样的。
“你听着，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严厉地说，“我请求过你，你说话要有节制，尤其是提到与我亲近的人……”
“亲近的人！”塔兰季耶夫愤恨地表示异议，“他是你的亲人吗？谁都知道他是德国人。”
“比所有亲戚还要亲；我和他一起长大，上学，我不许你无理……”
塔兰季耶夫气得满脸通红。
“咳，你要是认为那个德国佬比我还重要，”他说，“那么我以后再也不进你的门了。”
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奥勃洛莫夫顿时软下来。
“只希望你把他当作我的朋友尊敬他，对他谨慎一点，仅此而已。这样要求好像不过分吧。”他说。
“尊敬德国佬？”塔兰季耶夫带着极大的蔑视说，“为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哪怕是看在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上学这一点上。”
“这有什么了不起！谁跟谁一起上学的情况少吗？”
“如果他在这儿的话，他早就替我解决一切麻烦了，既不会要黑啤酒，也不会要香槟酒……”奥勃洛莫夫说。
“啊哈，你这是在数落我！那就让你的黑啤酒和香槟酒见鬼去吧！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我把它放哪儿啦？全忘了，该死的！”
他掏出一张满是油污的写过字的纸。
“不对，不是它，”他说，“我把它搁哪儿啦……”
他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
“别费那劲了，不要找了！”奥勃洛莫夫说，“我并没有责备你，我只是请你在提及我亲近的人、帮了我许多忙的人时，礼貌一些……”
“帮许多忙，”塔兰季耶夫气愤地说，“你等着吧，他还会给你更多的帮助——你就听他的吧！”
“你干吗这么对我说话？”奥勃洛莫夫问道。
“干吗？等德国佬把你剥光了，你才会知道，不要俄国老乡，而要一个流浪汉会怎么样……”
“你听着，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说。
“没有什么可听的，我已经听过很多了，受够了！老天有眼，我受了多少气……当年他父亲在萨克森也许连面包都吃不上，到我们这儿来倒目空一切了……”
“你干吗要去惊动去世了的人？他父亲有什么罪过？”
“父亲和儿子，两人都有罪，”塔兰季耶夫挥挥手，阴沉地说，“难怪我父亲忠告我要提防这些德国佬，他对各种各样的人见识得多了！”
“他父亲究竟什么地方使你不痛快呢？举例说说。”伊里亚·伊里奇问道。
“什么地方？他那年九月份到我们省里来时，只穿一件常礼服，一双鞋，可是现在，突然给他的儿子留下一份遗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给他儿子留下总共不过四万卢布。其中一部分是夫人的嫁妆，其余则是他当教师和当庄园管家赚来的钱，他的薪俸很高。可见，他父亲并没有罪过。他的儿子又何罪之有呢？”
“好儿子！他从父亲那儿拿来的四万一下子变成了二十万的资本，还当上了七品官，并成了有学问的人……现在又去旅行！样样都有他的份儿。难道一个真正的正派的俄国人会这样干吗？俄国人只干一件事，而且干事时不慌不忙，悠着劲儿干。可你瞧他！要是他干的是专卖，赚了钱，倒也明白。可他干了什么？呸，不干不净！依我看，早该把他送上法庭了！如今鬼知道他还在哪儿逍遥呢！”塔兰季耶夫继续说，“他干吗要在异国土地上逛来逛去呢？”
“他想学习，想看到一切，知道一切！”
“学习，人家还少教他吗？还学什么？他在撒谎，可别信他。他要像骗小孩一样哄骗你。哪有大人还学习的？你没听见他说什么吗？七品官还学习！你在学校里学习过，难道现在还学习？而他（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难道还在学习？他的亲戚还在学习？哪一个善良的人还在学习？他现在还在哪一所德国学校里做功课？他胡说，我听说他是去看一种机器，要订购。我看那是印俄国钞票的机器！要是我，就把他关进监牢……还有股票什么的……咳，我非常憎恨这些股票！”
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起来。
“你咧着嘴笑什么？我说得不对吗？”塔兰季耶夫说。
“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了！”伊里亚·伊里奇打断了他的话，“你走吧，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我和伊万·阿列克谢依奇来写这些信，并尽快把我们的计划草图拟出来。顺便就一起做了……”
塔兰季耶夫已经走到了前室，但忽然又转了回来。
“我全忘记了，我一早来是有事找你的。”他说道，已不那么粗野了，“明天有人请我去参加婚礼：罗科托夫结婚。你的燕尾服借我穿一穿。你看，我那件已经有些旧了……”
“那怎么可以？”奥勃洛莫夫由于这一新的要求而皱起了眉头，“我的燕尾服对你不合身……”
“合身，怎么不合身！”塔兰季耶夫说，“你记得吗？我量过你的常礼服：就像是给我缝的！扎哈尔，扎哈尔！老畜生，你过来！”塔兰季耶夫喊道。
扎哈尔像熊一样大吼一声，但没有过来。
“伊里亚·伊里奇，你叫他过来，他怎么这样呢？”塔兰季耶夫埋怨道。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喊了一声。
“噢，真是的！”前室里传来了说话声，同时听见双脚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
“喂，你有什么事？”扎哈尔对塔兰季耶夫说。
“把我那件黑色燕尾服拿过来！”伊里亚·伊里奇吩咐他说，“米哈依·安德烈依奇要试穿一下，看是否合身。明天他要去参加婚礼……”
“燕尾服不借。”扎哈尔坚决地说。
“你怎么敢不听主人的命令？”塔兰季耶夫喊起来，“伊里亚·伊里奇，你怎么不把他送到感化院去？”
“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把一个老头送到感化院去！”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去把燕尾服拿来，别犟啦！”
“不给！”扎哈尔冷漠地答道，“先要让他把咱们的坎肩和衬衣还回来，都拿去四个月了，也是说要参加命名日，可拿去了就不还了。坎肩是天鹅绒的，衬衣是精细的荷兰料子，值二十五卢布。燕尾服我不给！”
“那就再见了，见你的鬼去吧！”塔兰季耶夫怒冲冲地说，一边用拳头威胁扎哈尔，一边往外走，“伊里亚·伊里奇，你等着，我就去给你租房子，你听见没有？”他又加了一句。
“那好吧，好吧！”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只求快点摆脱他。
“你就在这儿把该写的信写好吧，”塔兰季耶夫接着说，“别忘记告诉省长，你有十二个小孩，‘一个比一个小’……五点钟的时候要把汤端上桌！你怎么没吩咐做馅饼呢？”
不过奥勃洛莫夫没吭声，他早已没听他说话，而是闭着眼睛在想别的事情。
随着塔兰季耶夫的离去，房间里清静了十分钟左右，村长的信和面临搬家的事弄得奥勃洛莫夫心情不佳，塔兰季耶夫的吵闹也使他有点疲倦了，他最后叹了一口气。
“您怎么不写信呢？”阿列克谢耶夫小声问道，“我可以给您修笔尖。”
“您修吧，修完了，您请便！”奥勃洛莫夫说，“我一个人来写，午饭后您再帮我誊清。”
“很好，阁下，”阿列克谢耶夫说，“我真的还是打搅了您……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别等我们去叶卡特琳娜宫了。再见，伊里亚·伊里奇。”
但是，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听他说话。他缩着双腿，几乎躺在了沙发里，闷闷不乐，然后便不知是打起盹来，还是陷入了沉思。
五
奥勃洛莫夫贵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将近十二年，从未离开。
先前，父母亲在世时，住得比较挤，住所只有两个房间，仆人也只有从乡下来的扎哈尔一个。父母亲去世后，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农奴的唯一拥有者，他得到的这份遗产是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几乎到了亚洲地区。
他的年收入已从五千纸卢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万纸卢布。这时候他的生活也变了样，比较宽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个厨子，还养了两匹马。
当时他还年轻，即使不能说他生龙活虎，至少也比现在要活跃得多，充满各种追求，有过种种想法，对命运对自己都有过许多期待，随时准备干一番事业，扮一种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职务方面，这正是他到彼得堡来的目的。然后也考虑过他在社交界的作用。最后，在一种遥远的前景中，即从青年进入成熟期的转变中，家庭幸福也在脑海中闪现过，并向他微笑。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绒毛变成了粗硬的胡须，闪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圆点，腰身粗起来，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已经满三十岁了，可是他还未在任何一种行业中迈出过一步，依然站在门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他一直准备进入生活，一直在头脑中描绘着自己未来的蓝图，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必须经常地对这份蓝图作某些修改，或扬弃其中的某些东西。
在他看来，生活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由劳动和无聊构成——他认为这两者不过是同义词罢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乐构成。正因为这样，人生的主要舞台——公务从一开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内地、在故乡温馨柔和的风土人情中孕育长大的，二十年间一直处在亲人的怀抱和熟人的拥抱之中，家庭的影响已渗入了他的身心，以致后来的公务也被他想象成一种家务，就像父亲懒洋洋地在账本上记下收入和支出那样。
他原以为，一个地方官员就组成一个和谐、亲密的大家庭，不断地关心彼此的安宁和欢乐；到衙门上班绝不是一种必须天天遵循的习惯，雨雪泥泞的天气，酷暑，或者干脆心情不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托词。
当他知道，一个健康的官员，至少要在发生地震这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时，他感到很不痛快，因为很倒霉，彼得堡从不发生地震。水灾当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灾也很少发生。
当文件袋上标着“要件”或“特要件”的字样在他眼前闪现时，当他被迫去做各种查询、摘录、翻阅档案，在两指厚的本子（把它称为“札记本”，真是开玩笑）里不断地抄写时，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此外一切都要求快办，直往前赶，不许片刻停留，一件事没有脱手，又狂热地抓另一件事，仿佛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后，便束之高阁，再去抓第三件——如此没完没了！
有两次深夜被叫起来写“札记”。有几次是他做客时，局里信差找上门来，也是叫作这类札记。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烦恼。
“何时才生活，何时才生活啊？”他反复地说。
关于上司，他以前在家里听父母说过，上司乃下属之父，从而也就是一个最亲切的家人概念。他把上司想象成第二个父亲一样的人，不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父亲的都得经常奖励自己的下属，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还要让他们高兴。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上司应设身处地地为下属考虑到这样的程度：关心地打听他夜里睡眠怎样，为什么他两眼浑浊，是否头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极端失望。上司一到，处处便乱作一团，大家都腼腆起来，跑上跑下，彼此磕磕碰碰，有的人赶快整理衣冠，他们怕自己在上司面前表现不够好。
奥勃洛莫夫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上司，他们把起来迎接自己的下属被吓得脸孔发呆这种情况，看作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尊敬，甚至是一种竭诚和业务能力。
伊里亚·伊里奇本不需要如此害怕自己这位对人善良、友好的上司，这位上司从没对任何人做过不好的事，下属对他也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没有更高的要求了。从没有人听见这位上司说过难听的话，或者叫喊和发火，他从来不要求，总是请求。请人做事，请人到家做客，连拘捕人时，他也请求。他对任何人都从不称呼“你”，全部称呼“您”，不论是对一位官员还是对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上司在的时候，下属便都胆怯起来。他们在回答上司的亲切问话时，连嗓音都变了，不像跟其他人那样说话了。
上司走进屋里来时，伊里亚·伊里奇忽然也胆怯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上司跟他说话时，他的嗓子就变哑了，变得又细又难听，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嗓子。
尽管上司仁慈宽厚，公务上的恐惧和愁闷也使伊里亚·伊里奇痛苦到了极点。如果碰上一个严厉的、求全责备的人，天晓得他会怎样！
奥勃洛莫夫勉强地干了两年的差使，也许再干到第三年，便能晋级，但是一个特殊事件迫使他提前退了职。
一天，他发送了一份重要文件，本应发到阿斯特拉罕，他却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事后上级便追查是谁的过错。
所有的同僚们都好奇地等着，看上司如何召见奥勃洛莫夫，如何冷漠地镇定地质问他“是否把文件发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大家都感到困惑：伊里亚·伊里奇将用什么样的嗓音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他干脆不回答：因为他无法回答。
奥勃洛莫夫看看别的人，自己也吓了一跳。尽管不论他还是其他人都知道，上司不外是申斥他几句罢了，但是他自己良心上的自责却严厉得多。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给他做出处罚，便自己回家去了，然后送去了一份医生证明。
这份医生证明说：“兹证明：十品文官伊里亚·奥勃洛莫夫患有心脏肥厚兼左心房扩大症，[17]还有慢性肝区痛，如若进一步恶化，则会危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此病之所以发作，是由于天天上班工作所致，为了防止此病的再次发作和加剧，我认为奥勃洛莫夫先生应暂时停止上班，停止脑力工作及一切活动。下面是我的签字和盖章。”
不过这只能是临时救急，生病总是要康复的，病好后还是要天天上班。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于是申请退职。他的公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恢复。
他在社交界的活动倒比较成功。
来彼得堡的头几年，他那年轻、安详的脸常常现出活跃的表情，两只眼睛长久地燃炽着生命之火，放射出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光芒；他也和大家一样，会激动，有期待，可以为一些琐事高兴，也为一些琐事苦恼。
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人还处于稚嫩的时候，那时他会把任何一个男人都当成知心朋友，也几乎能爱上任何一个女人，并准备向她求婚。有些人甚至真的这样干了，从而造成极大的悲痛而终身遗憾。
在这些幸福的日子里，也曾有不少的美女向伊里亚·伊里奇投来温柔的、丝绒般的甚至充满激情的秋波，无数默许的微笑，两三次偷吻，还有更多的友好的握手，握手时心痛得会让人流泪。
然而他从来没有成为美女的俘虏，从来没有成为她们的奴隶，甚至也不是她们的十分殷勤的爱慕者，因为他觉得，与女人接近要引起许多的麻烦。奥勃洛莫夫对她们多半是远远地鞠躬问候，保持一个彬彬有礼的距离。
在社交界，他同女人的交往很少达到让他一连几天感情勃发、陷入缠绵热恋的程度，因此他的恋情都没有发展成罗曼史，而往往是在恋爱的初期就停止了，其纯洁无邪的程度不亚于寄宿学校未成年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最不愿意与那些苍白的、忧郁的姑娘来往。她们大都有一双黑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种“难受的白天和罪孽的夜晚”的表情；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痛苦是什么，欢乐又是什么；她们总是要相信点什么，说一点什么，等到要说的时候，她们又哆嗦起来，流出莫名的眼泪，然后突然用双手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望着天空说，她们的生活注定要倒霉了！有时还晕倒过去。奥勃洛莫夫总是害怕地躲避这类姑娘，当时他的灵魂还是纯洁的贞洁的，也许还期待过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依托，自己动人的激情。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好像已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
伊里亚·伊里奇和他那一群朋友的分手就更冷淡了。村长的第一封关于歉收的信来了之后，他立刻就把第一个朋友，即厨师，换成了厨娘，然后又卖了马，最后把其余的“朋友”也放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出门，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住得越来越牢、越来越稳了。
起初他觉得整天在家里穿得整整齐齐很难受，后来也懒得去做客吃饭了，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外（他们是单身汉），因为在他们家里可以取下领带，解开坎肩，甚至可以“躺一躺”，或睡上个把小时。
很快，晚会也使他厌烦了，因为晚会上要穿燕尾服，得天天刮脸。
他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一种说法：只有早晨蒸发的水汽才对人体有益，晚上的水汽有害。于是他就害怕潮气了。
尽管他有这些怪癖，他的朋友施托尔茨还是能够把他拉到人群中去。不过施托尔茨经常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尼日尼、克里米亚，然后又出国。他不在，奥勃洛莫夫整个地又回到了蛰居状态，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把他拉出来，可是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总不见发生，而且近期也没有要发生的预兆。
除此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那种胆怯心理又重现了。过去日常生活范围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似乎都要给他带来危险和灾祸。这是他对形形色色的外界现象过于疏远的结果。
比方，他卧室里天花板的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经看惯了。至于房间里永久窒闷的空气，长期的闭门不出，比晚间的潮气更有害于健康，每天吃得过饱是一种慢性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他也从未考虑过，因为也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害怕。
他对运动，对生活，对人多的场合，对忙碌都不习惯。
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感到憋闷，乘船他担心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乘车他又感到马要狂奔起来，把他摔得粉碎。
不然就是一种神经性恐惧症的发作：他害怕周围的寂静，或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觉得不寒而栗。有时他恐惧地瞟一眼黑暗的角落，于是，想象力便跟他开玩笑：鬼神出现了。
他在社交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对于青年时代那些受人欺骗或者被他欺骗过的希冀，那些温馨而又忧伤的美好回忆，他只是手一挥就过去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即使到了老年，想起来也会心跳不已。
六
他在家干些什么呢？看书？看报？写作？学习？
是的，如果他手头有一本书，有一张报纸，他是会看一看的。
当他听说有这么一本很出色的作品时，他也会产生一种读读它的想法。他会去找，去向人借书，如果人家能很快地给他提供这本书，他是会读的。对他所读的东西也会形成自己的想法，再进一步，他甚至能掌握作品的精神。可是你瞧，就在这时他躺下了，两眼无精打采地望着天花板，书搁在一边，没有读完也没有读懂。
冷却的速度比他当初发生兴趣的速度还要快。他一旦丢下这本书，就永远也不会再去读它。
他其实也和别人一样，十五岁之前在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年老的双亲经过长期的争取，才决定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将就着完成了学业。
胆小、冷漠的性格，使他的慵懒和任性没有在外人面前完全地暴露出来。因为在学校里不会给娇生惯养的子弟特殊照顾。他必须端正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课堂上不许做任何别的事，他得吃力地温习功课。这弄得他满头大汗，不断地长吁短叹。
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上帝对我们的罪孽施行的惩罚。
他做功课从不去管老师用指甲划出的那一行以外的东西，也不对老师做任何的提问，不要求讲解，他只满足于笔记本里所写的那点东西，即使不完全明白老师讲的和教的东西，他也没有流露过令人厌烦的好奇心。
如果他能勉强地修完一本所谓统计学、历史或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他就非常满足了。
每当施托尔茨给他拿来一些必须阅读的课外书籍时，奥勃洛莫夫都会久久地默默地望着他。
“布鲁图，连你也反对我！”[18]他叹口气说，把书接过去。
这种过分的阅读使奥勃洛莫夫感到很不自然，很沉重。
要这些耗费纸张、时间和墨水的笔记本干什么？要这些教科书干什么？把一个活生生的学生禁闭六七年，用严格的制度去限制他，责罚他，坐在教室里疲惫不堪地做功课，不许跑，不许闹，不许娱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他又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让这一知识资本周转起来？况且这种知识有部分在生活中是没有用的，例如政治经济学、代数、几何，我如何把它用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上呢？”
历史课本也只会令人烦恼。背诵它，读它，可是上面写着：灾难降临了，人类不幸。瞧，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不断地工作，干活，忍受着千辛万苦，盼望好日子来临。好日子终于来了，历史也该歇一会儿了。可是不行，天空又出现了乌云，建立的大厦倒塌了，又得不断地工作，干活……好日子不常在，迅速过去。生活奔流不息，不断向前流去，冲毁一切。
认真读书他感到疲倦。那些思想家无法激起他对抽象真理的追求。
不过诗人使他活跃起来。他和大家一样，长成了青年。他现在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不会背叛任何人，而是对一切人微笑，年富力强，对生活充满了希冀，渴望为民造福、牺牲自我、积极行动。在这个时期，人的心脏、脉搏激烈跳动、感情冲动、言词激越，眼睛里流着甜蜜的泪水。智慧和心灵变得清澈明亮了；他抖掉了瞌睡，他的灵魂要求行动。
施托尔茨帮他延长了这个时期，延长到他的朋友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他抓住奥勃洛莫夫喜欢诗人这一点，有一年的时间严格约束他去思考和研读。
施托尔茨利用青年人都喜欢想入非非这一特点，在朋友读诗的时候，除了欣赏外，又加入了其他目的：严肃地指出他自己和他朋友的生活道路和前程，吸引朋友去考虑未来。他们俩都十分激动，流过泪，并且相互庄严宣誓要走一条合乎理性的、光明的道路。
施托尔茨的热情感染了奥勃洛莫夫，在他心里燃起了劳动的渴望，追求遥远的却又是诱人的目标的渴望。
可是希望之花开过之后并没有结果。奥勃洛莫夫的思想有点变了。现在他只是偶尔才按施托尔茨的要求读一两本书，也不是一下子读完，而是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浏览一下罢了。
不论他读到多么有趣的地方，如果这时到了吃饭或睡觉的时间，他都会把书倒扣过来搁着，去吃饭或熄灯睡觉。
如果给他的书是第一卷，那么他读完之后不会去借第二卷，如果第二卷也送来了，他就慢慢地读。
到后来他连第一卷也读不下去了。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胳膊肘搁在桌子上而脑袋搁在胳膊肘上度过的，有时脑袋直接搁在施托尔茨硬要他看的那本书上。
奥勃洛莫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他最后一次听课的日子也就成了他求学的终点。校长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签了名，就像以前教师在他书上用指甲划的印一样，被我们的主人公看作是一种标志，即学习到此为止，不认为需要再学习什么了。
他的脑袋是存放各种僵死事件、人物、时代、数字、宗教以及与任何事物都毫无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数学等其他真理、问题、原理的复杂的档案库。
这就像是一个按不同知识部分分卷分册拼凑而成的图书馆。
学问对伊里亚·伊里奇的影响是奇怪的：在他看来，学问与生活之间有一条他从不试图跨越的深渊。对他来说，生活是生活，学问是学问。
他学过所有现行的和早已不通行的法律，也听过实用诉讼法的课。但是有一次家里失窃，需要给警察局写一份报告，他拿来纸、笔，想呀想呀，最后还是请人找来文书代写。
他田庄的账目由村长打理。“学问在这里有啥用呀？”他困惑不解地想道。
于是他摆脱了知识的重负，重新过他幽居的生活。其实这些知识本来是可以给他头脑中那自由闲散和无聊昏睡的思想指出一个方向的。
他都干了什么呢？他还是继续在描绘他的个人生活的蓝图。他发现，在这个蓝图里就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和诗情，用不着书本和学问的帮忙。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他摒弃了公务和社交界，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生存任务。他仔细地考虑了自己的使命，终于发现，他生活和活动的领域就在他本身。
他明白了，家庭幸福和管理田庄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但直到现在他还不太懂自己的事务，有时是施托尔茨帮他料理。自己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他都不知道，他从来就没算过什么账。
奥勃洛莫夫的父亲把遗产传给儿子，就像当年祖父传给父亲一样。老奥勃洛莫夫虽然在乡下住了一辈子，但他没有去玩什么自作聪明的花样，没有像现在的人那样，绞尽脑汁地发明什么提高土地产量的新办法或推广和强化老办法，而是祖辈在地里种什么和怎么种、如何销售农产品等，他都完全照办。
不过老头子碰到好收成，或者由于粮价上涨给他带来比往年更多的收入时，也十分高兴，他把这称作是上帝赐福，只是他不喜欢想方设法勉强地多挣钱。
在回答某些在他看来是有害的建议时，他就说：“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不比我们傻——他们幸福地过了一辈子，我们也过得去：上帝赐福，我们就能吃饱。”
他不玩任何狡诈手段就能从田庄获得所需的收入，供全家和各种客人每天的吃喝。他感谢上帝，并认为还想获得更多，就是罪过了。
如果管事交给他两千，而把三分之一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还流着眼泪推说，庄稼遭了雹灾、旱灾而歉收，那么老奥勃洛莫夫也会一面流着泪一面画着十字说：
“这是上帝的意旨，不能同上帝争辩！能收到这些，就该感谢上帝了。”
父母亲死后，田庄的经营管理不仅没有改善，从村长的来信看，变得更糟了。显然伊里亚·伊里奇本该自己到田庄去一趟，去找一找收益每况愈下的原因。
他也打算这样做，但又老拖着，部分原因是，下去一趟对他来说就像是舍己忘身的建功立业。而且这种业绩又是新的，他几乎一无所知。
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旅行——坐的是不换马的长途旅行车，周围垫着羽绒褥子，带着各种小匣子、皮箱、火腿、炖肉、小白面包、各种烤的和腌的家畜和家禽，还随身带着几个仆役。
这就是他从自己的田庄到莫斯科的唯一的一次旅行，他把这一次旅行当作一切旅行的标准。但他听说，现在的旅行已不是这个样子了，马车玩命地跑得很快。
伊里亚·伊里奇拖延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想好他这些事情该怎么办。
他已不同于父辈也不同于祖父辈。他读过书，见过世面。这一切就使他产生了与祖辈父辈不同的各种想法。他明白，挣钱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每一个公民用诚实的劳动去维持公共福利的义务。
因此，他在自己独居时所描绘的那份生活蓝图，大部分是新式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安排田庄和管理农民的计划。
计划的基本思想，各方面的配置，以及其中的主要部分——在他的脑子里早已形成，只需补充一些细节、预算和数字就行了。
他有几年的时间都在不倦地制作这个计划。走路、睡觉和社交中，他都在不断地想，仔细地思考着，时而是补充这些条目，时而是改变那些条目，时而把昨天想到的而晚上又忘记了的东西恢复起来，有时候像闪电一样忽然冒出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想法，脑子便沸腾起来——计划工作就这样进行着。他不是别人的现成思想的渺小的执行者，他是自己思想的创造者和执行者。
他早上从床上起来，喝完茶便立即在沙发上躺下来，一只手托着脑袋专心思考，不惜力气，直到大脑被繁重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了，而且良心也对他说“今天为公共福利干得够多了”为止。
只有这时他才决定休息一下，并把操心的姿势也改变一下，变得不那么认真严肃，而是更为舒服，更便于幻想和愉悦。
摆脱了操心的事以后，奥勃洛莫夫喜欢遁入自我，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他欣赏崇高的思想，也并非不知道普通人的疾苦。他在心灵深处有时也会为人类的灾难而恸哭，感受到莫名的痛苦和烦恼，渴望到遥远的地方去，到或许是施托尔茨引他去的那个世界里去……
这时他会热泪盈眶，痛哭流涕……
也有这样的情况，即面对人间的恶习、谎言、诽谤和充斥世界的罪恶，他会表示极端的蔑视并满心希望指出人的这种脓疮；一些思想忽然在他头脑里大放光芒，像大海中的波浪在激荡，然后逐渐形成一种志向，使他全身热血沸腾，肌肉跳动，筋腱紧张，志向改变成为意图，于是他为精神力量所驱使，立刻变换了两三种姿势，两眼闪出亮光，从床上抬起半个身子，伸出一只手，有所感悟地向四周张望……眼看意图就要实现，憧憬就要成功了……主啊！到那时，这一崇高努力会迎来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善果啊……
可是，你瞧，早晨已经过去，白天也已接近了黄昏，奥勃洛莫夫亦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了。他心中的风浪平静下去，头脑清醒过来，血管里的血液也流得慢了。奥勃洛莫夫静静地、若有所思地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把忧郁的目光投向窗外，望着天空，悲戚地目送着太阳壮丽地落到谁家四层楼的房后去了。
他有多少次目送了这种日落啊！
第二天又是照常的生活，又是激动的幻想！他有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战无不胜的统帅，在他面前，不仅拿破仑，就连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19]也一钱不值。他想象出某种战争，其原因是比方非洲人大量拥入欧洲，或者是他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亲自作战，决定各国人民的命运，捣毁城市，赦免一些人，处决一些人，建立慈善和宽厚的功勋。
或者是，他登上思想家或者伟大艺术家的舞台，大家向他致敬，他享受荣誉，人群在他身后高喊：“你们看，你们看，这是奥勃洛莫夫，我们著名的伊里亚·伊里奇来了！”
在痛苦的时候，他为一些琐碎的事而烦恼，辗转反侧，脸朝下躺着，有时甚至完全茫然。这时他从床上起来，跪下祈祷，热烈而又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天制止那险恶的暴风雨。
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天之后，开始平静下来，对世间的一切也冷漠了，而暴风雨，也由它去吧！
他就这样地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常常是整天心情激动，只有当白天接近黄昏，太阳像一只大圆球壮丽地再次走到四层楼的房子后面时，才会离开令人神往的梦境或者折磨人的内心牵挂而清醒过来，深深地叹息一声。
那时他会又一次用若有所思的眼神和悲伤的微笑目送着太阳落山，激动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谁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看见过伊里亚·伊里奇的这一内心生活，大家都以为，奥勃洛莫夫就是那个样，只知道睡觉吃饭，除此之外不能指望他会干什么，他也未必能正经地思考什么。认得他的人都这么说。
关于他的能力，关于他那炽热的脑袋和仁慈的心所进行的内心的火山活动，施托尔茨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可以作证，可是施托尔茨几乎总是不在彼得堡。
一辈子围着主人转的扎哈尔，对主人的内心生活知道得更为详细，可是他确信他和主人都在做事，而且生活得很正常，像常人一样，也不能不是这样。
七
扎哈尔五十多岁。他已不是那种俄国老家人的直系后裔。俄国老家人是一种仆役骑士，是勇敢而又正直的人，对主人的忠心达到忘我的地步，他们的特点是：具有一切美德，没有任何恶习。
扎哈尔这个骑士是既不勇敢，又牢骚满腹。他是属于两个时代的人，两个时代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印记，从前一个时代他继承了对奥勃洛莫夫家的无限忠心，从后一个时代则学会了耍手段和风气败坏。
他虽然对主人极其忠心，却又很少有一天不对他撒谎。过去的仆人经常劝阻主人挥霍和浪费，扎哈尔却喜欢拿主人的钱与朋友去喝酒；以前的仆人像阉人一样贞洁，这个扎哈尔却老往一个形迹可疑的大嫂家里跑；从前的仆人用最牢固的大木箱保存主人的钱财，扎哈尔却老是想在开支时从主人那里捞上十个戈比，桌子上若是放有几个硬币的话，他一定会攫为己有。若伊里亚·伊里奇忘了向他要找回的零头的话，那么以后也就休想要回去了。
他不敢偷更多的钱，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花钱不多，只需要几十戈比就够了，也许是他害怕被发现，但绝不是因为他诚实有余之故。
以前的老家人像一只训练有素的好猎犬，宁可饿死也不会去碰那些交给他看管的食物，而这个扎哈尔则不然，哪怕是没有交给他看管的东西，见到什么，就把什么都吃掉喝掉。以前的老家人只想让主人多吃一点，要是主人吃不下，他就犯愁，而这个扎哈尔犯愁的是，主人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光了，没有一点留下。
此外，扎哈尔还是一个喜欢挑拨是非的人。在厨房里，在小铺子里，在大门口扎堆的人群中，他天天都在抱怨日子过不下去，说从未听见过有比他家更坏的主人，既吝啬，又任性，还爱发脾气，没法伺候，总之待在他那儿还不如死了好。
扎哈尔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也不是想加害于主人，只不过是他从祖辈和父辈那儿继承下来的——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对主人发牢骚的习惯。
由于烦闷无聊，由于缺少谈话资料，或者是为了吊一吊听众的胃口，有时他会编造一些谎言，栽到主人头上。
“我家老爷老上那个小寡妇家去，昨天还给她写了个字条。”他哑着嗓子，让人信以为真地小声说。
或者对人说，他家老爷是世界上头号的牌迷和酒鬼，通宵达旦地打牌并喝得烂醉。
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伊里亚·伊里奇并没有去寡妇家，晚上睡得很安稳，也没有打牌。
扎哈尔不讲究卫生。他很少刮脸，虽然洗洗手脸，好像多半也是做做样子，反正任何肥皂对他也无济于事了。他洗澡的时候，那双手由黑变成红，但两小时后仍旧是黑色的。
他做事很笨，开大门和房门的时候，总是打开这一扇，那一扇便关上了，而去开那一扇时，这一扇又关上了。
若是一块手绢或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他怎么也无法一次捡起来，总得弯下腰去三四次，好像是在捕捉什么东西，等第四次把东西捡起来了，有时还会失手再掉下去。
他若是端着餐具或拿着别的东西穿过房间，一迈步，上面的东西就开始往下掉，开始时掉一个，他想立即把它接住，可是动作迟缓，没有接住，反而掉了两个，他张开嘴惊讶地望着掉下去的东西，而没有注意手上还拿着的东西，托盘一歪，其他东西接着也往下掉，等他在房间里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时，托盘里就只剩下一个酒杯或一只盘子了，有时他还连骂带诅咒地把手里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也扔掉。
他走过房间时，不是脚碰着椅子，就是腰擦着桌子，他不直接地从敞开的半扇门里出入，肩膀总是要碰到关上的另一扇门，他还要骂这两扇门，或者连房东和做门的木匠也一起骂。
奥勃洛莫夫书房里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细小的需要小心轻放的物品，不是被碰坏了，就是被打碎了。这一切都是扎哈尔干的。他拿任何东西都用同样大的劲，从不区别对待。
比如，叫他去剪烛花或去倒一杯水，他倒水的力量跟去开大门的力量是一样大的。
扎哈尔要是心血来潮，想给主人来个大扫除，迅速地一次性地把屋子收拾好，那可不得了！灾难和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就算是一个敌人的大兵来洗劫也不会损失那么大。他会把各种东西打翻在地，器皿砸碎，桌椅损坏。最后只好把他赶走，或者是他自己连骂带诅咒地离开。
万幸的是，扎哈尔很少有这样的心血来潮。
扎哈尔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并不是在那种豪华的装饰得精致华丽的狭小而又幽暗的书斋里和客厅里，而是在乡下，在无人限制的辽阔的空间和自由的空气里接受教育，养成自己的习惯的。
在那里，他习惯于大手大脚地干粗活，使用粗大而笨重的工具，如铁锨、铁棒、铁门环，以及挪不动的椅子之类的东西。
但是另一些东西，如烛台、灯、透明画、吸墨纸等却不一样。本来这些东西在那里摆上三四年也没有事，而只要他一动它们，瞧，准坏了。
“哎哟，”在这种时候他会惊讶地对奥勃洛莫夫说，“您瞧，老爷，多么奇怪，这玩意我刚拿到手里，它就裂开了。”或者是什么话也不说，偷偷地立即把它放回原处，事后便硬说这是老爷自己弄坏的，有时他还会像故事开头说的，为自己辩解，说东西都应该有到头的一天，即使是铁打的，也不能使用一辈子。
在前两种情况下还可以跟他争论争论，而当他钻牛角尖、走极端时，那就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用了，只能承认他有理。
扎哈尔早给自己划定了一个永远固定的活动范围，从不主动越出这个范围。
他早晨烧茶炊，擦皮鞋，刷主人要穿的衣服，而主人没有说要穿的衣服，哪怕挂上十年之久，他也决不去刷。接着是扫地，但不是每天扫，而且只扫中间那块地，不扫四个角落，拭擦灰尘也只是擦那张上面没放东西的桌子，因为不用挪动东西。然后他就认为自己有权坐在炉炕上打盹，或者到厨房里与阿尼西娅闲聊，到大门口与仆人们扯淡，什么都不管了。
如果主人要他干超过这个范围的事，他就不愿意去干，就要进行争辩，极力说明这样做没有好处，或根本办不到。
用什么手段都不能强迫他在他既定工作范围里增加一个固定的项目。
如果叫他擦这个东西洗那个东西，把这个挪开，把那个拿来，他虽然不敢不干，但嘴里却唠叨没完。不过，想要他以后能经常主动的这样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你得每天都吩咐他这样做，并不厌其烦地对他做不愉快的说明。
尽管扎哈尔有这些缺点，诸如喜欢喝酒，编些瞎话，骗主人的几个小钱，弄坏打碎各种东西，偷懒等，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分忠实于自己主人的仆人。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主人赴汤蹈火，并且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惊奇或奖赏的丰功伟绩。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能是这样的，或者不如说，他根本没有什么看法，他不需要任何抽象理论，只要这样做就是了。
在这种问题上他没有任何理论，他从来没有分析过他对伊里亚·伊里奇是一种什么感情，什么关系，因为这种感情和关系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他在其中出生、成长的父辈祖辈、兄弟、家奴那里接过来的，并且已经化成了血和肉。
扎哈尔可以替自己的主人去死，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天生就有的职责，甚至没有什么认为不认为，干脆就像一条狗在森林里遇见野兽就会扑上去那样扑向死神，而不去考虑为什么是他扑上去，而不是他主人扑上去。
但是，如果要求扎哈尔整夜不合眼地守在主人床前，哪怕这关系到主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那么，不行，扎哈尔肯定会睡着的。
在表面上，他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主人卑躬屈膝，甚至还有点儿粗暴，对主人不拘礼节，为一些小事儿生主人的气，甚至像上面说的那样，在大门口说主人坏话，不过这一切都是一时的现象，决不会减少他对主人的带有亲情和血缘色彩的忠心，这忠心不是对伊里亚·伊里奇个人，而是对冠有奥勃洛莫夫这个姓氏的整个家族。正是这一姓氏使他感到亲切、可爱、珍贵。
也许这种感情同扎哈尔对奥勃洛莫夫个人的看法有矛盾，也许对主人性格的研究已使扎哈尔产生了其他的想法。如果有人对扎哈尔说他对伊里亚·伊里奇是何等的依恋，那么，他大概会否认的。
扎哈尔依恋奥勃洛莫夫田庄，就像小猫依恋它的阁楼，马依恋它的栏，狗依恋它的窝一样，因为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这种依恋之情培育了扎哈尔个人的特殊感受。
例如，拿奥勃洛莫夫田庄的马车夫与厨子相比，他更喜欢马车夫，拿喂牲口的瓦尔瓦拉与马车夫和厨子相比，他更喜欢瓦尔瓦拉，而跟三个人相比，他最不喜欢的是伊里亚·伊里奇。不过在他看来奥勃洛莫夫家的厨子还是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厨子要优秀和高明，伊里亚·伊里奇也比所有的地主高贵。
他很讨厌餐厅仆人塔拉斯卡，但他也不肯拿他去换一个哪怕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只因为他是奥勃洛莫夫家的人。
他对奥勃洛莫夫不拘小节，很粗野，就像萨满教的巫师对待他的神像那样，他可以给它拭灰，可以失手把它掉在地上，生气时也可以打它，但不管怎样，在他的心里，却始终意识到这个神像的灵性要比他高超。
无须多大的理由就足以唤起扎哈尔心灵深处的这种感觉，使他以景仰的心情去对待他的主人，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也不会把别的什么老爷抬得比自己的主人高，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平起平坐！别的人更休想这样做。
扎哈尔对待其他所有的绅士和客人，都有点儿高傲，端茶侍候他们的时候，总摆出一副屈尊的样子，好像要让他们感觉到能到他主人这儿来坐一坐是他们的荣幸。若要回绝他们，他就不客气地说：“老爷正歇着呢。”一边说，一边傲慢地把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在小铺或大院门口，他也不总是说主人的坏话，有时突然兴致来了，便把伊里亚·伊里奇老爷大加吹捧一番。他越说越高兴，如数家珍似的列举老爷的种种长处：聪明、灵活、慷慨、善良。如果主人的优秀品格还不够他吹捧的话，他便从别人那里借来一些赞词，如名门贵族、巨大财富、莫大权势等加在自己主人身上。
如果需要吓唬一下门房、管事甚至房东本人时，他就把主人抬出来，“等着瞧，我去告诉老爷，”他威胁地说，“有你好看的！”他不能料想世上还有比他主人更大的权威。
但是外表上奥勃洛莫夫与扎哈尔的关系总好像是敌对的。他们在一起生活，相互厌倦了。两个人天天如此接近，要做到能够只欣赏对方的优点，不以自己的缺点去伤人或互相挖苦对方的缺点，双方就都要付出代价，即双方都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合理的态度和温和的内心。
伊里亚·伊里奇已经知道扎哈尔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那就是对他的忠心，而且已习惯于这份忠心。他也同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能不如此。由于他已经习惯于扎哈尔的这个优点，所以也就不再欣赏他，即使自己对一切事情都抱冷漠的态度，也无法容忍扎哈尔那无数多的小毛病。
如果说，扎哈尔的心灵深处受到了老仆人所固有的对主人忠心这一品格的滋养，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些新时代的缺点，那么，伊里亚·伊里奇尽管也看中扎哈尔的忠心，却没有了从前主人对自己仆人的那种友好的、几乎是亲情的态度。他有时忍不住竟对扎哈尔粗暴责骂。
奥勃洛莫夫自己也使扎哈尔厌烦了。扎哈尔从青年时期起就在老爷家里当差，后来提升为伊里亚·伊里奇小少爷的随身侍仆。从此他便认为自己身价高了，属于贵族阶级的一分子了，其使命是光耀这个古老的门第，而不再是日常的用具了。因此他早晨给少爷穿上衣服，晚上给他脱掉衣服，剩下来就什么事也不干了。
扎哈尔的懒惰不仅是天生的，也是仆役生活教会他的。他在家奴面前摆架子，不劳动，既不烧茶炊，也不扫地，他或者是在过道里打盹，或者是到下房或厨房去嚼舌，再不就双手抄在胸前几小时站在门前发呆。
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之后，突然照管全家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他既要侍候主人，又要扫地、洗刷，还要跑腿。因此他的心情变得忧郁了，脾气变得粗暴而又生硬了，每当听见主人叫他，使他不得不离开炉炕时，他就埋怨起来。
尽管扎哈尔外表上有这种忧郁和野性，但他仍旧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他甚至喜欢与孩子们一起消磨时光。在院子里、大门口，人们都经常看见他与小孩子在一起，他为他们劝架、逗乐，带他们做游戏，或者干脆和他们坐在一起，一个膝头上坐一个，后边还有一个小淘气搂着他的脖子，或者是扯他的连鬓胡子。
奥勃洛莫夫妨碍了扎哈尔的生活，一会儿叫他干这个，一会儿叫他干那个，不让他离开自己；而扎哈尔却生性喜欢与人交往，喜欢闲着不干事，还有嘴里不断地嚼东西的习惯，因此他老想去找那位大嫂，或者到厨房、小铺和大院的门口去。
他们两人早就生活在一起，早就彼此了解。奥勃洛莫夫从小就由扎哈尔照看。在奥勃洛莫夫的记忆中，扎哈尔是一个年轻的灵巧的小伙子，贪吃又狡猾。
他们之间的这种古老的相互关系是无法割断的。没有扎哈尔的帮助，伊里亚·伊里奇就不会起床，不会躺下睡觉，不会梳头和穿鞋，不会吃饭。扎哈尔也无法想象除了伊里亚·伊里奇之外，会有另外一个主人。他只能给这个主人穿衣端饭，对他撒野说谎耍滑头，同时内心又十分尊敬他，除此之外扎哈尔不能设想有另一种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