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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到底什么是酒神精神呢？这本书对此给出了一个答案：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在那里讲述他自己的神的新信徒。可能我现在要更加谨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这样一个晦涩的心理学问题——悲剧如何自希腊人中诞生。一个基本问题是古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人与他们的敏感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它能够自我改变？他们对美，对盛宴，对欢乐，对新的崇拜的持续而强烈的渴望产生于贫乏、悲愁或痛苦吗？如果我们假设这种对美和善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而伯里克利[4]，或者说，修昔底德[5]在伟大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上让我们明白这种渴望曾经存在，那么，那种相反的渴望源自哪里呢？那种矛盾的渴望像是先于对美的渴望，那也就是古希腊人对丑的渴望，古希腊人对悲观主义，对悲剧神话，对所有可怕的、暴怒的、神秘的、毁灭性的、灾难性的事物的强烈愿望，他们以此作为生存的基础。这种愿望也许原生自力量，产生自充沛的健康，产生自生命的绝对充实。

从心理学上说，那种不但产生了喜剧艺术还产生了悲剧艺术的疯狂——酒神式的疯狂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疯狂不一定是堕落、衰败、文化颓废的表现（这是一个治疗疯癫的医生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有一种与健康，与人类的青春期，与青春相关的神经官能症存在着，那么，那个上帝和山羊融为一体的萨蒂尔能够揭示什么呢？是由怎样的个人经验，是由怎样的冲动，古希腊人将酒神狂热者和原始人想象成萨蒂尔的呢？悲剧合唱队的起源又是由什么产生的呢？

在那个希腊人的身体茁壮成长、灵魂容光焕发的时代，也许整个群体、整个文化体都沉浸在特有的狂喜、幻想和幻觉之中。如果希腊人是在最富生机的青年时期产生了对悲剧的渴望并成为悲观主义者，那该怎样？如果用柏拉图的话说，明显是一种疯狂的行为给整个希腊都带来了福泽，那又该怎样？

另外，让我们将这个问题反转一下，如果古希腊人显然在行将倾覆、危如累卵的时候开始持续地变得更乐观、更肤浅、更虚伪、“更开朗”也“更科学”，同时强烈地渴求提高逻辑思维，渴求理性地认识世界，那该怎么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们有各种“现代的思想”和民主旨趣的成见，也许乐观主义的胜利、理性的日趋昌隆、实践性的和理论性的功利以及与之同期的民主本身，而非悲观，才是一种权力衰落、接近暮年、生命力枯竭的表现。我们看到，这本书肩负着一连串艰深的问题，既然如此，让我们再加上一个巅峰之问：从人生的角度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