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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我已经提到，艺术——而非道德——才是必要的形而上的人类活动，在这本书中频繁出现提示性的语句：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释。实际上，这一整本书只确认了一种美学意识以及一种隐藏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下面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那便是一个“神”，但是那肯定只是一个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之神，这个神既在创造中又在毁灭中，既从好事中又从坏事中感知自己的快乐和力量，这个神，在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摆脱了源自充实和过剩的压迫，摆脱了汇集于内心的矛盾带来的煎熬。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是现实的神的表现，表现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人恒变恒新的想象，是内心矛盾最多的人的想象，是最具反抗意识的人的想象，是那些知道只有在幻觉中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想象。

人们可能会说这种艺术上的形而上学任意武断、毫无意义，并且异想天开，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显露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在某些情况下扎根于那危险的形而上学艺术，并起身反抗生存的道德化解释和道德意义。在这里（也许是第一次）宣告了一种超越善恶的悲观主义。“信仰的颠逆”受到了批评，叔本华[6]早先便乐此不疲地向这种颠逆投以狂怒的霹雳似的谴责和抨击。这套哲学敢于将道德置于现象的天地中，并因此将其作为外观、欺骗性的错觉、假象、阐释、编造之物和一种艺术作品纳入幻觉的领域，而不是（从某些唯心的目标意义上考虑）幻想。

也许我们能够从本书对基督教谨慎而敌意的缄默中，更好地测量出这种对道德的敌意的倾向的深度。基督教是人类曾经有过的一种对道德主题充分而彻底的表现，也是我们能够倾听到的东西。老实说，没有什么事物比基督教的说教更能够反对世界的纯粹的美学诠释和论证（在这本书中就是这样陈述的），基督教的说教现在和将来都只是道德的说教，基督教的说教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比如，上帝的真实性），它将艺术贬低成了一种谎言，换言之就是，基督教的说教否定艺术，谴责艺术，审判艺术。

在这种思考和评估的方式背后（无论何时，只要这种方式是一贯性的，那么它对艺术肯定是有敌意的）。此外，我还察觉到一种对生命的敌意，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愤怒的、复仇的厌恶感，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依赖现象、艺术、幻觉、视觉、对观点和错误的需求。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从本质上彻底反感和厌倦了生命，它只是装扮了自己，只是隐藏了自己，只是用对“其他”或“更美好”的生命信仰装饰了自己，同时表现出对“世界”的憎恶，对情感的诅咒，对美和官能性的恐惧。我们生活在一个超越了创造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更容易被诽谤，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虚无的渴望，对毁灭的渴望，对静止的渴望，直到“所有安息日的安息日”的到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和基督教只重视道德价值的绝对需要结合后，一直都是“毁灭的意志”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中最可怕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最严重的疾病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厌倦、暴躁、精疲力竭、缺乏生存的征兆。

因为从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的道德，换言之，绝对的道德）的观点来看，认为生命必然一直是邪恶的，因为生命本质上就是某种不道德的东西。因此，在这种蔑视和否定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肯定变成了某种不值得期待的无价值的体验。那么道德本身又是怎样的呢？难道道德不是一种“对否定生命的渴望”？一种毁灭的隐秘本能？一种衰败、减少和诽谤的原则？一种结束的开端？一种最危险的表现？

因此，那时我在这本书中本能地反对了道德，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本能的肯定，我创立了一种在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学说，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估生命的方式，这是一种纯粹艺术的、反基督教的东西。应该怎么称呼它呢？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善于辞令的人，我有些随意地（谁知道反基督者的正确名称吗？）用一位希腊的神给它命名，我称它为狄奥尼索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