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外资进入，出版社转企改制，教材教辅降价与招标发行，教材免费发放与循环使用，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市场暂时的无序竞争，中国的出版人正面临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之际，如何坚守出版的文化品格，保持出版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与传承，成为我们一个新的命题。

让人隐忧的出版误区

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版业继1979年“长沙会议”之后，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出版社从1978年的105家增加到2005年底的573家，图书品种从1980年的17219种增加到22.2万余种。出版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不仅丰富了亿万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全面降临，人们更多地关注码洋、利润等可以量化的数字，对出版业的精神属性渐渐遗忘。出版社是早已成为事实上的企业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也没有什么可非议之处，但是，出版界越来越多的急功近利甚至见利忘义的行为不禁让国人担忧。诸如出版社一窝蜂争出教材教辅，原创图书比例偏低，跟风出版现象严重，少数图书格调不高，娱乐化读物过度泛滥，编校质量低劣等，已经成为社会诟病的焦点。因此，有学者指出，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据统计，2005年，全国中小学课本及教参销售80.02亿册，占销售数量的50.7%；包括教辅的文化教育类出版物47.54亿册，340.92亿元，占销售数量的30.1%。两者相加此类读物占全国图书销售总额的80%。[1]另据2006年度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不包括中小学教材，教辅码洋占整个图书市场的18.95%，而册数比重已达到了30%以上。[2]出版经济成了教材经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一些县级市的新华书店，70%的利润都是靠发行教材。[3]实际上，各省出版发行利润的70%甚至85%，都是由教材教辅产生的。每一个省的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专业分工，大多数产品都与教育有关，或者希望与教育有关。而这条教材教辅供应链的驱动力，理由是十分的堂皇，究其实大家都不言而喻。千军万马争抢这块蛋糕，没有谁考虑这样的结果对教育、对学生有没有益处。很多身为家长的出版人，自己也在抱怨学校给孩子的书包里塞了太多无用的材料，有些书家长付了钱学生最后连看都没有时间看一眼，老师也没有准备让学生看。一位交流到中国一所重点中学的法国中学生回国后写道，他所见到的中国高中学生，都说学习太累，大家都希望毕业后到美国去上大学。他写道：“难道中国没有人考虑祖国的未来吗？”这是一个法国中学生的感言。事实上，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此类文件之后又多次下发，但收效甚微，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神通。200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商业贿赂，不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出版部门的少数人相继受到查处，这条产业链的谜底才算揭开。

与教材教辅泛滥同样让人担忧的是，图书品种在不断增长。2005年，据统计全国共出版图书22.2万种，其中新书12.8万种。这是有关部门根据书号使用情况对国有出版单位的统计，但由于书号限制使用，结果与初衷相反。“目前在流通领域当中存在着‘一号多书’现象，即多种商品使用同一ISBN”。[4]如贵州省罗甸县为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普九全县中小学图书馆配书，进行了26万余册大宗图书招投标工作，指定购买近年出版的新书，码洋为461万元。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对罗甸县两所学校进行抽样查验，共抽样书3733种6774册，发现这些样书普遍存在一号多书的非正常出版现象。少则一号几十种，多的达200余种。[5]由此类推，全国出版图书并不止上述的统计数字。

中国有13亿人口，一年出版几十万种图书并不奇怪，关键是这几十万种图书中，真正有学术含量、文化价值、有创新精神的作品所占比例并不大。重复出版、跟风现象、注重实用而缺少文化含量的同质化图书，大量充斥市场。有研究者指出：“重复出版可谓是中国出版近年来一大顽疾。模仿某畅销书，克隆其话题、封面、文字……其中尤以财经励志类为甚……某些世界名著或经典文章，反复出各种不同版本，虽大多换汤不换药，出版社却乐此不疲。”[6]由于出版界盲目追逐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图书的编校质量也不断下降。光明日报记者郭扶庚在调查中发现，“时隔两年不仅上述问题没有得到缓解，教辅图书粗制滥造、质量低下的问题更加使人触目惊心。知识错误、字词错误、插图错误随处可见”。[7]2007年1月，《中华读书报》刊发了一位普通读者就图书质量问题致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的信和龙署长对此的回信。读者汪新章在信中写道：“这次给您寄去两本××出版中心发行的书：《鲁迅评传》、《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这种不说‘绝后’，也属‘空前’的问题书，可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图书质量是如何的不当一回事。这当然是个案，但也可见情况的一斑。据统计，《鲁迅评传》有错、漏、多字、倒字708处，脚注差错447个，合计1155个，差错率43.4/10000（1155/266千）；《文坛五十年》有错、漏、多、倒字238个，差错率8.58/10000（238/280千）。”龙署长在回信中写道：“出版物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读者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发展。”[8]因此，新闻出版总署将2007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

本土原创的作品乏善可陈。2006年末，不同的媒体组织评选了“十大好书”，人民网组织网友与有关专家评选的是：《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马国川著、《一代名士张伯驹》任凤霞著、《列侬回忆》[美]温纳著、《品三国》易中天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刘武生著、《20世纪思想史》[英]彼得·沃森著、《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长征》王树增著、《我的名字叫红》[土]奥尔罕·帕慕克著，其中三本为引进版。由几十家纸质媒体评出的十大好书是：《我的名字叫红》[土]奥尔罕·帕慕克著、《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世界是平的》[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伶人往事》章诒和著、《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口述、《上学记》何兆武口述、《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追风筝的人》[美]卡勒德·胡塞尼著、《为什么读经典》[意]卡尔维诺著、《太平风物》李锐著。这些书中，引进版有四种。在这些年度好书中，只有一本李锐的小说入选。而这些本土原创的作品中，也缺少对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而大量的无厘头搞笑、网络准色情出版物、恐怖灵异、奇幻魔幻类出版物，充斥市场。

出版的本质与使命

出版是一种经济活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外出版史上将二者结合得很好的不乏先例。但一个出版人有没有社会责任与担当，有没有文化追求，在出版实践中，则是有高下之分的。

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相继投身于出版事业，将出版作为自己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的寄托。这些最早的书局，都是私人资本，实行股份制，但无论是创办者还是直接参与出版活动的知识分子，始终把出版作为传播新思想，振兴中华民族的阵地。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与其早期的创办者都认为，出版是“开发中国的急务”。商务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认为出版与银行、报馆、书业是当时社会最为重要之事业。“银行、报馆和书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有极大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实际上，中国的近代出版不仅成为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工具，还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如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了陈独秀、胡适之等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出版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之所以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关键在于有一大批“拥有社会良知和人文素养，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责任，是关心社会政治、文化、国家与民族前途的高人和文化人的合一的新一代出版企业家”。[9]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经营管理，取得较为丰厚的利润，然后又将其中部分回报给社会，出版一大批开启民智的时代急需的读物。而这些出版人，由于他们的学养，自己不仅是出版人，同时也是作者，如开办过7个出版社的鲁迅，著述等身，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他如叶圣陶、巴金等，他们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翘楚。就连张元济本人，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际，他还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亲自动手编写了有强烈针对性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书中所选择的十几个人物，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张元济还在每篇文章的后面加以点评，指出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这本小书在抗日烽火燃遍神州之际起到了号角与鼙鼓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出版家当属于有文化追求与文化责任的先驱，国外的出版人中也不乏一些理想主义者。当下日本有一批编辑，他们在职时曾经为日本的出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退休后，为了促进东亚三国书籍文化的交流，由日本丰田公司赞助，每年轮流在日本、中国、韩国三地召开一次东亚出版人会议。会议的宗旨是，“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有关书籍、编辑、出版的对话，相互推荐和交流图书出版信息，跨越地域界限在东亚再发现并分享书籍文化的公共性……企盼这个尝试能够有助于拥有悠久书籍文化历史的东亚地区创建新读书共同体”。七十高龄的原日本平凡社董事、编辑局长龙泽武，原日本misuzu董事长、社长加藤敬事先生等，不取分文报酬，每年亲自组织会议。笔者曾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七十高龄的加藤敬事先生乘坐交通车到成田机场亲自接送我们。会议简短、务实，没有什么旅游之类的安排。大家讨论的是共同关心的书籍与文化建设。

出版之于构建民族精神，塑造文明社会作用颇大。世界上不少出版人都为本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尽管在规模上不及那些超大型的出版社，但在战后德国文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德国的建筑，而且也摧毁了德国人的信仰和精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以翁泽尔德为社长的苏尔坎普出版人倾全社之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大厦”。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标识出7个系列，试图为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到目前为止，“彩虹计划”已经出版2000多种图书。与此同时，苏尔坎普出版社还培养了全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正是坚守文化建设的理念，苏尔坎普出版社才奠定了今天在德国出版界的地位。[10]

我们应当坚守的底线

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中国出版界，拜金主义纷扰着出版人的价值判断，以利润论英雄在某些局部成了硬道理。出版社是一个企业，没有利润无法维持生存与发展，但是有没有文化理想，有没有文化追求，则是一个出版家与一个出版商的区别。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曾指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实现其信念与目标，其演出的方式或许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

首先，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体现在办社的发展战略上。目前，出版界大多数出版社都变成了为教育服务的机构了，学生负担过重不完全是出版界的责任，但出版界确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当我们驱赶编辑夜以继日地编写出堆积如山的这“达标”那“练习”时，当我们采取各种手段将并无多少教益的教辅塞进课堂，当我们窃喜可观的财富流进出版社时，我们可否想到“责任”二字？诚然，国有的出版社，由于体制性的矛盾，都存在着负担过重的局面，获取必要的利润是当务之急。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出版决策人，应当具有文化人的追求，应当坚守自己的文化操守，在思想上应当明确出版与一般商业行为的区别。在选题的安排上，在资金的使用上，应当考虑那些可能并不畅销但确有文化价值的图书的出版。退而求其次，哪怕每年只出版一定比例的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图书，年复一年，也会给后人留下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何况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方式的改变，教辅市场一夕三惊，在国有与民营的不平等竞争中，国有出版社的教辅已几乎没有利润可言了。鉴于此，我们更应合理化出版的结构，思考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赢利的模式。

其次，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体现在产品的创新上。由于竞争的加剧，商业化时代作者队伍的流变，出版资源显得捉襟见肘，出版界跟风与“浅出版”现象受到读者的批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短期又无法解决的矛盾。“深度出版”需要内容的创新，而内容的创新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努力。首先，我们要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进展，不放过一部有创见有新意的作品和一种研究成果。要通过出版这种文化活动，做思想文化变革的同行人，做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助产士，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同时，我们要面向世界，撷取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通过出版这种有创见的文化活动，将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丰富我们的文化存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湖南科技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都曾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但新时期发轫之初那种西风东渐、海纳百川、蔚为壮观的局面已经成为过去时，一篇文章吸引全国人眼球的氛围已不复存在，出版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与发展，创造性的“推陈出新”。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竞争中各自扬长避短，在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上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商务印书馆经过8年时间的编纂，1915年推出了《辞源》。它将古代字书仅管释义、韵书只讲读音、类书专门罗列词汇最早出现的工具书编纂方法结合在一起。它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词汇；强调实用，收字收词以常见为主；结合书证，注重溯源。出版后受到市场欢迎。当时，中华书局虽然刚推出《中华大字典》，但与《辞源》比，中华书局还稍逊一筹。于是《中华大字典》的主持者徐元诰就决心编一部胜过《辞源》的辞书，后定名《辞海》。主编舒新城对商务印书馆的《辞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现了其不足之处，决定补充新词新意；收录小说、词曲中的词语，注明书证来历，终于于1936年上半年出版了《辞海》上册，次年出版了下册。目前，无论是《辞海》还是《辞源》，都是中国出版史上工具书出版的典范与丰碑。

创新还体现在有创意的编选与整理上。孔丘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加以整理，汇编出《易》、《书》、《诗》、《礼》、《春秋》、《乐》等6种书，因其系统总结了商周文化的精华，继承了西周“六艺”的传统，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文献。《唐诗三百首》编选者较多而且新编者众，但真正流传并为世人认可的还是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版本。中国出版集团正在组织编选的“中国文库”，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是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从2003年起，开始筹划出版一套思想体系完整，能够全面反映人类文明精华的人文性丛书。至今该套丛书已经出版210种，在知识界、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目前各地出版集团也都在筹划出版类似的大型丛书，如湖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规模上千种的《湖湘文库》，长江出版集团计划出版规模达500种的《荆楚文库》等。

同时，出版人的文化追求还体现在出版物的质量上。出版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选择什么质量的书稿，体现了出版决策人与编辑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旨趣、精神境界。同是教育出版社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尽管也出版教材与教辅，在前任社长王亚民的领导下，却出版了世界文豪书系等一批有传世价值的文学艺术类图书；同是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在肖启明的领导下，却出版了一大批人文社科类图书。同样，一些有价值的书稿，在没有遇到伯乐前，也曾经明珠暗投。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曾经辗转到过12家出版社，最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知名编审何启治先生选中，该书出版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钱钟书的《谈艺录》，在周振甫的认真编辑下，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周振甫为此与钱钟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编校质量上，同样体现了编辑的责任感与抱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且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意思是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审订，我一定让《易》编次妥当、义理分明些。古人所说的“校雠”，就是说校对者对错字要像对待仇人，必见而歼之，毫不留情。宋原放先生在《中国出版史》中分析明代出版的功过时曾指出：“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发达起来，造福文化；又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邪出正道，给文化事业造成了一定后患。”坊间书肆编校粗疏，以致明代图书错误百出。后人评价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因此，在商业化的时代，出版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哪些是出版上的文化误区，哪些是我们应当坚守的底线。我们要做有良知的出版商，更要做有理想的出版家。我们要用智慧创造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富裕并不可怕，但我们不能舍本求末，见利忘义，忘记了一个出版人的终极目标——为创造、传承、积累文化而工作。金钱再多，也会有散尽的时候，而有价值的出版物，将伴随着人类永存。当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如果不是在20世纪之初出版了那么多让中华民族铭记的图书，今天我们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他们吗？因此，我们呼唤新时期产生更多的张元济与陆费逵们。

（原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2期）

注释

[1]《中国出版年鉴》2006版，中国出版年鉴社出版。

[2]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图书市场2006年年度报告》。

[3]《广州日报》2006年7月25日。

[4]《中国计算机报》。

[5]新华网贵州频道2005年10月9日专电。

[6]张子辉《中国图书出版热现象之冷思考》，中图在线2004-11-17。

[7]《光明日报》2005年6月3日。

[8]《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月17日。

[9]王建辉著《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0]陈昕《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与经营之道》，《文汇报》2007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