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3
我有个故事要讲
——金斯伯格，于1996年
1950年，金斯伯格从詹姆士·麦迪逊高中毕业，那年的毕业纪念册成功预言了这一届毕业生中会有人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直到今天，预言中要成为大法官的约珥·申鲍姆还在纽约州长岛市做牙医。当时，金斯伯格还被称为琪琪，这是姐姐给她起的小名，人们对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琪琪一家住在贫穷混乱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为了有个相对安宁的环境，她的犹太裔父母努力工作搬到了相对富裕的弗莱布许街区。金斯伯格的同学理查德·萨尔兹曼回忆道，金斯伯格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期望是：“儿子成为医生或者律师，女儿嫁给医生或者律师。”
高中毕业花名册里，鲁思·巴德
留着齐耳短发、长相甜美。她的个人简介里提到她擅长大提琴演奏和乐队指挥（但没提她有一次指挥时不小心用指挥棒磕掉了一颗牙齿的糗事），还提到她是优等生荣誉会成员和进取者俱乐部的财务主管。人们记忆中的鲁思是个文静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经常和一群娇小的姑娘聚在一起聊天，看起来很愉快的样子。”她的另一位同学赫什·卡普兰回忆道。琪琪参加在阿迪朗达克山举行的池纳瓦夏令营时被大家称为“营区拉比”，还邂逅了一位计划去念法学院的优秀男生。
在那个年代，某些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或波兰裔的父母还迷信地认为犹太人会取他们孩子的血来做逾越节无酵饼。在街头巷尾，还时不时会有人为“犹太人是否杀了耶稣”这件事争吵斗殴。琪琪记得自己在某个宾夕法尼亚州小旅馆门前看到过一块牌子上写着：“狗和犹太人不许入内”。但总的来说，犹太人琪琪在布鲁克林度过的童年还算愉快。她识字后，妈妈每星期去做头发的路上都会把她捎去图书馆，她在图书馆里一边挑选着这星期想要借回家的五本书，一边等着妈妈来接她。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琪琪最喜欢的书是希腊和挪威的神话故事，后来又迷上了《神探南希》。“南希敢于冒险，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懂得在恋爱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金斯伯格愉快地回忆起童年时说。她还说，因为图书馆建在一家中餐馆楼上，“我在那时逐渐爱上了中餐的味道”。
那时的纽约，天主教教徒的孩子上教会高中，而犹太人的孩子上麦迪逊高中。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犹太人努力想要忘记在欧洲发生的一切，继续平静地生活。琪琪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犹太孩子。她和其他孩子一样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喜欢听广播剧《戈德堡一家》，后来又看了电视剧版本。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中的母亲和普通犹太母亲一样，有时会从窗口探出头来叫孩子们回家吃饭。琪琪还和大家一起不安地谈论过朱迪·科普朗，那个因苏联间谍罪而被逮捕的麦迪逊高中毕业生，暗暗担心美国政府是不是要对犹太人下手了。
琪琪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家中一直弥漫着一种她后来形容为“死亡”的气息。在她两岁时，姐姐染上脑膜炎去世；十三岁时，妈妈又得了子宫颈癌，一直卧病在床。琪琪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些事。她倔强地独守这些秘密，不愿得到别人的同情。琪琪满十三岁的那一年，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抽烟，他们嘲笑她怕呛到而不敢尝试。琪琪觉得香烟很恶心，但她好强地不愿让任何人觉得她害怕（后来她抽烟的习惯持续了将近四十年）。
妈妈病入膏肓以后，琪琪绞尽脑汁地想让她开心，于是每天回家后就在妈妈床边做作业陪她。有一次，琪琪拿回家的成绩单不那么完美，当时妈妈脸上失望的表情让她永世难忘。从那以后，琪琪再也没有不完美的成绩单带回家了。
西莉亚·阿姆斯特的父母是从奥匈帝国逃来美国的难民。西莉亚出生在他们抵达纽约的四个月后，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十五岁时，西莉亚轻易地以最优成绩从高中毕业，但她的父母却只对她的大哥寄予厚望。高中毕业后，西莉亚在纽约曼哈顿制衣区做会计，她每星期工资的大部分都寄给了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哥哥。后来，西莉亚嫁给了南森·巴德。巴德一家也曾是难民，他们从乌克兰敖德萨市附近遭受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小村庄中逃难到了美国，靠上夜校学会了英语。自从嫁给南森后，西莉亚就不再外出工作挣钱了，她只在自家的生意里管管账，不然人们会嘲笑她的丈夫没能力养活她。但事实上，西莉亚一家确实过得很拮据——南森做的是皮草生意，但在大萧条时代，根本没人买皮草，而南森也没什么生意头脑。琪琪小时候就能感觉到妈妈对生活极度的失望。金斯伯格成年后总说，西莉亚·阿姆斯特·巴德是她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直到高中毕业，琪琪从未让母亲失望过。她不仅被康奈尔大学录取，而且她的名字常居高中的各种荣誉榜：鲁思·巴德，赢得英文荣誉奖章；鲁思·巴德，荣获纽约州奖学金；鲁思·巴德，担任荣誉圆桌会议发言人。但西莉亚没能看到琪琪从高中毕业，就在琪琪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西莉亚去世了。
母亲的葬礼上，琪琪麻木地看到，自己位于纽约东九街的家中虽然挤满了悲痛的女人，但葬礼祷告却因为法定人数不够而迟迟不能开始。犹太律法计算法定人数时，女人是不算数的，作为女儿的琪琪也不算数。这就像是过往每年的逾越节晚宴时，虽然琪琪才是最好奇、最喜欢问问题的孩子，但只有男孩可以参加犹太受戒仪式的学习。葬礼之后，母亲的哀悼者们散去，父亲的生意因为没有了母亲的帮助而一落千丈。巴德一家不得不减少了对犹太教会的捐赠，教会也因此降低了巴德一家在教会中的等级。犹太律法教会了琪琪对正义的坚持，但在母亲死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拾信仰。
琪琪永远都会记得母亲西莉亚对她的教导。母亲要求她时刻以淑女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意味着我必须礼貌恭谦，不让愤怒和嫉妒等负面情绪占据自己的心灵，”金斯伯格后来解释道，“坚持信念，保持自尊，耐心教导他人，永远不要愤怒地反驳。愤怒、憎恨和指责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西莉亚对女儿的第二个教导在当时却十分罕见：永远保持独立。
西莉亚不仅口头上鼓励琪琪自立，也在实际行动上帮她实现这个目标。母亲死后，琪琪发现母亲悄悄地存下了八千美元供她上大学。吸取大萧条时期的教训，西莉亚从不使用信用卡，而且把一生的积蓄分散在了五个银行中，每个银行中只存不到两千美元。“母亲过世之后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但是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努力学习、拿高分并获得成功，”金斯伯格说，“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
1950年秋天，琪琪在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入学。开学之后不久，她就记熟了校园中每一个女厕所的位置。她最喜欢建筑学院里的那个，因为她可以偷偷把书带进厕所，在小隔间里完成作业。当时康奈尔的男女比例是四比一，许多女生和她们的家长都在大声讨论这是个找到如意郎君的好地方。当时大学中只允许招收固定数量的女生，也正因为如此，金斯伯格回忆道：“女生要比男生们聪明很多。”但女生们都不愿显露自己有多聪明。
琪琪也不愿显露头角，特别是在各种派对里。在大学中，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不愿显得太严肃，但是琪琪藏不住自己的严谨好学。“当金斯伯格读书时，你就算在她头上扔个炸弹，她也听不见。”金斯伯格的高中同学兼大学舍友安妮塔·法耶尔说。从大城市来的七个犹太裔女生住在名叫克拉拉·迪克逊的学生宿舍。她们的小团体叫作KLABHIJ，每个字母代表一个人。琪琪排在第一个。学校规定，女生必须住宿舍，而且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她们必须在十点前回到宿舍；而男生则可以自己在外租房子，来去自由。十点的宵禁后，KLABHIJ的其他女生会聚在一起打桥牌，而琪琪则继续用功读书。
西莉亚生前希望女儿做老师，她觉得女人能做这种安稳的工作挺好的。琪琪试着做了老师，但后来放弃了。她喜欢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讲的欧洲文学课，当时纳博科夫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流亡者。在他的课上，琪琪学会了字斟句酌地写作。琪琪选择了政府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并上了一门传奇教授罗伯特·库什曼教的有关美国宪法的课。琪琪从前一直以美国为荣，但在那门课中，她开始注意到一些自己之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当时，被金斯伯格后来称为“对抗种族歧视的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五年。但在库什曼的课上，金斯伯格发现“二战中美国的部队直到最后都是以种族来划分的。这似乎很不对”。
琪琪大四时发生的一件事也让她感到很不是滋味。康奈尔大学动物学教授马库斯·辛格因为拒绝提供他所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的名单，而被带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肯锡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前，并受到了指控。当康奈尔大学因此暂停了辛格的教授职务时，整个校园都骚乱了。琪琪也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当时，她刚开始作为库什曼教授的助理研究员帮助他建立一个有关焚烧书籍的展览。在工作的过程中，琪琪经历了言论审查的全过程。库什曼教授告诉她，律师们正在帮助辛格教授。“就在那时，我突然觉得做律师挺好的，”金斯伯格回忆道，“律师不仅可以掌握一门专业，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好事。”
琪琪的父亲南森对她想做律师这件事有些忧心。毕竟，整个美国历史上都鲜有女性律师。而且，琪琪哪儿来的钱上法学院呢？到了琪琪大四的时候，父亲知道她找到了一位好男人愿意出钱送她去上法学院，这才疑虑稍减。但琪琪自己不这么看待这件事，她只是很高兴自己当时的男朋友，大她一届的学长，马丁·金斯伯格是她认识的第一个懂得欣赏她聪明才智的男人。
马丁和琪琪一开始只是普通朋友。琪琪的KLABHIJ小团体中有一个女生叫艾尔玛，她男朋友认识出了名幽默风趣的马丁。马丁当时的女朋友在史密斯大学，而琪琪在池纳瓦夏令营认识的男朋友则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因为异地的缘故，琪琪最多只能在周末见到男友。艾尔玛和她男朋友介绍了琪琪和马丁认识，这样就可以四个人一起开马丁的车去城里玩。只把琪琪当作朋友的马丁没有向她献殷勤的需要，所以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这种坦诚相待的友谊中，他们慢慢地爱上了对方。“我们恋情开始的那一星期特别寒冷漫长，”金斯伯格后来回忆道，“我突然发现马丁·金斯伯格比我当时在哥大法学院的男朋友聪明太多了。”马丁则早就下定决心要和琪琪在一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当时是我先喜欢上她的。”他说。
马丁的个性中充满着天然的自信和带点顽皮的幽默感。“鲁思成绩很好而且长得漂亮。大部分男同学都有点敬畏她，但是马丁不，”马丁在康奈尔的同学兼好友卡尔·弗格森回忆道，“马丁从来不敬畏任何人。他用行动向鲁思表明他非常尊重她，这赢得了她的芳心。”
琪琪性格内敛沉静，马丁却是派对狂欢的中心人物。马丁的父亲莫里斯从制衣界底层一路成了联合百货公司的副主席；他的母亲伊芙琳喜爱戏剧，很快就把丧母的琪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经常邀请琪琪去他们位于纽约长岛的家中做客。有一个暑假，琪琪在联合百货公司的长岛分店打工，在长岛郊区的街道上，她连考六次才好不容易拿到了驾照。
虽然自己的母亲不外出工作，马丁并不认为自己未来的妻子也理应如此。他希望婚后他们俩可以一起去哈佛念书，然后一起找工作。马丁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进入同一个行业，这样会有很多共同话题，也能理解对方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要进入哪个行业，用排除法最后决定了法律”。马丁本来是化学专业，但因为专业课跟高尔夫训练冲突而转了专业，所以没法上医学院。哈佛商学院又不招女性。所以他们决定一起考哈佛法学院。“我后来觉得，”马丁四十多年后承认说，“当时鲁思其实就是想去上法学院。”
他们双双考上了哈佛法学院。马丁比鲁思大一届，大学毕业后，他先去了哈佛，而琪琪留在康奈尔念完大学。1954年6月，琪琪大学毕业典礼的几天后，她和马丁在金斯伯格家老房子的客厅中举行了婚礼。十八位宾客参加了这场婚礼，因为在犹太教里，十八这个数字象征着生命。在结婚典礼前几分钟，马丁的母亲伊芙琳把正在做最后准备的琪琪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亲爱的，”伊芙琳，这个琪琪马上要称之为妈妈的人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幸福婚姻的秘诀：偶尔的装聋作哑会让生活更轻松。”她伸过来的手掌上是一副耳塞。
新婚的金斯伯格夫妇去了欧洲度蜜月，这是金斯伯格第一次离开美国。这段旅途中，她逐渐理解了伊芙琳忠告的意义。“我婆婆想要告诉我的是，”金斯伯格说，“有时人们会说一些刻薄或草率的话，这种时候最好假装没听见，而不是愤怒地反驳。”
蜜月之后，金斯伯格夫妇没有马上前往哈佛法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市。马丁在上大学时参加过预备军训练，他被美军派往俄克拉何马州的锡尔堡营地驻扎两年。
那两年中，马丁很享受自己在锡尔堡营地的生活——他喜爱自己在陆军炮兵学校里的教职，他还擅长高尔夫和射击。但金斯伯格却在艰难地找寻着人生的方向。她在律所里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又参加了联邦政府公务员考试。美国的公务员系统中有一套等级分类，工资和权限随着等级调整。金斯伯格一开始属于第五等，够格做政府理赔调解员。但当她无意中告知社会保障局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后，她立马被降到了最低的第二等——收入和权限也大大减少。她还被告知，因为她怀孕了，她根本不可能去巴尔的摩参加公务员培训。另外一个军人的妻子也是第五等，她直到瞒不住了才透露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虽然她的隐瞒让她得以去巴尔的摩参加培训，但她也被要求在生产之前辞职。
作为公务员，金斯伯格看到了底层官僚主义中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常会过多地落在一小部分人的肩上，而金斯伯格会悄悄地为这些人放松一点规则。周复一周，社会保障局中总会出现一些饱经风霜的面孔，他们不过是想要登记自己的身份，却总被要求回去拿更多的证明材料。这些人都是没有出生证的美国原住民，他们出生时，政府官员们觉得不值得花费笔墨为他们登记。金斯伯格暗自决定，如果来登记的人看起来超过六十五岁而且有打猎证或者钓鱼证，她就给他们登记身份。
在俄克拉何马州住了两年后，金斯伯格需要重新再考一次法学院，她又一次考上了哈佛。这对金斯伯格来说并不困难，真正的难题是她要怎么一边上法学院一边照顾她才牙牙学语的宝宝。在美军基地，婴儿超过了两个月就可以送去托儿所，而且最晚可以到午夜才去接回来。哈佛法学院可没有这样的服务。
孤单又奇异的存在
195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哈佛法学院仅有的九位女生在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家吃饭。在一场令金斯伯格感到紧张又笨拙的晚宴后，所有人都回到客厅中两两聊天。
著名法学教授赫伯特·韦克斯勒当时也在，他是个大烟枪，那天晚上他和金斯伯格共用一个烟灰缸。虽然四十年之后，金斯伯格会用不符合她平时风格的夸张语言来描述韦克斯勒教授，“在我看来，他有着希腊神话中宙斯和阿波罗的力量与美感”，但在当时金斯伯格一心期盼着闲谈赶紧结束。
她紧张地弹掉烟灰，心里只想着赶快回到马丁和刚满一岁的女儿简身边去。但是格里斯沃尔德还不打算这么快结束聚会，他还要再多讲讲自己六年前开始让哈佛法学院录取女生的伟大事迹。实际上，金斯伯格在入学后发现哈佛法学院的女生们不需要掩饰自己有多聪明时确实松了一口气。
格里斯沃尔德问了在座所有女生一个问题，她们要如何正当化自己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生的法学院席位？
女生们都有些脸红和坐立不安，金斯伯格只想钻到沙发底下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弗洛拉·舒纳尔的女生冷静地回答道，她觉得哈佛法学院是个找老公的好地方。毕竟，如果不考虑马丁·金斯伯格的妻子，哈佛法学院里的八位女生可被五百多位男生围绕着。金斯伯格完全没有舒纳尔的那种泼辣，轮到她说的时候，她紧张不安地扭动着双脚，把原本放在腿上的烟灰缸弄到了地上，烟灰撒得到处都是。没人移动。格里斯沃尔德还在等着听她的回答。
“我想更了解我丈夫做的事，”她咕哝道，“这样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做一个体谅他的好妻子。”
金斯伯格不确定格里斯沃尔德是否知道她在撒谎，如果他知道，他也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后来，哈佛法学院的某位教员还解释说哈佛法学院不可能歧视女性。“我们希望能够录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会拉低音提琴，那就是个加分项；如果你是个女人，那也是个加分项。”金斯伯格感觉她和其他女生像是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在她后来的描述中，女生们在哈佛法学院是“孤单又奇异的存在”。
金斯伯格每次想要专注学业的时候都会被提醒她其实不属于这儿。“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你，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你不仅仅是丢自己的脸，也是丢全体女性的脸。”金斯伯格回忆道。有些教授还会挑几天作为“女生日”，那几天上课的时候他们只挑女生回答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
即便如此，金斯伯格还是成功地当上了《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这是对于哈佛法学院学生学术能力最大的认可，而马丁之前都没有得到如此殊荣。金斯伯格是那一年《哈佛法律评论》中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在拍照留念时，摄影师称她们为“荆棘丛中的玫瑰”，并让所有男生站在中间，她们俩各站左右。有天晚上，在拉蒙特图书馆工作到快午夜的金斯伯格几近崩溃，她需要去阅览室中确认一篇文章的引用是否正确，但是门卫依照规定不允许女生进入该阅览室。金斯伯格央求他拿一下那篇文章，她就站在阅读室门口看，但怎么说他都不同意。作为《哈佛法律评论》编辑的一个好处是会受邀参加每年一度的晚宴，但是金斯伯格不被允许带自己敬爱的婆婆出席，男性编辑们也不被允许带自己的妻子出席。因为在当时，即使有女性编辑，《哈佛法律评论》也被认为是男性团体。哈佛法学院不准女生住在宿舍，这和康奈尔大学的政策完全相反，但这两种极端政策金斯伯格都完全没法理解。举行法学院考试的主楼里没有女厕所，法学院一年级的期末考试中，金斯伯格的同班同学罗达·伊莎巴舍尔挺着孕肚参加考试，她告诉同班的男生们，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她在考试期间都要借用他们的厕所。
金斯伯格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去投诉学校的这些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很幸运。因为金斯伯格已婚，所以哈佛法学院要求她提供公公的财产证明，而莫里斯恰好同意为她付学费。金斯伯格的一些女同学担心上法学院会让她们嫁不出去，或者她们的丈夫会厌倦太有主见的妻子，但金斯伯格的丈夫却在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妻子比他更厉害。马丁只笑话过她的驾驶技术，金斯伯格自己也承认她是个非常糟糕的司机。
1957年是金斯伯格夫妇在哈佛念法学院的第二年，金斯伯格逐渐摸索出了一个日程让她得以兼顾学业和家庭。他们雇用了一位新英格兰地区典型的慈祥老太太做保姆。白天孩子由保姆照顾，金斯伯格在法学院上课学习到下午四点回家让保姆下班。
睡前陪伴女儿的时间让金斯伯格的法学院生活变得不只有图书馆的苦读。但就在马丁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税法的热爱时，医生在他的睾丸中发现了恶性肿瘤。癌症已夺走了金斯伯格的母亲，现在又在威胁着马丁的生命。医生决定采用激进疗法，整整六星期，马丁每天接受放射治疗。情况很不乐观。
金斯伯格决不允许自己表现得好像马丁就要死了一样。尽管马丁需要缺课两星期，但金斯伯格努力确保了马丁继续学业。谁是马丁课上最会记笔记的人？金斯伯格找到他们，交给他们复写纸，拜托他们把笔记复写给马丁一份。每晚，她都帮马丁把笔记整理好，很偶尔，马丁一位同学的女朋友会来帮她一把。
马丁很虚弱，但每次同学来家中探病和他讨论有关公司重组的问题时，他就会变得有活力一些。他有时会在午夜前后醒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吃得下饭。因为太虚弱而无法握笔时，马丁就躺在沙发上把公司法的论文一字一句讲给妻子听，让她帮他记录下来。等到马丁在凌晨两点入睡后，金斯伯格再开始做自己的作业。她就是在那时意识到，只要能在周末稍微睡一会儿懒觉，自己平时可以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金斯伯格无法接受马丁因患病而前程黯淡，于是她去找了格里斯沃尔德院长，问他在给马丁排名的时候，能不能只算前两年的成绩。格里斯沃尔德告诉金斯伯格，马丁第三年的成绩还是会显示在成绩单上，但是他们会特别标注上他在生病。金斯伯格回到家中告诉丈夫：“你要尽量争取通过第三年的考试。但只有你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成绩算数。”六十年后，当金斯伯格被问起这是否算是善意的谎言，金斯伯格只说：“至少当时他在考试的时候很放松。”
马丁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活了下来，并成功从法学院毕业了，他甚至在纽约的律所中找到了一份与税法相关的工作。年轻的金斯伯格夫妇下定决心要待在一起，金斯伯格发现自己又一次需要去请求格里斯沃尔德院长。她为了哈佛法律博士学位努力了那么久，如果她跟着马丁去纽约，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她还能拿到这个学位吗？没人知道马丁还能活多久，金斯伯格能因为马丁的特殊情况而请求格里斯沃尔德通融转学政策吗？可是，格里斯沃尔德又一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金斯伯格还是决定转学去哥大法学院，但她都没敢问哥大是否会给她一个学位。在哥大法学院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女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其中一位女生，黑兹尔·戈伯，曾在一堂课上刚开口说了“我觉得——”就被教授打断，这位教授说：“戈伯小姐，女人才感觉，男人都思考。”金斯伯格的名气在她转学之前就传到了哥大法学院学生的耳中。“我们当时听说整个东海岸最聪明的人要转来我们学校，她来了之后，大家的成绩都要降低一档了。”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的同学妮娜·阿佩尔后来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确实有理由担心。金斯伯格再一次成了《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编辑，而且在毕业的时候是全届的并列第一。
哈佛法学院严格的转学政策在此之后还持续了好几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人们才开始审视该政策的合理性。马丁写了一封信给法学院学生报刊《哈佛法学院报告》抱怨当时的转学政策给他家带来的麻烦。该报的编辑在报上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上了一段评论：
“金斯伯格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来信中提到的鲁思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美国民权同盟法律总顾问的那个鲁思 ·巴德·金斯伯格。她拿着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位都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你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她得到了哈佛法学院的学位，她可能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的成就。”
何时才能招聘女性
1959年审判年度的某一天，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冲进自己的办公室，向法官助理们宣布他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有时被称为最高法院中的犹太人席位，他平素喜欢让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为他挑选法官助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官助理是美国法律行业中最顶尖的入门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做法律研究和撰写意见书。弗兰克福特现有的法官助理全部都是男性，他们完全没猜到这次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尔·萨克斯向弗兰克福特推荐了谁，弗兰克福特告诉他们：鲁思·巴德·金斯伯格。
弗兰克福特当时的法官助理名叫保罗·本德，他在麦迪逊高中就读时就认识金斯伯格，后来又跟她一起上了哈佛法学院。本德立马向弗兰克福特表达了他对金斯伯格的支持。但弗兰克福特反对说，金斯伯格“有好几个孩子，丈夫一直生病，而且你知道做我的法官助理特别忙，我还经常骂脏话”。这段话基本上没一句是事实：金斯伯格只有一个孩子，本德觉得弗兰克福特的法官助理是“最高法院中所有法官助理里最轻松的”。而且，本德说，事实上“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并不怎么骂脏话”。（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但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说，弗兰克福特当时要求知道金斯伯格是否穿裤子，因为他最讨厌穿裤子的女人了。）
弗兰克福特之前从未拒绝过任何法学教授为他推荐的法官助理，但金斯伯格知道自己被他拒绝时并不怎么惊讶。她早就知道自己崇拜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勒恩德·汉德就有不招女性助理的规定，因为他（确实）常讲脏话，而且不愿因为有女性在场而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辞。金斯伯格也已经习惯了哥大法学院中律所面试的注册表上都注明“只招男性”。金斯伯格曾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个暑假，但宝维斯那年已经招了一位女律师，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一名已经足够多了。（宝维斯雇佣的那位女性是一位名叫泡利·默里的黑人律师，她的工作后来对金斯伯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斯伯格穿着婆婆为她挑选的黑色正装参加了她仅有的两场面试，但没有拿到聘书。金斯伯格意识到，她身上有着律所很不喜欢的三大特点：她是女人，她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而且她是犹太人。
哥大法学院的宪法学教授杰拉尔德·冈瑟决定哪怕软硬兼施也要为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找到一份工作。他向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法官艾德蒙·帕尔米耶里推荐了金斯伯格。帕尔米耶里是哥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对冈瑟的推荐有过质疑。但他这次却有所疑虑，金斯伯格真的可以在照顾年幼的孩子的同时胜任这份工作吗？冈瑟向帕尔米耶里保证，如果金斯伯格不能胜任，他就再给他找一个男性毕业生。但如果帕尔米耶里不给金斯伯格一个机会，他就再也不给他推荐法官助理了。不知道是胡萝卜还是大棒起了作用，金斯伯格成了帕尔米耶里的法官助理。
帕尔米耶里没有辞退金斯伯格。成了法官助理的金斯伯格加倍努力工作，周末也时常加班。帕尔米耶里后来说，金斯伯格是他有过的最好的法官助理之一。汉德法官碰巧和帕尔米耶里住得很近，所以帕尔米耶里经常顺便捎他和金斯伯格回家。“汉德在车上想到什么说什么，想到了什么旋律就立马唱出来，”金斯伯格回忆起汉德时说，“我有一次问他，‘汉德法官，在这个车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说那些我妈从来没教过我的脏词儿。我的存在好像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汉德回答说：“年轻的女士，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可没有看着你。”
做了两年法官助理之后，金斯伯格发现各大律所都向她敞开了大门，但她已不愿再去律所工作了。1961年的某一天，金斯伯格与她在哥大认识的荷兰人汉斯·斯密特相约在哈佛俱乐部共进午餐。哈佛俱乐部前不久才不情愿地改变了不许女士入内的政策。金斯伯格走进俱乐部狭窄的红色大门没几分钟之后，斯密特就问她：“鲁思，你想不想合著一本有关瑞典民事诉讼法的书？”当时斯密特正在哥大做一个比较各国法律的项目，他发现找人去法国和意大利做研究很容易，却很难找到愿意学习瑞典语并去瑞典学习当地法律体系的人。
金斯伯格当时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把瑞典找到。但是她知道她太想写一本自己的书了。而且，金斯伯格内心还有一个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因推动着她接受这个任务。当时，简刚上一年级。金斯伯格快三十岁了，却还从未独居或长时间独处过。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做得到。马丁同意在家为她坚守大后方，还答应她等时机成熟，他会带着简去瑞典看望她。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机场，来接机的瑞典法官安德斯·布鲁泽列斯从金斯伯格身边径直走过，以为来者会是个年长得多的女性。金斯伯格到达瑞典的时机恰到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大量瑞典女性进入职场，数量超过了美国当时的职业女性，而且瑞典女性对于本国女性解放的进程不甚满意。记者伊娃·莫伯格在一篇1961年发表的文章中代表众多瑞典女性发问，为什么女性要兼顾家庭和职场两份工作，而男人却只需做好职场中的那一份工作。“事实上，没有任何生理证据说明生了孩子的人也就更擅长照顾孩子，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或是教育他们成为正直的人。”莫伯格写道，“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个主要的职责：做一个人。”1962年夏天，在金斯伯格多次前往瑞典期间，著名的美国演员雪莉·芬克班也来到了瑞典。她在怀孕期间吃了当时很普遍的安眠药萨利多胺，但在那之后医生才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堕胎在当时的美国依然是非法的，芬克班只能到瑞典进行堕胎手术。
在瑞典的那段时间，金斯伯格除了学习瑞典法律体系和看瑞典电影学习语言之外，还常常钦佩地观摩在瑞典社会中进行的各种关于男女平等的辩论。谁会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处这样的地方呢？在这里，女人可以工作，可以反抗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就终止怀孕。在民权活跃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还积极参与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运动。对金斯伯格来说，这也是一次她个人内心的革命：在瑞典独居了六星期之后，金斯伯格认识到自己有能力独立生活。
回到纽约之后，斯密特鼓励金斯伯格在哥大教一些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课，还鼓励她在一些国际会议中当众发言。金斯伯格慢慢地克服了自己害羞、内敛的弱点。她和布鲁泽列斯合著的关于瑞典民事诉讼法的书，被称为介绍瑞典法律体系最好的英文书籍（确实如此，这是当时唯一一本介绍瑞典法律体系的英文书）。金斯伯格开始多了一些自信，但当时生活里有太多的事情，她没时间细想。几年之后金斯伯格才意识到自己在瑞典学到了多少东西。它们将改变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