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辉煌的古蜀文明

地处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在古文献记载中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等记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他们是人名还是族称？他们代表的朝代究竟延续了多久？相互间的更替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都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众多的疑问和猜测。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些瑰丽的诗句，更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86年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终于揭开了古蜀国神秘的面纱，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大量出土文物告诉我们，传说中的古蜀王朝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确实存在过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及古城、古国。岷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它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也是世界东方文明发展史上最为绚丽的篇章。

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最初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和敦煌珍贵经卷遗书的最初发现经过便是这样。1899年，居住于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抓回一剂中药，在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竟发现刻有一种前所未见的文字，王懿荣大为惊奇，立即去药店高价购回了刻有文字的全部龙骨，经过辨认考证，判断为商代文字。1900年春末夏初，驻守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在清除洞窟中积沙的时候，发现了墙壁上的裂缝，从而发现了里面秘藏着的大量经卷和织绢绘画。由于这些绝世珍品的发现，在经历了许多的历史沧桑之后，甲骨学与敦煌学如今都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学问。

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据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记述，当地居民燕道诚与家人在1931春因为溪流淤塞溉田不便，车水疏浚时发现了一批玉石器，有石璧、石圭、玉琮、玉璋、玉圈、石珠之类(1)。燕道诚和家人偶然挖掘到的玉石器大约有三四百件之多(2)，连夜搬运回家，藏了起来。他们并不懂得这些玉石器的重要价值，过了不久便将其中一些分赠亲友，夸示乡邻，致使这批玉器、石器逐渐流散出来。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渲染和炒作，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一度曾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流入古董商之手的玉石器数量毕竟有限，有的古董商为了牟利，甚至伪造赝品出售。此事很快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并由此而开始了早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从事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讲学并担任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对发现的“广汉遗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1932年亲至其地考察，征得广汉县长罗雨苍和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在1934年春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同敦煌宝窟和甲骨文的发现比较起来，广汉古遗址要幸运得多。敦煌藏经洞在无知的王道士发现之后，曾遭到了外国冒险家疯狂的掠夺。甲骨文发现后，亦大量流落海外。民国时期的官员毕竟比清朝官吏多了一些文物保护意识，为了发掘的顺利进行，罗雨苍县长还派了一小队警卫人员负责安全工作，后来又派了80名士兵到发掘场所做警戒保护。由于当时“邻近匪风其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对神秘的大型古遗址做深入全面地发掘考察，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次发掘仍有相当丰富的收获，不仅发现了一些精致的玉石器，还出土了许多残块和破碎陶片，发掘所获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共600余件。更难得的是，开明的罗雨苍县长没有将这些出土物品留在广汉，认为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罗县长以其有关文化，宜集中一处以为研究材料，乃全部捐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3)。罗雨苍县长的举措是值得称赞的，使这批出土文物成了研究三星堆文明的重要资料。

通过对广汉古遗址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葛维汉不久便撰写了《汉州发掘简报》，协助发掘的林名均也写出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分别刊登在《华西边疆学会会志》第6卷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上。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得知后，立即写信与他们联系，索取广汉发掘的照片和出土器物图形，以及发表的有关论文。

林名均和葛维汉接信后便一一照办，在资料方面毫不保守。郭沫若很快便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认为广汉的考古发现非常重要，它为揭示古蜀文明的真实面貌、了解先民们的社会风俗习惯、探索古蜀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拉开了序幕。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月亮湾的偶然发现，开启了对三星堆文明的关注和调查探讨，并进行了最初的考古发掘，那么，对广汉古遗址真正有计划地发掘，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

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天成铁路（即后来的宝成铁路）的时候，当时担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教授，曾率人前往广汉月亮湾进行调查。此后，四川省文化局和四川省博物馆又派遣王家祐等人前往月亮湾调查。王家祐住在燕家，经过倾心交谈，动员燕家将收藏的玉琮、玉瑗、玉钏等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在实地踏勘和调查过程中，王家祐还发现了三星堆与月亮湾文化层的一致性，建议当地有关部门加以保护，并撰写了《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4)，再次提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和研究广汉文化的重要性。

到了1958年和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又先后两次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冯汉骥教授当时站在月亮湾发掘现场的阶地上，遥指着马牧河对面的三星堆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5)后来的考古发现，完全证明了冯汉骥教授和王家祐先生的洞察和预见。

考古工作者深信三星堆有古蜀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藏，但它们究竟沉睡在何处，却深感困惑，在做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和试掘之后，期盼的心情变得更加强烈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日子终于来临，1986年7月18日上午，广汉当地的砖厂工人在三星堆挖土取泥时，锄头突然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挖出了一件玉璋。考古工作队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将埋藏点保护起来，迅速报告了主管部门。时值炎夏，考古队员们在炎热骄阳下搭起竹棚，开始了兴奋而又紧张的考古发掘。经过7天7夜的紧急发掘，7月25日凌晨，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一个埋藏着古蜀国大量珍贵文物的器物坑呈现在人们面前。考古队员最先看到的是一根灿烂的黄金手杖，其次有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和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贝、陶器等等，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普通文物，而是湮没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遗留下来的绝世珍奇，其巨大价值是任何金银珠宝都无法比拟的。由于三星堆的惊人发现，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都将因此而谱写新的篇章。

对于三星堆考古工作队乃至整个四川考古界来说，1986年确实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幸运年。发现三星堆一号埋藏坑之后，仅仅过了半个多月，更大的惊喜又降临在了这些幸运的考古工作者头上。1986年8月16日下午，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取土时，又意外地发现了二号埋藏坑。考古工作队经过半个多月的发掘清理，出土了各类珍贵文物1300多件，其中有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象牙珠120颗，以及海贝4600枚等。特别是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奇特的青铜神树，以及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和青铜器物，铸造精美，造型神异，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其数量和种类，都大大超过了一号埋藏坑。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消息披露后，便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

中国考古界和世界学术界都惊喜地谈论着这一考古发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认为三星堆出土器物，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当时九十高龄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秀熟先生兴奋地说：“我等了80年，盼望巴蜀文化的重大发现，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当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教授也欣喜地说：“这简直是世界奇迹！”(6)英国《独立报》1987年8月13日刊登了一位英国学者的评论：“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还有人认为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比有名的秦始皇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爱萍将军为三星堆遗址题字：“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随后，独具特色的三星堆博物馆在清澈的鸭子河畔拔地而起，成为展示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景点。三星堆出土文物，曾在成都和北京等地展出，之后又在欧洲许多国家展出，并东渡日本在几个城市举办了长达数月的巡回展览，所到之处，观者如云，反响热烈，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由衷赞叹。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的考古发现，成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一道最为璀璨夺目的光彩，使全世界对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三星堆考古发现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为解开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提供了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其次，为揭示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提供了重要例证；再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东方文明的新篇章。关于三星堆与古蜀的历史年代关系，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学术研究方面曾提倡“二重证据法”，这对研究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古蜀文明仍将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从出土材料看，一号坑的时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号坑的时代则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这是考古工作者采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一号坑与二号坑出土器物做出的年代判断。这一推测与论证，基本上为考古界的学者们所认同。李学勤先生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指出：“纹饰的分析表明，三星堆两座器物坑所出青铜器的年代，与两座坑本身的年代，即由有关碳14年代推定的一号坑相当商文化的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殷墟晚期，是互相一致的。这说明当地的文化（蜀文化）发展是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的，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7)俞伟超先生和邹衡先生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的年代提出了异议。

虽然三星堆遗存的考古分期编年，还有待于进一步做更深入和更细致的研究，但它在商周时期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浓郁特色的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形态，则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对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性质和定名，也做了较多的争鸣和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意见：一、祭祀坑说，二、埋葬坑说，三、犁庭扫穴毁其宗庙说，四、窖藏说，五、巫术厌胜说，六、神庙器物掩埋坑说。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见仁见智，颇为热烈。这些争论，充分说明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三星堆文明，具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内涵。目前虽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随着探讨的深入，学术界对扑朔迷离的古蜀文明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考古工作者在对一号坑、二号坑发掘之后，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又做了大量深入地调查和试掘，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收获。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说明它绝不是普通的村落和邑聚，而是古蜀国的都城。其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达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8)。从总的特点来看，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脊背形台地上”(9)，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型遗址群。其次是发现和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城址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2.6平方公里，大致与郑州商城相当。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刷毁坏，残存800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弯道上，长210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斜坡状的城墙主要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无论是其面积和修筑方法，在殷商时期都称得上是规模宏大的。在主城墙上面发现有使用土坯砖修筑的梁埂，在我国城墙建筑史上这是使用土坯垒筑城墙年代最早的例证之一。根据发掘揭示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筑成于商代早期，使用至西周早期。随着蜀文化逐渐向成都南移，这座城址才逐渐被废弃。

考古发掘还显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其建造方法采用在地面上挖沟槽，在槽中立柱，间以小木棒和竹棍作为墙骨，两侧抹草拌泥以成墙壁，然后墙壁经火烧烤，上为榫构梁架与屋顶。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被湮没了。

三星堆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学者们对此亦提出了不同的推测与看法。从文献记载看，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中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其后又有鳖灵治水，禅让即位，建立开明王朝的故事(10)。通过这段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记述，透露给我们的只是古蜀历史的梗概和传说。蚕丛、柏濩、鱼凫的都邑在什么地方，语焉不详。只有望帝杜宇的都邑比较明确，“治汶山下邑曰郫”。学者们对“郫”的地理位置曾有不同的解释，但与三星堆似乎并不是一个地方。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将古蜀历史纳入了中原王朝体系，将传说中年代悠久的古蜀王朝大为推迟，其卷3《蜀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立为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11)这段记载中同样没有说明蚕丛、柏灌、鱼凫的都邑在什么地方。

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虽然传说色彩很浓，但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从记载看，“鱼凫王田于湔山”，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阶段，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常璩《华阳国志》卷3说杜宇称为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2)。杜宇时代的古蜀国，拥有广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国力，与当时蜀地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显然是密不可分的。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杜宇拥有郫邑、瞿上两座都邑，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鱼凫王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水草丰茂的成都平原上就已出现了城邑，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古城等八座早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便与鱼凫氏有关；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案，也透露了与鱼凫王朝的关系。简而言之，鱼凫王在成都平原大地上建立了以其为统治核心的早期蜀王国，便定都于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在这里修建了宏大的都城，直至其政权被后来的杜宇王朝所取代。也有学者认为，杜宇成为蜀王之后，三星堆古城很可能就是杜宇王朝的瞿上城邑遗址。后来三星堆古城的突然废弃，则可能与鳖灵取代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这一历史事件有关。到了开明五世，将都城移治成都，则与当时严重的洪灾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过学者们广泛深入地探讨，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都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换一种说法，在古蜀历史上的鱼凫时代，成都平原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文明。这一城市文明以三星堆古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农耕繁荣的杜宇时代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这个时期蜀地灿烂的青铜文化，无论是成熟高超的铸造技艺，还是绚丽多彩的风格特点，完全可以媲美于中原地区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区域的青铜文化，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基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线上，构成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发展格局。独具特色的古蜀城市文明，在三星堆古城被废弃后，似乎是突然湮没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在开明王朝统治蜀地期间，随着治水和迁都等历史事件的发生，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星堆古城遗址和大量出土遗物的发现和研究，也为我们了解古蜀国与殷商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证据。说明地处内陆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富饶繁荣的王国，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宗教礼仪和社会生活习俗方面，都与其他区域不同，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它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上的交往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可以看出，大量的青铜雕像和青铜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和巨大的青铜神树，无不显示出浓郁而又神奇的古蜀文化特色，而其中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圭、璋、戈等形制，则反映了殷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改变了人们有关商代中国的概念，说明殷商在青铜时代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商王朝的周边地区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地。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