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启示理性思考

要强调指出的是，上面罗列的北京水文化种种，实际上挂一漏万。但无论事大事小、领域各异、形式杂陈，其实质都是关于北京人对北京的水的感情、认识、态度、举措的反映，其中有成功，有智慧，有失败，有教训，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包括深刻回顾历史，理性思考现实。

第一，永定河上游流域的山地都设置过专门机构，负责采伐木材和柴炭。所以，元代留下来的著名的《卢沟运筏图》不是偶然的。另外，明代为建北京城，山西是重点伐木地之一。至于北京城所需柴炭，多是在永定河、拒马河上游流域采办的。永定河等上游流域的林木被严重破坏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河水泥沙增多，水质变浑变浊。《水经注》谓永定河出山后称“清泉河”，元明时则称“浑河”、“无定河”或“小黄河”了。河名的变化反映了河性的变化。河水中大量的泥沙使下游河道淤积严重，导致频频决口泛滥，不仅造成惨烈的水灾，而且泛滥的浑水泥沙又不断地将平原地区的一些泉眼和湖泊湿地淤平湮灭。

第二，从金元明清至今的八百多年间，除短时间外，北京都是国家的都城。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对水的特殊需求。特别是在金元明清的封建社会时期，为了供应国都尤其是皇家对粮食和其他物资的需要，大力发展漕运，为保持北运河漕运畅通，几代封建王朝都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注重对北京地区水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是金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水情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清末铁路兴起、漕运废止之后，人们不再那么重视大运河了，连同北京地区的其他河湖水道也放任自流，少加整治。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先后修建了官厅、十三陵、密云、怀柔、海子等大大小小的水库上百座，利弊共存。

第三，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多。清代初期，全国人口仅一亿多，至中后期，已达三亿多。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是四亿五千万同胞，如今已是十三亿之众。就北京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不过二三百万人口，而今已多出千万。人口成倍地乃至数倍的增加，无疑对北京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用水量大大增加，或者说对水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多。特别是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用水量大大增加，尤在情理之中。这不仅造成地面水量的减少，而且也致使地下水位下降，以至北京城区的地下水位形成巨大的漏斗状。其二，加速一些湖泊湿地的消失。这主要是因人口增多而扩大土地垦辟的结果。其三，水环境污染严重。由于人口增多，各种各样的垃圾无穷无尽。大量的建筑垃圾填埋坑塘，肮脏的生活垃圾侵入水体或附近环境，造成部分地面储水和某些区域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有水不能用，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第四，大自然有一个规律，就是有多雨期和少雨期。根据史书记载和大量史料统计的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多雨期和少雨期大约各持续50—70年上下，即相当于一个“甲子”，然后相互转换。根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北京地区的年降水量呈现减少的总趋势，即进入新一轮的少雨期。当然，这期间也有多雨之年，但属极少数。降雨量总体减少，而用水量却日益增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如今北京水资源紧张和水环境恶化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长项和短项。首先人们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对劣势和短项有清醒的认识。前面讲到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要知道，由地理环境所决定，永定河的水患是时有发生的，甚至是很严重的，以至于在历史上曾被称作“无定河”。清康熙皇帝亲政之后不久，就明确了三件政府必须办理的大事，并将这三件大事写在宫中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其中一件大事就是河务，包括“无定河”的治理。在治理永定河的实际工作中，康熙皇帝甚至亲力亲为，还向老农请教。康熙朝对永定河的治理取得了“安澜三十年”的效果。实际上，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凡是重视解决水的问题的阶段，就往往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

除了重视与否，“人的智慧”集中体现在解决北京城水问题的“点子”上，亦即其科技含量上。这方面来自历史的案例十分丰富。当然，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今人手中有了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并不排斥古人的智慧对我们的启示。尤其是在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用最少的水办最大的事，以保障北京这个城市首都功能的充分发挥，更需要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

因受地理位置、地形和季风影响，北京降水量以及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年际之间丰枯相差悬殊。这是北京水情的一个基本要点。而且，这种丰枯的变化是有一定统计规律的。对此，前人曾有过总结。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说：“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涝。世祖皇帝癸巳年（顺治十年，1653年）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癸巳年（成化九年，1473年）涝，城内水满，民皆避于长安门前后，水至长安门，复移居端门前。若今淫雨不止，田禾岂有不损耶？”康熙皇帝的这番话是经验之谈，值得特别重视。

据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历史地理学家尹钧科的研究，从秦汉至今，共有38轮壬辰、癸巳年。查阅史书，其中有80%的壬辰、癸巳年北京雨多水大，形成不同的灾害。尹钧科当时提醒：2012年、2013年又是壬辰年、癸巳年，是否北京会雨多水大，人们不妨拭目以待。人们还是提高警惕，宁信其真，以免届时措手不及。

从防洪方针上说，古人一方面重视传统的工程防洪，另一方面也具有化害为利、将洪水资源化的意识和举措。包括北京小平原在内的华北大平原有丰富的古河道和湖泊洼淀群，具备雨洪利用、地下水回灌的良好条件。北宋时期海河流域利用水利措施，有效控制了大部分湖泊洼淀的范围和水深达百年之久，就是成功的历史经验。显然，洪水资源化是历史对我们的启示。在今天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将大气降水更多更快地转化为地下水，蓄水于地下，对于预防持续、跨流域的极干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整体上看，北京的河道防洪要从传统的工程措施向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现代化防洪模式转变，防止水土流失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在供水与用水平衡问题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用水相比，当今工业化、城市化条件下的用水是两种历史阶段间的转折和变化。水的价值商品化，水越用越快、越用越少、越用越贵。这是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和水资源有限所决定的。另外，也要看到北京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控水传统和节水习惯是克服上述困难的有效武器。只是这个武器在遭遇现代社会用水的强大冲击后，开始难以抗衡，需要全社会的大力自省、保护和恢复，将古人创造的亲水、控水、节水习俗再度价值化，引导社会全体成员厉行节约，合理用水。并且将它作为民间治水的核心内容，与国家层面的治水（如“南水北调”）、北京市层面的治水（如调控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流域治理、省际协调等）一起构成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的完整的治水体系。

北京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水系河道丰富，支撑了北京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景观的建设，创造了独特的基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水文化。前面已有不少事例，再举两个，都是涉及政治文化的。一个是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安抚那些帮他造反称帝的江南文武大臣，特命在后海北沿的三圣庙附近开辟水稻田，建桔槔亭，造水车房，甚至令人扮演农夫，“打”江南号子，唱江南社戏，营造出一个江南水乡小景。后来，还让人在整个积水潭周围广植桃柳，遍辟稻田。再一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整治龙须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环境。工程竣工后，作家老舍为此写了著名的话剧《龙须沟》，成为新中国的一曲颂歌，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当前，城市河道的修复正在成为国际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点在于河道水环境治理、水质改善和生态修复。近年来，北京市在结合城市建设和改造工作中，对城市河道的治理和修复也做了很大努力。东城区对玉河的复建就是一例。我把它称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程的一个典范”。其他还有转河的修复、通州运河和门头沟、丰台永定河段的治理和景观建设等。在这方面，北京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当前，北京正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目标努力。如何让城市更具活力和生命力，城市河道的修复和历史水文化的发掘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建议予以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