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中期直隶地区水利营田事业的兴起与转折

康熙一朝对于直隶地区的水利治理可以说奠定了基础，但康熙皇帝本人对于直隶地区营建水田始终持一种谨慎态度，认为南北有异，不可轻举。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直隶地方，向来旱涝不备，皆因水患未除，水利未兴所致”^[1]的考虑，“于畿辅水利尤多区画”^[2]。雍正三年（1725年）夏，直隶大水，同年，雍正帝命怡亲王及大学士朱轼前往实地查勘。经多次实地查勘以后，怡亲王及朱轼等人对于直隶地区诸河流域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并绘制详图，认为“直隶之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皆汇于天津州大直沽入海。此直隶水道之大略也”，此后在经过一番统筹规划后，提出“浚治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3]，上疏呈各河流域治理方略，主要有疏浚深广、多开引河、在危险河段加固堤坝、在海口修建闸坝等方法。进而又提出“于京东之滦蓟、天津，京南之文霸、任丘、新雄等处各设营田专官”^[4]以营建水田。雍正对怡亲王及朱轼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从来未有之工程，照此措置，似乎可收实效。具见为国计民生、尽心经画。甚属可嘉，著九卿速议具奏”^[5]。此后，怡亲王及朱轼等又多次上疏，分别就畿南、京东、京西等地水利治理及营田事物等情况上奏。雍正四年（1726年），根据怡亲王的建议，将京畿水道分为四局，“以南运河与臧家桥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东之淀河为一局，令天津道领之；苑家口以西各淀池及畿南诸河为一局，以大名道改清河道领之；永定河为一局，以永定分司改道领之；北运河为一局，撤分司以通永道领之”^[6]。并设水利营田府，命怡亲王总理其事。雍正五年（1727年），又将原先营田四局加以调整，分立四局，为京东局统辖丰润、玉田、蓟州、宝坻、宁河、平谷、武清、滦、迁安等九州县营田；京西局统辖宛平、涿州、房山、涞水、望都、唐县、安肃、安州、新安、霸州、文安、大城、任丘、定州、行唐、新乐、满城等十七州县的营田；京南局统辖正定、平山、井陉、邢台、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乡、任县十州县的营田；天津局统辖天津县和静海、沧州部分滨海地区及兴国、富国二场营田。^[7]

其后又多次增派官员，调整人事，明确赏罚等以保证营田水利事业的顺利进行。经过一年的营建后，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怡亲王在给雍正皇帝的奏疏中，提到“据各处陆续呈报：营成京东滦州、丰润、蓟州、平谷、宝坻、玉田等六州县稻田三百三十五顷，京西庆都、唐县、新安、涞水、房山、涿州、安州、安肃等八州县稻田七百六十顷七十二亩，天津、静海、武清等三州县稻田六百二十三顷八十七亩，京南正定、平山、定州、邢台、沙河、南河、平乡、任县、永年、磁州等十州县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顷七十以上，官营稻田三千二百八十七顷三十七亩。其民间亲见水田利益，鼓舞效法自营己田者，如文安一带多至三千余顷，安州、新安、任丘等三州县多至二千余顷。且据各处呈报，新营水田俱系十分丰收，田禾茂密，高可四五尺，颖栗坚好。每亩可收稻谷五六七石不等。”^[8]据这尚不十分全面的数据统计，官方民间总共营建的水田亩数不可谓不多。而据《清史稿》更为详细的记载，表明“自五年分局至七年，营成水田六千顷有奇”。^[9]正是有如此大面积的水田，直隶地区的稻谷较往年大为增加。雍正五年（1727年）“直隶水田稻谷丰收”，但由于直隶地区“民间多不惯食稻米”，大量稻米无人消费，以致州县官吏“竟有逼勒小民、强买稻米者”，为此怡亲王及大学士朱轼上疏“请发银采买米石，使得卖米价银，转买小米高粱”。^[10]而京南局所产稻米尤为丰收，主管京南局的华兴为此上疏雍正“请发钱买水田谷运通仓”。^[11]雍正八年（1730年），直隶地区水田“收成颇丰”，^[12]本地区消费有余。雍正九年（1731年），山东济南、兖州、东昌等地区遭受水灾，虽然山东“登、莱、青三府。尚有存仓之谷百余万石”，但“转运甚难”，而直隶地区稻米供应充裕，“米价亦平”，雍正皇帝便下令“或从直隶采买米石，令回空粮船运至东省，或将南漕截留数十万石”。^[13]

雍正年间对直隶地区的水利整治下了很大的工夫，经过实地勘察，全盘考虑，周密规划，付诸实施，对直隶各个水系河道都进行了有效的疏浚，修建加固了重要河段堤坝，基本上保证了畿辅重地不再遭受水患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更是大力推进营田水利建设，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开沟渠、营稻田，对直隶地区的农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乾隆即位以后，对于直隶地区营田事务则一改雍正的积极热忱，显得较为保守谨慎。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后，乾隆初即位便一改雍正有关营田的相关政策，认为营田水利“事关地方，必须本地方有司实力奉行”，“意将营田观察使撤回，专交地方官管理”^[14]。乾隆元年（1736年）更是明确规定，“一切新旧营田，交各该州县管理。如本任事务匆忙。即委所属佐杂协办”。^[15]从营田水利局到交由各州县管理，再到各州县所属佐杂，管理营田水利事务机构等级一步步降低。同年在给总理事务大臣的上谕中，乾隆在肯定雍正朝营田水利成绩的同时，更着重指出“夫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之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以种杂粮”^[16]。此后直隶地区或是因旱而改种杂粮，或是因水涝而改种苇藕者，乾隆都予以承认，不愿再费精力，勉强维持。乾隆八年（1743年），河间、天津大旱。乾隆九年（1744年），御史柴潮生为此上《敬陈水利救荒疏》，指出应在直隶地区兴修水利，发展水田。但同时又考虑到直隶地区确有不适应种水稻之处，指出：“且今第为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17]这较之于雍正年间一味强求发展水田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工部侍郎范时纪上奏，指出“京南霸州、文安等处，地势低洼，易致淹浸，请设法疏通，添筑堤埝，改为水田”。乾隆对此仍秉持以往态度，认为这些低洼之处积水成患，不过是这一两年来雨水较多所致。对于范时纪改种水田的建议不以为然，指出“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随后将此奏折抄寄时任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其细心筹议。不久后，方观承便上奏附和乾隆旨意，认为“直属试种水田潴涸不常，非地利所宜”^[18]。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时任工部侍郎的裘日修奉命督修浚永定、北运诸河，针对河道附近居民与水争地的情况上疏，乾隆谕曰“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不知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非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19]，对此屡经降旨饬谕。可见乾隆认为直隶地区河道附近淀泊的重要之处在于涵养水源，若强行占垦，虽然能增加田亩，但对于水利河务大为不利。

总之，乾隆一朝基于“南北地势异宜”的认识，在肯定雍正朝直隶水利营田有利于治理京畿水患等成绩的同时，更强调“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始终未收实济”^[20]，认为经济效益并不高。因此在政策方面，不再如雍正朝那样鼓励发展营田事务；在机构设置上，将统领营田水利事务的营田观察使撤回，将营田事务交给地方官员。乾隆年间，直隶地区基本上没有再大规模的新建营田，对于已有的水田，或是因为干旱而改为旱地，或是因为水涝而改种苇藕，听民自便。因此，乾隆朝的直隶营田成绩自不如雍正朝，水田亩数大为减少，其稻米总产量也随之下降。《户部漕运全书》中记载，“通仓支放官俸六色米内粟米一项，于雍正六年钦奉恩旨，发帑采买直隶营田稻米抵粟支放。乾隆四年，因直属歉收，停止采买，不敷支放，奏准以稄抵稻支给”^[21]，可见乾隆年间直隶所产稻米数量较之于雍正年间大为下降。

[1]雍正上谕内阁. 卷39. 雍正三年十二月丙戌.

[2]清史稿. 志111：河渠四.

[3]　清史稿. 志111：河渠四.

[4]［清］朱轼. 畿南请设营田疏. 清经世文编. 卷108：工政十四.

[5]清世宗实录. 卷39. 雍正三年十二月丙戌.

[6]清史稿. 列传7：诸王六.

[7]清文献通考. 卷6：田赋考六.

[8]恭进营田瑞稻疏. 雍正. 畿辅通志. 卷94.

[9]清史稿. 志111：河渠四.

[10]雍正朝实录. 卷63. 雍正五年十一月庚申.

[11]清史稿. 列传264：循吏二.

[12]雍正朝实录. 卷103. 雍正九年二月乙未.

[13]雍正朝实录. 卷103. 雍正九年二月乙未.

[14]清高宗实录. 卷7.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酉.

[15]清高宗实录. 卷21. 乾隆元年六月辛卯.

[16]清高宗实录. 卷53. 乾隆二年闰九月乙亥.

[17]［清］柴潮生. 敬陈水利救荒疏. 清经世文编. 卷108：工政十四.

[18]清高宗实录. 卷673.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己酉.

[19]清高宗实录. 卷911.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壬午.

[20]清高宗实录. 卷673.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己酉.

[21]户部漕运全书. 卷60：京通储粮·俸甲米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