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农家女儿
南方的冬天，一样冷得出奇。
梅子一早起来，就看见地里背风的地方都结了霜，田里的稻草堆像撒上一层盐，白晃晃地反射着阳光，亮得耀眼。一块块金黄的油菜、艳红的绿肥花朵，被映衬得分外鲜明，犹如一支平淡的歌中几只特别悦耳的音符。
有霜就好，梅子想，有霜就是晴天，晴天就好干活。下午，她还要进山去打柴。
北风吹来，她打了个冷战，连忙塞了塞围在颈上的腈纶围巾：又轻软又暖和。国庆节时，阿奇抽空回了一次家，从提包里掏出这条围巾，递到她跟前：“姐，这是你的。”
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剁潲草，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
“这个。”阿奇把围巾搭在她的肩头。
她眼前的世界突然明亮起来，忙将双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这才小心翼翼地拿起围巾，就像捧着一团娇嫩无比的小生灵。
她欣喜地赞叹：“太靓水、太嫩色了，我怎么配？”
“怎么不配？你才20岁嘛！”阿奇说。
“大嫂来了，她人漂亮，先让她试试。”梅子说。
皮细肉嫩的大嫂阿静梳拢着刚洗的头发，趿着拖鞋走过来：“什么好东西？让我看看！”
梅子拿起围巾，在阿静身上比画：“你看，还是大嫂合适，快成画中人了。”
“哎呀，你这脏手，满手潲草汁，小心弄脏我的头发！”阿静闪避着，却扯过了围巾。
“我当是什么金贵东西，才腈纶的，现在都不时兴了，还会身痒呢。”阿静把围巾往梅子怀里一塞，转身却从阿奇的提包里拖出一把折叠花伞，叫道：“这是给我的吧？太好了，等会我要去外家，正缺伞用呢。”说着拿起伞，快活地哼着流行曲，一步三摇走了。
腈纶也好，梅子还从没用过这么漂亮的围巾呢！
梅子踩着喳喳作响的霜粒，来到屋边的蕉园里，脚指头已被冻得隐隐发痛。
香蕉早收完了，连续挨了几天霜打的香蕉树，像一排排亏空了气血的老人，萎靡不振地低垂着头。
梅子拿起柴刀，在地头挑了一株大点的蕉树，从树根咔咔地砍下去，松脆的蕉树含糊地呻吟着，不一会儿就被砍倒了，刚才还雪亮的柴刀，渍染上一层暗红。蕉树的汁液溅到裤脚上，洇出了几个斑点。梅子痛惜地皱皱眉头，衣服染上了芭蕉汁，无论如何是洗不去的。
她又捋捋衣袖，飞快地削去蕉树的枝叶，一层层剥开壳，动作干净得就像预先设计好的舞蹈。一管象牙般洁白的芭蕉芯就露了出来，散发着甜润清凉的芬芳。梅子家里养着三头肉猪，正是吃大潲长大膘的时候，冬天饲料不够，就只好找点芭蕉芯喂着。
出了一阵力气，梅子全身暖和起来，苍白的脸颊泛出两团潮红，额角、鼻尖也渗出了一层晶亮的细汗。这么多年，劳动对于梅子，几乎已成了第一需要，只有在劳动中，她才会感到自在和踏实。
梅子念六年级那年，母亲得了绝症，家里几乎把能卖的都卖了，还背下沉重的一笔债，也没能阻止死神的降临。那些天，她到医院日夜守候在母亲病床前，母亲终于挺不住了，拉着她的手流着泪吩咐：“梅子，弟弟还小，你要好好帮爸爸，把弟弟带好……”母亲说完就去了，连眼睛也没闭。那逐渐失去光泽的瞳仁，像透着幽幽冷气的两口深井，把梅子的魂魄一点点地吸了进去。
梅子永远忘不了母亲死不瞑目的神情。母亲确实是放心不下两个弟弟。
父亲是村支书兼文书，管着三千多口人，整天在外面忙，不是迎送上面来的领导，就是守着村公所接各处打来的电话，或是戴一顶大斗笠到各小村去检查生产进度，要不就骑着那辆全身发疟疾般抖动的破单车到镇上开会。他总有开不完的会、办不完的事，晚上不到灯亮时分，就回不到家里。
他这个支书，已经干了二十多年，想换其他人，人家都不想干，到底是因为没油水，每月才三十元补贴，连烟钱也不够。幸而他只抽土烟、喝点土酒，家里四个孩子，张口等着要吃，有三十元总比没有好。况且，他不会木工，不会泥水活，也不会打铁补镬掏木勺，就断了其他财路。
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拖着木鞋呱嗒呱嗒地挑满两大缸水，伸手从饭锅里抠出一团剩饭，胡乱地啃着，再往头上扣上那顶既遮阳、又挡雨的大竹笠，晃着竹竿般瘦长的身影，就出了门。
这时候，东山顶那只睡意蒙眬的日头，才红着脸探头探脑地爬起来。
剩下的，便是梅子的事。
大哥阿开在镇上读初二，住校。二弟阿奇在本村读二年级，山村学校早上上课迟，尤其在冬天，总要等家里熬熟了粥，二弟吃上两碗，学校那汽车轮箍做的吊钟才不紧不慢地敲响。三弟阿风才三岁，整天拖着两条清鼻涕，像只狗仔郎郎当当跟在梅子身后。在他眼里，梅子早就是大人了。
男仔读书争功名，天经地义。女仔生来就是做饭洗衫、种菜喂猪的货——乡下人一向都这么认为。
梅子身材瘦小，像一根绿豆芽，苍白纤弱，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净大锑锅，踮起脚尖到大水缸里舀水，然后淘米。不知为什么，村里高佬二碾坊给碾的米，总是有很多沙子。梅子听说多年前，高佬二偷生产队的牛去卖，被父亲捉住送到镇里，后来挨判了一年徒刑。她不敢肯定这件事是否跟米里的沙子有关，毕竟都已是那么多年的事了。
村里就高佬二一个碾房，听说已赚得不清不楚，正在备料建新房。
梅子淘米的手法很熟练，那是先前母亲手把手教的。母亲把她揽在怀里，握住她的手，轻轻晃动着勺子，母亲的头发擦得她的小脸痒丝丝的。珍珠般的米粒源源流下锑锅，最后留在勺子里的，便是一小撮黑黑的沙子。母亲走了，但母亲留下的温馨，永远留在了梅子的心里。
一次吃晚饭，一颗沙粒咔叭一下，竟磕掉了父亲半边大牙。父亲二话没说，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泪水涌上她的眼眶，滴溜溜地打转，却就是不肯落下。她绝对肯定，米是细心淘过了的。后来她才想起，她淘米时，三弟正在旁边玩着一把沙子，但她不想解释。
第二天，父亲见她半边脸红肿了，就没出门，自己下了厨房，还给了她两元钱，让她带三弟到镇上去玩。那天，三弟玩得很开心。她用一元钱给他买了支玩具手枪，又用一元钱给他买了一支冰淇淋。弟弟让她尝尝，她伸出舌头轻轻一舔，甜滋滋、凉丝丝的感觉一直渗入到心底。
她想，这大概便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回到家里，父亲已亲自做好饭菜，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饭桌上，父亲的话特别多，还不住地往她碗里夹菜。二弟阿奇刚段考，得了双百分。三弟阿风拿手枪瞄瞄这个、瞄瞄那个，还“乓乓乓”地打个不停。
这一晚，全家都很高兴。
饭吃一半，梅子的牙齿咔地磕到了什么，一阵酸软。但她没把那口饭吐出来，而是就着一口汤，咽了下去。
从此，淘米时她就特别小心了。
所有灶头灶尾的家务，她都干得很利落。粥烂了，碗筷洗了，二弟上学了，猪鸡喂了，衣服洗了，三弟也起床了。这时候，太阳也还不到一竿子高。
接着便下地。责任田里的活没用她干多少，插田割禾父亲都请人来帮忙。她主要忙于菜地，春天种番薯芋头、南瓜豆角，秋天种白菜萝卜、芥蓝冬豆，一样接一样，从没让菜地丢闲过。
她已成了个出色的种菜能手，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插竹篱，什么时候打虫子，都干得有条不紊。眼看着雪白的嫩芽从地里冒出来，又摇摇晃晃攀上竹篱，变成一挂碧绿纷披的藤蔓，开出一朵朵浅蓝色的小花，结出一只只小铃铛般的果实，她心底也像绽开了一朵花，充满欣喜，也充满了温馨。
她全神贯注地剥着另一棵蕉芯，身后突然有人叫一声：“梅子！”
梅子吓了一跳，右手的柴刀划到了拿着蕉芭的左手。她一转身，惊喜地丢开柴刀，用两只肘子夹住来人：“是你！”
来的姑娘叫阿草，梅子的好朋友，今年一过年，便去了深圳打工。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家，就跑来找你。”大半年不见，阿草变多了，松垮垮的红毛衣，紧绷绷的牛仔裤，满头黄发一根根地向四面爆炸开来。
梅子忍不住噗地笑了。
“笑什么？”阿草赶忙瞄瞄自己身上。
“松毛狗。”梅子说。
“你懂个屁！在深圳，都兴这个。”阿草把梅子的手捉起来，“哟，割破了！”
可不，梅子的手背被柴刀碰了道小口子，渗出一溜鲜红的血珠。她举起手吮了吮，淡淡地说：“没什么，只破了点皮。”
“你呀，命就这么贱！”阿草痛惜地抚摸着梅子的手。这根本不像是一双姑娘的手，又红又肿又粗糙，交叠着一道道刀疤和裂痕，又染着一层洗也洗不去的脏黑。
“别碰，脏呢。”梅子闪避着，生怕玷污了阿草的衣服。“你这毛衣真漂亮，自己打的？”
“现在谁还有这闲工夫？买的，纯羊毛，你摸摸，感觉跟化纤就不一样。”阿草捉住梅子的手按到毛衣上。
梅子连忙缩着手，说：“我手粗，别钩坏了你的衣服！”
“有什么金贵的？才80元一件。”阿草撇了撇嘴。
“啊——”梅子张着嘴巴，怔了一会儿。她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贵的衣服。
“在深圳，一千几百元一套的衣服，多着呢。”
梅子又“啊”了一声。
前些年，她还一直是捡母亲的旧衣服穿，长的改短，破了就补。她甚至还穿过大哥的旧衣服呢，不是蓝，就是绿，长年灰头土脸的，惹得别人都叫她假男仔。她不在乎，她知道家里日子艰难，父亲买不起新衣服给每个儿女。即使偶尔买上一件，她也只能是拣最素淡、最普通，也最便宜的。
当然，村上大多女孩子几乎都如此。
阿草扯了梅子的围巾，说：“像这种围巾，腈纶的，在深圳，丢到街边也没人捡呢。”
梅子脸色微微一变，忙把围巾抻好，说：“我们可不是城里人。”
“城里人又怎么啦？衣服一脱，还不都跟我们一个样！”说到这里，阿草吃吃地笑了，“你别看城里那些妹仔，个个眼高胸凸屁股颠，傲得像个长颈鹅，到公共冲凉房一看，许多奶子还是假的呢！”
梅子脸红了，连连摇手：“莫乱讲，莫乱讲，我可不想听，羞死人了！”
阿草噘起嘴巴：“都什么时代了，就你旧脑筋。”
梅子想起什么，说：“还没到春节假呢，你怎么跑回来了？”
阿草说：“都是我妈搞的鬼。拍个电报去说她病重，害得我连夜请假赶回来，结果屁事没有。其实她就是不放心我，怕我被人拐了去。”
梅子说：“有个那么疼你的妈，还嫌什么呢？”
她确实很羡慕阿草。阿草母亲生了五个子女，就阿草是女的，还是幺女，全家人都宠着她，任她吃，任她穿，也任她玩，娇惯得像旧日的大小姐一样。有人对她母亲说：“妹仔儿何必那么金贵？”她母亲说：“妹仔儿怎啦？日后嫁出去，我要走亲戚还是唯一一门呢。”
父亲对梅子虽然还不错，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何况他又是那么忙。没有母亲，许多本该对母亲说的话，就只能沤烂在肚里了。那年冬天，梅子到小河边洗衣服，洗着洗着，就觉得大腿间有什么东西在爬，黏黏湿湿的，回到家里偷偷一看，却见裤裆红了一大片。她不懂得是怎么回事，以为得了什么病，却不好意思告诉父亲，只是胡乱垫了废纸，换条裤子，就又干活去。大约一个月后，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她还是用老办法对付，照样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没想到，磨来擦去，那地方发了炎，痛得她走路也小心翼翼起来。
那天吃过午饭，父亲在家里忙着写汇报，三弟阿风突发奇想，要梅子趴下地去给他当马骑，梅子不肯，他就“哇”地哭起来，去缠住父亲告状：“爸，我要骑马马，姐不肯……”
父亲不耐烦地吼道：“闹什么，梅子你怎么不哄哄他？”
梅子当然没有别的办法使三弟安静，只好趴下地去。阿风骑上梅子背上，这才破涕为笑，“嗨嗨”地驱赶起来。二弟阿奇走过来，突然惊叫道：“血！血！姐，你裤子上有血！”
父亲这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拧着阿风的耳朵把他扯过一边，又将梅子拉起来。这时候，梅子满头满脸湿淋淋的，不知是汗还是泪。粗心的父亲愧疚得满脸通红，连忙把她带到村卫生员那里。
父亲终究还是忙，家里许多事情都顾不上。有人劝他续个后妻，他担心对不起孩子，一直没松口。在年幼的弟弟面前，梅子就担当起了半个母亲的责任。她宁肯自己辛苦些，也不愿再有个后母。她从小就听多了关于后母的故事，那些女人都像夜叉一样凶狠而刻毒，变着法儿陷害前妻的儿女。梅子甚至好几次梦见自己被后母追打着，直到走投无路才惊醒过来。
“梅子，和我去深圳吧，你手脚麻利，又省吃俭用，包你一年就有成千元带回家。”阿草攀着梅子的肩头，热辣辣地怂恿她。
“成千元？”梅子怕是听错了。她全家人辛苦一年，还攒不起几百元呢。
“我才去十个月，除了吃喝玩乐，还有这一身光鲜，也剩了五百多呢。”
梅子疑虑地打量着阿草。村里关于深圳打工妹的传闻很多，都说她们的钱来得容易，却不干净。
阿草说：“你莫信那些烂嘴婆娘发口疯，我们每赚一分都是血汗钱。”
梅子有点心动了：“我……试跟我爸说说……”
父亲自然不同意，却也没明说不准她去，只是说：“你哥不在家，大嫂又快生了，能不能去，你自己定吧。”
梅子当然懂得父亲的意思。从母亲逝世那天起，她就很懂得体贴父亲了。
大嫂阿静挺着个日渐显眼的大肚子，终日耀武扬威地走来串去。为了保胎，她早就不下地干活，就连下厨房烧火，也担心烟火熏坏了胎儿。她要为家里养第一个孙儿，功劳大着呢。她每天换下的衣服，就丢在脸盆里，几天都没洗。她那粗身大势的样子，确实也弯不下腰去，梅子看不过眼，只好拿去洗了。阿静吃过饭去串门，同龄的媳妇都夸她好福气，连衣服也不用自己洗。她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我衣服丢在那里，也没叫谁洗嘛。”
阿静当然也不希望梅子离开家。她说：“听说深圳来招工的，有的就是人贩子，专收女工，进厂没几天，就转卖到好远好远的山区去，任人欺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那才叫惨呢！”
不去就不去，梅子还像往时那样过日子。有人说过，时间就像绦虫，一节跟一节没有什么区别。梅子自然没听过这些高深的道理，即使有时能静下心来想点什么，她也只是简单地把日子比作水，人就是水中的石头，水哗啦啦地流，石头却还是石头，天长日久，千磨万转，不过是方的变圆些，粗的变细些罢了。她实在想不出，像她这样还能有别的什么活法，包括将来出嫁生孩子，她都没想过。一个整天从早忙到黑的人，没有往更远想的闲空和心思。
阿静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的！
这是家里的长孙，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阿静临产前，到外地当建筑工的阿开就回来了。大哥一回来，梅子就松了一口气。
阿开是个老实人，长得高大清爽，看上去很聪慧，心眼却像四方木，一点不圆转。直到读满初中，他还弄不透负数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只好回家。他手脚倒勤快，只要他在家，粗工大力的事就不用梅子操心。在工地上人们也喜欢跟他搭手，因为他从不会偷懒，只知道哪块石头大就扛哪块。他头一次单独砌墙，到该封口了也没在意，待到工头发现叫住他，已白白多砌了几道砖，只好重新拆掉。
这种人，永远只配干一天五六块钱的小工。
阿静便是看上了他的相貌和心眼，觉得他绝不会欺负自己，才嫁给他。
阿开回到家，把一个胀鼓鼓的信封交给父亲：“爸，这是工钱。”
阿静在一旁摸着大肚子，直冲他眨眼睛，他却没在意。
回到房里，阿静忍不住问：“你把钱全给了阿爸？”
阿开奇怪地说：“不给他，我留着干什么？”
阿静眼睛一红，闹了起来：“你这木薯牛，怎么还一点不开窍，难道让我买卫生纸，也要找你爸开口吗？”
阿开平时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吃饭穿衣，就不知道要钱还有什么用。也没想到，老婆还是个跟男人完全不一样的女人。他觉得有点内疚了。
这时候，父亲走进房来，手里拿着那个信封。
“家嫂，我想了一下，我外面的事情实在多，这个家应该交给你管了。”
阿开脸色通红，正要说什么，却被阿静暗暗踢了一下，就再没出声。
阿静便成了事实上的一家之主。
临生孩子前，阿静到镇卫生院检查，一个牛高马大的女医生瞄了她一眼，问了几句，就说：“既然是头胎，就住下来吧，刚好有床位。”
阿静有点犹豫，摸了摸口袋说：“那得花多少钱？”
女医生说：“钱要紧还是命要紧？前天夜里，黄村有个头胎的产妇大出血，送到这里就没救了。”
阿静一听，心底凉飕飕的，便开了住院卡。
进病房时经过手术室，门前有好几个妇女排着队等着做人流，里面有个年轻的嗓音在尖叫：“哎哟，痛死啦！给我吃老鼠药算啦！哎哟！”
一个小护士端着血糊糊的器械盘走出来，隔着大口罩嘟哝：“喊什么，快活时怎么就不想到今日？活该！”
阿静连忙捉住阿开的手臂，屏住气息快步走过去。
进医院一住下来，先要做一系列检查：验尿、验血、X光、B超、心电图……验血收费10元，X光10元，B超20元……阿静一面交钱，一面问：“怎么，生仔也要做这么多检查？”
收费员白了她一眼：“你懂什么？这就是优生服务。不验血，谁知道你带没带肝炎病毒？不透视，谁知道你胎位正不正？心脏不正常的，只怕有仔也生不出来呢。”
阿静只好安心住下来。没想一住就是十天，预产期过了成个星期，孩子才姗姗来迟地降临人世。
一切顺利，根本没像别人说的痛得那么可怕，上产床个把钟头就完事了，阿静只觉得肚子好像个大气球，嗤地放完气，就彻底瘪了下来。
“幸亏你住院才这么顺利，要不，头胎难产多，什么事都会发生呢。”出院那天，久雨初晴，天高云淡，那高大的女医生帮阿静抱着孩子，一直送到大门口，还热情地亲亲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赞道：“真靓仔！”
“这医生真好！”阿开拉来单车，把阿静母子接回家去。阿静心里甜腻腻的。尽管住院把阿开带回的那点钱花得差不多了，她还是觉得值。对她这个初当母亲的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自己怀里的儿子更金贵的了。
阿静坐月子开销大，二弟三弟春节后开学也要学杂费，家里就把三头肉猪杀了。那些天，刚好碰上很多人杀猪，猪肉烂市，卖不得好价，除去猪仔、饲料本，剩不了几个钱。
农家过日子，就最怕碰上这种事。
春节里，趁着大家都在兴头上，梅子鼓足勇气，又试探着提出要去广东打工。
二弟阿奇首先表示赞成：“姐早就应该出去跑跑了，不说赚钱，就是见见世面也好。成天困在家，快困成老太婆啦。”
三弟阿风高兴地说：“就是就是，人家去深圳做工，每月都有钱寄回。要是那样，爸你也不用老向人借钱给我交伙食费了。”
父亲说：“那就试试吧。”
大哥阿开说：“试试也好。”
只有阿静没表态，她正专心地奶孩子。
梅子从来都是属于全家人的，她的命运只能由全家来决定。
晚上，她兴奋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次又一次地想象去打工的生活，心里犹如有个猫儿在抓扒。好奇，紧张，兴奋，又有点割舍不下。但阿草那些充满诱惑的描述，一再在耳边响起，她终于坦然了：一赚到钱，就马上给家里寄回来！
过了春节，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气温虽然很低，但人们下广州、深圳打工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
梅子临行前，父亲给了二百路费，她却只留下一百元。“够了。”她说。
“这怎么够？春节期间？一张到深圳的车票就卖到50元了。”父亲说。
“找到工作就有钱。”
“一时找不到工作呢？”
“不会的。阿草说她跟老板提过了，一去就安排。”
父亲想了想，还是给她加了五十元，又从口袋里拿出个银手镯，说：“这是你外婆传给你妈的，你带着吧，万不得已，还可以换几个钱。”
梅子望着才五十出头却已满面风霜的父亲，心里一时堵得难受。她极力咬住嘴唇，生怕转眼之间，就会改变了去打工的主意。
二弟和三弟骑着单车，把梅子和阿草送到镇上搭班车。这段时间，镇上每天都有三趟豪华大巴开往广东。上车前，梅子小心地从内衣口袋里把钱翻出来，各给了阿奇和阿风十元。
阿奇说：“姐，你留着路上用吧。”
梅子说：“姐还有呢。回学校好好读书，嗯？”
阿奇点点头。阿风却扯着梅子衣角，说：“姐，你有钱，就多给我十块。”
阿奇揪住他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有大用。”阿风神秘兮兮地眨眨眼。
梅子只好又给他十元。
车开了，梅子痴痴地望着被两行路树飞快地推向远方的两个弟弟，眼睛一时湿润起来，许久还掉了魂似的盯着窗外。
阿草搂着她的肩头，说：“就你林黛玉。”
梅子说：“什么袋玉袋骨的？”
阿草噗地笑了：“你没看过电影，难怪不懂。说你多愁善感呗，生离死别似的。”
梅子擦着眼睛说：“人家这是头一次离开家呢。”
阿草说：“刚才你对弟弟那样大方，这回带了多少钱出门？”
梅子伸出一只拇指和两只小指。
“七百？”
梅子摇摇头。
“难道有七千不成？”
梅子笑了：“七十。”
阿草眼都瞪大了：“哎呀，才七十？路上饭钱都不够呢！”
“喏，我带了一包粽子和年糕。”
“又冷又硬，你不怕吃坏肚子！”
“出门做工嘛，带那么多钱干什么？”
“唉，都怪我忘了跟你说，一进厂就要收培训费300元呢。”
“哦——为什么？”
“怕你刚学会技术就溜呀。”
“有工做，有饭吃，有钱挣，溜什么？赶我也不走呢。”
“你真老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觉得哪里钱好挣，就往哪里跳，哪能一棵树上吊到死呢？这就叫炒鱿鱼，你可以炒老板，老板更可以炒你，这也叫双向选择。”
“你懂得可真多！”
“到那地方，不懂这些可不行。”
梅子就到了深圳。说是到深圳，其实离市区还不知有十万八千里。这是个建在乡下的造纸有限公司，说是厂房，实际上跟窝栅差不多，低矮、昏暗、潮湿，老远就听得见里面机器隆隆的轰鸣。
工人住的是一溜平房，每间房摆三张架床，住七八个人，到处挂满花花绿绿的衣物，仅剩的空隙也塞满了纸箱、脸盆，洗身桶什么的，显得十分拥挤。
阿草说：“这是我的床，那里有一张空的，先把行李放下，我们再去找老板。”
梅子打量着周围，感到这环境跟她想象中的深圳不一样，到底怎么不一样，她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阿草领梅子去找老板，才出门，就看到有一辆漂亮的摩托车飞驰而来，直冲到她们跟前才嘎地停下。开车的人脱下头盔，露出一张年轻的脸，波浪发，小胡子，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骨碌碌地转，显出过人的精明。
“你可来了，想死我啦！”那人热切地把手搭上阿草肩头。
阿草说：“这是老板叶琪先生。这是梅子，我的好朋友。”
叶老板笑嘻嘻地拍一下阿草的屁股，说：“我还以为你炒鱿鱼了呢。”
梅子微微一抖，好像老板那只戴着两个戒指的手拍到了她身上。
阿草却不闪避，重重打了老板一巴掌：“你看吧，我朋友怎样安排？”
老板上上下下打量梅子一会儿，淡淡地说：“照章办事，你先带她到财务科交培训费。”
阿草说：“老板，她情况很特殊——”
老板说：“新工人，谁也不例外。”
“她爸妈刚去世，家里借了不少债，你发发善心嘛。”阿草说着，瞥了梅子一眼，又摇着老板的手，娇嗔道：“你不收她，我就和她一起走！此处不留娘，自有留娘处！”
老板噗地笑了，再次打量着梅子，目光变得柔和起来，说：“好吧，不过，培训费还得逐月从工资扣。明天，让她先进原料车间。”
阿草说：“那怎么行？给换个技术工嘛。”
“就这样定了。”老板又瞟了梅子一眼，说：“以后，要看她会不会做啦！”说罢发动车子，呼地开走了。
“你不该说我爸去世什么的。”梅子责怪阿草。
阿草笑了：“看你，不这样，他会留你吗？”
梅子说：“看他对你那样子，你们是不是——？”
阿草忙说：“逢场作戏，谁跟他认真？”
梅子一下惘然。
梅子的工作毫无技术可言。
偌大一个工棚里，像山一样堆放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收捡来的破衣烂布，又脏又黑，灰尘满天，梅子一进门，差点就被呛得要退出来。十多个女工蹲在地上，用锋利的平口刀，把这些散发着汗臭、霉臭、腥臭的破烂斩碎，再让传送带送到打浆机那边。这情景，让梅子想起小学里老师说过的旧社会资本家的工厂。
活是计量的，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车间领班附在她耳边说了要求，梅子没能全听清，但她感觉得到，厂方要求每天完成的基本劳动量是个巨大的数字。幸而梅子做惯了脏活累活，要适应这环境似乎并不难。
阿草干的活就轻松多了，不过是像个木偶一样站在一台巨大的滚筒机前，看着轧纸机轧出来又烘干了的纸自动地滚卷起来。
阿草的月工资400元，梅子那道工序，干得好的据说也有这个数，但每天一下班，大家却累得像一根烂芋苗般瘫软了。特别是开头那几天，梅子握刀的手打满了水疱，虎口震得裂开数道血口，手臂红肿得像条死后又沤发了的蛇，痛得整晚难以合眼。
梅子心里却很坦然，因为这毕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头一个月，梅子挣了300元，扣除50元培训费，60元房租水电费，还剩190元，她寄了100元回家，留下90元做自己的伙食。她每餐吃得很简单：三两米饭，一份最便宜的菜，就要花去l元多。想起在家里这一元钱该有多大的用处，她心里便感到十分满足了。
一天傍晚，吃过饭洗过凉，叶老板开着他那辆本田125，突突突地冲到宿舍门外，连声叫着阿草。
“我们一起去玩玩。”阿草不由分说地扯着梅子出了门。
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阿草揽住老板的腰，梅子又揽住阿草，摩托车像一匹受惊的猪，呼地蹿了出去，深圳湾那湿润腥咸的海风在耳边飒飒吹过，梅子的心也一惊一乍的。
车子在镇上一间门面红红绿绿的歌舞厅前停下，门前竖着一幅广告，上面是张着血红大口咬着麦克风的歌星照片，大书着“最具实力的青春偶像”之类的文字。一个让脂粉涂抹得使人看不清本来面目的小姐，泥塑般地伸手做出往里请的姿势。老板买了票，梅子注意到门票要10元一张，不禁暗暗咂舌。
歌舞厅里的灯光蓝幽幽的，幢幢的人影飘来晃去，却看不清相貌，只有两排牙齿和两点眼白特别雪亮，像幽灵般吓人。梅子心里有点发毛，死死捉住阿草的手，由老板带着，在一套转角沙发坐下。沙发很软，埋住了半截身子，前面是一张椭圆形玻璃茶几，摆着一个十分精致的小花瓶。每套沙发都自成一个小单元，与其他单元分隔开来，坐着的大多是一对对男女，有的还紧紧地粘在一起。
梅子紧挨着阿草坐下来，老板坐在阿草旁边。置身于这种陌生环境，梅子突然感到很孤独。
黑暗中，老板扬起手，“啪”地打了个响指，不远的墙角里就有个身影袅袅婷婷地晃过来。
“来一包朱古力，一包美国杏仁，一包腰果，三杯雀巢。”老板说。
东西很快捧上来，杯子都用碟子搁着，有一股热腾腾的香气。
梅子学着阿草，用小汤匙轻轻啜了一口。
“苦！”梅子附着阿草耳朵说。
阿草笑道：“正宗雀巢咖啡，就这味道，8元一杯呢。”
梅子心中又是一愣。
音乐响了，开场曲很猛烈，像是在谷桶上下着冰雹。乐队的乐手们发疯似的摇头、挥手、跺脚、扭腰，山崩地裂的音响震得梅子的耳膜阵阵生痛。
接着，有个满头乱发、珠光宝气的女歌手走上台，脸皮白白的，眼眶蓝蓝的，嘴巴紫紫的，活像外婆故事里的夜叉。她嗲声嗲气地说了一通“希望大家喜欢”之类的话，就咬着话筒唱起来，声音倒很不错，甜甜的，软软的，有一种花生奶糖味道。梅子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
人们陆续上去跳舞，阿草和老板也去了，梅子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好不容易才从人丛里分辨出他们俩，却不见他们怎么跳，只是相拥在一起，推磨般慢慢地绕圈子。
梅子的脸热热的。这地方，玩的名堂就是多！那天休息，阿草带她到一个卡拉0K歌厅去，很简单的一台电视机配两只大喇叭，人们就可以跟着画面上映出的歌词唱下去，唱得多难听的人都有。梅子小时候很喜欢唱歌，但多年不唱，许多歌都忘记了，又不会唱流行曲，只好听着阿草唱了一首又一首。后来，禁不住阿草怂恿，好不容易在歌单中找到一首《小燕子》，那还是小时候母亲教她唱的。
熟悉的旋律一起，梅子心头就翻起一阵暖意。她开头还很紧张，跟着音乐小声哼了两句，阿草就说：“放开声呀，这里又没有谁认识你。”一想也是，梅子胆子就大了，歌声从喇叭里放大出来，加上伴奏的混响，连她也奇怪了，没想到自己的歌声竟也这样圆润甜美。她越唱越忘情，仿佛又置身于小时候母亲一边抱着她一边教她唱歌的情景。
一曲唱完，角落里有人站起来为她鼓掌，竟是他们厂的叶老板，他身旁小鸟依人般站着个陌生的女孩子。
梅子还跟阿草去过游乐场，坐过风驰电掣的过山车，玩过大起大落的激流探险，还进过令人胆战心惊的地狱迷宫。梅子既感到新奇兴奋，也感到有点愧疚，这些玩法开销实在太高，在老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她一说出这种感慨，阿草就骂她：“都什么时候了，还守财奴似的。等你嫁了人，生了孩子，只怕想玩也玩不起呢。”
与阿草这样的年轻人相比，自己这二十岁，就真有一种白活了的感觉，过去只知道开门就干活、回家关了门还是干活，根本想象不出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丰富多彩。只是自己家里也确实不容易，爸爸年纪大了也还照样得没日没夜地奔忙，嫂子又养了侄儿，弟弟还在读书……想到这里，梅子的心情无论如何轻松不起来。
阿草像看透了她的心思，说：“你也真是！仔大仔世界，哪能老为家里人活着？为了你们家，你当牛做马，长工似的苦了这么多年，还嫌不够吗？人生几十年，眨眨眼就过了，何苦来？何况，你总有一天要嫁人，也应该为自己想想了。”
阿草的话，潮水般冲撞着梅子的心，她一时想了许多许多……
跳完一曲，阿草和老板走回来了，阿草转身去了洗手间。老板坐下沙发，很自然地把手搭上梅子的肩头，她下意识地把身子一偏，老板那只手却乘势落到她的大腿上。她触电般震颤一下，心底泛起一种很新奇的感觉，竟没有再闪避。
第二天一早，老板通知梅子，调她到阿草那个车间去。工作马上轻松多了，尤其在酷暑难当、挥汗如雨的夏天里，梅子简直有一种脱胎换骨、天上人间的感觉。同时，她又隐隐地感到某种羞惭，总觉得背后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盯住自己。
一天中午，大家正在吃饭，阿草才吃几口，突然一阵反胃，哇地吐了。梅子连忙跑过去，关切地问：“怎么啦？”
旁边有个姑娘吃吃地笑道：“大概是招了‘郎’吧。”这话逗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阿草顿时涨红了脸，二话没说，举起饭盒，扬手就朝那姑娘掷去。“当！”人没掷中，饭菜摔了一地，大家相互使使眼色，一哄而散。
那天下午，阿草没来上班。
晚饭后她才回来，悄悄地对梅子说：“妈的，下午到医院一检查，真的就有了，就一次忘了吃药。”
梅子一愣，好一会儿才悟过来，脸倒红了，问：“是他？”
“还能有谁？”
“那……他怎么说？”
“他联系了医院，说是出差几天，就完事了。”
“他……不准备娶你？”
“废话，你不见他身边多的是女孩子吗？”
“那……你不告他？”
“告什么？都是我自愿的。我喜欢他，他也太有钱了，他会给我一笔钱，任我痛痛快快玩上半个月的。”
梅子瞪大眼睛，不认识似的盯着阿草。
阿草果然去“出差”了大半个月，然后一切如常。来深圳短短的几个月，梅子觉得自己一下成熟了许多。
老板通知梅子到他办公室去。
办公室装修得很考究，落地茶色玻璃大窗，地毯，空调，巨型写字台，不锈钢转椅，豪华真皮沙发。枝形吊灯撒下一片柔和的光。
梅子一进去，老板就轻轻地带上门。
梅子有点慌，但很快镇静下来。
老板微笑地凝视着梅子，说：“才几个月，你变化可真大，一只丑小鸭转眼就成白天鹅了。”
梅子还是头一次听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当面称赞自己，不禁有点发窘。她当然也觉察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头发开始发黑发亮，脸色白净红润多了，胸脯也日渐高耸起来，眼睛里流溢着一种灵动飘逸的光彩，心底还时常泛起一阵阵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涌动。她小声地说：“老板，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活干。”
老板拿出一只信封，递到梅子手上，说：“这是200元奖金，近来你的工作很出色，值得鼓励。”他的另一只手搭到梅子肩上，两只滑腻柔软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梅子的耳垂，手指上那只戒指闪着迷人的光彩。
“如果你能好好合作，薪水还可以再提。”
梅子推开他的手，冷冷地说：“你错了，我是梅子，不是阿草。”她把信封扔到桌上，转身拉开大门。
“等等——”老板喊住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坦然地逼视着她，“老实说，我喜欢你。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不需要理由，也不是罪过。”
梅子没把这事跟阿草说，只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原以为老板会炒她的鱿鱼，没想到什么事都没发生，她的薪水反而又加了20元。
结婚两年，直到今天，阿静才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家庭主妇的艰辛。
父亲依然是一早挑满两大缸水，就到村公所去忙公家的事。阿开仍是外出打工，难得回家一次。儿子还小，喂过奶，把他塞到邻居三婆家看着，阿静就忙开了。在娘家的时候，家里日子过得宽裕，人手也多，父母能干，她只需农忙时下田帮帮忙，回家饿了吃，渴了饮，冷了穿，其他杂事就根本不用她插手。
现在不同了，原先是梅子承担的所有家务，都一下子落到了阿静身上。家里做饭烧的柴草，要上山去斩回来。这种活，阿静还从来没干过。她跟着村里一位大嫂进山，学着用钩刀斩柴，好不容易才斩够一担，挑到半路却滑脱了挑子，柴捆骨碌碌滚下山去，半途撞上一棵松树，哗地散了一地。
烈日当头，又累又饿又渴，阿静真想就这样空着手回去算了，但想到家里还等着柴草下灶，只好耐着性子走下半山腰，把散落的柴草抱拢，重新扎好。
回到家，太阳早已过午，隔壁的三婆抱着她的儿子，在门口翘首盼望，儿子正挥着小手，哇哇哭个不停，脸儿涨成了猪肝色，声音也嘶哑了。
“你也真丢得下！一去这大半天，儿子都饿坏了。”三婆把孩子塞进她怀里，絮絮叨叨地嗔怪。
她顾不得满身汗渍，撩开衣襟，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儿子的嘴里。儿子拼命吮了几下，就没了奶水，又哇地哭起来。她不耐烦地拍了儿子一巴掌，他哭得更厉害了。她天亮就上山，到现在还滴水未沾，哪来什么奶水呢？抱着儿子回到家，灶膛里还是冷冰冰的，父亲显然又被什么事缠住脱不开身了。猪栏那边，两头正在长膘的肉猪早已饿得挨刀似的尖叫着。
她颓然坐下，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困乏和委屈。她用背带硬把号哭挣扎着的儿子扎到背上，马上开始淘米、生火。柴草干得不透，划了好几次火柴，好不容易点着，那火却是要死不活的，她低下头去，撮着嘴狠命一吹，咳得眼泪也冒了出来。
这时候，她发现自己开始理解梅子，却也更恼恨梅子了。不管怎么苦怎么累，日子终究得过下去。当阿静完全适应了这种苦累之后，自己也没察觉到，她几乎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天下午，她背着孩子，骑单车去娘家要点白菜籽。娘家就在杨梅镇旁边，家里副业以种菜为主。骑车来回要两个钟头，还来得及赶回来做晚饭。
母亲一看到她那副又黑又瘦的模样，心痛地问：“女，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阿静笑道：“没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想要点白菜籽回去种。”
“看你这模样，讲鬼不信，一定是他们欺负你，把你当牛当马使。”说着，她拉过女儿的手，一看就惊叫起来，“阴功啰，又粗又裂，这还像是女人的手吗？有空我就去你家看看，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你！”
阿静忙把手抽回来：“没人欺负我，是我自己要干的。”说着，眼眶却红了。
母亲气恼地说：“不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脆分了家，你们夫妻俩自己过日子？没事你就回我们家住，阿开每月寄钱回来，你就可以跷起脚吃闲饭了。”
阿静有点心动，说：“可是，他父亲老了，两个弟弟又读书……”
母亲说：“就是嘛，全家老的老，少的少，再不分开过，拖也要把你拖死。”
阿静气喘吁吁地赶到家，太阳已落到西山顶上。父亲早已回来，却不知为什么，全身上下湿淋淋的，散发着一身臭气。他正闷着头，阴着脸，坐在门槛上抽水鸡竹——那种用竹子做的水烟筒，小腿粗细，抽起来咕噜噜地响，烟气和着水泡，一直渗透到五脏六腑里去。本地人都爱抽这个，都觉得比旱烟更过瘾。
“爸。”阿静支好单车叫了一声。
“你死到哪里去啦？”父亲突然没好气地吼起来，把阿静吓了一跳。父亲平时很少发火，一发起来却凶得要命。阿静不知道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地生了气，就说：“我到娘家去了呗，怎么啦？”
“你倒有闲心走亲戚，自己到猪栏去看吧！”
阿静连忙跑到猪栏一看，愣住了：两头猪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早已没了气。地上到处是湿漉漉、脏乎乎的粪水。再看那猪栏，有两条栏杆已被弄断，显然是它们饿急了，用嘴巴拱断栏杆跑出来，没想都掉进粪窝淹死了。两头猪口，就值200多元哪！阿静一阵心痛。不久前，家里养的十几只鸡，也全部发瘟死光了，那次父亲就鼓着气，几天没说话。
“梅子不在家，这个家就成了什么样子！种菜长虫，养鸡发瘟，养猪看不稳，每餐饭也总有沙子，还三天两头往外家跑，真不知父母是怎样教你为人媳妇的！”父亲气咻咻地骂道。
阿静胸口撞起一股闷气，眼眶涌上泪水，背上的孩子也哇地哭起来。
她猛地转过身，拉起单车掉头就走。
红红的夕阳滚下西山，在天边溅起了一抹灿烂的云霞，夜色开始无声地奔袭过来。
阿静去了娘家，十天没回来。
深圳的大半年，梅子长了不少见识。在这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世界里，人们好像都有着花不完的钱，也有着忙不完的事。遍布每寸土地的各种工厂、公司，尽管大多还很简陋，但总有大批内地的年轻人像蚂蚁一样涌来。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赚得不清不楚的样子。
阿草说：“这就叫剥削，没有这一手，老板就发不了财。我们民工的剩余价值，就都叫这些吸血鬼吸去了，但我们还得心甘情愿地让他们吸。要不，我们就没活干、没饭吃。”
梅子说：“要发财，剥削倒是一条好门路。”
阿草说：“那当然，不过当老板得有大本钱。没有本钱，就只好当打工仔。”
正说着，一辆绿色的摩托开进厂里，阿草迎上去，从邮差手里拿过一份电报一看，嚷起来：“梅子，你的！”
梅子接过来拆开一看，上面只有几个字：“父病重速回。”不禁愣住了。
阿草说：“别管它，这肯定也是你父亲的诡计。”
梅子没答话，心里却七上八下折腾开了。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那么冰冷严峻、匆匆忙忙的样子，尽管没给过她更多爱抚，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那就——
她拿上电报，马上去向老板请假。
老板拿着电报反复看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我不想问你这电报是否属实，我这厂来去自由，但按规定，工作不满一年而自行离职的，300元培训费就不能还你。另外，不到发薪时候，这个月本该不发你工资，但考虑到你一贯表现，我叫财务支给你半薪。尽管现在找工人比找条狗还容易，但我还是欢迎你再回来。你很清纯，很倔强，也很有个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魅力，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喏，这是我的名片，如果需要我帮什么忙，请拨电话，或者写信。”
老板的目光像两把火，烧得梅子脸上热辣辣的，她迟疑一下，还是把名片接了过去。
经过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梅子终于昏沉沉地回到家里。
家里一片冷清，门前的石阶上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院子里到处散落着垃圾草屑，看样子已很久没人打扫了。没有鸡觅食，听不到猪呻吟。连那条素来忠实的看家狗，也不知跑去了哪里。
梅子心中一凛，大叫道：“爸爸，爸！”
没人答应。她更慌了，丢下行李就冲出门去，看到邻居的三婆正坐在门槛下晒太阳，就问：“三婆祖，我爸他——？”后面的话，却没敢问出口。
“梅子回了？回来就好。你们家呀，整天没个人在，都不成个家了。”三婆絮絮叨叨地说，“你爸还不是整天在村公所里忙呢。”
梅子又赶去村公所，才进门，就听见办公室里有人在高声说话，还不时地点着父亲的名字：“全镇就你们村是空壳村了，成天等靠要，集体经济怎么能够发展？李立荣同志，你是一村之主，应该积极想办法才是。贷款不成就集资，集资不成就外引内联，总之一句话，今年你无论如何得把企业办起来，要不你不好交代，我更难向县委交代。”
“我不是不想办法，去银行贷款，人家一看我们没有家底，连茶也不给一杯饮，就送出门来。要集资，大家都怕连本也翻不回，就宁愿拿去赌博……”那是父亲小声地争辩。在上头来的人面前，父亲永远是那么一副谦卑的样子。他的怨怒，平时只能拿回家去发泄。梅子这时才突然感到了父亲的可怜和可悲。
“没有困难，要你这个支书干什么？”还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声音。
“你以为我很想当这个支书吗？还不是你们左动员、右动员我，好话说了一箩又一箩？”这回父亲发火了，显然他很少这样激动过，连声音也颤抖起来。“二十几年来，我像条狗一样，成年累月为你们东奔西跑，要鸡给你们捉鸡，要狗给你们捉狗，要假数字就报假数字，弄得人憎鬼厌，里外不是人，家也不像个家。你们要是觉得我没用，趁早另请高明吧！”啪的一声，他把一串锁匙之类的东西掷到桌子上。
“李支书，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说。”有个年轻的嗓音劝道，“张副书记的意思，也是为了你们好，希望你们村能建起集体经济来，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嘛。你为村里人辛苦了半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大家选你当支书，说明在你村里还是很有威信的。人生一世，难道你就不想为村里人再干几件实事，为后人立个榜样吗？”
父亲沉默了，这话显然说到了他心上。
梅子很清楚，父亲一沉默，便是他最苦恼的时候。她悄悄转过身，独自走回家来。她开始同情起父亲，觉得他不再是那么固执凶悍、那么冷峻无情了。和父亲相比，自己十多年的劳累，就根本算不了什么。父亲几十年来，头发忙白了，背忙驼了，脸上爬满了沟壑纵横的皱纹，他又是为谁打长工呢？为儿女？为村里人？还是为共产党？
想到这里，梅子心头沉甸甸的，她无法一下参透其中的道理，只觉得心中堵得难受。往日做工虽然辛苦，但内心还没有这么累过。
梅子打扫好屋子，做好晚饭，就等着父亲回来。奇怪的是一直没见大嫂阿静，也不知她带侄儿去了哪里。
电灯亮了许久，父亲才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进门，脸色酡红，满口酒气，一副须发蓬松的样子，只半年不见，就显得苍老憔悴多了。他看到梅子，没有太多的欣喜，只是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爸，吃饭吧。”梅子摆开碗筷。
“吃过了。”父亲瓮声瓮气地说，然后在竹躺椅上躺下，拿起水鸡竹，点着烟，咕噜噜地吸了许久，长长吐出一口浓白的烟雾，脸色这才略略开朗些。
“明天，你到阿静娘家去，把她接回来。你就说……就说……”父亲艰难地斟酌着字眼，“就说是我说了错话，向她赔个不是。你去了深圳，家里全靠她，还拖着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本来就不容易……是我错怪了她。我这一生，还从没向谁认过错。”
父亲站起来，正要回房去，梅子叫住他：“爸，有个事……我想跟您说。”
“说吧。”父亲头也不回地站着。
“我们这里，满山遍野都是竹子，我看，可以开个纸厂……”
“拿脑袋给人家敲呀！”没等梅子说完。父亲已不耐烦地迈开了脚步。
梅子着急地说：“可能有人愿意投资！”
父亲猛地转过身，眼里冒着焦灼的渴望，却又怀疑地审视着女儿。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女儿已变成个大姑娘了，原先清癯苍白的脸，变得丰满圆润了不少，素来阴郁凝滞的双眼，也增添了几分轻灵的神采，加上一身合体的鹅黄色新衣，更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
阿静还是回来了，是她母亲陪着回来的。
中午，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梅子特意到村上买了一只鸡，还多做了几个菜。
饭桌上气氛沉闷得有点别扭。好不容易把饭吃完，阿静的母亲发话了：“我说亲家爷，有些话想跟你说明了。古话说，知儿不如父，知女不如母。阿静在我家是娇惯了的，现在又为你生了个孙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你们家里实在是个拖累。我想，仔大仔世界，是不是让他们夫妻俩分开过？年轻人自己当了家，就会入世勤性一些。现在到处改革，吃国家饭的也要打破大铁锅，家庭大了，总免不了你嫌我烦，伤了和气。你看呢？”
父亲一时没言语，只是狠狠地吸着水鸡竹，那一闪一闪的烟火，映得他的脸也显得狞厉起来。梅子实在担心他会发作，但自己又不好插嘴，心里暗暗着急。静默了好一会儿，父亲长长地吐出一口烟气，平静地说：“树大分杈，仔大分家，这是必然的。阿静要分开过也可以，但有些话我想说明白。四个儿女我一手带大，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阿开结婚时，花了五六千元，这些钱，都是全家一分一厘挣下的。阿开跑建筑固然挣了一部分，梅子却吃了更多的苦，养猪活狗、喂鸡饲鸭，得一分存一分，连新衣服也舍不得买一件穿。这些钱，当然也说不上是谁欠谁的，我只想说，我老了，年轻人总有一天要各奔东西，兄弟姐妹之间，即使都走散了，那份情也不应忘记。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钱算得清的。”
父亲在家里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这么动情的话，梅子嗓眼里像被什么热辣辣的东西堵着，阿静也默默地低着头，只有她母亲仍是满脸不屑的神色。
门外突然闯进一个人来，是村里愣头愣脑的治保主任阿记。他劈头就嚷：“支书，不好了，你细仔阿风被派出所抓啦！”
父亲霍地站起来：“他怎么啦？”
“下午，他跟两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破砖窑里赌博，被治安队当场抓住，派出所说要罚300元才能放人，要不是学生，还要罚得更多呢。”
“妈的，这个败家子，我去要他的命！”父亲气呼呼地从柴堆里拖了一根胳膊粗的木棍，就要冲出门去。梅子一把揪住他：“爸，你别去！你不能去！让我去吧！你好歹也是村支书，不能乱来！”
父亲松开手中的木棍，颓然坐下。
梅子一出门，阿静的母亲朝阿静使了个眼色，母女俩悄悄地站起来，溜回房去。
“看见了吧，这个家你不能再陪着挨下去了。”母亲附在阿静耳边说。
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阳光白得耀眼，天地间窜动着一股干燥的热风，使人更加感到了郁闷。
梅子来到镇派出所，拿着从深圳带回来的300元，那几乎已是她的全部积蓄。这些油腻腻的钞票，使她想起厂里那些臭气弥漫、尘土飞扬的破烂。
一个戴大盖帽的姑娘收了钱，数也没数，一把塞进抽屉里，和颜悦色地说：“来吧，我带你去领人。”
梅子想起什么，说：“你……是不是给开张收据？”
女民警的脸色马上沉下来：“要收据吗？多交两百元来吧。”
梅子奇怪道：“怎么会这样？”
女民警说：“怎么会不这样？这是规定。”
梅子只好不吭声了。
阿风和几个年轻人被关在一间带有栅栏门的昏暗的房子里。阿风看见梅子，不好意思地挨到门口，轻轻叫了声：“姐。”他的额角被什么划破了，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梅子什么也没说，把阿风领出门来，她便大踏步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杨梅江的大桥头，才猛地站住。
阿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姐，你听我说，同学都请我玩游戏机、看录像、上饭店，可我请不起他们，才……就这么一次。”
“如果还有第二次，我就不认你这个弟了。”
“可以可以，”阿风连连点头，笑嘻嘻地说，“不过，你得给我20元，我要还一个同学。”
梅子定定地盯着阿风，突然扬起双手，发疯地掌着自己的脸，下手又狠又重。
“姐，你怎么啦？姐，你住手！”阿风一时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上前捉住了梅子的手。
梅子脸颊红了起来，嘴角渗出一丝血珠。她伸手擦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子，说：“你变成这样，都怪姐我没管好。这是我最后的20元血汗钱，如果你还去赌，我就从这桥上跳下杨梅江去！”
阿风突然跪在梅子面前哭起来：“姐，我对不起你，打我吧，你打我一顿吧！姐——”
阿静终于还是另立炉灶，分家了。每月靠着阿开寄回来的百十元，柴是买的，青菜是买的，三天两头还买点鱼肉荤腥，小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梅子借钱养起了猪和鸡，每天里依然是上山打柴、下地种菜、回家做饭，家里又有了几分生气，但生活过得跟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梅子给深圳的叶老板去了一封信，说了村里的情况，请他有空就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投资搞个纸厂。她心里其实也没抱多大的希望，为了父亲，她不过想试一试罢了。
没想信才发出一个星期，叶老板就亲自赶来了，到县城直接请了辆的士开到村里，还给梅子父亲带来几条洋烟、几瓶名酒做见面礼。
“留着吧，”父亲摆着手认真地说，“我一不抽香烟，二不喝瓶装酒，我只认水鸡竹和米双，你的东西留着办事用吧。”
父亲很高兴，没想到女儿真能请来个大老板。
叶老板也乐呵呵地说：“大伯你这消费观念就得改变，要做生意，抽烟喝酒就是交际手段，你总不能拿着水鸡竹、背着米双壶去跟别人谈生意吧？”
叶老板跟随父亲在村里走了一圈，又上山去走了大半天，看到满山遍野的竹子，又看到有条小河穿村而过，村公所坐落在小河边，有一溜空房子，当下就拍板，愿意在这里投资建纸厂，全部费用由他负责，八成产权归他，村里出厂房、原料、人工，具体管理由梅子父女负责，他任厂长，梅子父亲任副厂长，梅子任厂长助理，所得利润二八分成，他占八，村公所占二。
镇里当然十分支持这件事，该办的手续一路绿灯，办得十分顺利。分管企业的张副书记亲自来到村里，把叶老板请了去，又是接风洗尘，又是舞会招待，广播站还连续一个星期播出了新闻干事写的一篇题目叫《深圳老板目光远，支援山区做投资》的稿子。
叶老板走的那天，梅子一直把他送到县上。在的士里，叶老板突然狡黠地盯着梅子，说：“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干脆就来这里投资。也许，你把我想象得很浪漫。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实际利益。这里造纸原料丰富、便宜，人们生活普遍很苦，劳力就肯定廉价，要知道，我从来不干无利可图的事。其次，才是要重复过去跟你说过的话：我喜欢你。这，或许是钱难以估量的。”他捉住梅子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梅子没有躲避，轻轻咬住嘴唇，温顺地闭上了眼睛。
“阿草呢？”梅子突然睁开眼，不安地问：“她知道你来这里吗？”
“一个打工妹，无权过问老板的行踪。”老板说，“再说，她才不会在乎我怎么样呢，她在乎的只是钱罢了。”
纸厂很快就办起来了。厂房是现成的，运来机器安装好，就近请了几十个工人，叶老板又从深圳派来几个技术员，机器轰隆隆地一转，就算开张了，宁静沉闷的小山村，顿时增添了几分现代文明的气息。
阿风没考上高中，也进了厂里当工人。工人的工资都定得很低，只有六七十元，但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作为固定的收入，已算很不错了。
厂里生产的包装纸，销路一点不成问题。预计两年收回的投资，一年就收得差不多了。叶老板对此十分满意，开头还经常来厂里看看，后来看到生产上了正轨，就放手让梅子他们去管，还让阿草主要负责跟厂里的联系。
快过春节了，叶老板来到厂里，让梅子准备四个红包，每个装上1000元，吩咐说：“这是奖金，你和你父亲各一份，另外两份，等会儿我给镇长、书记送去。”
梅子脱口而出：“工人们呢？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总得有点表示吧？”
“他们不是每月都领了工资吗？工厂可不是慈善机构。”叶老板不以为然地说。
“他们没有，我也不要。”梅子认真地说。
“你的犟脾气来了。你又不是工会主席，何必操这份心？”
“他们都是叔伯兄弟，我可不能只顾自己！”
看到梅子毫无退让的意思，叶老板只好咬咬牙：“好吧，就算放一回血，每人发50元，合起来就是两千大几了。都像你这样办厂，非得血本无归不可！”
梅子娇嗔地笑道：“不见得吧？我们今年赚得挺不错嘛！”
梅子父亲慢慢成了一方知名人物，经常被请去出席各种座谈会、代表会、订货会、表彰会，依然很少着家。他终于习惯了抽香烟、喝瓶装酒，脸色日渐红润开朗，说话也声粗气壮起来。
只是阿静几乎一直住在娘家，不到农忙时候，就很少回家来。
这一天，梅子有事到镇上去，顺道去看看阿静和小侄儿。她买了一套童装、两包腊味、一斤鱿鱼干，来到了镇郊的阿静娘家。阿静对她倒还热情，给她让座、端茶。久没见面，姑嫂俩一时忘记了过去的隔阂，聊得很是亲热。小侄儿更是抱着梅子脖子，“姑姑姑姑”地叫个不停，那奶声奶气的声音，逗得梅子很是开心。
阿静母亲从地里摘菜回来，看到梅子，微微一愣。梅子连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亲家母！”
阿静母亲也不答话，丢下菜篮，从梅子怀里抢过孩子，恨恨地说：“别抱脏了我外孙！”
梅子一时不知她为什么发脾气，呆住了。
阿静母亲又把女儿拉过一边，小声地说：“以后你少跟这种人来往，你不听外面的人都在说，有人卖身换来一个厂吗？前世不修，做这种事！”
梅子听出了话外的意思，顿时又羞又气，扭头跑出来……
春节过后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梅子的大哥阿开，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锯掉了一条腿。工头把他送进医院，丢下五百元，便一走了之。
阿开一直没敢把这件事跟家里说，直到快出院了，他把所有的钱都赔进去，还欠着两百元医药费，没交足钱，医院就是不让走，他只好打个电报回家，让阿静带钱去把他领出来。
悲剧就像夏日的阵雨那么突然，使明媚阳光下的人总是猝不及防。阿静拿着电报愣了半晌，才一面流着眼泪，一面东跑西跳去借够两百元，心急如焚地跳上了班车。
阿开在阿静的搀扶下，拄着拐棍走回村来。每见一个熟人，他都得接受一番惊奇而关切的询问，还得充满伤感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一遍。说来说去，他的脸色逐渐平静了，语调也开始枯燥淡漠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日子还得过下去，生活并不同情弱者。
阿开能做的，便只剩下些手上功夫：剁潲草、烧火、洗衣服、做饭。男人没了一条腿，只相当于半个女人。里里外外、东奔西跑的事，只能由阿静一手包起。
阿静咬着牙，默默地认命了。鲜艳的衣服压到了箱底，越是好看的衣服，越是经不起日晒雨淋的。薄如蝉翼的丝袜更不能穿，田地里坚硬的土块只适宜赤裸的脚板踩踏。连那头浓黑漂亮的长发，因为极妨碍挑担，也只能毫不留情地割去，剪成个乡下最流行的齐耳短发的“村嫂妆”。
农家生活，尽管柴米蔬菜不花钱，但盐油酱醋、穿衣日用总得开支，遇上孩子头痛脑热、咳嗽气喘什么的，花钱就更像流水一样。阿静夫妻俩断了挣钱门路，日子开始变得十分艰难，开支便得一分一分地抠，别说添置什么新东西，就连荤腥也只能一个月吃上三两回。
那天，梅子到镇上办事，回来经过卫生院，看见阿静正抱着孩子，在焦灼地东张西望。梅子料想肯定有事，连忙走过去，关切地问：“怎么啦？”
阿静脸色微微一红，欲言又止。
梅子伸手到侄儿额头一摸，惊叫起来：“啊，发高烧了！看过医生了吗？”
阿静点点头。
“医生怎么说？”
“说……说……”阿静嘴唇艰难地翕动着。
“说什么呀？”
“说……要住院……”
“那，怎么还不住进去？”
“我……我……”阿静依然吞吞吐吐的。
“到底怎么回事呀？”梅子急了。
阿静眼圈一红，掉下了两颗泪珠：“医生说是肺炎，住院……要先交200元。可我……”
“你怎么不早说？孩子的病哪能耽误呢！”梅子抱过侄儿，快步走进了卫生院……
事后，梅子把大哥阿开招进纸厂，当了个质检员。说是质检员，其实也没有太多具体的事，不过是拄着拐棍，在厂里东走走、西看看，没事时就回家生火做饭带孩子。每月从厂里领八九十元工资，多少也能补贴家里的开销。
舅父家的几个表兄弟，也穿得破破烂烂的来到厂里找工做。工厂就这么大，工人本来就显得多了，梅子把表兄弟请到家里，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就想把他们劝走。父亲刚好从镇上回来，才几句话，就把他们全留在了厂里。梅子本想说点什么，看到父亲那不容置疑的口气，只好作罢。
每天一踏进厂门，梅子就会感到莫名的兴奋，她已把整个纸厂看作属于自己的一份东西。尽管厂房低矮窄小，到处是嘈杂的嗓音和沤制竹子的酸臭味，但她习惯了这一切，也喜欢上了这一切。只要一天不到厂里听听这闹哄哄的声音，闻闻这臭烘烘的气味，她心中就像失落了什么，总感到不自在。眼看厂子一天天发展起来，她付出的心血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村里姑娘后生们脸上有了红润的光彩，身上添了明丽的颜色，有的屋顶上还竖起了电视天线，尤其看到历尽艰辛的父亲，在上头来的领导面前，不再那么低声下气，她就觉得十分欣慰。听到许多人当面都恭谨地叫她“梅子姑”，心中更是升起一股从没有过的自豪。然而，当叶老板偶尔来到村里，她却分明从村里某些人的眼中，看到了某种埋藏得很深的鄙夷，她委屈得真想大哭一场。幸而，父亲对她和叶老板的关系，从来就没表示过什么怀疑和怨怒。相反，每逢叶老板来到厂里，父亲似乎总是有意避开去做其他事，让他们两个待在一起。
这天下午，梅子上班不久，一台打浆机突然停下来，她跑去一看，只见那台带动打浆机的马达正冒着青烟，散发出一股焦臭味。她连忙冲过去断了电源，大声地喊：“谁值的班？值班的人呢？”
看守另一台打浆机的工人跑过来，对她说是阿风值的班。“有个后生仔把他找出去，都去成个钟头了。”
一检查，原来打浆机超负荷运转，没能及时处理，马达就烧坏了。要修好它，不仅要费好几百元，还得停机好几天，算来损失可不小。
“阿风也真是，怎能随便离开岗位呢？”
“他哪天不是这样吊儿郎当的？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要出事！”
围拢过来的工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些话撞进梅子耳朵里，针刺一般痛。
直到吃过晚饭，阿风才回到家，口里叼着一支烟，一副优哉游哉、若无其事的样子。梅子在厨房里忙着，父亲坐在矮凳上闷着头抽水鸡竹。阿风一进来，父亲就霍地站起，反手闩上门，抄起一根竹竿，没头没脑地朝阿风打去。
“我打你个没星秤！我打你个败家子！”父亲一面打一面骂。
阿风东躲西闪，像个蟋蟀般蹦跳着，屋里毕竟狭窄，头上手上身上早吃了不少痛。最后，他干脆一动不动，任由父亲的竹竿雨点般落下。他石雕般咬着牙，一声不吭，鼻孔缓缓地渗出了一丝血迹。
梅子听到声响，连忙跑出来，一把捉住父亲的手，父亲气喘吁吁地挣扎着大骂：“你别拦我，让我打死他，打死他才眼不见、心不烦！”
梅子说：“要打就打我，厂里的事全怪我没管好。”
“我不明白怎么就养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再这样下去，厂里就开除你！”父亲狠狠地把竹竿掷到地上。
阿风这才开口：“开除就开除，你以为我很稀罕这份工吗？七八十元工资，还不够两条烟。”
“你——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随手又抄起了竹竿。
梅子拼命夺下竹竿，连忙把阿风推进厨房里。
晚上，梅子拿着一瓶黑鬼油来到阿风房里，阿风正对着镜子，望着额头脸颊上红肿的鞭痕出神。梅子用药棉蘸了黑鬼油，小心地给阿风擦上，说：“你今天也真是，上班时间，怎么能到处乱跑呢！”
阿风气鼓鼓地说：“有个好朋友来，要我陪他去镇上，我看还有个来钟头下班，就陪了他去。平时打浆机都好好的，谁知道偏偏……”
“你要走也该请个假，让领班的调个人接替才是，怎能连个招呼也不打呢？”
“我才走个来钟头就这么要紧呵，阿开呢？他平时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工资领得比我还高，也没见他要向什么人请假。”阿风耍起赖来。
“大哥是个残疾人，家里又经常有事……”
“残废又怎么啦？还不一样是厂里的工人？还不一样工资照领？”
“这……”梅子有点理亏了，明知阿风不对，却一下拿不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他。
“好了好了，姐，要不是看你面上，只冲父亲那种牛脾气，我真想一走了之。天下那么大，哪里不能找碗饭吃？”阿风口气反而大起来，“以后有事我就说一声，你们可得高抬贵手！”
阿风的事不了了之。梅子担心他一旦离开工厂，跑到社会上去，就很容易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后果更不堪设想。她只能极力劝住父亲，把阿风稳在厂里。
这么一来，对工厂却没有好处。有人开始随便旷工，迟到早退的就更多了。有的人在外地找到更好的门路，拍拍屁股就走，连招呼也不打。都是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别说梅子，就是父亲也不好拿他们怎么样。
原料也提价了，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一下都把竹子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不给到这个价，他们都说宁愿让竹子在山上沤烂。这两年，他们卖竹子多少也赚了些钱，开始有要价的资本了。
父亲逐家逐户去说好话，大家照样笑容满面地让他坐，请他饮茶，可一说到竹子的事，人们就沉下脸来，半天不开口。
父亲垂着头回到厂里，对梅子说：“算了，按他们的价收吧，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
原料一提价，厂里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
又近春节。叶老板自己开着一辆蓝鸟来到厂里，正是天亮时分，车身沾满了尘土，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叶老板听梅子介绍了一会儿厂里的情况，又查了近期的账本，再东转转、西看看，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回到那间简陋的厂部办公室，重重地坐在梅子对面的椅子上，注视着她那疲惫的神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半晌才说：“照第四季度的情况，利润几乎等于零，再这样经营下去，纸厂非垮不可！”
梅子内疚地说：“这都怪我，是我没本事。”
叶老板苦笑道：“不是你没本事，也不是你爸没本事，而是你们人太好、心太软！其实，我早应该看到这一点。哦，你爸呢？”
“他到县里开会去了。”梅子接着还想说点什么，突然感觉到厂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仔细一听，果然，全厂的机器不知为什么都停了，四周一片寂静。
“可能又停电了，等我去看看。”梅子站起来，这时门口一暗，一个工人默默地走进来，接着两个、三个、四个……鱼贯而入的工人，很快地站满了一屋子。他们都黑着脸，一言不发。胆子小点的，就悄悄地往墙角靠。胆子大的，干脆抱着双手，大大咧咧地站在前面，逼视着叶老板和梅子。
屋子里顿时充满着一种似乎随时都会爆炸的剑拔弩张的空气。梅子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点慌了：“你们……这是怎么啦？”
一个叫阿毛的眉清目秀的工人站出来，递上一张纸条说：“这是我们的要求，如果不答应，我们就不干了。”阿毛算得上是村里读书最多的人，高中毕业后一再补习，连续参加了五年高考，每次都距分数线差那么十来分，只好回村来，进厂当了机修工。他父亲便是开碾米房的高佬二，耳濡目染，多少也懂点机械知识。
纸条上写着：
为了保障工人利益，厂方务必答应如下要求：l.平均提高工资20%；2.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每人200元；3.支付因工负伤的李义春医药费300元。日后凡有工伤事故，医药费应一概由厂方负责。以上要求如不获圆满答复，全体工人将拒不复工。
梅子这才注意到，那个包扎着左手两根手指的李义春，也畏畏缩缩地缩在人群里。十多天前，他上班时与同伴打闹，摔了一跤，将手送到传动齿轮上，当下被碾断了中指和无名指。后来，他拿来300元的医药费单据，要厂里报销，厂里因为没有先例，加上他是违反岗位纪律致伤，就一直没有报给他。
梅子一时觉得口渴得要命，微微抖着手把纸条递给叶老板。叶老板飞快地看了看，又还给她，不动声色地问：“你看呢？”
梅子清了清嗓子，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紧张，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看……大家自己人，有话好说，你们的要求，我们考虑考虑。”
“我们要求马上答复！”有个工人喊道。
梅子把求援的目光投向叶老板，叶老板却把头掉过一边。梅子咬咬牙，横下心来说：“工资嘛，是低了点。奖金嘛，大家辛苦了一年，也应该发一点。义春的医药费，我看也可以考虑。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这个季度厂里生产上不去，几乎快要亏损了……”
“别支支吾吾了。”阿毛看到梅子胆怯的样子，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办厂没赚头，谁还愿意干？且不说剥削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打着集体企业的招牌，仅是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一项，你们一年就有很大的盈余，亏什么？”
“梅子，你还是本村人呢，别卖了自己还不算，连我们也卖了！”一个叫阿波的工人阴阳怪气地说。
“啪！”突然旁边冲出一个人，扬手就给了阿波一巴掌。那是阿风，不知他什么时候也来了。“妈的，嘴巴放干净点！”他指着阿波大骂。
阿波回身给了阿风一拳，两人马上扭打起来。
“给我住手！”叶老板这才站起来，大吼一声，洪亮的声音一下镇住了所有的人，阿波和阿风也给大家拖开了。其实，大家要听的就是叶老板的表态，因为他才是纸厂真正的老板。
叶老板那双黑亮的眼睛吓人地暴突起来，就像两颗要飞弹出来的珠子：“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两年前我到这里办厂，你们一个二个穿着破衣烂裤，像狗一样摇着尾巴要求入厂，现在喂饱了就要咬人是不是？看看自己身上的穿着吧，两年前你们敢想吗？有人别以为读了几页书，就懂得原始积累、剩余价值，老实说，我还是政治经济学本科生呢！我宣布，从今天起，放假两日。工资一分不提，奖金一分不发，自己违反劳动纪律受的伤，医药费只能自己付。想通了的，后天继续上工。不服气的，一律开除，回家喝你的西北风去。在这地方还愁找不到工人？到杨梅镇上喊一声，就要有一千几百人排着队跟来呢。”
听到这里，有几个工人互相使一下眼色，悄悄地溜出门去。阿毛的脸色也慢慢地红了。
叶老板挥挥手，说：“你们都回家去，垫高枕头想一想吧，不过请记住，我的期限是：四十八小时！”
不一会儿，屋里就只剩下阿毛等三几个工人。阿毛显然也扛不住了，虽是腊月天，脸上还是冒出了盐粒般晶亮的汗珠，左顾右盼的眼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惶恐。
叶老板定定地逼视着阿毛，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领头闹的事，破坏安定团结，派出所是要抓人的呢。老实说，在深圳，什么样难对付的工人我没见过？还会怕你这毛孩子？也许你确实读过几本书，但你不想想，这就是因为人多，人一多就贱，你得承认这个道理吧？这张东西你拿回去，我也给你一个机会——我本想炒了你的。”
阿毛涨红着脸，头低低地退了出去。
梅子高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眼看着叶老板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件爆炸性的难题处理得烟消云散、滴水不漏，她既惭愧、又感激地说：“叶老板，这事要不是你在场，还不知该怎么收拾呢。”
叶老板淡淡一笑，说：“其实我心中也没有十分把握，我只是觉得，对这些人就应抓住他们的弱点，迎头痛击，绝对不能心软。这样吧，我要到镇政府跑一趟，你给准备两个各一千元的封包，然后回家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会儿我回来，你跟我跑一趟广州。”
“有什么事？”
“先别问，到时再告诉你。”
“那……厂里呢？”
“不是放假了吗？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叶老板说完，朝梅子别具意味地眨眨眼，走出门去，钻进了他的蓝鸟。
傍晚，叶老板直接把车开到梅子家，梅子提着简单行李上了车，蓝鸟就从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上颠簸着开出村去。
冬天的日头早已斜过一边，山上的竹林、收割过的田野、古老的村落，都笼罩在一层惨白的阳光下，在梅子眼里，便有了某种淡淡的哀伤情调。
叶老板一手把着方向盘，放慢了车速，一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梅子：“你看看这个。”
梅子接过，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转让李村纸厂产权的合约”几个大字。梅子一愣，赶忙看下去，合同里，叶老板将纸厂属于他的那部分产权，全部转让给了镇企办公室，只收回原投资的80%。今后，该厂的一切业务均与其本人无关。后面还加了公证单位的签章。
梅子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也不问问我爸和我……”
“我只是转让属于我的那部分产权，还要问谁？再说，村里仍可以和镇企办联营嘛。”
无数的委屈、疲惫、愤慨突然全部都涌上梅子心头，她禁不住握起拳头，雨点般打在叶老板的肩头上，一面打一面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
叶老板好不容易才稳住东摇西晃的小车，大声地说：“你难道不懂吗，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我？”梅子一下住了手。
“当然是为你。”叶老板认真地说，“当初投资是为你，如今转让产权也是为你。”梅子更愕然了。
“不但为你，也为你的村子。”叶老板说，“这两年，全靠你们父女勉力维持，我收回了投资，还多少有点赚头。事到如今，这厂再由你们管下去，就越来越不可收拾了。原因就在于你们不懂管理方法，一个厂就像个家庭作坊，工人们大多是亲戚邻里关系，你们就很难不留情面，赏罚不明，厂风不正，再好的时机也会失去。就说对付村民们原料的提价吧，你们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花上点钱，到镇上设点收购，到头来村民们就得上门求你。满山竹子卖不出，他们留着有什么用？当柴烧也嫌塞烂灶呢。”
听罢这番话，梅子心里像是开了一道缝，一下悟到了不少道理。她连忙大叫：“快掉头，把我送回村去，我要让纸厂重新从头开始！”
“你别太天真了。”叶老板说，“你忍心开除你的兄弟吗？你忍心处罚你的近邻吗？论辈分，论年纪，都远在你之上，就是打你一顿，骂你一场，也还是应该的，你真能做到令行禁止吗？”
梅子又愣住了，喃喃地说：“难道，这个厂就这样了……”
“你放心好了。我刚才去见了新镇长，他那双眼，见人就恨不得钩下二两肉，精明着呢！那办公室主任也是满脸匪气，有他们接手，纸厂肯定会办好。”
梅子突然警觉起来：“那你——想把我带到哪里？”
“任你选择。回我厂里当工人也行，任领班也行，搞公关也行，学电脑也行。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厂，在村里肯定受了许多委屈，你应该得到补偿。”叶老板伸出手，轻轻地把梅子揽进怀里。
一股酸涩的滋味在心底浸染开来，梅子咬着嘴唇，默默地闭上眼睛，把两行就要涌出眼眶的泪水狠狠地拦了回去……
蓝鸟拐上镇上宽大的国道线时，路边的树根下突然闪出个青衣女子拦住了去路。
是阿静！她手里拿着个大提包，身上穿得臃臃肿肿的，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
夕阳下，她那张姣好的脸映得一片通红。看样子，她在这里已等待好半天了。
“嫂，你去哪里？”梅子诧异地问。
阿静也不答话，飞快地拉开车门，钻上车把提包丢上后座，这才粲然一笑：“跟着你们跑江湖。”
“打工？”梅子睁圆了眼。
“你能去，我怎么不能去？”阿静说，“放心，你侄儿都两岁了，阿开会带好他的。刚才看到你在家收拾东西，我就跟你哥说要出来闯一闯，他同意了，还说要辞掉厂里那份工，让我安心在外面跑，这几年一直闷在家，差点没把我憋死。”
梅子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们要是不高兴，我马上就下车，镇上还有开深圳的夜班车。”阿静伸手就去拿提包。
梅子笑了，打了阿静一下，朝叶老板叫道：“开车！”
叶老板“啪”地打了个响指，一踩油门，车子就在柏油大马路上飞驰起来。
前面，是一片越来越浓的夜色……
（原载《南方文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