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将逐步转为“遏制+合作”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在美国持续对华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不断恶化，导致2019年东盟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扰动全球经贸秩序，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后，成为全球商品供应链的中坚力量。在全球贸易规模萎缩10%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逆势走高，占全球比重从2019年的14%跃升至18%。即使是在关税加码背景下，中美贸易的表现也超出预期，中国对美出口保持了强劲势头：2020年11月，中国对美出口达到46.1%的高增速，全球一枝独秀。

展望2021年，中美贸易能否延续强势？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屡经波折的中美经贸关系又能否重回正轨？

中美贸易远超预期的背后

在2020年的疫情影响下，中美贸易关系一改贸易摩擦下的低迷，表现远超市场预期。2020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额近4.1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具体来看，中国累计对美国出口3.1万亿元，同比增长8.8%；中国自美国进口9318.7亿元，增长10.1%。

面对2020年3月全面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以空前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稳定经济支撑消费，零售同比6月即回正。但是特朗普政府对抗疫情措施乏善可陈，致使美国陷入“停工停产—疫情缓解—复工复产—疫情复发”的困境，供给无法恢复。结果美国陷入供需缺口，生产恢复大幅慢于需求恢复，产能缺口显著。

而控制住疫情后，中国供给侧迅速恢复，凭借超大产能和制造业门类齐全优势，有效填补缺口。从疫情早期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计算机，到疫情中后期的家具家电、电子和日常消费品，对美出口2020年全年同比增长8.2%，2020年8月以来各月同比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11月时甚至接近50%。

这样的出口增速建立在中国本已十分庞大、具有韧性的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在全球供需缺口扩大的背景下，中国迅速增加了市场份额。2020年，中国以18.6%的占比重新成为美国进口最大来源地，反超欧盟，显著领先加拿大、墨西哥、东盟等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也显示出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巨大影响，但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依赖性反而增加了。

在笔者看来，疫情之下中美贸易之所以逆势上涨，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调降了部分自华进口商品的关税。疫情暴发后，美国国内对防疫物资的需求大增，但由于美国缺乏本土生产能力，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清洁消毒用品在内的防疫用品迅速陷入短缺。特朗普政府旋即紧急公布排除清单，将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全数免除；之后，美国政府又公布了更多批次的排除清单，将部分食品、化学品、日用品、电机也纳入免征范围。关税清零使得中国输美商品的“摩擦成本”显著降低，对贸易额起到提振。

第二，美国财政政策支持国内消费需求迅速反弹。2020年6月以后，在《冠状病毒援助、救济、经济保障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又称《CARES法案》）和美联储无限量宽松的强有力刺激下，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零售增速大幅反弹，房地产成交和汽车等耐用品销售尤其旺盛，带动房地产后周期消费品销售旺盛。但由于美国生产端仍然受到疫情制约，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比维持负增长，导致对华电子设备、家居等相关需求大增。数据显示，中国家用电器、家具、灯具出口增速达到三到四成。

2020年11月后，美国疫情卷土重来，11、12月月均确诊为20万例，是2020年第三季度的4～5倍。在此背景下，美国的防疫用品需求反弹，织物、塑料、医疗仪器进口加速上升；同时，消费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叠加楼市火热延续，推动上述中国消费品出口全线上升。这也是2020年11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上台阶”的原因。

第三，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中方仍在尽最大努力履行中美贸易协定。自美进口方面，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农产品采购达到规定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全年金额的64.5%，制成品采购达到59.8%，能源采购达到38.7%。整体来看，2020年虽然中方履行进度落后于贸易协定，但在疫情的巨大影响下，这一进度实际上是好于外界预期的。事实上，美方也认可中国在履行协议方面的努力。在笔者看来，这不仅要归功于中国维护双边经贸关系、履行经贸协议的积极性，还得益于中国较早走出疫情，对农产品和制成品的需求恢复较快。

2021年的中美贸易前景

上述分析凸显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不容低估。尽管过去几年，高额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统计数据上，美国也被东盟和欧盟超过，滑落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加征关税越高的商品贸易额降幅越大。然而，从疫情之下的中美贸易逆势反弹情况看，中国对美出口的依赖，短期内仍难以替代。

更进一步看，疫情甚至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一是从口罩、防护服到消毒液、呼吸机，美国的“抗疫”物资需求大部分是通过自中国的进口来满足的。二是以2020年年初为基点，美国自中国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仅上升0.2%，而自加拿大、墨西哥、拉美地区、欧盟地区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则分别上升3.5%、2.7%、2.5%、1.0%。在疫情造成的巨大供给冲击下，中国出口有助于美国的价格稳定。三是从纺织服装行业看，虽然在中国因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导致部分境内相关企业外迁，从而使得大量对美欧的出口订单转至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但疫情导致的海外停产，使不少订单在2020年下半年又回流中国，在满足美国需求的同时，也缓解了中国纺服企业“无工可复”的困境。

2021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仍将是“抗疫”和复苏。可以肯定的是，2021年上半年，发达国家将试图通过大规模接种疫苗来获得群体免疫能力，但民众接种意愿不确定、疫苗未知的副作用、病毒毒株的变异、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疫苗分配不均，将对疫苗驱动的复苏节奏构成干扰。

如果随着疫苗普及，美国疫情好转较快，那么补库周期将继续上行，企业资本支出周期加速启动，对中国的资本品、中间品出口利好较大。如果疫情出现反复，如病毒发生变异或疫苗产生严重不良反应，那么美联储的坚定宽松政策和新一轮财政刺激将继续托底居民商品需求，利好中国消费品出口。中国对美出口虽然难以再现46.1%的增幅，但大概率能够保持稳健，至少能够显著高于2019年贸易摩擦白热化时期的水平。

中长期视角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中长期视角下，拜登任内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加可预测。从其表态和任命来看，对拜登的贸易政策可以明确归纳出三个特点：第一，将更多地与外交和内政政策协同配合。如拜登任命的贸易代表戴琦表示，拜登“计划中的每一项都牵涉贸易，但没有一个专门针对贸易本身的计划”。第二，主动出击，重拾全球秩序的既有主导者角色，在维护规则的基础上塑造于己有利的贸易规则。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努力恢复WTO仲裁机构的作用，同时力图促成与盟友的新贸易协定。第三，加入“进步主义”（progressive）色彩，以自由贸易推进劳工利益保护和气候变化等议程。这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为先的方针大相径庭。

这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也将从对抗逐步转为“遏制+合作”。从竞争角度看，在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高规格的CPTPP后，美国与中国竞争该自贸区“盟主”的紧迫性上升，拜登政府很可能提前推动美国重回CPTPP的谈判。更广泛地看，中美将竞争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两国势必就贸易背后的价值观、劳工标准、技术标准等问题展开角逐乃至发生冲突。有鉴于此，拜登至少会在名义上保留大部分对华加征关税，将削减关税作为产业补贴、国企待遇等进行后续谈判的交易条件，但有望继续通过关税豁免减轻关税负担。

考虑到两国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及相对优势，中美贸易的密切合作格局中短期内难以改变。鉴于美国的“储蓄—投资”缺口长期存在，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不会主动消失，而中国一直是美国性价比最高的供应商。研究统计显示，中美贸易平均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了850美元的生活成本。反过来，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也令美国无法轻易放弃。

无论如何，中美经贸摩擦再升级的可能不大，而坚韧的经贸关系也将成为中美其他层次双边关系的缓冲器。在较为稳定、可预测的外部形势下，中国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灵活性政策用来应对国内风险，推动重心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需求侧转移。与此同时，随着RCEP的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中国在逆全球化后的“再全球化”中已占得先机。而推动更多、更高质量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不仅将帮助中国巩固多边合作网络，也将反过来促进国内市场准入、金融治理等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