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章台　倜傥风流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食色本能的欲望贪求通常永无止境。不过，有些人会因时代道德标准的规约或缺乏某种机遇，适可而止；有些人则出于某种目的对自己更加约束或克制。

李叔同青年时代也如同当时达官贵人、风流名士、纨绔子弟，热衷于走马章台，拈柳平康。这里所说的“章台”“平康”，都是旧时妓院的代称。以当下的道德标准来看，这种寄情青楼、游戏娼妓的行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流弊痼疾，不过，当时人们却不以为然，有不少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宣泄情绪、慰藉心理、倜傥潇洒的流行时尚。李叔同亦未能免俗，在其结婚成家、县学应试、操练八股之余，亦曾热衷于走马章台，拈柳平康，沉湎青楼，厮磨金粉。即使他在与许幻园等人结交“天涯五友”，以及为人父之后，游走于秦楼楚馆的兴致丝毫未减，甚至撰写文章为这种行为鼓吹。尤其是两次乡试不第以及南洋公学特班中止散学，使他深感前途茫然无着，情绪低落郁闷，于是借声色犬马之场与名妓交好，且以艺事相往还，来发泄苦闷，纾解郁结，自我麻醉。李叔同浙一师时期的同事姜丹书在《释演音传——才子·艺术教育家·高僧》中写道：

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抑莲为君子之花，皭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也。

李叔同于沪上撰写的若干诗词作品中，真实反映了他当时对男欢女爱情感的描述与迷恋。1899年李叔同曾撰诗赠当时上海名妓——素馨吟馆主雁影女史朱慧百，朱慧百则以其原韵和其诗，并以自画扇回赠李叔同。相信读者通过朱慧百下面这首和诗以及所记，不难看出这两个人当时交往的密切程度。朱慧百在和诗中写道：

水软潮平树色柔，新秋景物此清幽。小斋雅得吟哦乐，一任江河万古流。

斯人不出世嚣哗，谁慰苍生夙愿奢。遮莫东山高养望，怡情泉石度年华。

如君青眼几曾经，欲和佳章久未成。回首儿家身世感，不堪樽酒话平生！

漱筒先生，当湖名士，过谈累日，知其抱负非常，感事愤时，溢于言表。蒙贻佳什，并索画扇，勉以原韵，率成三截，以答琼琚。素馨吟馆主雁影女史朱慧百，设色于春申旅舍，时己亥十月小雪后并识。

上海著名诗妓李苹香，原姓黄，名碧漪，字鬘因，小字梅宝。身入乐籍（古时对官妓、妓院的称谓，后泛指妓女和妓院）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以李苹香名噪一时，阁号天韵，曾有《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行世。其先祖系安徽徽州望族，至父辈家道中落，迁往浙江嘉兴。

李苹香天资聪颖，自幼志在笔墨纸砚、诗词文章。性情沉静，不苟言笑，终日手持书卷，吟哦不已。八岁时即解排比声律之学，初作小诗，单词断句即传诵于人。当地一位名宿偶见其作，讶然拍案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黄碧漪二八之年，援系求亲者纷纷上门，均遭其父母拒绝。声言其女儿有志向学，富于才思，应当犹如“赵王孙之与管仲姬”那样为其觅下佳偶，方才称心如意。黄碧漪亦以此窃喜，待价而沽。然令她想不到的是，后来却因偶然受骗失足，致使一生柳花飘荡，不能自已。

1901年，李苹香初抵上海时，始为幺二妓，后由一位有财有势的富贵之人出资，将其擢拔为长三妓，从此便以诗妓之名，高举旗帜，招蜂引蝶，一时大噪于申江。当时无聊八卦小报《春江花月报》甚至戏开草榜，在三百长三妓中，将李苹香名列“传胪”，可见李苹香艳帜之引人注目。该小报还于其上评论李苹香不能割舍“鸠形鹄面，鹑衣百结”的丈夫，乃是“处辱若荣”“此才可惜”云云。这期间，据说曾有一个自称是东汉隐士严子陵后裔的所谓“富春山民”者，有意娶李苹香为妻，然而终因李苹香既有名义上的丈夫，又身靠着有财有势的大员而未果。不久，黄氏嘉兴老家来人至沪控告李苹香有辱黄氏宗族，加上龟奴潘郎殴打嫖客等事，李苹香被收审羁押。结案后，李苹香由父亲领回嘉兴。李苹香本该就此洗心革面，归正从良，然此时的李苹香已不能把握自己，仅仅在嘉兴过了半个月，便又潜回上海，在靠着卖画蛰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张艳帜，依然故我。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初夏，李叔同由天津返回上海之后，诗妓李苹香的大名不绝于耳，也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辛丑六月十六，所谓“富春山民”者觞客于李苹香之天韵阁，李叔同也在被邀之列。酒阑饭饱之际，邀客们纷纷即席赋诗。李叔同先以“惜霜仙史”之名，吟作《书赠苹香》七绝三首：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笑，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值得注意的是，金梅在《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中将第二首中的“我欲当筵拼一笑”，写作“我欲当筵拼一哭”。窃以为，或当以金梅所谓“我欲当筵拼一哭”为是。李叔同吟罢此七绝三首，与会之铁鹤、冷钵斋主、补园居士随之唱和。之后，李叔同意犹未尽，当场又作《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

漫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

马樱一树个侬家，窗外珠帘映碧纱。解道伤心有司马，不将幽怨诉琵琶。

伊谁情种说神仙，恨海茫茫本孽缘。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

闲愁检点付新诗，岁月惊心鬓已丝。取次花丛懒回顾，休将薄悻怨微之。

也许有些读者认为，李叔同在这四首绝句中，充满了“别恨怨离”“新愁”“闲愁”“和泪”“伤心”“幽怨”“恨海”等词语，无疑是想透过这些语句，宣泄此时此刻的愁苦心境。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些词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遣忧愁烦恼的含义在，但更多的却是他寄托风情潇洒，撰写缠绵情诗的一种手法而已。实际上，这段时间对于李叔同而言，愉悦幸福远远超过忧愁烦恼。通过丰子恺在《法味》中记述的“他（李叔同）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这句话来看，足以证明此言非虚。

辛丑秋，李苹香以其所作《落花》旧诗六首，书扇赠李叔同，并请李叔同正之。其诗曰：

潮落江村客棹稀，红桃吹满钓鱼矾。不知青帝心何忍，任尔飘零到处飞。

风送残红浸碧溪，呢喃燕语画梁西。流莺也惜春归早，深坐浓阴不住啼。

春归花落渺难寻，万树浓阴对月吟。堪叹浮生如一梦，典衣沽酒卧深林。

满庭疑雨又疑烟，柳暗莺娇蝶欲眠。一枕黑甜鸡唱午，养花时节困人天。

绣丝竟与画图争，转讶天生画不成。何奈背人春又去，停针无语悄含情。

凌波微步绿杨堤，浅碧沙明路欲迷。吟遍美人芳草句，归来采取伴香闺。

辛丑秋日，为惜霜先生大人两政。苹香录旧作于天韵阁南窗下。

李叔同收到此扇后，即以《口占赠李苹香》一首回赠之曰：

子女平分二十周，那堪更作狭邪游。只因第一伤心事，红粉英雄不自由。

通过李叔同与李苹香以上诗词往来，可见当时李叔同与诗妓李苹香之间的关系，的确过从甚密，非同寻常。

这个时期，李叔同还与上海名妓谢秋云、冬青馆主等人，往来密切，酬唱不断，关系缠绵。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七月初七，李叔同在名妓谢秋云妆阁有感而发，作《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重有感诗以谢之》赠谢秋云，诗中写道：

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十月黄花愁见影，一弯眉月懒窥人。

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李叔同在《和冬青馆主题京伶瑶华画扇四绝》中写道：

素心一瓣证前因，恻恻灵根渺渺神。话到华年怨迟暮，美人香草哭灵均。（瑶华工绘兰，有清古之趣。）

承平歌舞忆京华，紫陌青骢踏落花。记得春风楼畔路，琵琶弹彻雁行斜。（瑶华善弹琵琶，负重名，为长安诸伶之冠。）

鼙鼓渔阳感劫尘，莺花无复旧时春。（自去年变起，谢绝尘网，不复弹此调矣。）潇潇暮雨徐娘怨，忆否江南梦里人。（沪上女校书徐琴仙亦擅琵琶，今老矣，犹零落风尘。）

长安子弟叹飘零，（去年乱后，大半来沪。）曾向红羊劫里经。莫问开元太平曲，伤心回首旧门庭。

与此同时，李叔同还与歌郎金娃娃过从甚密。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二月十五日，李叔同以《甲辰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寄其襟怀，赠歌郎金娃娃。其诗曰：

莽莽风尘窣地遮，乱头粗服走天涯。樽前丝竹销魂曲，眼底欢嬉薄命花。

浊世半生人渐老，中原一发日西斜。只今多少兴亡感，不独隋堤有暮鸦。

是年秋，李叔同又填词《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寄托情思，以见其志：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漫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即使后来李叔同留学日本，也未曾忘却金娃娃，仍与其鱼雁往来，藕断丝连。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李叔同在日本填词《高阳台·忆金娃娃》：

十日沈愁，一声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剧怜别梦迢遥。前溪芳草经年绿，只风情，辜负良宵。最难抛，门巷依依，暮雨潇潇。

而今未改双眉妩，只江南春老，红了樱桃。忒煞迷离，匆匆已过花朝。游丝苦捥行人驻，奈东风，冷到溪桥。镇无聊。记取离愁，吹彻琼箫。

除上述之外，李叔同还与名妓语心楼主人、老妓高翠娥等人，有所交往。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十二月，李叔同作绝句《赠语心楼主人》：

天末斜阳淡不红，虾蟆陵下几秋风。将军已死圆圆老，都在书生倦眼中。

道左朱门谁痛哭，庭前柯木已成围。只今蕉萃江南日，不似当年金缕衣。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春，李叔同又有《为老妓高翠娥作》：

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

李叔同早在天津期间，就热衷京剧，列身票友之中，频繁地出入戏坛歌台、梨园票房，或粉墨登场，或为自己垂青的名角捧场叫好。时有名伶杨翠喜，色艺出众，红遍京津，不仅王公贵族为之引颈垂涎，广大戏迷也为之倾倒。

杨翠喜走红之时，李叔同也对其倾慕迷恋、情有独钟。经常去戏院为她喝彩捧场，两人之间还有一段缠绵难舍的情感纠葛。即使杨翠喜退出演艺舞台后，李叔同亦未将其完全忘却。这一点，通过李叔同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春所填《菩萨蛮·忆杨翠喜》二首，可见一斑：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值得注意的是，《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中将李叔同乙巳（1905）春所填《菩萨蛮·忆杨翠喜》二首，记为1902年春作于天津，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李叔同1902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且于是年秋赴杭州应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名落孙山后，便重返南洋公学就学，并未返回天津。

若论究李叔同当时一度频繁出没于声色场中的原因，窃以为，除了他染有旧时纨绔子弟以拈花惹草、寻花问柳为情感慰藉、为时尚的丑恶习俗，以及以此宣泄对时代、对社会不满的悲愤情绪之外，也与他当时持有“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且是其动因之一”的荒谬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乐籍，亦称乐户，曾是旧时人们对古代官妓和妓院的一般称谓，后泛指妓院和妓女。我国最晚自三国时起，即有此类丑恶社会现象。《魏书·刑罚志》：“孝昌（525年）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由此可见，乐籍的设立，原本就是一种惩罚性措施，即将那些因触犯法令者而受牵连的妇女强行收入官府，令其学习琴棋书画，歌舞弹唱，以供寻欢作乐。不过，当时入籍妇女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宫廷官府。唐宋之后，乐籍逐渐演变为统治者以声色愚民、控制社会舆情的一种特殊形式。既然官方没有明令禁止，社会上也就有了专营妓院并以此为业的人。

清代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认为，千百年来，乐籍对社会道德情操的腐蚀，对士类所起的箝塞作用，可谓大矣，然世人对此多忽而不察。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中写道：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龚自珍论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碁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允许乐籍存在，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它钳制甚至泯灭志士仁人的才情斗志，使其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资财日力，不再“论议军国、臧否政事”。

不过，李叔同当时对于乐籍的看法却与龚自珍的见解截然相反。甲辰（1904）春，李叔同借为友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所撰《李苹香》作序之机，极力为乐籍辩护。他于文中认为，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社会文明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并由此痛斥龚自珍之说，颇涉影响，有碍于文明的发达。李叔同写道：

向读龚璱人《京师乐籍说》，渊渊然忧，涓涓然思，曰：“乐籍祸人家国，其剧烈有如是欤？”既而披欧籍，籀新理，乃知龚子之说，颇涉影响。曷言之？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时乎文化惨澹，民智啙窳。虽有乐籍，其势力弱，其进步迟。卑卑之伦，固尟足齿。若文明发达之国，乐籍碁布，殆遍都邑。杂裙垂髾，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说者疑吾言乎？曷观欧洲之法兰西京师巴黎，乐籍之盛为全球冠。宜其民族沉溺于兹，无复高旷之思想矣。乃何以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作巴黎游”之谚？兹说兹理，较然甚明，奚俟刺刺为耶！唯我支那，文化未进，乐籍之名，魁儒勿道。上海一埠，号称繁华，以视法之小邑，犹莫逮其万一，遑论巴黎！

岂野蛮之现象固如是，抑亦提倡之者无其人欤！

这里李叔同显然颠倒了乐籍与文明的关系。文中所举法国例子，更是似是而非、倒果为因的。事实上，乐籍的存在既不是文明的象征，更不是诱使社会文明发达的因素，反倒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消极社会现象，是一种文明社会的赘瘤。

至于李叔同于文中所说的“杂裙垂髾，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以及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作巴黎游”之类说法，则源于弗洛伊德的性爱观念。不过，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也仅仅限于由一般性爱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而立论的范围内，并没有也不应该由此引申出乐籍乃促进文明的因素这类极端偏颇的主张。

尽管李叔同于1903年秋在《致许幻园》中，也曾写过“××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之类的话，然而这充其量不过是他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尽管他也曾在《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重有感诗以谢之》中写过“悔煞欢场色相因”这样的诗句，对自己当时的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表示过些许忏悔，但他并没有迷途知返，放弃自己对欢场色相的追逐与沉湎，依然我行我素，走马章台，厮磨金粉。

也许有些读者认为，对一个后来出家成了高僧的前贤，似乎不应该对其青年时代的某些过激思想和荒唐行为，求全责备。但窃以为，既然是一部人物评传，就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能对传主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味贬低斥责；也不应该刻意回避，曲加维护，一味褒扬拔高。这才是传记作者应该持有的基本准则。事实上，李叔同后来之所以出家向佛，皈依三宝，弘扬律宗，严守戒律，恐怕也与其青年时代的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不无关联。也许，这正是他在觉悟之后对于自己既往某些不当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反拨与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