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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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丧礼 移风易俗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二月初五日,李叔同生母王凤玲因肺痨不治,于城南草堂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李叔同挈眷扶柩,乘轮船返回天津。

然当李叔同拟将其母灵柩移入宅内时,却遭到仲兄李文熙以“外丧不进门”旧规习俗为由的拒绝。兄弟二人为此形成矛盾,后经亲友说和调停,方才达成妥协,将灵柩移入旧宅。

李叔同除了依据当时礼仪择日开吊出殡外,还首倡丧礼改革。他在1905年7月29日为母亲举行正式丧礼时,尽除旧时丧礼披麻戴孝、哭天喊地等诸多繁文缛节,谢绝亲朋好友馈赠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圆等赙物,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丧仪,以致悼词、献花圈、行鞠躬礼的程序方法,李叔同自弹钢琴,唱悼歌,寄托哀思。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奇事新闻。

当时天津《大公报》对李叔同改革丧仪,力祛其旧的举动,进行了连日报道,影响极大。1905年7月23日《大公报》以“文明丧礼”为题,预告云:“河东(区)李叔同广平,新世界之杰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于本(七)月二十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仪式。”

·1905年7月23日《大公报》关于李叔同改革丧仪之报道

次日(7月24日),该报又以“天津追悼会之仪式及哀歌”为题,公布新仪式内容。除称“备有西餐,以飨来宾”外,并附《哀启》曰:

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丧仪如下:

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诗文,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勿馈以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圆等物。

二、诸君光临,概免吊唁旧仪,倘须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

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致哀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家人致谢向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同人谨白。

并在这篇《哀启》之后附哀歌两首,都用简谱记调。其中,《追悼李节母之哀辞》曰:

松柏兮翠姿,凉风生德闱。母胡弃儿辈,长逝竟不归!

儿寒复谁恤,儿饥复谁思?哀哀复哀哀,魂兮归乎来!

另一首,《上海义务小学学生追悼李节母歌》则曰:

贤哉节母,柏操流芳。贤哉节母,国史褒扬。贤哉节母,遗命以助吾学堂。痛节母之长逝兮,荷钦旌之荣光。痛节母之长逝兮,增学界之感伤!痛节母之长逝兮,祝子孙其永昌。

歌中所说的“贤哉节母,遗命以助吾学堂”句,透露出李叔同生母王凤玲生前曾有遗嘱,为这所上海义务小学提供资助。

李叔同生母王凤玲之丧,尚在清末。李叔同以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封建势力猖狂反扑的社会背景之下,在以开通思想较上海远为守旧的天津,移风易俗,倡导丧礼改革,胆识与魄力的确难能可贵,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在李叔同举行此次丧礼后十几天中,天津各大媒体刊出与此相关的报道就有多篇。8月2日天津《大公报》又以“记追悼会”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除记述追悼会实况外,还提及,在“到者四百余人”中,有奥工部官柯君及医官克君(当时李家在奥租界),高等工业学堂顾问官藤井君、松长君、单味仁司马,学务处总办严范孙君,高等工业学堂监督赵幼梅君,及各学校校长教员等,大半皆与斯会,可云盛矣。报道又说:“所收挽联哀词二百余首,闻将付印,以广流传。”一个平民家庭丧仪,竟有如此众多社会名流及外宾参加,可见李叔同当时的交游之广,名气之大。这则报道,也为李叔同当时在天津的社会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8月3日、4日的报上,又连续刊载了《西国丧服制考》,这显然也是李叔同丧礼改革引发的余波。

李叔同曾对其门人丰子恺说,母亲一死,他在人生路上,“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因此,他此时易名为李哀,字哀公。丰子恺在《法味》中对此记述道:

他家在天津,他的父亲是有点资产的。他自己说有许多母亲。他父亲生他时,年纪已经六十八岁。五岁上,父亲就死了。家主新故,门户又复杂,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关于母亲,曾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大南门金洞桥畔(?)一所许宅的房子——即所谓城南草堂,肄业于南洋公学,读书奉母。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他讲起他母亲死的情形,似乎现在还有余哀。他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有四十几岁!”大家庭里的一个庶出(?)的儿子,五岁上就没有父亲,现在生母又死了,丧母后的他,自然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于家庭故乡,还有甚么牵挂呢?他就到日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