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剂师和历史悠久的植物

在公元1900年以前，植物学一直是医学教育的标准学科。那时，医学院和医院配有植物园—不仅是为了教学，而且是为了提供可信赖的药物补给。在这些植物园中，有些留存了下来，比如伦敦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但其他多数都被推倒重建了。但是医生并不是植物学方面的专家，欧洲另外设了一个协会，由传统药剂师逐步发展而来。药剂师的培训是按学徒制进行的，并逐渐囊括了各种各样不同标准、不同形式的实践—这种情况被称为“多元化”。同时，药剂师行当还是女性最早的就业机会之一。英国药剂师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全科医疗的基础（见第十四章）。备受尊敬的伦敦药剂师协会可以追溯到12世纪，如今，它不仅还在，还运营着一个优秀的网站，并开设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课程，包括一门著名的医学史课程和一项名为冲突与灾难医学的培训课程。

据说，第一批在新法兰西耕种土地的欧洲人是1617年移居至此的巴黎药剂师—路易·赫伯特的一家，这反映了医学和种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大约八十年后，来自魁北克的法国内科及外科医生米歇尔·萨拉兹募集建成了第一个北美植物标本馆，据说，他与法国科学家们取得联系，并收集了八百多种包括瓶子草（紫瓶子草，Sarracenia purpurea）在内的北美本土植物的标本。美国殖民时期的第一批药剂师身份尚不明确，但其中包括聪明的女性、自学成才者、政治家和传教士，以及早期的许多医生—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医生，因为他们不得不自己准备需要的药物。药房最早期的形式是医疗工作点的附属配药处—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巴塞洛缪·布朗1698年的账簿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据说，到1721年，波士顿已有十四家药房，而爱尔兰移民者克里斯托弗·马歇尔也于1729年在费城开设了自己的药店。独立战争期间，二十一岁的苏格兰人安德鲁·克雷吉在叛军中担任药剂师一职。美国第一所医药学院于1821年在费城成立。

许多沿用至今的药物最初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不过，如今商业销售的药品大多是在实验室中合成的。这些药物中不乏历史悠久者。比如，早在公元前1550年就被作为轻泻药使用的番泻叶；埃及时代就为人们熟知的来自庭院植物蓖麻的蓖麻油；至少从18世纪开始就被用作洋地黄来源的狐狸手套（毛地黄）[狐狸手套：洋地黄植株的俗名，传说坏妖精将洋地黄的花朵送给狐狸，让狐狸把花套在脚上，这样狐狸在外出觅食时脚步声就会轻很多，不易惊跑猎物。]；以及在柳树和加拿大黄桦树的树皮中发现的类似阿司匹林的物质。一些植物源疗法的益处被再度发现并大肆宣扬，就像1973年丹尼斯·P·伯基特宣扬麸对肠胃的功效那样。20世纪80年代时，燕麦麸的降胆固醇功效同样也被广泛推广。源自植物的现代疗法包括：发现于长春花（Madagascar periwinkle）中的抗白血病药物长春新碱（vincristine）、从盾叶鬼臼（mayapple）的根中提取的鬼臼毒素（podophyllotoxins）VP-16或依托泊苷（etopiside），以及最初提取自日本和太平洋北部的古老紫杉木中的乳腺癌药物紫杉醇（taxol）。

从复杂多样的植物中提取出的有效药物使得科学家们不禁开始想象这些灌木丛中还隐藏着什么灵丹妙药。20世纪初期，为探求新型疗法，帕克·戴维斯成为首批赞助丛林系统性研究的制药公司之一。20世纪60年代，土著居民对一些致幻类植物的迷恋也引起了科学家对于民族植物学的注意。最近，随着热带雨林被日渐破坏，世界上可能有四分之三的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因为这预示着人们可能会损失数千种潜在药物，其中就包括一些土著居民所熟知的药品。成立于1979年的《民族药理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途径。一些正在进行的旨在调查、鉴定并分析植物的潜在药用价值的植物学及人类学项目，已经在亚马孙流域中得到初步应用。

渥太华大学的植物学家约翰·托尔·阿纳森发现并研究了北美土著居民所熟知的植物产品的药理特性。同研究古物的古典学者一样，民族植物学家需要语言技能来解释无数的方言和口头传统，并应对众多已经失传的信息。例如，早期关于欧洲移民的记载显示，1535年至1536年冬季，雅克·卡蒂亚[雅克·卡蒂亚（1491—1557）：法国探险家。]在的斯塔塔科纳[斯塔塔科纳：16世纪圣劳伦斯河流域易洛魁族的一个村庄，位于今天的魁北克市附近。]（Stadacona）的营地患了疑似坏血病的“重病”，随后，当地人用一种他们称为“白杉木”（white cedar）（或云杉）制作的茶治愈了他。然而在1605年至1606年冬天，知晓卡蒂亚经历的萨缪尔·德·尚普兰在罗亚尔港[罗亚尔港：和斯塔塔科纳同属圣劳伦斯河流域。]（新斯科舍省安那波利斯罗亚尔）住下时，这种药物已无从考证。常绿针叶中确实含有维生素C，但由于不同方言中植物的名称亦有差异，导致科学家无法准确考证当时卡蒂亚服用的具体是何种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