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咨询的视野看

“心理治疗致力于转变”，我把这用一尺来高的不显眼的字体写在咨询室的墙上。当然，我的大部分来访者都明白转变的必要性，但在治疗开始时，他们都怀着这样的信念：心理治疗将使他们有能力改变他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疯狂的来访者要求治疗者“修理我那败坏的孩子/配偶/老板/恋人！”他相信，一旦其中一位通过心理治疗的魔力得到了转变，生活将对每个人都变得丰富、可人得多。

作为一个治疗者，我在涉足每一段新的关系时都知道，来访者实际上所要求的都是不可能的。并没有那样神奇的技术，可以把败坏的孩子变成完美的孩子，把不合意的配偶变成家庭伴侣的模范，把自私、目光短浅的老板变成开明的上司，把缺乏兴味的恋人变成为爱献身的情侣。

处在不愉快的关系中的人们求助于心理治疗时，怀着这样的动机：希望事情有所改变，以便他能继续栖身于这种关系中；而从根本上说，他们必须经历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改变。也许更难让人接受的是，其实谁都无法完全地控制转变的方向和过程。治疗过程的大部分层面彻头彻尾地都是交互作用，而大部分转变都是缓慢递增的。最终，当治疗者和来访者成功地达到了目的，究竟是谁在谁身上造成了转变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作为治疗者我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进行自身变革的必要性，不快或绝望是无法克服的。8

当然，如果来访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身，那么许多他人及事态都会随之改变。但无论来访者还是本人都无法预知改变的方向和程度。她将陷入爱情还是放弃爱情？她是否能唤回被一种自我保护性健忘症所深埋的痛苦记忆？她能否认识到她关于自己和最亲密的亲人的古怪荒谬的想法是社会造成的？她是否能懂得她无视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是多么自私？她能不能明白她从来没能在爱自己的同时不怀有羞愧和负罪感？

心理治疗中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理治疗的各种杰出成果是否相似？如果不是（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在我们对成百上千致力于心理治疗的人们的经历的研究过程中涌现出的不同的形式是由什么造成的？

这种不同主要应当归因于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我们就是生存于这些背景中的。即使是那些生存中的最基本的事实——一个人的性别、社会阶级、种族、发展阶段、机体健康、性取向、气质、心理的核心特征——也只有在一个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特定框架下被给出，才具有意义和真正的重要性。通过这本书我试图确认并探究社会、文化、历史这些变量在我所研究的每个心理治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试图揭示心理治疗是何等完整地反映了它所源出的那个文化。

举例来说，要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真切理解，就必须理性地、深入地了解在世纪转折点上欧洲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同时前者也提供这种了解）。从操作上来讲，要理解弗氏的性即神经官能症的基础理论，你必须先懂得他对性驱力的特殊地位的生物学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必须放在19世纪末欧洲生物科学的语境下来理解。当时的生物学便赋予了本能，尤其是性本能以特别的重要性。

我要把这个观点更推进一步：要彻底地理解弗洛伊德何以非得要用性来作为情感苦难的基础，我们同样必须更广泛地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在19～20世纪的转折点上，奥地利的中产阶级在性方面的压抑和矫饰，以及这种压抑对未成年人和成年年轻人的精神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你将在第二十二章中看到的也与此类似。在当代日本，他们发现未尽的人际责任是许多普遍性的情感失调的根源。这些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将帮助我们理解日本的心理治疗何以是如此这般构成的，以及它们在日本文化中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对这种心理治疗的理解也将提供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系，还有当代都市生活的紧张和压抑是如何影响生活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的人们的。9

既然想要获得一个关于一般心智的客观科学，那么何以去研究情感上被扰乱的那些个体？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弗洛伊德回答说，他研究神经病患者和那些地质学家研究破碎晶体的道理是一样的：破碎的样本揭示了群体中健全成员的结构。我们要说，我们研究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文化、社会中的心理治疗和精神病理学，是为了看到那个社会的裂痕究竟在哪里。作为心理学家和心理学的学习者，我们的理解目标既在于那个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也在于那个进程本身。

对悖论的回答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探索抑郁症所得出的结果是明显自相矛盾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针对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怎样的洞察呢？

关于心理治疗成果的数以百计的研究资料表明，对于“单极性抑郁症”，在当代的北美洲，“认知疗法”是最有效的。“认知疗法”（见第十四章）主要帮助病人学会辨认出并修正当他们抑郁时思维方式中的系统“错误”。当治疗者们把成功归功于“认知行为转换”时，大部分的病人却把他们从治疗中的获益归功于治疗者的温情、真诚、照料这些精神上的支持。事实上，病人倾向于这样来理解，他们不管治疗者使用、认可的是怎样的治疗技术。

我对这个谜的解答（也欢迎你来自己解答）是这样的：从客观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当代美国中产阶级——尽管他们自己未必认识到这一点，尽管这与大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见第十五章）所持信念相反——是这样的：当他们的生活和古代斯多葛学派的理念保持一致时，他们便觉得生活是最可接受的、最和美的。斯多葛学派认为，对生活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可以使心灵的痛苦不再难熬，使情感上的失落可以被忍受。一个最成功的心理治疗者，便是在帮助病人懂得这个理念上做得最成功的人，也是在帮助抑郁症患者修复他们的认知方式上做得最聪明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或多或少抱有那样的“信念”，那信念与当代认知疗法（见第十四章）的基本断言恰恰相反。这种“幼稚”的观点和一本正经的斯多葛哲学不同，它主张，你同那些和你最亲近、与你的幸福最息息相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决定了你在任何时刻的感受。这观点被流行文化和流行的心理学有力地加强了。相应地，如果你同治疗者的合作使你觉得不那么忧郁无助了，你对此的解释便不是着眼于治疗者的技术，而是他或她和你的关系。10

对材料的上述解读也许已经为悖论提供了解答：换一种方式思考，这对于单极性抑郁症的痊愈是必需的（这是可从材料中查证的“事实”）；而当抑郁症患者在治疗关系中感受到有力的关爱和支持时，上述的新的思考方式将更易获得（这也是有案可查的“事实”）。如此我们就可以客观地作出如下推论：在我们的文化中，斯多葛主义和人际关系对于心理健康都是重要的因素。

这两个设定，尽管显得如此显而易见，却并不是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它们对我们这个特定文化来说是决定性方面。对于许多文化来说斯多葛主义和“人际关系主义”并没有这样的核心地位。我个人认为，在崇尚罗曼蒂克式爱情的时代和文化中，“人际关系主义”具有最重要的地位。类似地，我还想说一点，就是“理性”也是一个相对的价值。也许建立在客观、科学的世界观之上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越高，理性的重要性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对于因果律的“后现代”观点

前面的讨论还勾起了另一些问题，在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之前须先把这些说清楚。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即使最可靠、看上去最“客观”的事实也允许不同的解读和猜测，也会因个人的信念甚至口味而呈现出不同。真实，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被构造的，被每一个卷入治疗过程的人所构造。正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甚至尊重互相矛盾的解释的并存，这种真理观正是“后现代”世界观的精髓。

举例来说，在治疗抑郁症患者这件事上，治疗者会把汤姆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上抑郁指数的下降以及他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的改善归功于自己教会了他去更理性地接受世界；然而，汤姆，恰恰相反，会把他的改善归功于治疗者对他的照应程度以及他从自身、从与他人的关系那里得来的洞察，通过这种洞察他得以成长了。与此同时，汤姆的治疗者的导师会把这种改善看成一个证据，证明对抑郁症动力学的基础的、实验的研究开始在现实中得到回报了。也许她私下里还会认为，这是这些年来治疗者所受的博士训练以及自己对他的督导所产生的效果。这解释的链条从可能性上来讲是无穷无尽的。它从初始条件的每一个因素出发，向一切方向辐射。11

从后现代的视野来看这些多变的叙事，你应当认为对一个事件的三个解释版本可以是同等“真实”、有效的，并不非得来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汤姆和抑郁症的斗争中，理性主义、人际关系、职业训练都 起了作用。为了应对美国多达2000万的抑郁者（Regier et al.，1993），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从中也可看出，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无论理性还是亲密性都缺失到让人痛心的地步。由于心理学要以相应的、有意义的方式来帮助人们，它必须尽可能地对认知和人际关系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所致力。

与此同时，当我们作为认知主义者、人本主义者、逻辑学家、诗人、神学家、从不轻信的学生、空谈理论的教授等等来进行辩论时，将得到极大的乐趣。在心理学这一专业内部，这些分歧已经化为了数以千计的论文资料。当然这也可能变成学派间真刀真枪的竞争，每个学派都想尽量在这个领域中多得一席之地，都想获得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疾病开方诊治的合法权利。

重申：路上之佛

我希望你在阅读《谈话疗法》这本书时，自始至终把这一观念留在脑海中：对于心理治疗的奥秘和真实，决不存在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释一切的终极真理。在这个领域和在人类探索的其他领域一样，想让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类来认同一个终极真理，这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任何人想要使你相信这一点，或者你自己身上有这种倾向，那你就遇到“假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