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
——建基在科学之上的艺术
“心理治疗是建基在科学之上的艺术。”考西尼（Corsini，1989）曾这样说。我特别欣赏这一论断，因为它给了我自封为“艺术家”的唯一理由。我想，每一个工作着的心理治疗者都会认为自己正投身于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表现的艺术。我们的职业不仅是医学，我们也不必担心我们会被电脑或别的什么技术来取代。
但什么是“艺术”？难道在我面前坐着的病人是我创造的？一尊雕塑属于罗丹或米开朗琪罗，一部小说属于夏洛蒂·布朗特或爱丽斯·沃克，我的病人是否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我本人？治疗的过程如何能够让我投入并反映我的创造才能？我如何能在完成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从那个意义上来说，它能够被“完成”吗？也许病人变成了一张画布，在他的一生中被从一个画室带到另一个画室，却从未被完成，直到时间耗尽。12
正如你马上可以看到的，把心理治疗比喻为艺术是有问题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心理治疗者看成艺术家，主要是因为在咨询室里所发生的是自发的、创造性的发现过程，是依照一套先在的法规和准则来进行的自我表达，这些法规和准则是那些为这种表达设置了基本参数的人们定下的。
伟大的大师们及他们的心理治疗学派
谈话疗法的大师们就是设定了这些基本参数的人，通常也是他们吸引了追随者，振兴了整个学派。这些大师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中用以阐述、获取自我认识的基本假定进行挑战。在此过程中他们得以创造出自我解释和自我表述的新技术，而这些渐渐成为心理治疗的各种学派的标记。
通过仔细阅读，你将认识他们工作中的那些标志性特征。你也将在不同的取向间发现风格、能力上的特殊的亲缘关系。当然，去发现一个最合你口味的表达手段，这对你将来的岁月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实践上。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从已有的学问中走出来，学着去欣赏那些你在读这些篇章前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学派。也许你还会发现，那些你此前认为无趣、头脑简单因此对之不屑一顾的技术框架也不乏精彩之处，因而你会对之作出更好的判断。
这里我们要提醒的一点，与其说是美学性的，不如说是实践性的：和心理治疗的每个学派相关的艺术技巧都是特别的、高度精练的。每一个作品都像一幅人物画，对它的解读评价必须相应于在那个传统中被接受的标准。当艺术作品已完成，你的肖像画看起来怎样和你本人胖瘦长短、或老或秃都关系不大。对它来说重要的是：那个画家是蓝调时期的毕加索，还是鼎盛期的凡·高，抑或一个闭着眼睛来作画的禅宗和尚。
心理治疗的叙事
在当代关于心理治疗的这个创造性、构造性过程的文字中，前面这个“作画”的隐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Bruner，1990）。当你的肖像出现在画布上时，这个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浮现出的新“你”与作为生物体的你之间有着些许本质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治疗者通过对你的知觉这个创造性过程得到的产物。这个知觉过程叫作“统觉 ”。用更正式的心理学术语来讲，你是一个“刺激”，而治疗者的创造力把对这个刺激的感觉转化为一个前后融贯的相应的知觉。你想要的叙事也许是比较肤浅却很忠实于事实的，也许是富于洞察、对你性格的深层本质有所揭示的，或者是把你生命的大部分都描述为本质上神秘的。你对一位有创造力的人敞开你自己，后者对你生命中的事件进行解释，无论如何，那个叙事的文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解释而得以被构造。在心理治疗中与在艺术中一样，如果你不同意那种解释，你可以拒绝它（但非常不幸，你可能不得不付钱）。而如果这个叙事让你真正地感到有所裨益，那你可以把它作为更深一步的自我探索的起点。13
这一点何以重要？这是因为治疗者终究要把构造出的叙事作为你自己的故事还给你本人。治疗者将不遗余力地帮你来理解、接受心理学上的错综复杂，情感的力量，还有叙事中埋藏着的人类真理。
回到前面那个抑郁症患者的例子吧。对于汤姆，认知主义的治疗者会用这样的叙事：汤姆对于人生的认识是深深地被扭曲了的、不合适的、不理智的，他必须认识到这种世界观对他自身的无所不至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后果。而一个日本禅宗传统下的治疗者将把汤姆叙述为一个利己的神经症患者，他受到了人类必须承担的义务体系的威胁。一个阿德勒主义的治疗者则将描述出一个内心深处缺乏勇气的人，人从本质上说就应当为社会的未来作出积极的贡献，而患者在这方面失败了。
这三种叙事是否同等有效？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每一个事例中治疗关系的完整性，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汤姆生活的每一个陈述作为一个可能的治疗手段与别的陈述都同样有效。我们可以质问把禅宗式的解释用在西方世界的印第安纳是否适宜，也可以问纯理性的解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维也纳是否有用，但我们无须问那个叙述者的知觉是否真诚和有价值。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时时保持这个警觉，即作为叙述者的治疗者是在把他或她自己的知觉强加到我们的真实上。更进一步，我们必须认识到治疗者的叙述是特定文化、时代、世界观的产物，它们与患者一开始带入治疗的、在现象学意义上构造的原始叙事未必能很好地契合。我们必须总是抱有这样的希望：这个叙事的构造是患者和治疗者通力合作的产物，但这一点是难以确知的。
这个关于心理治疗的叙事的观念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很重要。如果十年或百年以后我们来读这些叙述，它们也许会显得非常困难，因为时代背景可能变得完全不同，把一个精神病人的痛苦故事当作对那个时代那个文化的揭示来理解将不那么容易。既然你在本书中读到了心理治疗的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叙述，我希望你能获得这样的能力，能够把治疗者的工作不仅视为临床治疗的描绘，更视为文化和历史的窗口。14
道威斯（Dawes，1994）用“私人的故事”这个隐喻来表达布鲁纳用“叙事 ”这个术语表达的意思。他提醒我们，无论如何要对治疗者所建构的叙事保持怀疑。对于心理治疗的重构物的读者们，他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警告：这样的叙事也许只是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陷阱，它事实上扭曲了人类生活的真实。
不幸的是，还没有任何研究进行到这个深度，来探索这个“好的故事”究竟意味着解放还是陷阱，至少我本人还没见识过；因此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即使这样的一个故事确实带来了解放，我们仍可以这样问：治疗者该做的，真的就是让人来相信一个可能错误的故事吗？接受治疗的病人难道愿意因为解放的利益而被误导？我们能仅仅因为一个对我们行为的错误“解释”能带来快乐就选择相信它吗？尤其是，如果这种解释打消了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p.217）
关于心理治疗客观性的一点说明
和其他所有人类一样，心理治疗者们也居住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在对人类生命作创造性解释时，他们也许发过这样的誓言：效忠科学的客观性，激进的人道主义，或反活力论（见第二章）；但在感知的门槛上，他们不得不抛弃对客观性的真正探求。我觉得无论作为治疗者还是病人，人们在开始心理治疗时，总在希望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所构造的世界和自己的完全一样。
有时候，病人对于治疗所怀的期待使得治疗者在大众文化的眼中显得颇为尴尬。我和一个叫陶德的年轻人仍保持着联系，他当初是为失眠的问题来的。陶德第一次走进我的咨询室时，他迅速地游目四顾，然后脸朝我往沙发上一躺。当我正在努力寻求合适的词句来打破这令人尴尬的寂静时，他开口问我，他应当从哪一年开始他的回忆。
哎，这个陶德！我不得不告诉他，除非他坐起来和我面对面地说话，否则我们的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所强加的会谈“标准”把陶德完完全全地搞蒙了。对于这次会面的情景他脑海中曾经预演了千百次，他自认为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早年的记忆，而他应当立即被引导着去揭开这压抑了的记忆，可是他从没想到事实全非如此。还有一些我的病人，他们根本不认为心理治疗可以面对面地来进行，我只好希望他们能找到治疗“图景”符合他们的期待的治疗者。陶德对于治疗的最初预期可说是很普遍的。顺便说一句，我后来把那个沙发卖了，用椅子取而代之。15
病人的最初预想常常显示了人们对于心理治疗的奇怪信念。有时候这也揭示了他们先前所经历的心理治疗的光景，它们是奇特的，如果还不算古怪的话。举例来说，不久以前，有个病人一开头就跟我大谈她那耸人听闻的性幻想，谈得细致入微头头是道。“停下！”大约15秒后，我叫道。“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派特？我们几乎还不认识呢！”
派特解释说，在她以前仅有的一次治疗经历中，对性幻想的揭示和讨论构成了所有谈话的核心内容。当她最初对治疗者的这种要求进行反抗时，她就被告知她“退回到了自我否定、压抑和歇斯底里性的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