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  法  护

竺昙摩罗刹（亦作昙摩罗察），此云竺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故亦称支法护。（《祐录》九《大哀经记》）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故姓竺。（《开元录》）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常介于视听也。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古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上见《祐录》）《安录》著录一百五十部。《祐录》捃摭群录，更得四部，考其存佚，计存者九十部（但现行本实有九十五部），佚六十四部，应共一百五十四部。《房录》列二百一十部。《开元录》厘定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年代久远，古籍残缺，无由详定。今仅就《祐录》所载经序，列护译经时地于下，其所出之最有关系者，亦略备矣。

晋武帝太始二年（266）十一月八日，法护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口出《须真天子经》。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祐录》七经记）是年即晋帝篡位之明年。在蜀亡后三年，吴亡前十四年。按僧祐言护自太始中至怀帝永嘉二年译经云云，又谓于晋武帝之末，隐居深山，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云云。本年护在青门内白马寺，岂惠怀帝世，护复另在青门外立寺耶？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罽宾文士竺候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支竺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法宝。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咸共劝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讫。正书写者荣携业、候无英也。（《出经后记》）

十月十四日，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一作羌）子侯，得梵书《不转退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祐录》七《阿维越致遮经记》）此年护已能自译梵书为晋言，不须另有传言者矣。

晋武帝太康七年（286）三月十日在长安说出《持心经》梵文授聂承远。（见《经记》）

八月十日，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似系华人，因为护弟子，故姓竺）、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土帛元信共参校。元年（疑系九年，或谓元康元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长安孙伯虎写素解。（见《经记》）

是年于阗沙门祇多罗携《般若》胡本来。护公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聂承远笔受。（《祐录》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帛元信、沙门法度亦在。盖亦于长安译。是为《光赞般若》。唯出后并未大行。（《祐录》九《渐备经序》）按《祐录》云，晋世有祇多蜜，出《普门品》经一部。长房及《开元录》谓其译有《菩萨十住经》一卷、《大智度经》四卷等二十余部。但祗多罗与祗多蜜似为Gitamitra之对音。而《普门经》等又多见于法护录中，则诸经或祗多罗助译，而《大智度经》者，或即《光赞》之残卷欤？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四月八日，护于洛阳白马寺出《文殊师利净律经》，聂道真笔受。劝助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十二月又在白马寺出《魔逆经》。笔受者聂道真，乃承远之子。写者折元显。（《祐录·经记》）

晋武帝永熙元年（290）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正法华品》竟，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至白马寺与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以九月本斋（谓布萨也）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见《经后记》）是晋初《法华经》已见重视矣。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四月九日，护手执胡本，口出《勇伏定经》，聂承远笔受。（《祐录》七《合首楞严经后记》）此经即《首楞严》。护公前此曾出之，首称阿难言（即无“如是我闻”），本年更出之，故安公云更出《首楞严》。（上均见《祐录》二）按护公出经因先译不佳，因而再译，恐不只此经。如曾译《维摩诘经》，后因其烦重，出《删维摩诘经》。（又《祐录》谓聂承远因护译《超日明经》烦重，删正为二卷）

七月七日，护执胡本出《如来大哀经》，授承远、道真。八月二十三日讫。护亲自复校（见《经记》），是护公于华文已甚娴习矣。

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十二月二十五日，竺（原文一作“昙”，似误）法护于酒泉出《圣法印经》，弟子竺法首笔受。

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一切智德经》。（《祐录》七《渐备经序》）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七月二十一日，护从罽宾沙门得《贤劫经》，手执口宣，时竺法首从洛寄来，笔受者赵文龙。（见《经记》）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太岁在戊辰，五月本斋（谓布萨之日），护在天水寺手执《普曜经》胡本，口译为晋言，沙门康殊、帛法巨（此人亦见《渐备经序》）笔受。（见《经记》）

《祐录》《僧传》云，护公于晋惠西奔，关中扰乱，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查晋惠西奔在永安元年（304）。其后四年乃怀帝永嘉二年，护尚在天水寺译经，自非死于惠帝之时。而洛都自元康以后，祸乱相寻（永宁元年齐王冏与赵王伦等战于洛阳，明年长沙王乂又在洛与冏战，次年张方入洛，次年为永安元年，劫帝幸长安），元康七年护在长安，永康元年护不在洛阳，此后东都大乱，无东奔之理。且长安大乱，人民多避乱凉州，法护世居敦煌，似亦应西遁而不东迈。按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谓《光赞》“寝逸凉土”，则凉州或护晚年所在地，而所译诸经，多藏于彼处也。

西晋译经者，尚有多人。（据《开元录》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仓垣又有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疆梁娄至，关中帛远，此外有聂承远、道真父子、支法度及若罗严共十一人）但护公实后世之所仰望。释道安《渐备经序》曰：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法护于《法华》再经复校，于《维摩》则更出删文，《首楞严三昧》译之两次。《光赞》乃《大品般若》，《渐备一切智德经》乃《华严》之《十地品》。皆中土佛学之要籍，晋世所风行者。护出《法华》时，康那律与张季博等已详研寻。东晋慧观自谓少习归一之言。（见《祐录》八《法华宗要序》，法华主会三乘归一乘）僧睿谓于此经，有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祐录》八《法华后序》）支愍度谓《维摩》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同书《合维摩经序》）支遁尝讲《首楞严》，并有人为之注。（《祐录》七，未详作者，《首楞严经注序》）支愍度亦有合本（同处《合首楞严经记》）。而《光赞》《渐备》二经，道安为之极力表扬也。护公于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又其学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学之首也。

法护习中华语言文字，支愍度称其“研几极玄”。（合《维摩记》）其助手聂承远、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为后人所称美。（护公助手多有以玄字为名者）或均中华学士，而与佛教名师接近者。《祐录》云：“护在长安，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可见其时虽常值变乱，亦颇有来从者。《祐录》并云：

时长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客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退。乘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耳。”护曰：“吾亦以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五戒，具谢求钱意。

查法护在太康五年译经，法乘笔受。《祐录》所载事或在此前。按晋时清谈家恒鄙薄钱财，盖宅心恬淡，不慕利禄也。《晋书·庾顗传》曰：

时刘舆见任于越（东海王）。人士多为所构。唯顗纵心事外。无迹可间顗时为越府军谘祭酒）。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顗。而顗乃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

《高僧传》称竺法乘幼而神悟超绝，悬鉴过人，后在敦煌立寺延学，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乘后终于所住）孙绰《道贤论》，以佛家七道人比竹林七贤。而以乘比王浚冲。论曰：“法乘安丰，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颙亦为之赞传。刘宋宗少文与何承天书，称其神理风操。（《弘明集》）吾人今虽不悉乘之学行，然观于《祐录》所记之一事，轻视货财虽本佛陀之教，而其舍钱毫不吝惜（按《高僧传》谓法护资财殷富，可见其非不蓄积，但旨在能舍也），则亦与庾子嵩有类似处矣。

竺法护所翻既多《方等》深经，什公以前僧人所研求之大乘要籍，类出其手。其弟子神理风操，亦为世所称美。故孙兴公《道贤论》以匹山巨源。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而支道林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倾拔玄致。”（上见《僧传》）枯泉漱水事详《僧传》，乃护在长安与于法兰共隐山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