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占星学^注64

107.占星学与天文学的关系不同于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化学是从炼金术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天文学却排斥和拒绝占星学。然而，占星学对天文学的贡献和炼金术研究对化学的贡献一样大。正如对财富、健康和长寿的渴望诱使人用金属进行实验，渴望预见未来也促进了对天象的研究，这两种情况下收集的经验材料最终将使科学受益。

在概述古代科学时，之所以必须对占星学作简短讨论，并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占星学在晚期希腊思想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它不容忽视。诚然，占星学并非真正起源于希腊，它很晚（约公元前300年）才从东方传入，但希腊哲学很快就为这套相当芜杂的思想和操作方法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古代思想家对系统化情有独钟，没过多久就把这种半宗教、半技术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科学特征的学说。

占星学（astrology，这个词实际上意为关于星辰的知识，因此后来所说的天文学本应使用这个名称，而且直到中世纪一般都是这样使用的）可以定义成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天体（无论是恒星、星座还是行星）在特定时刻的位置会对地球上的事件产生影响，甚至可以完全决定这些事件，因此有可能借助某种技艺来预测天的力量对人的命运的操控。

108.公元前3世纪之前，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占星学几乎还不见诸希腊文化。天候学（astrometeorology）倒是有的。这是一门独立发展的科学分支，它基于观察到的规律性，试图找到天象与气候之间的关联，以便为农业和航运提供有益的忠告。

然而与此同时，哲学家已经在营造一种思想氛围，使得关于星辰影响的学说能够蓬勃发展。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一直是所有自然神秘主义的源泉，它认为天体是神圣的，天体对于地球上生命的产生，对其进行维护和引导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只等有朝一日转化为占星学理论。虽然亚里士多德总体上并不倾向于神秘主义，但他说，月下世界的运动受制于天体在神的影响下的运动（I:44），因此同样有助于这些理论为人所接受。

不过，旧斯多亚派和中斯多亚派在更大程度上为占星学观念的渗透铺平了道路。斯多亚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有理性和感情，为四处弥漫的普纽玛所充满，从而在万物之间产生了一种完美的“共感”（συμπάθεια，指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人是一个小宇宙，是巨大整体的一个微像，若非与这个整体本质上相似，他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正如后来马尼留斯（Marcus Manilius）有诗云：“若非凭藉天助，孰能知天？若非分有诸神，孰能识神？”（Quis coelum possit nisi coeli munere nosse et reperire Deum nisi qui pars ipse Deorum est^注65）^注66星辰是有生命的，其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人的力量，通过宇宙共感影响着人的命运。地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诸星辰受其呼气（exhalations）的滋养。纯物理的潮汐现象与月球运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已由波西多尼奥斯确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天对地的影响。

在浸润着这种思想氛围的文化环境中，难怪古老的巴比伦占星学观念会被热情接受。关于天上的神灵直接操控人的命运的学说，使得宇宙共感的信念深入人心；斯多亚派的“命运”（Εμαρμένη）观念在这里得到了具体运用。

109.巴比伦占星学传入希腊主要归因于贝勒神（Bel）的祭司贝罗索斯（Berossus），他于公元前3世纪初移居科斯（Cos）岛，在其著作《巴比伦大全》（Bαβυλωνιακά）中讲解了流行于巴比伦的占星学理论。^注67

贝罗索斯展示给希腊人的内容不可能非常连贯，因为巴比伦占星学并不是一种清晰界定的学说。占星学的预言始终含糊不清：它关注的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此外，天体崇拜（astrolatry），即对化身为行星的神灵的崇拜，也占有重要位置。到了迦勒底（即晚期巴比伦）时期，又出现了关于行星与地球动物、植物、石头、金属之间关系的理论，其中融合了有关占卜术和魔法的观念。

110.希腊人的思想更为清晰，而且热衷于科学体系。没过多久，他们便将这种大杂烩变成了一门建立在少数基本命题基础上的真正学问（μάθημα），这些基本命题很快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公理特征。它们首先包含这样一个论断：星辰借助于流射会普遍影响地球上的活动和个人的命运，而且这种影响并非取决于某一个天体，而是取决于整个天界的格局。此外还有一些补充，它或者是择时占星学（κατάρχαι）^注68，认为星辰在任一时刻的联合影响会对特定活动造成一种有利或不利的态势；或者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体系，即所谓的生辰占星学（genethlialogy），后来也被称为神判占星学（judicial astrology），它认为人的命运由出生或受孕那一刻的星辰位置所决定。

除了这两种理论，占星学观念也在医学和炼金术中找到了根据。在医学中产生了一种关于黄道十二宫或36个十度分度（decani）对应于人体各个器官的观念：黄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赋予了某种星辰力量（stellar force），能够作用于相应的人体器官。对人体正常运作的干扰源自行星相对于这些黄道部分的位置。在炼金术中，行星与特定地球物质之间的关联发挥着重要作用。

111.这里没有必要对所有这些技巧进行描述。不过，我们应当就各个希腊哲学流派对这些观念所持的态度作一些补充说明。雅典人对它们并不总是心怀善意。中期学园派的领袖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坚决抵制这些思想。（他强烈反对斯多亚派，据说曾放言：卡尼阿德斯就是专为克吕西普［Chrysippus］^注69而生的。）他的论证注定会成为后世反复重温的经典：其中提到，赋予黄道各宫和行星的名称本来纯属偶然，而占星学却基于有这些名称的事物的性格特征和特性而把极为重大的后果与这些名称联系在一起；无法解释占星学家为何从未绘出动物的天宫图；尤其是，无法解释为何双胞胎的命运经常截然不同。伊壁鸠鲁派也坚决反对占星学，但与学园派的理由不同：伊壁鸠鲁派和学园派对生命的看法使得一切带有前定、预见和命运特征的东西都变得不可接受。

占星学虽然不为两个重要的雅典学派所赏识，但在埃及却大受青睐，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在那里生活的希腊人。很快，埃及人仿佛忘记了这个陌生的思想世界源自巴比伦，就好像它是古埃及祭司的智慧果实似的。他们编了一部多卷本的希腊手册《占星学大全》（’Aστρολογόυμενα），佯称这本书出自古代的埃及法老尼凯普索（Nechepso）和祭司佩托西里斯（Petosiris）之手，并将其内容归于托特（Thoth）神（希腊语称其为赫尔墨斯）。

虽然斯多亚派的帕奈提奥斯仍然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学生波西多尼奥斯却全力支持占星学。这有助于占星学渗透到罗马的统治阶层，赢获众多追随者。在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甚至是在他的鼓动下，诗人马尼留斯写出了占星学教诲诗《占星学》（Astronomica），而后又有了维蒂乌斯·瓦伦斯（Vettius Valens）^注70的汇编著作，以及再后来尤里乌斯·弗米库斯·马特努斯（Julius Firmicus Maternus）的多卷本著作《占星学》（Mathesis）。

112.后一著作的标题［即Mathesis］表明了同时发生的名称变化。再过几百年（这表明最优秀的希腊文化成果正在被遗忘），mathesis所指的将不再是数学，而是占星学。反对mathematicians的禁令频频出现，它们所针对的不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工作的继承者，而是占星学家。这种禁令成为必要（实际上，占星学家的公开活动自然会导致欺骗行为），本身便是由星辰预测未来这一幻觉在人的心灵中挥之不去的一种征兆。

由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事实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伟大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其纯科学著作《天文学大成》中总结了希腊人的精密数理天文学的最高成就，这部标准著作的权威性在13个世纪里从未动摇过。然而接着，他又在其《占星四书》（Tetrabiblos，后来拉丁文译为Quadripartitum）中编纂了一部同样完备的占星学手册，在占星学内行看来，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就如同《天文学大成》在天文学上的重要性。在《占星四书》中，托勒密以完美的技巧阐述了一般占星学和生辰占星学，前者教人如何预言战争、瘟疫、地震和洪水，后者则讲授如何预知一个人的职业、家庭、健康和财富。所有这些都有方法可循。我们只是感到不解，像《天文学大成》的作者这样的卓越人物，在教导了如何通过精确观测和数学构造来发展天文学之后，竟然会整理出这样一个由肤浅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断言所组成的体系。

113.在结束对占星学的讨论之前，我们还应提到一项重要的意见分歧，它在古代天候学中已经引起了思想分裂，那就是：天体到底是凭借自身的影响作用于地球上的事件，还是仅仅充当着预示这些事件的预兆。也就是说，应当把肇因（ποιεῖν）归于它们，还是把预兆（σημαίνειν）归于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回答，这里就不去讨论了。然而应当指出，有些思想家认为，人的性格和命运受天体的影响，这与他们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不相容，但却无法或不愿放弃天界事件与地界事件之关联的理论，因为这一点已经被普遍接受，而且得到了权威们的支持，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可以通过接受预兆（σημαίνειν）功能来调和他们的不同观念。于是，普罗提诺对于纯粹的物理过程承认肇因，但在生辰占星学中只承认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