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津“宁波帮”

我们去天津好像是1935年，我母亲一个人先过去，她安顿好了，再把我们接过去的。外婆还在宁波，就是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天津留下了。当时好像是住在一个叫三德里（属和平区）的地方，是租的当地的楼房，因为我母亲工作得有一个接待的地方。当时什么大柜子、小柜子、箱子，这些都没有。她就一个人拎着个小箱子，带了几件衣服，先到了天津，到了那里找到地方落脚。因为她有助产士的毕业证书，靠这个到天津市英租界去申请助产士执照，像现在一样，有了执照你才能够接生。我们没有所谓的搬家，没什么可搬的。我母亲安顿下来之后，就把我们接到天津，去上学了。

1935年，母亲在天津的助产士开业执照及证书

因为天津也是一个海关，那里有父亲海关的旧同事，有宁波的老乡，这样的话有个照应。我母亲在杭州念了接近三年书，产科毕业，毕业以后就把我们带到天津，在那里挂牌成为了职业女性，靠接生来生活，养活我们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没什么苦不苦的，反正就这么过来了。但是我母亲受的苦，这是我们长大了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一个妇女养活三四个孩子，这不可想象，在旧社会不可想象。在旧社会，没有人帮忙，职业妇女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不要说妇女了，就是男人在旧社会想要立足也很不容易，只有靠老乡、同事这些关系。所以我母亲她一天疲于奔命，接生、复诊等等这些，还要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她也没有时间再跟我们念叨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怎么样。你看接生这个行业，什么时候叫你去，你就得去，大多数时候都是晚上甚至半夜生产。她什么都得自己做，产前准备产包、消毒等等，产妇生下孩子以后复诊还得去，刚生下来的孩子如果身体有什么小问题还得去。我不记得当时我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我母亲出去接生，我们怎么在家都不记得了，那时候还是太小了。

我们到了天津以后，因为我父亲在那里工作过，所以他的一些朋友，包括同乡也好，同事也好都来帮忙。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一位医生，姓钟。他出于对我母亲的同情，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讨生活很不容易，所以他挺帮忙的。开产科诊所得有地方接待，不然人家生孩子找哪里？他租给我们房子，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姓丁，我还记着她的名字，叫丁懋英4。她是美国美以美会5的，对我母亲帮忙很大。我母亲不是医生，像难产等问题，助产士是没有资格处理的，她就求丁大夫帮忙。

另外还有一些老乡给我母亲介绍产妇，这个人介绍这个产妇，那个人介绍那个产妇。因为知道我母亲是接生的，让你接生，你得要收费吧，所以等于介绍生意了，介绍一些产妇过来，这就是帮忙了。就是靠着朋友，主要是靠着我们“宁波帮”，要不是“宁波帮”帮着我们，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宁波人很团结，要是宁波人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能伸出手来帮忙。

没有什么机构、同乡会什么的，邓小平不是说了嘛，说你们宁波帮帮宁波，他都知道宁波帮。所谓宁波帮，就是宁波老乡和老乡互相都有联系，有什么事互相都帮忙。宁波人到全国、到海外，都是靠同乡，不然你靠什么呢？都是老乡帮老乡。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旧社会谋生的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我当时太小了，连我都很难体会。

我们年龄小不在乎，很快就适应这个新环境了，没有什么困难。那时候主要有母亲的呵护，我们又小，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全靠母亲把我们拉扯大。我小的时候有玩伴，但都是很快就分手了，大家跟着父母各奔东西了。同学的关系也很浅，从小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年龄相仿，我们哥俩玩。他现在在天津。

所以像我和哥哥，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吃太多的苦，不像有的人，丈夫死了以后改嫁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她的孩子是受尽了苦难，有的是小小年纪就做学徒去了，有的流浪到外面挨冻受饿没有人管。

我非常感谢母亲的抚养和教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性格，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脏也不怕累。眼看着我母亲受的苦，就是现在我们也想象不出来我母亲当时是怎么艰难地把我们这些孩子拉扯大的，真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我母亲总是这么教育我，说你以后要考医学院。后来我不是上了高中，考了医学院嘛，我母亲不是医生对不对，她为什么希望我当医生呢？她说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母亲那时候，在旧社会什么事情都得要求人家，都要让别人帮忙。因为她是助产士，助产士没有权来处理难产，一些病也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必须要求人家，因此我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自立，要靠自己。

与哥哥顾方乔（右），摄于20世纪40年代

童年时期，我受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如果要说继承，我只能说我继承了我母亲的这种咬牙吃苦要把孩子养大的坚忍，这对一个旧社会的女性来说，真是很不容易。外婆是抚养我们长大的，外婆对我的影响也很深。童年最值得我记忆的就是我的外婆和我的母亲。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养成了一个意识，一定要拼命学习、自立，不要让母亲再受苦，就靠这个信念支撑着我哥哥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