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之追求
分析哲学的成果之一是使人们认识到，“真”与意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真”与意义的联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说，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这实际上就是关于“真”与意义的联系的表述。字面上看，说是，似乎没有关于意义的表述，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说是”中的“是”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认识到，它指的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然涉及语言，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当然是有意义的。这就说明，“真”与意义的联系其实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述中就是存在的，只不过表述得不是那样明确而已。前面还说过，逻辑有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因而也就提供了关于“真”的认识。句法可以看作属于语言层面的，而语言是用来表达的，因而是有含义的，既然如此，语言就不会是纯粹形式的。这说明，即使在传统逻辑中，也是有关于“真”的论述的，所以在基于传统逻辑的讨论中，人们也会有关于“真”的考虑，只不过这样的考虑不是与句法即形式对应和联系的，而是与内容对应和联系的，这样就显得像是脱离了逻辑的考虑，形成了专门一部分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这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传统逻辑在语义方面缺乏有效的说明，因而使我们关于“真”的认识还停留在常识的层面。它使人们可以认识到“真”与句子甚至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对应，无论是把这看作“说是”，还是把这看作“内容”，结果都差不多。比如基于“S是P”，人们可以谈论真假，因而可以认为说是者是就是真的，也可以认为如果“所有S是P”是真的，那么“有S是P”就是真的，还可以认为“所有S是P”是关于形式的说明，与内容无关，而知识是与内容相关的，因而会涉及真假，比如“是真的”就是知识与对象的符合。但是，同样是基于“S是P”，人们可以谈论主词和对象（S），也可以谈论谓词和性质、关系、类（P）等，这样的谈论可以与知识相联系，也可以与世界中的东西相联系，还可以与二者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但是无法与“真”相联系，因为逻辑没有提供相关的语义说明。
现代逻辑则完全不同，“真”乃是语义学中的核心概念。它依然是与句子对应的语义概念，但是除此之外，逻辑语义学还提供了关于句子构成部分的语义值的说明。结合前面那个最简单的句子图式，一个句子的“真”是由句子中专名所指称的对象和谓词所指称的概念决定的。用逻辑的方式表示，概念是一个从对象到真值的函数，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句子的“真”依赖于句子中名字指称的对象存在，而且它和谓词所指称的概念要匹配。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可以一般地谈论“真”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即使谈论专名和对象、谓词和概念，也可以与“真”联系起来。正像弗雷格所说，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在意谓层面上，所有细节都消失了(11)。因此，基于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考虑“真”，通过“真”来考虑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中，“真”可以成为核心概念，成为我们用来讨论意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方式。
纵观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可以看出，“是什么”乃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即提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真”则是与之相伴的东西。人们在追求“是什么”的过程中，总是追求“是真的”的东西，因而“真”成为人们追求的东西，成为考虑的东西，并且成为由此来思考所追求物的东西。人们表达一个认识，它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是经验的东西，甚至可以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人们表达的认识本身乃是有真之条件的，即它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而这种真之条件却是先验的东西，而不是经验的东西，当然更不可能是常识性的东西。人们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思考并说出“是真的”这样的断定，同时人们也会在理论的意义上追求“真”，思考并询问，什么是真？（或真是什么？）日常用法使人们以为“真”这个概念是自明的，是没有歧义的，而在理论思考时人们却发现不是这样，它不仅不是自明的，甚至会引发像说谎者悖论这样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更加思考和追求真，并将追求真作为一种目标。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既可以说求真，也可以说追求真理。真与真理的区别是明显的，也是根本性的。科学家追求真理，他们会问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不是真的，也可能会称之为真理，甚至可能说他们是“求真”的，但是他们不会问什么是“真”，更不会通过思考“真”来从事他们的工作。哲学家不同，我们也许会考虑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甚至会说我们追求真理，但是我们更是求真，我们更是要问什么是“真”，并会通过思考“真”这个概念及其相关问题来从事我们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作为哲学家，我们与西方人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主要就在关于“是”的研究上。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说，我们要思考他们所说的那个“是”（being），尽管那是他们语言中独特的东西，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逻辑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引进他们的著作时过去译为“存在”而现在被认识到应该译为“是”的东西，是过去没有翻译出来而现在必须要翻译出来的东西。这个问题在分析哲学中不再重要，因为随着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已不再是分析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真”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能够从“真”的角度，围绕着“真”这个概念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由此出发重新认识传统哲学，从而获得对传统哲学的新的更好的认识。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普遍情况，起码中国哲学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这样的。何止于此，比如道德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不也同样不是这样的吗？！它们可能会认为是追求真理，却大概都不会认为“真”是它们的核心概念。确实是这样。这里就涉及我说的加字哲学的问题(12)。我曾说过，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哲学主线上的东西。以“是”（being）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与其他加字哲学的区别。现在可以看出，那可以看作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更普遍地说，以“真”为线索，或更一般地说以逻辑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与其他加字哲学的区别，也可以说，这种区别是先验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别。
形而上学的研究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来的，或者说，是他明确建立起来的。他说他研究“是本身”（being as being），又说将它称为关于“真”的学问是恰当的。我则借用他的表达方式说，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而认识本身肯定是与“真”相关的，因而无论是借助还是围绕“真”这个概念，都是有道理的，不仅如此，它还恰恰凸显了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的特征。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们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提供了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也提示了形而上学研究与逻辑研究的相通之处，但是相比关于“是”的论述，他关于“真”的论述依然不是那样系统而明确。尽管神学家们认为上帝就是那完善的“是”，上帝就是那完满的“真”(13)，但是这样的“是”与“真”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与“真”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康德固然还为形而上学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做出了努力，包括他区分形式和内容，并借助“真”来考虑内容，但是他没有将形式与“真”对应起来，特别是当他提出形而上学的研究要思考像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自由意志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为转移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开启了大门。直到现代逻辑产生以及分析哲学产生之后，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观，形而上学才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所以，分析哲学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乃是实至名归。
我的研究表明，哲学研究中有一类东西，它是先验的，是与人们的认识本身相关的，是与经验的东西无关的。这样的研究固然可以借助经验的认识，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借助一些理论的和自然的东西来进行，比如借助逻辑和语言。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称为形而上学，但它就是哲学本身。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过于狭隘，那么我想说，形而上学乃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东西，因而是哲学中最核心的东西。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来没有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原本所缺乏的东西，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当然人们也可以拿它不当回事，认为它脱离实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在西方思想文化中，有这样一种东西，它被称为哲学，或者它被称为形而上学，而当它被称为形而上学的时候，人们还说：哲学是一棵大树，而形而上学是大树的躯干；哲学是王冠，而形而上学是王冠上的钻石。
（本文为2019年山西大学“纪念‘太原会议’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发言论文。后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一段发表时有修改，现恢复原样）
(1) 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参见王路：《从“是”到“真”——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3) 参见王路：《逻辑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4) 参见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二章。
(5)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译者后记，第496页。
(6) 参见弗雷格：《思想：一种逻辑研究》，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9页。
(7) 参见Hegel, G.W.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Sure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83。
(8) 参见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85页。
(9) 说它是最简单的，因为它只说明像“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样的简单句子，此外还有相应于量词句、模态句、认知句等不同的句子图式。参见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23页。
(10) 我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为什么是“真”而不是“真理”》，《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再论“真”与“真理”》，《求是学刊》2019年第3期。
(11) 参见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04页。
(12) 参见王路：《论加字哲学》，《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3) 例如邓·司各脱说：“你（上帝）即是那真是，你即是那全是”；“你确实是那唯一的真上帝”。司各脱：《论第一原理》，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