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何泽慧（1914—2011），祖籍山西灵石，核物理和高能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参加我国核科学创业工作的第一位女科学家，何泽慧先生的科学生涯是令人羡慕的。1914年3月5日，她出生于江苏苏州市。父母家族均出自科举世家，父亲何澄是早年留日的辛亥革命元老，母亲王季山的家族则是近代著名的科学望族，同时极为重视女性教育。何泽慧从1920年开始进入其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学习，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留学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今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弹道学，在弹道学权威克兰茨门下学习，获工程博士学位。1940年到德国西门子工厂弱电流实验室工作。当核物理风靡世界时，她师从德国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博特（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3年到海德堡威廉皇帝医学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发现了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现象。1946年她来到法国与钱三强结为伉俪，后又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工作，得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与钱三强一起发现并研究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1948年何泽慧回国后与钱三强开创了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专门核物理研究机构。以此为基础，1950年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并逐步演变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直到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何泽慧曾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研究员。1950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领导研制成功原子核乳胶，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她领导成立中子物理实验室，参与了中国第一座反应堆与加速器的建设与实验，承担了原子弹与氢弹研制中的一些基础性科研任务。1964年起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73年以原子能研究所一部为基础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何泽慧担任副所长，分管宇宙线研究与图书情报工作。虽然机构不断调整，但她始终处在科研第一线，领导着关键部门，支持国家的核武器研制任务，培养了众多的科研人才，获得了科技界乃至全社会的尊敬。1980年她当选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学部委员，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何泽慧的一生，又和她所经历的时代紧密联系，充满了挑战与磨难。中学时代她就参与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救国运动，大学期间更是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跋扈。在德国，她是第一个看到《拉贝日记》的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由于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她滞留德国并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回国后，面对几乎是空白的科研环境，她从核探测器开始做起。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反动官僚”家庭的出身始终是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她与钱三强一起经历沉浮，曾被核武器研究所排斥。“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并下放劳动，伤心地离开了原子能研究所。

正是在这些挑战与磨难面前，何泽慧表现出了高贵而又朴实的科学家品质。她自奉极俭，衣着朴素，平易近人，风骨粲然。作为女科学家，她始终争取男女平等，清华物理系教授对女生有偏见，她据理反驳，晚年还为消除男女退休年龄差别而呼吁。她始终强调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反感崇洋媚外，德国大学军工领域对外国人有防范，她据理力争。她始终坚持科学家的求真本色，对某些潮流、权势不屑一顾，为发展宇宙线物理学，她顶住上层领导的压力。在逆境中，她仍心系科研，即使下放农村劳动，也把天空当成自己的实验室，进行彗星观测。她指导过的工作不计其数，但从不挂名发表任何学术论文，她的名字出现在许多论文篇末的致谢中……也许这些品质，比她的科学工作或丰富多彩的生活更为难能可贵。

作为著名的女性科学家，何泽慧早已成为爱国和科学的象征。然而，人们对何泽慧的了解又是非常有限。谦逊以及对名利的淡泊，使何泽慧极少接受外界的采访和宣传。因为，对于把科学家塑造成千人一面的“高、大、全”形象，追求故事情节的浪漫离奇，甚至不惜扭曲科学的本性，张冠李戴科学家的贡献，何泽慧从来都坚决反对。

科学家的传记，首先要准确表达科学家的学术成就。科学的发展有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科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其科学贡献获得承认。另一方面，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人为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学术交往，以及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政治风潮等因素，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每一位科学家，使他们形成各自独有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长轨迹。因此，科学家的传记不仅是科学工作的记录，还应该包含人生的起落，反映社会的变迁。此外，科学家传记应当引起读者对历史人物和科学体制的一些反思……

迄今为止，与何泽慧有关的传记作品有：葛能全先生的《钱三强》［1］、刘深先生的《葛庭燧传》［2］和《戈与荷——葛庭燧、何怡贞传》［3］，以及苏华、张济先生的《何澄》［4］。传记主人公分别是何泽慧的丈夫钱三强、大姐何怡贞和姐夫葛庭燧、父亲何澄。葛能全从1976年起就担任钱三强的秘书，期间他始终怀有历史的观念，随时保留和整理资料，并在退休后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穷数年之力，撰成《钱三强》这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传记，至今仍是中国科学家传记中少有的精品。葛能全与何泽慧也多有交往，但正是亲历写作的艰辛，以及对何泽慧先生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他以“精力非同从前”为由推辞了继续为何泽慧作传的请求。葛能全曾多次接受本采集小组的采访，为我们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得知本传记即将完稿，他欣然答应为之写序。刘深是资深记者，又与葛庭燧家是老邻居，写作过程中收集了大量资料，曾多次采访何泽慧及相关人员。山西的苏华先生更以数年心血，广泛地收集、整理何氏家族的材料，并一丝不苟地审定，不惜一再推迟出版。他尤其对欺世盗名之作深恶痛绝，其严谨治史之精神令人敬佩。这些作品为本传记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而且，几位作者在写作中均充满感情但又极为严肃慎重，值得学习。

2010年6月，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科协牵头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本书作者曾以留法学者群体及其建立的北平研究院为选题开始科学史的职业研究。何泽慧先生是北平研究院聘任的最后一位，也是当时在世的仅有的两位专任研究员之一（另一位为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王云章研究员，1906—2012）。出于这种机缘和学术责任，作者负责的小组承担了何泽慧先生的资料采集工作。

我们第一次见到何泽慧先生是2010年6月24日，虽然她失去了记忆，但精神尚好。在征得她的签字同意之后，采集小组的工作正式启动。首先是梳理年表，从发表的各类文章和图书中了解何泽慧的生平和主要工作进行分期。这些资料包括何泽慧的论文与著作、各类图书报纸上对何泽慧的介绍、同事和亲人的回忆、其他物理学家传记中有关何泽慧的片段等等。同时，我们也记录下何泽慧的一些影像。

对于何泽慧科学生涯的不同时期，我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何泽慧的家世与早年时期，主要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在苏州，我们参观了王氏祖居、何家老宅、振华女中（今苏州第十中学）、苏州博物馆以及网师园，访谈了对王家有研究的张橙华先生、何泽慧的表弟王守觉院士，以及曾参与振华校史研究的徐思源老师。苏州第十中学对校史非常珍视，徐老师将收集的照片资料和编辑的校史书籍慷慨送给我们。在苏州十中，我们看到了何泽慧少年时代的散文、诗作以及书法、绘画作品，同时我们又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何澄写给何泽慧的诗，以及包含何泽慧中学时文章的出版物。在钱民协教授的帮助下，我们还专程前往南京，采访了何泽瑛先生，进一步了解到何氏家族和何泽慧早年的一些情况，同时看到不少珍贵的老照片。本书用重笔墨追溯了何泽慧的家世和早年学习环境（第一、第二章），以展现家族文化传统和早期教育的特殊作用。

在对何泽慧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期资料的采集时，家属提供了何泽慧写给大姐何怡贞的十余封信，使我们了解她选择学校和专业、在清华的学习和生活以及出国前后的情况。清华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也相当丰富，清华大学本身保存有比较完整的校史。何泽慧的大学同学于光远、王大珩、杨振邦、陈亚伦等，都有关于大学生活和对师长的回忆。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等当时物理系的教授们也有传记可参考。本书第三章，主要描述何泽慧在清华大学的阶段专业选择以及师友的影响。

留学德、法时期是何泽慧走上科学研究道路，开展前沿研究的重要阶段。采集小组成员方在庆研究员和李艳平教授分别是德国科学史与法国科学史的专家，他们提供了一些素材。方在庆研究员还前往柏林复制到何泽慧的博士论文。本书用三章的篇幅分别讲述了何泽慧从事兵工研究（第四章）、转向原子科学（第五章），最终在原子科学领域做出重大发现（第六章）的过程。有关何泽慧回国初期在北平研究院期间（第七章）的经历，作者利用了先前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过的一些资料，追述了原子学科研机构在中国的开创，以及新旧政权科研组织的变迁。

从1950年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何泽慧的科学工作最为紧张的时期。我们得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高能所”）的支持，获准查阅何泽慧的有关档案以及研究所的早期档案，许同舟和王亚辉两位老师给予了很多帮助。耗时数月的档案查阅工作使我们对何泽慧的工作经历和历史背景有了基本的了解，随后的访谈工作顺利而富有成效。根据机构变化和研究导向的不同，关于何泽慧20世纪50年代前期从事的核乳胶的制备工作，访谈到她当时的助手孙汉城先生；1955—1956年在苏联实习期间的工作情况，访谈了与她一起工作的杨桢先生；关于1956年后领导中子物理研究和参与核武器研制时期，访谈了她指导过的张焕乔院士。何泽慧的这些工作经历分别记述在本书第八、第九、第十章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何泽慧遭到批判并下放干校劳动。根据一些手稿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尽可能还原了这段经历。1973年中科院高能所成立，何泽慧调回科学院就任高能所副所长，分管宇宙线研究。此后的历史，主要根据高能所档案，同时请教了李惕碚、马宇倩、况浩怀等先生。本书第十一、第十二章讲述了她重返中科院前后的曲折经历，以及此后指导宇宙线研究的情况。“立足常规、着眼新奇”是她对自己科研生涯的总结。

此外，我们还访谈了何泽慧的亲人和交往密切的朋友。何泽慧的大女儿钱祖玄、二女儿钱民协、儿子钱思进三位老师均接受了采集小组的访谈。他们都衣着朴素，家风俨然。尤其是钱民协教授，在照顾何泽慧晚年起居的同时，为我们整理提供了大量的照片、手稿、书信以及报刊资料。钱思进老师也在繁忙的工作中审定初稿，并收集到国外友人的纪念文章。葛能全先生、高能所冼鼎昌院士等都与何泽慧多有交往，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珍贵的往事。第十三章则记录了何泽慧晚年的时光。本书最后一章（结语）分别从科学家网络、科学发展与国家需要、科学与女性、科学与传统等四个角度，探讨影响科学家学术成长的各类因素。

就在我们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先生遽然逝世。在整理她的办公室时，我们注意到，椅子上面搭着一件泛白的旧军大衣，在这里，和老旧的办公桌、台灯一起，是那么的自然。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不愿外界加于她任何称号。然而她又是如此的纤尘不染，个性鲜明，科学的精神气质早已内化于她。

本书用李商隐《赠荷花》中“卷舒开合任天真”为题，借“荷”来形容我国核物理事业中这位女科学家的超尘拔俗和朴实无华。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何泽慧先生在百年的历史风浪中，无论命运卷舒开合，始终求真、较真和率真。有人说她是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有人说她有“永远的童心”、“童趣”，而温家宝总理认为这是她具有的科学家的本色：“什么叫本色？就是求真，特别较真，有时候有点犟，不计较生活，热爱科学，热爱祖国。”

科学崇尚创新，但科学的传统和科学家的品质却代代传承。一百余年前（1911），居里夫人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她的光辉照亮了许多杰出的女科学家。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不仅做出了重要的科学成就，也汲取了居里家族的优秀品质，并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2011年何泽慧去世后，李政道在唁电中写道：何先生是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创者之一，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她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她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欧洲核子中心的《快报》（CERN Courier）期刊在2011年度最后一期刊登了长篇纪念文章，由意大利女物理学家Maria Fidecaro和期刊主编Christine Sutton共同撰写的《何泽慧：沿着不同的道路》［5］，称不少女物理学家怀有抱负，只是没有人再像居里夫人那样获得世界声誉，从而较少为人所知，何泽慧就是其中之一。“她热爱她的祖国和科学，并成为两者的象征。”这是国际同行对何泽慧一生贡献和品质的总结和纪念。她与居里夫人的人生道路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她们的精神却一脉相承。老一代科学家的这些品质，我们用艾芙·居里的话寄言读者，“希望读者在人生暂时的荣枯浮沉中，能随时加以辨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