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我知道的何泽慧先生

首次读到关于何泽慧先生的生平传记。作者刘晓博士以他研究科学史的严谨态度，调查了多处有关何先生的档案材料，访问了不少熟悉何先生的人士，参考了他人撰写的一些著述，历史地展现了何先生的一生。我以为，是一部可信可读的人物传记。作为对何泽慧先生“有所知”（钱三强先生曾对笔者如是说）的晚辈，我对此感到欣慰。

人们说起何泽慧，往往会和钱三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应归因于他们的“科学伴侣”关系——他们在法国居里夫人亲手创建的居里实验室相结合，又在那里共同发现了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受到世界瞩目。那时候，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居里夫妇”。

何泽慧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她取得的成就根植于她对科学的执着，而且这种精神贯穿在她的整个科学生涯中。她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硬是顶住轻视女性的习俗，以不逊于男生的成绩获得清华物理系毕业证书；在柏林高等工业技术学院，她打破女生“不习兵工”的惯例，选择弹道学读博士，成为当时该系唯一的女学生；在海德堡，她不顾战乱专心于实验，首先观察到正负电子弹性碰撞；在法国巴黎，她以旁人少有的毅力和细心，在难以计数的裂变径迹中，敏锐地捕捉到世界首例重原子核“四分裂”径迹。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何先生对科学的执着，直到晚年依然坚守不怠，在她九十二岁那年（2006年3月）摔成骨折之前，一直坚持到研究所上班，一日不落，甚至春节假期还乘公交车去所里工作。

何泽慧先生是一位“忌俗”的科学家，她这方面确有近似两代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和伊莱娜·居里）的性格特点。细细想来，在接触何泽慧先生三十余年里，真想不起她有过赏脸“应酬”的破例，凡遇这类邀约，她便说：“那是浪费时间，我才不去哩。”她说话不讲究修辞酌字，不习惯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甚至有时旁人听来不合时宜而她自己觉得该说的话，还照直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科学界热烈呼吁加大科技投入，纷纷举外国为例，说某项研究人家花多少美元，我们连零头也不到，设备落后过时了，没有经费更新……何先生却冷不丁补上一句：我看科学研究也不能忘了勤俭节约，不能大手大脚花钱，有的单位拿国家的钱不少，也没有看到像样的成果出来。

记得1991年春节前夕，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和国务委员宋健登门向钱先生和何先生拜年，还没等坐定，何先生就郑重其事地向领导提出一条意见，说：“女同志五十五岁退休，比男同志早五年，这个规定不合理。女同志到五十五岁没有了家务负担，正是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却让她退休做家庭妇女，不是浪费人力么。男女应该平等嘛，是不是啊。”何先生就是这样心地坦白透明，丝毫不花心思装饰自己，她对人对事，喜怒好恶，让人一目了然。

何泽慧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极平常的普通人。她自己缝制的一个布书包用了几十年，无论出入何处，即便去人民大会堂，或者参加国际会议，她都提着那个书包。她因公出差，总是要求和年轻同志乘坐一样的交通工具，不接受特殊照顾。她82岁那年，和所里同志一起去云南出席宇宙线会议，在从昆明转往大理时，她坚持和大家一起坐夜间长途卧铺汽车，一路颠簸连年轻人都感觉难受，何先生毫无怨言，还挤在仅肩膀宽的铺位上睡了一觉。何先生的穿着，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进入21世纪以后，她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她的观点是，旧衣服穿着舒服，何必扔掉，扔掉就是浪费，笑破不笑补嘛，是不是啊，衣服打补丁没有人笑话，笑也不怕。

由于穿着不显“派头”的缘故，何先生经常被世俗眼光误会，但她并不介意。一次，何先生和钱先生一起到西单菜市场（时为北京供应最全的菜市场之一）买冬笋，正当她一个一个挑选时，售货员上下打量后，以一种不屑的口气提醒何先生：“老太太，你先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价牌上的小数点儿。”何先生笑笑：“看清楚了。”1978年10月，何先生要参加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率领的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和法国，去前门新大北照相馆照标准像制作护照。那天她的穿着和平常一样，摄影师提醒她换衣服梳整头发，她坐着不理会。摄影师以为何先生是位少见识的街道婆婆，调侃她：“老太太，有福气呀！您出国是去看儿子，还是看女儿呀？”何先生说：“我谁也不看。”

何泽慧先生是一位精神境界很高的人。她出身名门世家，父亲何澄早年追随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志士，又是一位遐迩闻名的文物鉴赏、收藏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何泽慧先生兄弟姊妹秉承父母遗愿，把他们一生辛劳积累的全部家产捐献给了国家。其中有父亲卖了北京房产购得并重加整修的苏州“网师园”（另有附近的房屋）以及园内一应古董器物；有数量惊人的字画、古籍、古印、古墨、名贵印章、印材等珍贵文物。仅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所捐文物计1374件，其中一级文物31件、二级文物355件、三级文物381件（其余尚未定级）。2008年5月，笔者有幸在苏州博物馆看到何家当年捐赠文物的厚厚一本名录，并且在地下库房目睹了几件原物，如元代赵孟的《临兰亭序册》，明代沈周的《花鸟册》、文徵明的《松厓图卷》、董其昌的《山水册》，清代王铎的《枯兰复花图卷》，还有北宋文学家、《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玉石名章。后来，我先后当面向何泽慧先生（2008年）、何泽诚先生（2010年）和通过电话向何泽瑛先生说起苏州博物馆所见，以及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三位先生回应我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平淡而谦和：“这没有什么，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何泽慧先生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能的“苏南才女”（彭桓武先生语）。她爱好体育，曾经是振华女校排球队的中坚；她游泳颇有功底，1980年9月我见过何先生在青岛八大关教钱先生游泳，几天工夫硬是使钱先生从不入门被教得半会半不会。何先生少年时喜爱填词赋诗，尤其写得一手好字，隶篆行楷都能。我见过她当年（1932年）留在振华女校校园的篆书摩崖石刻壬申级训“仁慈明敏”（意为仁义、慈爱、聪明、敏捷），见过她庚午年（1930年）的一件隶书作品影印件“临曹全碑”，见过她的竹刻楹联，以及花鸟画作……作一个假设，何先生若不是专攻了物理学，而是继续深造她少时的课余爱好，可以断言，十之八九会成为一位造诣很高的书画大家。这样讲不是毫无根据的。2009年年初，我顿生念头，想请何先生留下一幅字，很幸运，想法得到何先生应允和民协的支持。于是我选好准备书写的内容，带上笔、墨和折好横竖格的宣纸来到中关村14号楼。请何先生书写的是她1994年回苏州母校同学生座谈时讲的一句结束语：“各行各业的人，只要自己做出成绩，做出水平，都是国家需要的。”何先生写了落款：“以上心得九十有五书 何泽慧”。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位九十五岁高龄、间隔七十余载很少使过毛笔宣纸的实验物理学家，书法竟然还是那样娴熟，那样老到，甚至连笔顺也一点不乱。那天的现场情景深深留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如昨：何先生站在餐桌旁，一边书写，一边急促喘气发出吁吁声，每写一个字都很费力。孝敬的民协不时让老人坐下歇一歇，喝口热牛奶，还柔声说些鼓劲的话：“妈妈，写得好。”“妈妈，快要写完啦。”当这件历史性的作品最后钤下何泽慧名章那霎时间，我禁不住激情涌起，泪花蒙眬了双眼……这又是一次感受平常而伟大的时刻。

作者刘晓约我为《何泽慧传》写序，写了一些亲历和感想，不知合适不。

2011年12月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