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在旧中国，从事政治投机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许多军阀、政客无不利用同乡、同学、亲属血缘等关系，极力打造自己的势力集团，而文人墨客也无不投靠一方，以攀附权贵为富贵荣华之途。蒋介石在从政之初，就因没有自己的“人马”而耿耿于怀，感到“做得再好，也是给别人做嫁衣裳”，黄埔建军后，蒋介石苦心营造自己的势力圈子，他在“人事”经营方面，可谓竭尽手段，“前无古人”。

1.身边做事之人，多用自家人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宗法思想特别浓厚的人，富贵不忘乡亲的观念，在他的心里非常顽固。当蒋介石发达之后，他就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将这些人安排在自己身边，担任勤务工作。

蒋介石选拔亲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己的安全问题。民国时期，社会混乱，军阀混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砍过去，许多声势显赫一时的人，在战场打败自己的对手，但对手却雇佣杀手，将其暗杀。因此，民国社会暗杀成风，大人物虽然权势熏天，但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当时的很多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手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全部由刘姓组成。惟有亲信，在长官危急关头，才能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主人。

蒋介石长期在战场上闯荡，干的是脑袋挂在裤腰上的事情，对自己的安全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

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自己亲自所为，亲自点名询问乡籍和家庭状况，这是一种政治的安全的考虑。无论如何，“打仗父子兵”这个传统是根深蒂固的。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担任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

王贤东过去给蒋介石家当账房先生，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人，又是王采玉嫁到蒋家的介绍人，长期为蒋家管账，而账目条分缕析，十分清楚明白，深得蒋氏好感。蒋介石发迹之后，对王家人非常厚爱，任用了很多王家的人。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货店当秤手。蒋介石为当面看他举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顶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初随蒋充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王世和军校毕业，蒋介石却不让他带兵打仗，而是跟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料理日常事情，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

王世和因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曾两次被蒋革职闲置；但一遇时机，蒋又将其起用。1944年俞济时接掌七十四军，调任王世和为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

身边做事之人，虽然经常接触中枢，但位置卑下。眼看别人一年几级的升迁，自己10余年时间还是小小侍卫，长此以往，当然会军心不稳。但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之术，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之人的贪污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其发财，不让其在政治处于显赫位置。

按照蒋介石的秉性，其对贪污行贿行为是十分痛恨的，但他身边办事的人，却偏偏以贪见长。

身边之人，往往承担传递信息，保卫之责，虽官职低下，却是各地高官巴结的对象。当时，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见蒋介石，必须通过其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

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多如牛毛，好的汇报当然希望蒋介石尽快面阅，但如果分管各地文书的人，坚决不给你呈送，你也无法。如果得罪了这帮人，他们专门找你一些不利的事情向蒋汇报，长此以往，自然就会在蒋介石心中留下恶劣印象。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侍卫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一筐又一筐。蒋介石的又一侍卫蒋富寿，为蒋介石做事多年，自然也就“积攒”了一笔钱，在家乡建了一幢9开间的楼房，在溪口显得格外阔气。

俗话说：仆人眼里无英雄。权谋家通常最擅长伪装，其形象随场合而变，但在仆人面前，却无法总是保持这样的伪装。所以，侍候主人的人，最了解主人的真性情。也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在选拔贴身之人时，关键看其是否可靠，其本人的才干则是第二位的。

但什么人最可靠呢？在封建宗法传统浓厚的中国，有血缘关系的人，当然是最可靠的，他们与主人存在一荣俱荣的关系，自然算是自家人。对于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来说，除了自己家的人，还有谁是能够被信任的呢？！蒋介石对这批人有着其笼络之术，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之人的贪污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其发财，而不让其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这也是蒋介石的官场术之一。

2.特务系统不肯假借他人

一切独裁者都重视特务系统的作用，蒋介石也不例外。蒋介石在建立全国政权后，除了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党的系统外，最看中的就是特务系统。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分中统和军统，专门为蒋介石刺探情报，暗杀政敌，镇压进步分子和进步活动。

由于特务系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十分重视特务系统的强化，这从蒋介石用人上就可以看出来。

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主要用浙江人。军统的创立人戴笠，早年在上海流浪，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蒋介石。起初蒋介石等人非常鄙视戴笠，认为他不过是小瘪三，常差使他跑腿、送茶递水。后来戴季陶知道戴笠是同姓同乡，就介绍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开始让他干一些送信的事情，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在此后的岁月里，戴笠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已经发迹，就跑到广东投奔。

戴笠在黄埔军校对军事课程不感兴趣，却十分注意搜集情报，包括了解军校学生的思想、监视军校官佐的言行等。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后，戴笠作为蒋介石的仆从，又开始搜集情报。1929年，戴笠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建立正式的特务组织，这一特务组织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立下大功。蒋介石因此更加器重戴笠，并扩大了特务组织的编制和规模。而戴笠在蒋家王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深得蒋介石青睐。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笠在一次空难中死亡，特务系统中的各派，为争夺权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最后毛人凤击败各位竞争者，成为戴笠的接班人。

毛人凤能够接戴笠的班，除了毛本人心狠手辣，擅长权术钻营外，蒋介石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毛人凤进入特务系统的时间很短，也不是黄埔学生，参加特务组织后，又主要搞秘书工作，没有外派工作的经验。

而他的竞争者郑介民是黄埔学生，长期担任特务系统的“二把手”，又号称是国民党军队的“谋略家”，对毛人凤占尽优势。但毛人凤也有一个优点是郑所不及的，毛是浙江人，戴笠的同乡。按照蒋介石的用人原则，浙江人是首先使用，何况在特务系统，掌握着最机密的工作，如果假借他人，一旦出现漏子，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戴笠死后，选择谁掌管特务系统，让蒋介石动了一番脑筋。由于毛人凤资格不够，开始让郑介民担任了保密局局长，作为过渡。后来，毛人凤羽翼丰满之后，就由毛人凤代替了郑。毛人凤虽然取得了夺权胜利，但毕竟经验不足，其才能也不足以领导庞大的特务机构。蒋介石后来埋怨毛人凤工作经验不足，是他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言下之意，是后悔将郑介民换了下来。但在蒋介石的眼里，选人用人首先是奴才，而才具次之。

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形势相当严峻，蒋介石计划统一情报工作。1949年7月，蒋介石成立以唐纵为召集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得到强化。1950年，该机构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担任总负责，一切党政的特务组织全部归其管辖。在败退的严峻时刻，蒋介石终于把特务系统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人——自己的儿子。

对于蒋经国插手特务工作，特务头子毛人凤是不甘心的，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毛人凤的权势逐渐被剥夺，最后在保密局局长任上，郁郁而终。几年时间里，蒋经国就全面掌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一统天下。

特务从事的是秘密活动，是见不得光的，许多事情是能做而不能说，一般正直的人也不屑于此。所以，从事特务活动一般都是领导最亲近的人。

蒋介石对特务系统头子的选拔，一般将这个职位给予自己最信任的人，从来不假借他人。首先是戴笠，而后是毛人凤。再后来，毛人凤为争夺权利，竟然跟蒋经国斗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老乡和自己的儿子面前，对老乡的信任程度当然要大大退后了。特务系统不肯假借他人，用自己的人做“守门神”，可以说是蒋介石为官生涯的一大特点。

3.“发家”之基，岂容他人染指

蒋介石行伍出身，深知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道理。早年在广东帮助孙中山的时候，他才能出众，做事得力，立下不少功劳，但却受到粤军排挤，受够了窝囊气，几次辞职不干，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否则干什么都不行。

1924年，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就着手建立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武装，他依靠这批中心耿耿的学生，逐渐打败了地方实力派，成为控制中国的最大军事集团。黄埔军校军官集团是蒋介石发家的基础，因而十分维护这个集团的利益。

蒋介石总是把最多的军费、最好的武器给他的学生，对于他看中的学生，总是尽量提拔，即使有的学生犯下罪行，他想办法为之舒缓。例如孟良崮战役中的张灵浦，因为枪杀自己的妻子，被判处了10年徒刑，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坐牢不久就被释放，而且还日渐高升，居然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师长。

正是因为蒋介石对黄埔军事集团势力的重视和依赖，他十分害怕这支队伍对他有离心倾向。为使自己在黄埔集团中的核心位置不动摇，一方面他极力提拔、庇护黄埔生，另一方面严防黄埔集团出现另外的核心，对可能对他的核心地位挑战的人，急欲消灭之。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但由于与蒋关系破裂，在劝说其投降无效后，蒋介石将邓杀害。

何应钦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后，特地让何应钦从贵州到广东任职，当时何在贵州与当地军阀势力争斗失败，失意之中来到广州，没有想到居然因此发家，成为“党国”重臣。何应钦在军校担任军事教导工作，与学生接触紧密，是当时军校中有影响的人物。因为蒋介石的信任，何后来接替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有影响。

北伐中，何打了几次胜仗，声望大增加。1927年，蒋介石因为与桂系和国民党元老的矛盾激化，被人逼迫下野。当时，蒋介石问何应钦他应该怎么办，何低头不回答，令蒋介石十分生气，白崇禧乘机“逼宫”说：“总司令现在离开一下，也好”这让蒋介石大为刺激，随之宣布下野。

何是一个胆小但野心不小的人物，他试图让蒋介石下野，自己利用在黄埔军校的影响，乘机形成自己的核心体系，以后与桂系争天下。蒋下野后，他立即处罚紧跟蒋介石的陈诚，试图剪除蒋介石的羽翼，但何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何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影响大，但根本不及邓演达，更谈不上跟蒋介石相比。好在何做事懦弱，看到势头不对，急忙偃旗息鼓，不再对陈诚怒目相向，组织其他黄埔军校学生的事情也暂缓了下来。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何应钦已经有所察觉，但何收手很快，蒋介石怜惜他的军事才能，并考虑他对黄埔军校的影响，继续留用，但已经不准他直接带兵，长期做国民政府的参谋长。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何应钦已经是心生恨意，但何应钦表面工夫做得很好，他主张讨伐在当时是说得过去，况且他的激烈言辞，不是证明了对蒋介石的忠心吗？蒋介石虽然知道何的诡计，但却没有办法治他，只好继续冷落他，给他高官做，但却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对任何与何应钦来往的黄埔军官都加以控制。

在蒋介石的心中，领袖似乎只能是一个，而这一个又只能是他自己，所以他对任何可能损害他权威的人和事，是绝对不轻易放过的。黄埔集团是蒋介石发家的基础，又是“中央军”的主力，他就是要将这支军队训练得只听他一个人的话，为他个人的政治利益服务。

黄埔军校军官司集团是蒋介石发家的基础，在他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更容不得有任何权力旁落的现象出现。大权集中，一切均为我所用，是蒋介石在官场上牢牢把握住兵权的一个重要谋略。

4.设法除掉身边的威胁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与蒋介石一个负责军事，一个负责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邓演达思想进步，工作能力突出，善于做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影响很大。但邓演达和蒋介石有矛盾，这不仅仅在黄埔军校时期，后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后，邓演达则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邓虽然与蒋长期共事，但根本不是一路人。

“中山舰事件”后，邓因为不满蒋介石反对革命，两人关系逐渐破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这时邓演达在武汉国民政府内，与蒋介石对抗，宁汉合流后，邓演达被迫流亡国外，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邓演达回国，继续反蒋斗争，不久即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抓住。邓演达被逮捕后，许多进步人士都积极营救，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更是亲自到南京，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邓演达，蒋介石不得不搪塞一番，说无意杀邓。当宋返回不久，就传出邓已经被杀害的消息。

蒋介石杀邓演达，除了邓反蒋，思想进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对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体系造成了很大威胁，使他感到不能不杀。

邓长期在黄埔军校工作，深得黄埔军校学生热望。1930年，邓回国之后，立即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同蒋介石曾经组织的黄埔同学会对抗。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余洒度、陈烈等黄埔学生为核心，积极串联黄埔学生，参加的人数多达5000人，而当时的整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只有1万多人。

更使蒋介石忌讳的是，在邓演达被抓后，黄埔军校学生中有5000多人上书蒋介石，要求校长释放他们的教育长，声势之大，令蒋介石坐卧不安。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与邓演达关系很好，而邓演达对陈诚有知遇之恩，邓曾经劝说陈诚反蒋，但陈诚与蒋介石关系很深，他不但没有反蒋，而且将邓演达前来做工作的信息，原原本本告诉了蒋介石。

本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已经有很多正义的黄埔军人表示了愤慨，现在又有了一位核心人物，而且工作已经做到了自己最信任的将领身上，蒋介石担心他的黄埔系会瓦解，这自然是令他不能容忍的。

在劝说邓演达投降无效后，蒋介石立即杀害了邓，虽然当时舆论对蒋介石非常不利，但在威胁蒋介石根本利益的时候，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蒋介石对于身边有可能对他的核心地位挑战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予以除掉。尽管在当时杀害邓演达，舆论上对蒋介石非常不利，但蒋介石对于任何威胁他的根本利益的人，是下得了毒手的。

设法除掉身边的威胁，即使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蒋介石也会在所不惜，这可以说是蒋介石阴险歹毒之处，也可以说是他丢车保帅敢于取舍之处。

5.武夫当国，以文人张胆

蒋介石胜过当时地方实力派的地方，除了兵多将广，财力雄厚，有帝国主义撑腰，占据中央政权之外，他的一班文臣也起着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蒋介石十分崇拜曾国藩，而曾国藩是最注意延揽各种优秀人才的。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各种人才都有，从进士、举人，到能够制造机器的洋务人才李善长等，这批人才是曾国藩建立一生事功的基础。当时的左宗棠虽然军事才能突出，但其幕府人才要逊色得多，后世评价左不如曾，主要是使指左宗棠不善于发现并培养人才。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在注意提拔黄埔系军官的同时，也有意吸收当时一些杰出的文人为其服务。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国民党官员的腐化，蒋介石更是注意吸收一些“社会贤达”、重要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蒋介石政府的智能水平。

蒋介石任用的文人，大致有这样几个类型：

第一，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书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类似今天的秘书。这批人的代表是陈布雷、徐道邻等。

第二，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军人出身，对经济建设、外交等专业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

1935年，国民党迫于日本侵华的压力，逐渐改变了对日一味投降的政策，外交上有了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一时间，有很多学界人物进入政界。在这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翁文灏。

第三类，帮闲文人。除在蒋氏政权中正式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外，蒋介石还摆出一些礼贤下士的姿态，将当时的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罗织在自己名下，这些人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务，但往往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议政事。这些人不乏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很多是帮闲文人，蒋介石利用他们制造自己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样子，为自己的政府装潢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批人中，最著名的应属傅斯年。

曾经有句古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在军阀混战，以武力决定胜负的乱世，当然有几分道理。但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历代封建帝王在获得天下之后，就尽力笼络读书人，相对而言，读书人因为知识全面，操行和能力方面，比一般人要强一些。

蒋介石在争权把政之后，极力邀请知识分子参与政府，虽然有装潢门面的意思，但这些专门人才的使用，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让知识分子为己所用，这是蒋介石为官治国的谋略之一。

6.任用陈布雷和翁文灏

陈布雷，1890年生于浙江一个茶商家庭。陈布雷早年就以文而名。1911年，陈入上海《天锋报》做编辑。他极力鼓吹反清民主革命，在当时小有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了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陈布雷看罢文章，一挥而就，展示了他的文字才华。

北伐战争前期，陈到江西做事，以记者身份报告国民革命军的情况，当时，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较温和谦恭的人做幕僚长，对于陈的文笔，蒋介石十分欣赏，就挽留陈，并与陈立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

从此，陈布雷专门为蒋介石担任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他代蒋介石起草的《告黄埔同学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但陈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负责写写文章而已，但蒋介石已经离不开他，执意要求出来做事，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长。

1932年3月后，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成为蒋介石的正式幕僚，这一干就到最后自杀为止。

抗战军兴，陈布雷替蒋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立即轰动全国。

陈身居机要，一直小心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细声细气，从无自傲之态度。常自称自己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不蓄积私财，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完人”，因为投错了主人，最后在国民党失败前夕，服安眠药自杀。

翁文灏是浙江人，1912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曾经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调查，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全世界都有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深感自己政府内部人才匮乏，而军人和政客不少，这些人只知道揽权贪污，不知道做事。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同时也为了镇压人民，他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一份名单，很多学者在上面，其中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

蒋介石洗耳恭听，十分赞同翁的话，当时就要求翁入阁，但翁表示只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当官，蒋介石就越是让他当。1935年10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在蒋介石败局已定之时，又让翁担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的职位最高。

知人善用是蒋介石的一大特点。陈布雷才华出众，但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蒋介石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际的官职。这也是蒋介石用人诡巧的地方。

而对于翁文灏，蒋介石同样委以重任。蒋介石根据每个知识分子的专业特点，独特个性，将其分别予以使用，同样显示了蒋介石精于权术、善于用人之处。

7.凭感觉办事的“相人术”

蒋介石很相信曾国藩相人的工夫，他曾经专门研究曾国藩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蒋介石一生模仿曾国藩为人做事，用人上也多用曾国藩的办法，通过小事和语言观察对方，凡是被他相中的人就能够得到重用，反之，即使有天大本领，不但不为蒋介石重用，反而为蒋介石怀疑、提防。

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得来他后来最为倚重的三位大将。

陈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之后，虽然暗中下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无奈个人条件有限，很多公开的集体活动，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更无法和当时的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相比，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并不看重陈诚。

一天，蒋介石夜晚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的光，蒋介石推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士兵正点着蜡烛，借助这个微弱的光看《三民主义》，再看看陈诚，其貌虽然一般，但眉宇之中透露出一股英气，神态自然，并没有因为有人突然夺书而惊慌。一问，得知陈诚是浙江人。

第二天，蒋介石宣布陈诚为少尉排长，令很多不看重陈的人大吃一惊。

蒋介石看到陈诚夜晚攻读，认为其精神可嘉，仪表言谈大方得体，加上又是浙江人，不提拔陈诚才是件怪事。

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愤而投军。但因为个头太小，被拒绝于门外，碰巧邓演达看见胡宗南据理力争，个子虽然小，但言辞激烈，条理清楚，投军热情很高，就网开一面，破格录取。胡宗南入学后，表现平平，因为自身条件不行，很少人认识他，但胡宗南自有升迁妙计。

胡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早起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论天气状况如何都是如此。胡决定每天要比校长更早起，到操场练操，希望能够引起蒋介石注意。果然，蒋介石每天跑步，操场都是空无一人，现在居然发现有人比他还早。

蒋介石私下调阅了胡宗南的案卷，发现这也是一个浙江人，于是刻意培养。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胡宗南30岁就担任了蒋介石的王牌师师长。

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蒋介石还看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

浙江省第一师师长陈仪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蒋介石见汤之后，果然觉得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虽然由陈推荐，又是浙江人，但不是蒋介石亲自选拔，所以开始对汤并不重视。后来陈仪点拨他，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重视。

汤恩伯早年就以文名，写文章是拿手好戏，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他。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是考验汤的反应，看其是否有不满情绪。

果然，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

一句话说到蒋介石心坎上，于是越级提拔汤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连团长这个级别都越过去了。

相人术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等，据说曾国藩相人的技术很高，有些人只要见过一次，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模仿曾国藩的相人术，通过小事和语言观察对方，凡是被他相中的人就能够得到重用，反之，即使有天大本领，不但不为蒋介石重用，反而为蒋介石怀疑和提防。这种通过外貌、言谈观人的方法，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但同样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那就是遗漏真正有才能的人。

8.注重第一印象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映是否快等等。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看不惯的是对方惊慌失措，因此见蒋最重要的是冷静，不能慌乱。曾经有个旅长见蒋后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

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问话含糊其词，不能明确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一次在战争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回答正确，但用了很多大概、也许等词汇，蒋介石当即训斥，并将其就地免职。蒋介石认为在战场是不能用大概、也许这些词汇的。

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即使不知道，也马上就胡扯一个数字，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往往给予嘉奖。

最后，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蒋介石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

据说有一个师长在被升迁的时候，得到蒋介石召见，在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沉着，刚刚下发的委任状又扣下了。这个人师长没有当成，还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参谋，跟随蒋介石多年，一次在蒋介石上汽车的时候，他不慎将包掉在地上，蒋介石当时很不满意：“你是怎么搞的，连皮包都搞不好！”后来这人外调任职，跟蒋介石辞行，谁知道蒋介石还记得这件事情，说：“我看你已经不能办什么事情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丢了一次皮包，将自己大好前程也丢了，可谓是“伴君如伴虎”啊！

蒋介石虽然好“相人”，但他的工夫显然没有曾国藩的技术高，曾国藩幕府中的人物才能出众，在晚清政坛呼风唤雨，而蒋介石所任用的人，大都是草包，即使他最看中的三个大将，也是胜仗打得少，败仗一大堆。

徐向前在黄埔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其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讲的话蒋介石听得很费劲，又见徐的背有些弯，人长得不“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便让他走了，望着徐向前的背影，连说：“不可用也。”

结果被蒋介石认为“不可用”的徐向前，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大展雄才，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后来又开创川陕根据地，将蒋介石的部队打得望风而逃，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象不到的。

蒋介石特别注重人的第一印象和谈话，以及对方的反应速度，是否冷静等，以此来判断该人是否能够重用？很显然，对方如果了解了蒋介石，就好对应他了。以至于出现这样的事情，“即使不知道，也马上胡扯一个数字，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往往给予嘉奖”。而被蒋介石认为不可用的徐用前，却在共产党队伍中大展才华，同样也说明了蒋介石的“相人”技术实在令人怀疑。

9.性多疑，严防属下自成体系

陈其美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领路人，又是把兄弟，蒋介石对其是非常感激的。陈其美被刺杀后，蒋介石与陈家仍然联系紧密，陈的两个侄子，后来跟随蒋介石为官，控制了蒋家王朝的党的系统。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生于1892年，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陈立夫，1900年生人，是陈果夫之弟，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

1926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这是陈氏兄弟控制国民党的开始。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指派陈果夫指定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全面培训国民党的党政干部，由于陈做事干练，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基础日渐巩固。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南京中央政府被桂系控制，为了排斥陈氏兄弟的势力，组织了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陈果夫就组成“中央俱乐部”，以资对抗。随着桂系的下台，中央俱乐部控制了国民党，因其英文名字的两个单词是CC两个字母开头，陈的组织被称之为CC系。

由于蒋介石和陈氏兄弟把持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各地方党部在他们直接操纵下，CC系活动范围更加扩展，逐渐延伸到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中去，到1937年的时候，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几乎全部为CC系控制。

CC系是蒋介石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宝座，对国民党内其他挑战者，如汪精卫、胡汉民之流，极力诽谤、孤立，使之不能与蒋介石对抗。另外一方面，CC系还充当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马前卒，造成蒋介石的独裁局面。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二陈确实为蒋介石办了很多事情，蒋介石对二陈是非常重视的。但二陈也许是太能干，其组织系统之发达让蒋介石也感到“害怕”，生性多疑的蒋在抗战以后，逐渐对二陈势力有所抑制，他利用戴笠的军统对抗二陈。

不久，二陈就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开始还不以为然，直到听说蒋介石要把弟兄俩抓起来，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们找到陈其美的夫人为其说情，蒋介石抹不过这个面子，表示不予追究，二陈才敢从养“病”之地，重新回来工作。此后，蒋介石对二人的信任完全没有了，CC系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看到经儿“可教”，随之在心理上确定了让儿子接班的计划。因此，蒋介石想让儿子到政治大学当教育长，以训练自己的人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计划居然遭到二陈的阻拦。

由于二陈的长期经营，在中央政治大学有一帮铁杆，这帮人为了阻止蒋经国进入中央大学，举行了罢课、游行示威，在学校里贴上标语，公开反对蒋经国入校。二陈成功地阻止了“太子”染指，但却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心中留下了阴影。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党政军的控制比大陆时期更强了，二陈和蒋经国结下仇怨，整天惶恐不安。陈立夫甚至要主动承担国民党战败的错误，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冷嘲热讽。

1950年7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小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其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下不了床，蒋介石偏偏让其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说的，只好找借口到美国。

至此之后，陈果夫病死，而陈立夫在美国以养鸡为生。喧嚣一时的CC系烟消云散。

蒋介石生性多疑，用人只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但除了自己儿子外，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严格地说，除两个儿子外，蒋介石没有完全信任的人，即使是对多年跟随他的近臣也是这样。蒋介石疑心病发起来，可二陈两兄弟却还没有警觉，还是竭力地对外扩张，结果终于遭到蒋介石处罚。

蒋介石生性多疑，严防属下自成体系，即使对于自己曾经的“铁杆”二陈也不例外，这其中，也包含有他最终失败的因素在里面。

10.惯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对于那些地位高的元老级别的人，蒋介石十分尊重他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的人，从而死心塌地地为蒋卖命。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元老，比阎锡山大15岁，阎锡山对赵戴文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的地步。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和赵都能扯上师生关系，由于赵的地位非常重要，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

二次北伐胜利之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阎锡山的耳目，蒋介石非常欢迎赵到南京任职，对拉拢赵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知道赵的元老级别，凡是开会总是让赵坐到前排，与另外一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将赵与吴并列，自然也是对赵戴文示以师礼。

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次老（蒋介石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其名，而是称他的字号次陇第一个字）如何看？在上下台阶的时候，蒋介石害怕赵摔倒，还要亲自搀扶赵，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很有示范作用，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有加。

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心知肚明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介石委员长之尊，对自己那么好，长期之后，赵转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认为蒋介石是大好人。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委派了何成浚、方本仁去太原，但先后都失败了。不得已，蒋介石决定让赵戴文跑一趟。

赵有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随即决定到太原见阎锡山。赵戴文的一番话，果然使阎锡山犹豫了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准备了时间。

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一方面注意金钱收买，另外一方面也注意感情拉拢。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胜利，韩只好作罢。蒋介石获得胜利之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他装做不以为意，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介石见面称呼向方兄，使韩感到非常舒服，因为韩长期在冯玉祥手下，冯玉祥治军向以封建家长办法，手下不但不要希望他能够以兄弟相称，如果不挨痛斥也就罢了。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这对地方军阀而言，也是一个大的荣耀。临走时，蒋介石说：“向方兄北伐劳苦功高，特别送你10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韩和他所率的西北军长期驻扎在贫瘠地区，蒋介石一下子给这么多钱，自然让韩心动。

中原大战之后，韩以10万之众投蒋。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个人操守较好的一个人，蒋介石知道他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别要求，为了让张治中忠诚于他，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张治中过40岁生日的时候，他自己都忘记了，结果蒋介石特地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诞辰的一封亲笔信，内附条幅一张，是蒋介石亲自手写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上款为“文白吾兄四十诞辰”，下款为“蒋中正”，另外附6000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心中自然非常感动。

张治中后来调到西北任行政长官，经常来往于南京兰州之间，所乘坐的是美国老式的运输机，不但设备简陋，而且安全性很差，张治中深以为苦，但又不好提出来，蒋介石知道后，立即以他自己的专机“美龄”号和“追云”号为其使用，这两架飞机设备很好，乘坐比较安全，解除了张治中的的烦忧。

蒋介石非常善于收买人心，对于他要利用的人，他总是要钱给钱、爱当官的给官当，爱地盘的给地盘，从来不吝惜所谓国家“名器”。

在利用金钱和地位收买的同时，蒋介石还非常注重细节，注重以情动人，让对方不但能够得到小恩小惠，而且还能得到他的尊重，从而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这大概是蒋介石风云生涯几十年，最为精湛的为官术之一吧！

11.利用照片笼络对方

北伐之前，蒋介石就开始踌躇满志地网罗天下名士，以备他建立“大业”所用。1926年春天，邵力子奉广州国民党中央之命到上海联络报界人士，宣传国民党的主张。

蒋介石乘机委托邵力子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并同时传达他对这位报界才子的钦敬之情。陈布雷当时是上海《商报》的主笔。他才思敏捷，运笔如神，所写的社论短评以其犀利的风格著称于上海报林。

蒋介石不仅佩服陈布雷的胆识和才气，还特别看重他是浙江同乡，所以着意延揽。在一次上海报界名流的宴会上，陈布雷接过了邵力子转来的蒋氏照片，既见其人，又领其意，此后又接到蒋介石约他相见的口信，终于在这一年年底奔赴南昌，会晤了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后一气跟随了他二十多年，直到1948年自杀才算了结，而两人交往的开端，却是那张小照片。

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因而从不放过任何培养和笼络学生的机会，其中送照片也是不可忽略的小节目。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他自兼团长，举办各种训练班，其中以党政训练班最为重要。其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还有政治训练，主要是对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国民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作较系统的讲述，并重点灌输“效忠领袖”的思想。

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最重要的一节是蒋介石到团接见受训人员，一批十多人，谈话十几分钟。结业时还分赠每个学员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着“某某同志惠存”，下款是“蒋中正赠”，并盖有私章。赠送这张照片，既可给学员造成深受宠幸之感，又可使其能以“天子门生”到处炫耀，而更重要的则是时刻牢记要为“领袖”尽力效劳。

1946年春天，蒋介石携宋美龄到新乡视察，召集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汉奸庞炳勋、孙殿英等，除设宴招待、“慰勉”一番之外，还一起照了集体像。

随后，蒋介石又坐在那里让每个人轮流站在他的旁边合拍一张，以示恩宠。庞炳勋、孙殿英等汉奸害怕国民政府追究，现在蒋介石亲自与他们照相，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的肯定，因而大喜过望，他们明白，蒋介石做出这种姿态，是表示不再与他们计较前事，便安心地打共产党去了，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所在。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受到领导的重视，为了这种知遇之恩，很多人甚至愿意用生命来报答它。这种知遇的情感往往不是金钱和地位能建立起来的，它是双方感情深厚的结果，蒋介石善于利用一些小的细节建立与对方的联系，加深双方的感情联络。蒋介石对照片的使用就是这样一招。

蒋介石深知，以自己的身份，只要肯放下架子，对某位下属给个面子，让其感受到知遇之恩，不用金钱地位照样可以迷惑人心，制造对自己的忠诚。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精湛的官场术之一。

12.他人写书，自己署名

蒋介石以曾国藩为榜样，力图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和“立功”是非都有公论，这里不提，而如果单从发表的文字量来看，立言是最没有争议的，台湾出的“蒋总统言论集”其长度足可以“等身”。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度身兼87个职务之多，每天的事情是很多的，如果凡是以蒋介石署名的文章都是蒋介石亲自所写，那蒋介石真可算得上是一个“天才”。

蒋介石先后有两个专门给他写文章的人，前是陈布雷，后是陶希圣。

这类文章大抵分成几类：

一类是别人按照他的意思去写，然后由他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是一些文告之类。例如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夕，授意陈布雷为其写了《告黄埔同学书》，影响很大。之后，陈又按照他的意思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抗日战争开始后，陈又写了《庐山谈话》，抗战一周年，陈写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些文章，通过蒋介石之口说出去，自然就算是蒋介石的杰作。

二类是由蒋介石口授，秘书记录并润色加工，大都跟蒋介石的亲身经历有关。这方面有两篇文字比较有名，一是《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讲述蒋介石广州赴难，与孙中山在中山舰上的日日夜夜。这是蒋介石早年引为非常骄傲的历史，也是他在政治上发达的开始，蒋护送孙中山回上海后，开始撰述，但蒋介石是一武人出身，虽然亲身经历，但不能梦妙生花，他刻意找人将其文章润笔修改，直到他对自己的形象满意为止。

另外一篇是《西安半月记》，这是蒋介石记述西安事变的一篇文章，是蒋介石口述，由陈布雷亲自动手润笔修饰，蒋介石钦定的。西安事变本来是蒋介石的滑铁卢，但《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蒋介石从一个囚徒变成了英雄，可见文字是多么神奇。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处处可见“蒋委员长之伟大人格”，他的“宁折不弯的气质”，“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相反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却变成了阴谋叛变的小人，陈布雷文字工夫之诡妙，闪光词句之滥用，在文章中处处被证实。

三是政治类书籍，主要是为了宣扬蒋介石的某种思想，由于这类书籍需要相当的学术修养，是一般秘书无法做的，一般都由当时的学界“名流”捉刀。这类书籍比较有名的有《中国之命运》，此书写于抗战时期，本来是蒋介石指示陶希圣根据文告拟纲目，帮助蒋介石起草书稿而就，开始时只有1万字，经过多次修改与增订，全稿至10万字以上。

另外一本《苏俄在中国》，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蒋介石只是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中心思想之类，只有几百个字，后来蒋介石把这些大纲交给陶希圣，陶根据“圣意”开始扩充，每写完一章，就送呈蒋介石看，蒋做批示，然后根据蒋介石的批示继续修改。几百字的东西后来扩张为24万字。

本来政治人物写书，让人代笔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蒋介石不这样认为，他总是强调这些书籍是他自己所写，而且让秘书将这一信息透露出去。

但以蒋介石那点文字修养和学识修养，加上他事无巨细，总喜欢好大喜功，要说他能安静地坐上一年半时间写一本书，并要说他的书籍文稿都是他自己所写，而他的秘书陈布雷之流只是一个摆设，岂不是自欺欺人！

蒋介石作为官场人物，绝大部分官样文字都是由秘书所写，然后由他审核和署名，古今中外大都是如此。但像蒋介石这样的政客一样，无论写什么文章，身边经常有一两位文人墨客为他代笔捉刀，而且文章都是由秘书所写，这在历史上却很少见。

蒋介石为了达到自己“立言”的目的，总是强调许多书籍是他自己写的，而且还故意让秘书将这一信息透露出去，结果却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