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用人必疑，为我所用

蒋介石一生成败全在用人得失上，他确实有一套让别人为其卖命的高招，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哲学”。在用人原则上，蒋介石坚持“亲亲为先，德才次之”；“用人必疑，疑人可用”等等。这套用人“哲学”确实使蒋介石在与各路军阀的斗争中，获得“屡试不爽”的效果，但也使其最终在政治上失败……

1.黑道人物不可为官

杜月笙对蒋介石而言可谓是有恩之人。早年，蒋介石一文不名的时候，在上海滩闯荡，由宁波商人虞洽卿介绍，曾经加入过青洪帮组织，拜青洪帮老大黄金荣为师傅，得到这个上海最大黑帮组织的帮助。这是蒋介石与上海黑社会的历史渊源。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准备屠杀共产党人，由于实力和政治的考虑，决定让青洪帮出面。杜月笙和黄金荣为蒋介石卖命，派遣流氓组织对付上海的工人纠察队，使蒋介石以维持上海秩序为理由，大力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站稳了脚跟。

抗日战争时期，戴笠借青洪帮为掩护，安插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搞了几次大的暗杀，使上海的汉奸为之胆寒。这是杜月笙为蒋介石立的第三功。

蒋介石得到杜月笙的帮助，自然投桃报李，对杜月笙的利益百般照顾。杜月笙在上海的收入主要靠走私鸦片。对此，国民党禁烟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了在经济上支持上海黑帮外，蒋介石还特别重视给杜月笙面子。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达之后，特别想光宗耀祖，抖一抖威风。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时，善于利用婚丧喜庆时机的蒋介石，乘机向黑帮首领表示“敬意”，他不仅仅专门派杨虎为代表到现场致祝词，而且以“主席”名义送上了一幅祝词。此外，还以“总司令”名义亲笔题了一方“孝不思匮”横匾。

杜月笙得到蒋介石的扶植之后，声望大增。而杜月笙为了扩大自己威势，竭力拉拢，通过一些形形色色的政界人物，在上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随着杜月笙向政治界、工商业的渗透，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有名望、有正当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地成为杜月笙的依靠力量。

杜月笙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了上海的实际控制者。杜月笙虽然权大财大，但总脱不了黑社会大流氓这个形象，他不甘心总是黑色人物想尽办法将自己从黑变“红”，把黑漂“白”。这就挑战了蒋介石的底线。

1947年，杜月笙宣布要竞争上海市长，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按照蒋介石的打算，他扶植杜月笙主要是利用其黑社会老大的特殊位置，为其干一些政府不方便公开的事。一旦杜月笙由黑变“红”，其利用价值就大为降低。再一个，杜月笙虽然在上海一言九鼎，但毕竟名声不好，是世人皆知的大流氓，如果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由流氓头子担任，不仅仅会贻笑大方，给国民党抹黑，更使蒋介石面子不好看，而且，以杜月笙胆大妄为的性格，其当市长后，是否还接受蒋介石的控制，就是一个未知数。

杜月笙在其宣布竞选之际，蒋介石就派人劝告其偃旗息鼓，放弃竞选。杜月笙虽然感到意外，但竞选的号子已经吹了出来，于是决定硬着头皮，抵抗命令，将竞选的戏唱下去。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杜月笙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由“竞选”市长转而“竞选”上海市议会议长。

蒋介石十分生气，他绝对不能容忍杜月笙一意孤行闹下去。他开始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向杜月笙施加压力，在经济上卡其脖子，让特务卡了几船杜老板的鸦片，并将其重要爪牙控制起来。还指使门徒背叛，使青洪帮内部分裂，以打倒杜月笙。

杜月笙虽然家大业大，但其势力怎能跟“民国总统”相比，他不敢迎战，只好忍气吞声，这时才知道“天威”不可犯，急忙派人疏通与蒋介石的关系，宣布退出“竞选”，“竞选”闹剧不得不草草收兵。

蒋介石十分重视黑社会的作用，经常把他不能做到的事情交给黑社会，从而既能达到目的，又能遮人耳目。但黑社会毕竟属非法组织，所干的事情大部分是见不得光的，一旦被暴露，就会为社会大众诟病，使当权者尴尬不已。

因此，蒋介石对黑社会组织的应用，有一个原则：尽量照顾其利益，但绝对不能让其“染红”。上海青洪帮老大杜月笙企图挑战蒋介石这个底线，结果遭到了一生中少有的失败。决不能让黑道人物为官，是蒋介石为官术中不可动摇的一条准则。

2.“将将”之法：感情笼络和扣压人质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19岁。1925年1月毕业之后，分派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

杜聿明是黄埔名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人，1937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他。1938年担任军长，1943年，任中国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派杜聿明到东北，对共产党作战。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1949年辽沈战役失败，蒋介石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兼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关键一战，如果淮海战役失败，南京没有淮海一线防备，解放军很快就会渡过长江，国民党政权瓦解将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将淮海战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以期与命运赌博。

杜聿明军功赫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先例，深得蒋介石信任，因此被授予指挥淮海战役的大权。

接受任命的时候，蒋介石又祭起他那感情笼络的法宝，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斗争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送走了杜聿明，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他要将杜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了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用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当然是为了扣留杜聿明家属做人质，让杜聿明在前方为其卖命。

从事后的发展看，蒋介石的这一高招确实有一定效果。淮海战役中，杜聿明的军队被全部歼灭，杜聿明被俘。

蒋介石为了稳住杜聿明，将其家属扣为人质，开始答应得很好，包下其家属的一切费用。但曹秀清来台之后，才发现蒋介石根本不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没有房子住，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但是，上有婆婆，下有五个儿女，七口之家，难以生活。无奈之中，不得不找宋美龄、找张群等等，凡是能够找到的，大都已经找到了，还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最后，曹女士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管内部收发的差事，月薪是100斤米、3000元台币，用微薄工资养活全家。紧接着，婆婆死了，长子杜仁因为对生活绝望自杀。杜致严被迫辍学回家开出租车，而最小的儿子虽然接受到好的教育，但因为找任何职业，都出于“安全考虑”，被迫学非所用。只有大姐杜致礼好一些，早年到了美国，跟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成为华人的骄傲，连蒋介石也重视起来。

相比在台湾的杜聿明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了，虽然坐了10年的牢房，但已经在1959年大赦。而且他的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同蒋介石残酷对待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根本上来说，蒋介石除了他的儿子和他自己，他是谁都不信任的，特别是对在外领有重兵打仗的人，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外一方面要把他们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从他的话，那你的“后方”就难保了。

当然，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将领家属做人质，也是讲究策略的。他总是说：“现在兵荒马乱的，家属在前线不安全，只有在首都最安全”，在首都当然也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安全倒是安全，只是想跑也不容易了。如果你不同意家属到南京，或者是到台湾，那就是心中有鬼，蒋介石还能对你信任吗？正是因为蒋介石的这一套“将将”之法，使许多国民党将领在真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结果却落了一个妻离子散的下场。

3.小人可用，但要防止小人擅政

杨永泰，出生于广东高洲。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称之为法律系四杰。1917年，杨永泰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后，一时之间情绪低落，很少在政治舞台上露面。

1928年，通过黄郛的引见，杨永泰见到蒋介石后，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政治见解与蒋介石十分相同，蒋一时之间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永泰担任重要官职。

洞悉蒋介石心理的杨永泰表示不愿意做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永泰的这般表白使蒋介石十分高兴，蒋介石用人向来不用那些视官为命的人，现在看到杨没有名利思想，更是想给他以名义，他将自己比喻成刘备，将杨比喻成诸葛亮。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已经上钩，随即表示愿意违背自己的人生信条，为蒋介石效命。

杨永泰是官场老油子，对于权术一类十分精通，上任之后，为蒋介石铲除异己，消灭军阀势力献计献策。深得蒋介石欣赏。中原大战的时候，他主张不吝惜一切代价收买张学良，在蒋介石“剿共”时候，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提倡“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被蒋介石采用。

杨永泰以过人的才识和能力，受到蒋介石重用，引起其他官僚的嫉妒，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攻击杨永泰。而杨永泰也确为小人，只是其才能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一点是蒋介石所认识清楚的。

他为了讨蒋介石欢心，每次见蒋介石，都准备两手策略，通过谈话猜测蒋介石倾向哪一方面，然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交代出他的策略，给蒋介石审阅，此两手策略被人门戏称为“乾坤袋”，这种权术虽然能够使蒋介石愈加重视他，但时间久了，蒋介石自然也产生疑虑，那就是杨永泰为什么总是能够正确？是不是自己被小人蒙骗？从杨永泰的历史经历看，他一直混迹于官场之中，为人相当圆滑，而且有不光彩的经历，这一点蒋介石是知道的。

由于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将很多事情交给杨永泰去办，时间长了，杨永泰逐渐控制了蒋介石的侍从室。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时候，设置在江西的行营秘书处，成了实际的行政院，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由杨永泰过目，所有军政大员见蒋，都必须由杨永泰安排，他自己也开始操纵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杨永泰的这一劣迹同蒋介石的另外一个幕僚陈布雷形成对照，蒋介石发现情况严重之后，为防止杨永泰擅权，不由得非常小心地予以控制。

1935年，蒋介石令杨永泰担任湖北省主席，成为地方大员，但杨永泰自此离开蒋介石，成为失宠的一个信号。

1936年10月25日，应汉口日本领事的邀请，杨永泰往赴宴会，在宴会之间，杨永泰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都可以代表委员长负责，这句话被军统特务知道，赶忙报告了蒋介石，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他可以容忍小人，但绝对不能容忍小人专他的权，自此之后对杨永泰由欣赏到讨厌了。

宴会结束后，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专用轮渡准备返回武昌的时候，一个刺客对杨永泰连开数枪，杨永泰应声倒地。蒋介石知道杨永泰被刺杀后，表示惊讶，要求破案，最后却不了了之。

在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中，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使人才为我所用，即使是小人，只要符合他的政治需要，也是照用不误。因为在乱世之中，那些既有才能又品德高尚的人实在太少，况且他自己也擅长小人之术，又怎么能够要求别人不用小人呢！蒋介石甚至认为，在乱世之中，小人甚至比“大人”更有用处。

当然，说蒋介石重视小人，并不意味着他对小人是完全信任的，恰恰相反，蒋介石的“功夫”就在于他能够从利益需求出发，既能用小人的“才能”，又能够控制小人，防止小人坏事。在杨永泰身上，体现了蒋介石“小人可用，但要防止小人擅政”的用人策略。

4.重视人才，只为独裁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1901年到日本学习军事，1905年在日本士官学校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随后，回国在军界服务，声誉日浓。1911年任保定军校校长，厉行改革，培养了一批后来在民国甚有影响的军事人才。由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始终如一地为国防建设事业献身的精神，蒋百里在民初成为各方竞相延揽的人才。

1929年2月26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为求速战速决，决定起用唐生智。但是，蒋介石不信任唐，遂请唐生智的老师、性格中和的蒋百里为保证人，企图借此稳住唐。

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根据他喜欢用杂牌军打头阵的习惯，决定用在杂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唐生智部湘军第五路调充讨伐冯、阎的炮灰。蒋介石所顾虑的是，唐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此时软禁在南京，如果放虎归山，可能与冯、阎联合而成为自己的另一劲敌。

1929年8月，蒋百里应召到南京时，蒋介石给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蒋百里进一步自己出面，来担保唐不致与冯联合，劝蒋用之不疑。蒋介石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放唐回到军中。

是年12月5日，唐生智忽然领衔通电劝蒋下野。这个电报有许多杂牌军将领列名，声势浩大，但电文语气缓和，蒋介石一方面复电表示可以考虑，另一方面派邵力子到上海与蒋百里相商，拟调唐为军政部长，请蒋百里代征同意。蒋百里表示不赞成，并且密电致唐，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唐不同意。

所谓“东不如西”，蒋百里实际上是劝唐向西发展，稳定大西北，并进行适当的国防建设。不料唐生智别有用心，早已定下了“挫冯倒蒋”的计划。唐发出劝蒋下野的电报后，坐观的阎锡山突然宣布讨唐，那些杂牌军见此形势，纷纷舍唐附阎，唐军陷于孤立。唐的直属部队大乱，受其节制的杨虎城乘机袭击唐的粮台驻马店，唐化装北逃。随后蒋介石调“中央军”赶到，唐部两师全部被包围缴械。

通过此次事件，蒋百里受到蒋介石很大的置疑，其活动的自由也相应被限制。其实，蒋介石并不想因此次事件便置蒋百里于死地，而是别有企图。蒋百里才名满天下，门弟子也满天下。杀一蒋百里，徒失宽大之名，而在中原板荡之区，会影响其怀柔政策。

然而，在蒋百里的住宅里搜获的无线电台和密电，表明蒋百里与唐通款，而放唐出京也是蒋百里做的保证人，故此事当局不能不理。

但是，蒋介石后来没有在唐的问题上深究蒋百里，而且鉴于蒋百里卓越的军事才华和诚实的为国防建设操心出力的品格，在给了他警告性的处罚后，重新任用蒋百里，“以观后效”。

1935年秋天，蒋介石又派蒋百里赴欧美各国考查“战时总动员法”。

1937年年初，蒋百里奉命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同时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3月，蒋介石在“夏都”牯岭设立暑期训练班，抽调各省高级将领，轮流前来接受一次短期的军事训练，蒋百里被聘为教官。

“七·七”事变后，百里被聘为参政员，同时又受任为国防参议会议员。“八·一三”事件后，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外交策略，蒋百里被派赴德、意，做分化的工作。回国后，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并全权主持校务。

这样，蒋百里可谓学得其所，在陆大校长任上他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军事人才的培养贡献了最后的绵薄之力。

俗话说：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主要是看如何对待。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关键在于能把最大多数的英才罗织起来，也就是所谓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

蒋介石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非常有意识地延揽一些人才，特别是在民国战乱年代，注意对军事人才的重用，而不以对方一时或小小的过失来取舍人，对蒋百里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用人之道上的不拘小节和精明。

5.以我为中心，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民国政治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依归，对待中国青年党坚决贯彻的是“道同则谋，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方针。

1923年12月，曾琦在法国巴黎创办中国青年党，奉行反共反俄的方针。中国青年党在建立之初，即有志向国民党靠拢。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宣布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厉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的逮捕。

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其实与青年党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容许共产党有限度的发展，这与青年党厉害攸关，故要设法使抗战领导权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于是，青年党内曾琦和左舜生商量，决定曾琦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献计献策，要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签定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走广东，经香港、上海转道南京，拜谒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接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蒋介石是知道曾琦在汪伪政权的据点南京、上海等地所进行的活动的，但是，为了获得青年党的支持，他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曾琦领导的青年党参与1946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与1948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了100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所谓副总统的“选举”问题上，蒋介石要举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孙科。因为，一则青年党与孙科素无关系，孙科眼中也无青年党；二则在“选举”过程中孙科对青年党也不买账，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觉到孙科做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决定选举李宗仁，最后李宗仁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的“选举”计划，讨好了李宗仁，但却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拍案大怒，骂青年党“不识抬举”。不久，拿掉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恰在这时，曾琦因为牙病长期住院。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给了2万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医治牙病，另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的环球外交。

曾琦到了美国以后，深感受到蒋介石的遗弃，希望通过比较积极的“反共防共”活动和建议来缓和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但蒋鉴于曾琦多次的不合作，甚至背离，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

同时蒋介石败退台岛后，企图重新整刷党务和政治，故采取了独裁的手段，因此他不再需要青年党来装点门面。所以，在病情非常严重的状况下，曾琦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寻求支援，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以致曾琦过早地客死于美国。

在纵横交错的官场政治斗争舞台上，权力和利益总是第一位的。一切人与事的关系瓜葛也无不奉行着以我为中心的原则。理想有时候是会有的，但是一遇到现实的碰撞，便被粉粹。所以，对官场社会的认识应该尽量撇开理想成分，而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考察。

蒋介石在任何时候，都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依归，对于不合作或不听教训的“棋子”，他本着“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策略，最后总是将对方斥为异己，甚至无情地将对方抛弃掉。

6.“猴王”虽刁，难逃“佛祖”手心

1932年3月初，“复兴社”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戴笠列入候补干事。4月1日，“复兴社”成立特务处，戴笠被蒋介石指定为处长。从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正式成立，戴笠开始成为蒋介石不可缺少的助手。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

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

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蒋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

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猾之处。由此可见，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在蒋介石一生的活动之中，特务政治恐怕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领域。蒋能够登上民国政治权力的顶峰，总给人有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其权力随时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及时地掌握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以及惩治那些异己者，特务组织的存在就显得特别必要。

蒋介石特务政治的成功，一方面在于他有一套驾驭该组织的方法，另一方面就在于他所用之人，而戴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里，再次体现了蒋介石善于用人的为官之术。

7.极尽揣摩迎合的戴笠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

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

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拉帮结派，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绝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笠为了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平时十分注意发挥自己搞特务工作的长处，并尽量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投其所好。戴笠摸透了蒋介石用人的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以及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的两点，而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绝不拿出来。”由此可见戴笠对蒋心理揣摩的准确和精细。

当然，蒋介石绝非等闲之辈，他自有一套控驭戴笠及其特务组织的手段。戴笠再厉害，也永远在他掌心的控制之内，这便是蒋介石非凡的控人能力。

8.相互扶助，臭味相投

在扶助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之中，戴季陶的地位始终没有撼动，在考试院长任上一干就是20年，个中原委或许是戴对蒋介石政权抱一种超然的态度，淡薄政事，钟情佛法。其实，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蒋介石和戴季陶当年流落上海的一段交往经历。

蒋介石和戴季陶在清朝末年分别东渡扶桑，后来在革命大潮中由于气味相投，他们很快走到一起。传闻两人曾一度共用一个日本女子，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戴季陶革命年代数次亡命日本，由于年轻单纯，革命又屡受挫折，因此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竟不思再起。加之妻子远在国内，生活十分孤单苦闷。无聊之中，与房东的日本女子缠绵上了，1916年，日本女子生了一名男孩。

1919年，日本女子带着孩子来上海投奔戴季陶，戴季陶欲纳为侧室，无奈戴夫人钮有恒是一个刚烈女子，誓死反对他纳妾，事情僵持住了。

钮有恒不容日本女子，日本女子对戴季陶更是不依不饶，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戴季陶不知如何是好。

戴季陶狼狈的处境被蒋介石知道了，给戴季陶出主意，留下孩子，给日本女子一笔钱，送回日本。几经周折，日本女子走了。但留下的孩子怎么办？蒋介石又仗义地表示，由他的侧室姚怡诚抚养，做他的儿子。这就是蒋纬国的身世。

本来是难以了断的家丑，经蒋介石一掺和，冰消雪融，戴季陶万分感激。蒋介石也由此更得戴季陶的信任，并受到戴季陶不断的扶持，以至一生。

蒋介石在民国初年的政坛大放光芒，与戴季陶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戴季陶追随革命，同孙中山几次共进退，在革命党中的影响也日益加深。鉴于此，戴季陶屡屡向孙中山引见蒋介石，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1921年，孙中山又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事业艰难，任务繁重，急需用人，他极希望蒋介石前来，见蒋不动，心中十分着急。戴季陶见此，便自告奋勇，亲自到溪口劝说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为所请，戴季陶大发脾气，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事后，蒋介石自觉过意不去，给戴季陶修书一封，检讨自己“为人不自爱惜、暴气傲慢”，大有悔不当初的意思，请戴季陶原谅。戴季陶也回书一封，合盘道出了自己不远千里劝蒋的一片良苦用心。

原来，戴季陶当时对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做了认真权衡，觉得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前途的后进力量。但蒋介石如不在孙中山身边，远离权力中心，就难以把握机会，以图进取。蒋介石接到此信，深受启发，蓦然领会了其中的要诀。

蒋介石一开始在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共摩擦时，戴季陶即基于其反共的本性，大力支持蒋介石，为其呐喊助威。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以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全力替新右派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所谓衣钵进行理论上的说明。1927年2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戴季陶受蒋委托到日本活动，寻求支持。3月底归国以后，又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献计献策。

戴季陶始终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密友，为蒋家王朝的建立，可谓竭尽全力。所以，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长直到1948年，长达20年之久。戴季陶对蒋介石的支持，或许可以说是对早年蒋介石为他委过一时的回报，更可能的是他对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种认可。

有时候，一个人为别人做了一件事情，或许会得到他人终身的铭记，甚至回报。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适用于这句话，但事实却是如此。

蒋介石在年轻时曾帮助过戴季陶，使得戴季陶一直怀有感激之恩。而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蒋介石和戴季陶又相互扶助，彼此照应，互相视对方为密友，为两人共同的利益打下了基础。

9.曾经辉煌的“夫人外交”

蒋宋结婚的时候，就有人戏称是“中美结合”，可见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有外交上的独特作用。这种作用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美国依赖的日渐加深，而越发重要了。蒋介石留学日本，只懂得一点日语，对英语是门外汉。

宋美龄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他的父亲就是从美国接受基督教，后来回国，她和她的姐姐、哥哥先后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宋美龄的英语不但讲得好，而且优雅，从文化背景上来说，宋美龄是抗战时期中国对美国外交的最佳人选。

除了文化背景外，宋美龄还具有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女性气质，这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美国人既讨厌蒋介石，又看不起他，除了对蒋介石的能耐和政治策略看不顺眼外，蒋介石不拘言笑、态度生硬、刻板古怪的个性也不为美国人所喜欢。而宋美龄却举止优雅，面容端庄，反应机敏，很容易给人以好的印象，当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人看到宋美龄，都有一种亲近感。

由于对美国外交的极端重要性，一旦中美之间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蒋介石又要向美国争取援助的时候，他就把宋美龄派出去，替他在外交上作战。

1942年，随着日美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在全球中的战略地位提高，美国为了让中国牵制更多的敌人，准备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而蒋介石政府经过五年时间的抗战，在军队和物质上受到很大损失，也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于美国这样标榜的国家而言，取得政府帮助的最佳途径是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持。

当时，中国派遣在美国的大使是胡适，但胡适是学者，除了会一些外交辞令，外交成绩不佳。随着大批美国人到中国重庆来，这些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宋美龄是对美国外交的优秀人选，他们认为漂亮、英语流利的宋，肯定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喜欢，因为他们都被宋迷住了。

1942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党政权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也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完全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

1943年，宋美龄到达美国，立即在美国刮起一阵宋美龄旋风。宋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在国会发表演讲，通过无线电收听广播的人创下记录。之后美国的第一夫人对报界说：“我真想帮助她，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国会演讲后，宋又受到其他州、社会团体的邀请，接连发表2次演讲，按照胡适的说法：“宋的演讲虽然逻辑不清，文才不够，但富有激情，英语纯正动听。”宋的每一次演讲都受到热烈欢迎，甚至有一次将近3万多人积聚在一起一睹宋美龄的风采。

蒋介石也对宋美龄的工作大加赞赏，宋回国的时候，亲自到机场迎接，虽然宋美龄因为家庭矛盾使蒋介石吃了闭门羹！自那以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顶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宋美龄的演讲，使美国人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对中国在抗战中受到的巨大民族牺牲非常同情，改变了中国人软弱、无争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中美关系，支援中国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美龄独特的魅力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以至于“一旦中美之间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蒋介石又要向美国争取援助的时候，他就把宋美龄派出去，替他在外交上作战。”由此可见，蒋介石利用“夫人外交”政策，谋取政治利益，这也算是他为官的一个特点吧！

10.无比尴尬的再次访问

1943年，宋美龄曾经在美国刮起一阵宋美龄旋风。然而，好景不长，当蒋介石在内战的战场上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再次动用宋美龄这个秘密武器，委派他到美国争取援助，幻想着说服美国参与中国的内战时，却受到了绝然不同的待遇。

1948年，宋再次赴美国访问。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出师不利，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宋美龄一下子就感觉到所受到的待遇与5年前有天壤之别，美国方面接待的规格很低，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淡化处理。她寂寞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官邸小住了一段时间，杜鲁门总统夫妇并未邀请她去白宫官邸做客。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终于，马歇尔在12月3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夫人设法将她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这算是给了宋一个面子。

但美国官方场合，对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不情愿地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接过话题，开门见山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这一回，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全失了灵。杜鲁门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对宋美龄的说词，似乎认为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杜鲁门不仅当时没给宋美龄面子，而且还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接近。

给宋美龄的尴尬不止于此。茶话会以后，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此后，杜鲁门多次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的这个估计没错，在1949年5月，亦即宋美龄访美后的几个月，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杜鲁门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了。

由于杜鲁门“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援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丢尽了面子。“奇迹”没有发生，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离开华盛顿，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便于1949年1月16日始悄悄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1950年，宋美龄黯然离开美国，飞往台湾。

宋美龄两次赴美国，两次遭遇有天壤之别。是经过5年时间，宋美龄容颜苍老，风度不再了吗？答案当然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已经进行了5年的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在这5年，美国袖手旁观，结果使自己也受到日本打击。美国成为参战国后，对已经进行5年的中日战争有了更多的认识，美国人把对中国的尊敬，寄托在宋美龄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了，这是宋美龄访问美国成功的根本原因。

1948年，宋美龄到美国，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在内战中遭到失败，美国是不会同情这个失败者的，美国送了蒋介石几十亿美元，但蒋介石却把这几十亿美元的一半装到自己口袋里，美国人大骂蒋介石的无能和腐败。美国在此时刻准备抛弃蒋介石政府，这种背景使宋美龄的外交魅力黯然失色。

11.抑制权贵，虽宠臣也不例外

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人。张静江出身富豪家庭，早年到欧洲游历，在欧洲见到孙中山先生，当即张表示愿意赠白银3万两帮助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因此对张很有好感，后委以财政部长职务。

1920年，蒋介石与张静江一起做投机生意，因为两人都是浙江人，感情非常之好，两人结拜为兄弟。

1924年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东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列入主席团，后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张从上海到北京探望。

因为张对孙中山革命有过资助关系，所以一向以革命元老自居，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更动和任免，均须经过张手，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早年蒋介石在上海打流的时候，是张静江资助了蒋介石，后来又是张静江多次向孙中山推荐，蒋才被孙逐渐重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到永丰舰，要求蒋介石赴难之时，蒋介石知道此行危险，特地在走之前向张静江委托以家人、妻子等后事。

1924年，张静江为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的事，曾经出面帮过忙。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利用自己的影响，联合组织国民党的元老为蒋介石的复职奔走呼号，出了大力。

应该说张静江对蒋介石有大恩，没有张静江在国民党内为蒋争取，蒋介石不知道是否有出头之日。而蒋介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力予张以回报。对这一点，蒋介石是深知的。

但正因为张静江有大恩于蒋，所以非常跋扈，一向傲慢自恃，谁都不放在眼里，还以功臣元老自居，到处摆老资格，把国民党后起之人看成晚辈，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927年春，蒋介石到达南京后，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已经是对张的警告，可张还不醒悟，接着又做了几件得罪蒋介石的事情，最后终于使蒋“龙”颜大怒，将其逐出。

第一，张静江自不量力，与四大家族争利。第二，张静江在浙江省主席任上，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1928年，张静江第二次担任浙江省主席，在此之间，和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几次不愉快的冲突。第三，张静江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大肆任用私人，即使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让蒋介石气愤不已。第四，蒋介石和张静江在修筑浙江铁路上存在分歧，而张静江竟然又再次犯上。

张静江之所以敢与蒋介石抗衡，说到底还是认为蒋介石与他是老关系，蒋介石最终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种倚老卖老实在令蒋介石不好处理，蒋介石多次警告，没有结果。浙江是蒋介石家乡，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人当浙江省主席，是不符合蒋介石愿望的。

在蒋介石心里，必须坚持最高权威，不管此人多么劳苦功高，只要与蒋介石的权威相冲突，也必须被处罚，张静江正是因为考虑到对蒋之大恩才如此放肆，他没有想到，在专权的蒋介石那里，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向他挑战的。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由中央执行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由于中央监察委员很少开会，这个委员只是个闲散的职务。这是对张静江的一个警告，暗示他应该谨慎行事。但张静江偏不如此，最后只得被迫辞职。

在蒋介石发家过程中，深受很多人的恩惠，也有很多宠臣。对于这些人，蒋介石允许他们贪污，中饱私囊，甚至在他们犯罪的时候，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他们开脱。但如果这些人依仗与蒋介石关系，从而专权甚至“犯逆”，那就不会为蒋介石所容，蒋一贯坚持独裁专制，如果任何人挑战这一点，那就要倒霉，即使对他有大恩也是如此。

虽然蒋介石对张静江一再暗示和警告，但张居功自傲，最后落得被迫辞职的下场。对于自傲的功臣也绝不手软，可以说是蒋介石为官术的一大特点。

12.利用对方弱点，让人代为受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秘密策划，炸毁了柳条湖一带的路轨，污蔑是东北军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命令就是不抵抗，要求张学良将所有的东北军撤往关内。但是不抵抗政策要冒被舆论谴责的危险，作为全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意承担不抵抗的恶名，所以他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的舆论都指责张学良，因为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他，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蒋介石看透了张学良的弱点，就是讲义气，所以蒋介石好话说了一大箩，又以委员长身份压迫，又以把兄弟身份恳求，终于使张学良臣服。

1932年，日本不断进攻热河，威胁北平、天津，这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很大的舆论谴责，蒋介石认为也需要在形式上跟日本抗一下，为在谈判桌上增加一些筹码。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张学良当时背负国耻家恨，又承担“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蒋介石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创造一个好的形象，把自己打扮成组织抵抗的统帅，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奋起抗战，而他表示中央一定要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东北军。

但是，抵抗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针对日本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国民党政权更是应该充分准备，在电报中蒋介石倒是承诺了援助，可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打算全办，他只是做做样子。直到1933年2月，日寇开始侵略进攻后，蒋介石的“密备6个师”，还只有3个师，东北军要求粮食弹药，更是毫无着落。

可见，在蒋介石心里是不准备认真对日作战的，但迫于舆论压力，并为与日本妥协创造好的条件，他只是想敷衍一下国内舆论。既然不真的抵抗，那么用自己的嫡系部队显然不明智，减少自己力量不说，还落个抵抗不力的骂名。他决定再次利用张学良。

当时的张学良确实认为蒋介石是真的要抵抗了，他肩负国仇家恨，当然希望政府能够真的抵抗。

但蒋介石总是口惠而实不至，东北军从关外到关内，弹药装备丢失不少，蒋介石答应的补给又跟不上，先前说的“中央军”6个师连个影子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部队显然无法抵挡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的进攻，热河失守是必然的。

一下子，张学良再次成为舆论攻击的中心，因为在当时的舆论中，政府是支持抗战的，只是张学良太无能，无法阻止日本进攻。而实际上的情况是蒋介石的后援总是不到，但张学良能跟记者说出来吗？

在舆论攻势下，张学良只好通电表示自己要辞职。但表示自己绝对是要抗日的，他还亲自率领大军到长城边，决心指挥反攻。蒋介石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已经成功地将舆论从政府引到张学良身上。他害怕张学良的东北军不顾一切对日本发动进攻，这样会使自己的对日本妥协策略失败，急忙飞到保定，与张学良相见。

这时，蒋介石决心要求张学良下野，以“中央军”何应钦接替张学良的职务的策略已经制定。张学良一下子就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1934年，张学良到欧洲游历，蒋介石准备支解东北军，但东北军只认张学良一人，蒋介石根本无法指挥，这时的蒋介石知道低估了张学良的力量，急忙让其回来。张学良接电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东北军从东北被日本人赶出来，参加了对红军的“围剿”。

蒋介石总是说张学良年轻，容易上别人的当，但综观张学良的一生，真正利用张的弱点，屡次让他上当的却正是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充分利用张学良年轻、容易冲动，讲究江湖义气的特点，运用他那枭雄的阴险和毒辣，一步步使张学良上当受骗，直到将张学良被囚禁起来，年高80还不能获得自由。蒋介石一生有负于张学良多次，每次要用到张学良的时候，他总是以个人感情，加上物质利诱予以笼络。这大概就是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顾他人死活的官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