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秘的角落

不同于历史传统悠久的“君主之鉴”的“帝王南面之术”劝诱式辅佐、献计献策“曼陀罗”1，也不同于21世纪著名的叛离者约翰·博尔顿2（John Bolton）看似“揭秘”实则“拆毁”地用潜伏视角指涉一国最高“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在政治事务背后匿藏的决议动机、利益定见3，恩格斯的“革命之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Authentic Sources，1845）充分体现出超越于一般流俗意义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的思想眼界与实践宏旨，以切实的研究与审辨，向世人指出“真正的人”的理想社会境况将只有通过革命性的行动才能够实现。作为一部重要的“初心之作”，在恩格斯理性论说的犀锐锋芒之下，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问题与革命因素清晰呈现，《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中至为强音的义理在经验研究的系统内渐次显露，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位“青年变革者”在整个论述中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命创造”的珍视、对于被资产阶级压抑到“随时可能面对死亡境遇”的“生命奴役”状态的愤慨、对于一个真正能够充分实现每一个创造者的“生命价值”的未来美好社会的坚定意向，而这一切也就构成恩格斯所捍卫的“批判的生命哲学”的重要内涵。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史上其他的“后谢林”（Post-Schelling）学者身上所没有的对理性判断的坚持，以及对“等级秩序”各种变体的全面否定。恩格斯的生命哲学，关切着社会大变局中真实的、灵动的、不畏强力与逆境的生命，每一个无产者，至高的心灵。

在《君主论》（The Prince，1532）最为著名的第十五章《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中，“政治哲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看似透达的方式指出：在政治的谋断上，“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4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对于“生命原则”的表述，即通过对日常生命的实存性事实的“描述”，借以推翻对理想国家问题的“规范”之问，也即只触及在残缺的、即时的、当下既定场域中的“生命直观”，而完全没有历时性的思考，去设想真正适合那些“本真性的生命”（Authentic Life）以圆融的“本真性源泉”（Authentic Resources）为根据而展开的真正的生活。但是，马基雅维利自己恰恰随即非常明晰地呈现了这种浮于表面的（但又是影响深远的）“生命真相”之论，所要探析的生命宰制体系的“隐秘的角落”：“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段或者不使用这一手段。”5马基雅维利于是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构想的“人对人是狼”的“战争”必然采取“先发制人”策略的观念预制了理路，而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的延传者，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则在其《政治论》中，将马基雅维利的“实然”论证极化为现实政治拒斥一切乌托邦因素的基本标尺（当然也对峙于任何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建构而言）：

哲学家把困扰我们的情感视为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恶。因此，他们总是嘲笑、怨叹、责骂这些情感，或者为了显得比别人狂热而诅咒它们。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神圣的，而且一旦他们学会赞美那种根本不存在的人性而奚落现实存在的人性时，他们便自以为达到了智慧的顶点。实际上，他们不是按照人本身而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人的样子来看待人。因此，他们所设想的只是近乎虚幻的或者只能在乌托邦或诗人所歌颂的黄金时代才适用的理论，而在那种时代这些理论自然是无用的。因此，尽管各门应用科学都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但是这在政治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人们认为理论家和哲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适于治理国家。6

作为“自利／自爱”论述的集大成者，斯宾诺莎对于那种基于“不存在的人性”而进行哲学反思的哲人的肆意“奚落”，恰恰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狂热”：高调斥责批判现实／现世的“讽喻作品”不仅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而这也是斯宾诺莎的代表作的名称），其本身就是处于公正公平、自由发展、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的怀疑论预设，以及由此而奠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理论后果。正是通过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彻底拒绝，恩格斯所建立的基于“生命观审”的激进化启蒙理路，才能超越斯宾诺莎所批评的“哲学的无能”，最终以更为卓越的哲思揭示了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理念，而这就是致知于沉思、反省并且直指向最终于社会的现实场域中实现“人之为人”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

恩格斯的变革的生命哲学所要探究的，正是“人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赢获生命的真义，而这种生活的意义，又是不同于古代哲学（Ancient Philosophy）中典型柏拉图式（Platonic）的理念世界的范型，抑或是基督教思想中永恒圣洁仿佛停滞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恩格斯为受压迫者重获其生命价值而殚精竭虑，设想并进一步趋向性地推进着“奋进”中的本真生活，拓展出智性与实践的多重意向，由此以回应“存在历史”的原初召唤。“我们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把生命理解和解释为经验形式以及经历——和知识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说这门哲学是从新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哲学。”7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对于生命之“应然”建构（Construction）的持续追求（以革命为终极目标），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此在”，无法在剥削者变本加厉的压制下苟存偷安，随时都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走向“自我毁灭”，成为“寡头铁律”的规则系统下，权力游戏的牺牲者。8

而站在现世视角，随时诉诸“生命毁灭”以进行合法性辩护（Justification）的“邪恶教师”（Teacher of Evil），所给出的“证据”恰恰只是“假然的”（Hypothetical），而真正在现实的生活场域中被资产者叠加的“先发制人”打击不断迫害的，正是无产阶级群体本身。在穷街陋巷中奋力挣扎的无产者，如同陷落于生命的终极“黑暗森林”宇宙内部，被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术师（Sopist）所完成的“伟大的说服”（Great Persuasion）带向无望的信念“深渊”。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9

在“毁灭生命”这个意义上，处身之处皆是“猎人”，或者是“资产者宇宙”中只存在“带枪的猎人”的悖谬状况，正是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所要坚决否弃的。在当下，伴随着“世界和自我的异化构成了精神历史的外部背景，自然的生活世界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的转化使这种异化加剧到危机状态”10，恩格斯对于处于被动状态下的生命境遇的反思，就尤其具有思想价值和警示意义。

恩格斯关注“生命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当他一面不断地详述无产者“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11，一面透彻地分析资产者在制度的护卫下“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第484页）这样的“境遇”时，他绝非一个仅仅设想着“厕身于至善人士”的空想者，而恰恰是对于“不善良”的社会发生机制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同时，在恩格斯关于“真正的人”的生命证论中，又绝对不会基于“他人就是地狱”的草率论断，直接将无产者的生命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虽然这仍是19世纪中期“艰难时事”的现实，却在恩格斯的框架下，发生了重要的翻转）。恩格斯的生命哲学进路有着明确的思辨性与立场性，而这一切，又都是以阶级性为核心得到论述的。

马基雅维利展现“邪恶教师”的“隐秘角落”，其转化统治阶级之“德性”（Virtue）为强力的倾轧的为政之思，在《君主论》的“献词”中以阶级差别的生命意志差异为核心关切展开为“平原”与“高地”的类比：

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制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12

而这在残酷的现实中，才恰恰是最不可实现的对统治阶级的“应然”想象，或者当然也更可能是马基雅维利另一次的“修辞术”的微言大义。但是从根本上讲，如果以一种真正纳入“生命”视角而申论的阶级之思，革命的学说，来面对残缺、混乱的“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最应当关切的必然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到底什么构成了“山峦”与“平地”截然二分的“平行”化（社会流动的断裂化）理论，变得只有通过智术师的假然叙述，才能有“绘制权力风景”的奇特论域。而且，也只有这种追根究源的本质之问，才可以看清楚生命存在的“原初异化”的不断累加，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追溯的人类的“自我否定”的系谱性层累结构，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恩格斯的早期代表作中，“高踞峰顶”的统治者群体——资产阶级，被认定为必将不断推定着自身的“自我毁灭”；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掘墓人的那股力量，正来自不断发展壮大的那些“身居卑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