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暗之心
为了统治的利益而不惜忽略、弃绝进而霸凌“生命意义的整全”，将之作为上位者权力规训的现世标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等级意向与虚伪修辞成为“治术”的“隐秘角落”，却也必然在社会发展的铁律下驱至灭亡，而行使这一系列“颠覆生命”行径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也会遭际同样的命运（Fate）。
对应于认肯“逻辑化的经验论”意义上的“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论述本质上仍旧是逻辑演绎机制下构造的思想实验场景，但是却在现实的行动上具有了匪夷所思的“规范性”效用）的心灵秩序，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下篇中所提出的“同意”（Consent）理论，正可以成为资产者压迫行为的合法性论据。在缺失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未来”维度的情况下，“他可以说，对每个进入政治社会的人来说，‘为了尽可能保全这个社会所有成员的财产’，‘国家的判决……就是他自己的判决，因为它们是由他自己或是由他的代表做出的。’他可以说，当人们发现在一个人的政府下他们的财产没有保障，所以为保全财产而建立起一个集体的立法机构的时候，‘每一个个人和其他哪怕最卑微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那些他自己作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所确立的法律’。”13这无疑完全是有产者的“自我辩护”与“自我证成”，因为能够进入“同意”论域的基本“理由”（Reasons）恰恰是“有产”这个前提，也就是说，当工人阶级的“一无所有性”呈现于“国家的判决”之下时，这些“卑微的生命”是不具备任何反向质询的余地的，因为在有产者的世界里，他们并不拥有“自己”，也就因此而不可能拥有“平等”，而资产阶级订立的法律也就因此而不能对他的生命权利负责。
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批判正是从这个“假然同意”的框架的实质性“生命欺骗”展开论辩的。他使用了现实的“经验”证据表明，正是资产者的“黑暗心灵”的“规范使用”（Normative Use），才是造成“黑暗森林”宇宙的真凶。生命的原初压制，正如恩格斯以亲身的工作经验所指出的，在纺纱和纺麻的工作场所，
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型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截，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给压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第450页）
苦难的生命体验，见证着无法充分发展的生命，如同无法正向前进的历史进程，最终都必将以变革的姿态突破仿佛不可阻遏的“黑暗”，不论是盘踞于外在的“森林”，还是盈溢在诡诈的“心灵”。恩格斯细致入微的刻画，将体制建制对生命实体的破坏、摧残阐述得鞭辟入里，在触目惊心的生命残破、“死亡与疯狂”的轮回之中，也正蕴含着爆发的能量。而能够论证革命的普遍性的经验事实，是工人阶级的窘迫状况的普遍性。
伯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和蒸汽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佣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一个便士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第486—487页）
由女工和童工切身的生命危机问题所展开的是工厂制度本身的权力监督问题，当规训权力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将生产者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个群体则在进行着无耻的“社会谋杀”的共谋行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将伪饰与欺瞒的行为变本加厉。
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第457—458页）
区别于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859）一开篇即强调的以“自爱”（Self-Love）为模板的“同情”（Sympathy）机制所达到的“爱人如己”的和谐图景，陷入“政治经济学陷阱”中的厂主们只能将工人阶级区隔出“生命”的视域，并曲意逢迎，去周旋于并不会真正施行惩罚的监督机构，从而让自己的剥削事业可以既安然畅行，同时又得到主流价值系统的正面评判。
针对现代经济社会所出现的败德现象，卢梭在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词条中，申述了不失中肯的应对之道：
如何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的出现，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防止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方法防止他们聚集财产；不是修建收容穷人的济贫院，而是保证公民不致沦为穷人。人们须知：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在某些地方非常密集，而在其他地方又人口稀少；供富人享乐的艺术和技术得到提倡，而对人民生活有用的技艺遭到忽视；为了发展商业而牺牲农业；由于国家财政管理不善而让包税人层层加收捐税；以金钱开路的风气竟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一个人是否受到尊重，全看他手中有多少金币，甚至道德也可以为了金钱而出卖；所有这些，就是某些人之所以成为巨富而另一些人沦为赤贫的最主要的原因；个人利益之所以能压倒公众利益，公民们之所以互相仇恨，人们对公共事务之所以漠不关心，人们之所以日趋堕落，政府各部门的政纪政风之所以愈来愈败坏，也是由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造成的。14
但正是在“财产—同意”的路径依赖与政商勾结的共犯结构之下，任何趋向“改良”的思维范式（选择“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都面临着现实的嘲弄，并且是在对“启蒙价值”的全面颠覆的情况下，彻底出现的封建事项的“复辟”与精神层面的“进步的回退”。在工厂制度之下，人们更将生命遭际的“日趋堕落”的状态引为常态，或甚至是“同意”机制下“道德情操”的践履。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么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第435页）
在事实上的“启蒙的悖论”（Paradox of Enlightenment）面前，从洛克到斯密再到麦克库洛赫、穆勒、巴斯夏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想尽办法在思想的层面为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编织“可理性辩称”（Reasonable）的、相对符合于“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论据，乃至于可以适当收敛行为的律法规范，但却将“黑暗之心”的毒素进一步播散、放大：因为“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第45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恩格斯锐利眼光的审辨之下，资本主义对于生命本真性的普遍否定态势，已昭然若揭，而这同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的丧钟已经敲响：那被恶意剥夺了的、在历史的进程中真切而无可挽回的，“生命的全部能量，包括发现的能力、思虑、决断、执着以及把握最不可能的机会的天赋，而这一切都走向了死亡审判。”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