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要想靠搞出版发笔小财，那你一上来就得干票大的。”这是个老梗了，但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文学出版这行。费伯—费伯出版社
能有今天，我爷爷杰弗里·费伯当初那笔投资算是走了一步人尽皆知的险棋。
书当然都是作者写的，这没错。但要是没有出版商，再好的文字大众也读不到，更不会花钱去买。费伯出版社就是这样的桥梁——我们先做初步投资，负责一本书的出版、设计等方面的费用，然后以“准许退货销售”（所有未售出的书，出版商都接受退货）的条件卖给书店，再配上各色的营销噱头以吸引读者前去购买。与此同时，出版商会给作者提前支付稿酬，然后每卖出一本书作者便从中抽取版税。当然，要是卖不掉，作者也无须把稿费退回来。
没人能保证哪本书一定会畅销。文学出版社倚仗的就是编辑的品位——他们根据大众的需要找到合适的作者，让其写出对口味的作品。通常，大众要花好几年才能接受并认可一位作家；也有些可怜的作家，一辈子都得不到认可。或许这次编辑运气好，找到了合大众口味的作家，吸引了一票读者，但你很难保证同一位作家的第二本书还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诗歌一向是费伯出版社的强项。然而费伯出版社的第一位诗歌编辑T.S.艾略特心里很清楚，并不能指望靠出版诗歌挣钱——尽可能少赔钱就不错了。
这样看来，费伯出版社作为一家独立出版公司，光是能在险恶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就足以讲一段很精彩的故事了。要知道，一家传承了三代的企业，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引人瞩目。而对于文学出版业来说，费伯出版社这样的存在更算得上是凤毛麟角。本书的后续章节将屡次提到我们濒临破产，几乎倒闭，又或是幸运地得到竞争对手的帮助。如果说好故事少不了跌宕起伏，那这趟过山车你们可以好好享受了。
另外，费伯出版社远不止是一家普通的文学出版社。自诞生之日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其实是同时代唯一的文学出版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萌芽之际，费伯出版社已经在该领域执牛耳；再往后的日子里，它至少又经历了两次涅槃重生。费伯出版社的故事，那些灿若群星的伟大作家的出版逸事，本身就是一段波澜壮阔的20世纪文学史。
现如今，费伯家族名下的一家公司掌握着费伯出版社的半壁江山。而在我小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那整片江山还都是我们的。我父亲当时其实已经是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费伯出版社的理事之一。每隔数周，我们在剑桥的家里就会收到几箱新出版的书。我从小读着这些书长大，还时常听大人们讨论出书的这家公司。每当我走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书脊上时常就会跳出我的姓氏。我还会去报纸上找书评来看，或者在父母偶尔带我参加的派对上听听故事。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家很有钱。有一次我和几个兄弟姐妹想向一些假期刚认识的孩子证明这点，打算一次性堵住他们的嘴。可当我们4个人挤在一辆迷你雷诺汽车的后座赶到现场时，其他孩子还是不相信：“别逗了，你们肯定是坐私家司机开的劳斯莱斯汽车来的！”
我本人在1996年至2001年在费伯出版社全职工作。从2003年起，我开始只保留一个类似于40年前我父亲所担任的职位。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预感，这会是个无比精彩的故事。过去两年里，我在费伯出版社这个浩渺的世界当中遨游，翻阅了无数历史信件、备忘录、理事会记录、日记条目和出版书目，更加惊叹于先辈们创下的伟大成就。有时仿佛亲耳听到了他们在创业初期的争执，还有那些让费伯出版社今天誉满文坛的伟大作家刚被引荐来时的谈话。一封封信笺让我了解到许多作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使得我父亲和祖母的音容笑貌重现于我的眼前。最关键的是，我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认识了我的祖父（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尽可能使用那些原始文字资料。倒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当年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才能妙笔生花，也是因为彼时各方对前路未卜的鲜活期待：T.S.艾略特的《老负鼠的猫经》（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日后将如何大红大紫；为什么说当初拒绝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并不明智，等等。每位当事人的激动、恐惧、希冀和烦恼都将在本书中跃然纸上，这可比市面上大多数事后诸葛式的评论精彩多了。
至于我个人对此书的贡献，主要还是给每一章节做简要介绍；偶尔还会做些注释，强调一下读者可能忽略的重点内容，或引入一个新的主题。以上工作均基于我对家族故事和出版行业的了解，同时也会参考回忆录之类的其他信息来源。
从叙述风格不难发现，我是按时间顺序来呈现摘录片段的。这样一来，读者就能够清晰对比同一事件的多个角度——比如说，我觉得有必要搞清楚，1929年当杰弗里·费伯还在同其他股东审慎思考图书出版行业这条路到底是否行得通之际，出版社的理事之一理查德·德·拉·梅尔怎么会想到写信给西格夫里·萨松，表示要重点推出《猎狐人回忆录》（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费伯出版社的第一本畅销书）。但我对结论绝不盲从。有时候我会选择把时间倒推回几个月前，去讲述这件事情的另一条线索，再让故事水到渠成。
一本书的学术地位再怎么高，可读性才是王道。有时候遇到一些字迹模糊的地方，我不得不靠猜，但不会让读者察觉出来。我所引用的那些原始资料里，页眉的日期格式和题目标注纷繁复杂，对此在本书中我做了统一处理。缩写词我都给出了全称，还纠正了部分我认为会分散读者注意力的拼写错误，但把那些有娱乐性和知识性的拼写错误保留了下来。对于一些实在不忍卒读的标点符号错误，我也会适当更正（但是像威廉·戈尔丁那种独具特色的拖尾逗号形式我还是保留了下来）。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个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要删繁就简——从原始材料里找出精华内容，能只放一段就绝不铺陈好几页。假设原文中同一页我摘取了两段内容，中间省略的部分则会用“……”来标记，当然在摘录的内容前后也许还有许多内容，我就不再做类似的标记。这种方法自然有它的劣势——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无法用足够的篇幅来完整呈现由“亲爱的先生”到“亲爱的费伯先生”再到“亲爱的杰弗里”这一过程中显露出的一段情感关系的奇妙变化。当然了，这种事情也许还是留到后面出版当事人信件集的时候去呈现比较好。
40年前，费伯出版社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类图书享誉世界。它在园艺、烹饪以及桥梁建筑等方面的出版成就无可比肩，在有机运动领域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先锋；科幻类小说也是强项。几十年来，费伯出版社靠出版医学类书目赚到的钱比出版诗集所得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尽管如此，此书的后续章节不会再就上述书目及其作者赘言，原因很简单——它们都已不在费伯出版社的书单上了。我很遗憾必须要做出这种取舍，但只有这样我才能腾出足够的空间来讲述那些真正成就了费伯出版社如今地位的人和故事。话说回来，其实儿童图书倒一直是费伯出版社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些书我可是从小看到大的。但我依然无法用对得起它们的篇幅来呈现——原因主要是我找不到相关的信件资料。
最后，我衷心期待这本书能为大家带来两种快乐：一种是在费伯出版社工作的人们曾经（普遍）拥有、现在依然（普遍）拥有的快乐，另一种则是我在书写时感受到的快乐。全书只有两封重要的原始信件我一字不落地完整呈现了——因为每一个字都至关重要。那两封都是T.S.艾略特写给我祖父的信。这两个男人配得上如此“殊荣”，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俩的关系正是那段历史赋予这本书的灵魂，也正是他们成就了费伯出版社的精髓。因此，我的第一段摘录，自然就要从T.S.艾略特写给我祖父的自荐信开始。
托比·费伯
2019年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