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的科学
只有勇敢、自信、精通世事的人，才能同时从生活的困境和好处中获益。他们从不害怕。他们知道会有困难，但他们也知道他们能克服这些困难。
伟大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过，只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也可以说，在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中，理论和实践几乎是分不开的。生活的科学，正因为它直接对生命活动建模，才成为生活的科学。这些分析特别适用于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试图把个人的生活看成一个整体，把每一个反应、每一个运动和冲动看作是个人生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科学在实践意义上是必要的，因为有了知识的帮助，我们才能调整和改变态度。因此，个体心理学具有双重预言性：它不仅可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还能像先知约拿（Jonah）一样，它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为了不让它发生。
个体心理学的理论发展源于对生命惊人的创造力量的理解——这种力量表现在渴望发展、渴望奋斗、渴望成功，甚至通过在一个方向上争取成功来弥补另一个方向上的失败。这种力量是有目的的——它在努力追求一个目标的过程中，使每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运动都相互配合。因此，抽象地研究身体运动和精神状态，而不把它们关联到整个人身上的做法是荒谬的。例如，在犯罪心理学中，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关注放在犯罪事实上，而不是放在罪犯身上，将是很荒谬的。最重要的是罪犯，而不是犯罪事实。无论我们如何思考犯罪行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它，除非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特定的人的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经历。同样的行为，可能在一种情况下是犯罪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并不是犯罪的。重要的是理解个体的背景，个体生活的目标，因为它们指示着这个人所有行为和运动的方向。这个目标使我们能够理解隐藏在各种独立行为——我们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背后的意义。反之亦然，当我们研究部分时——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整体。
作者本人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趣是由对医学的实践发展而来的。医学实践提供了逻辑的，或有目的的观点，而这对于理解心理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在医学上，我们看到所有器官都朝着明确的目标努力生长，它们在成熟时有确定的形状。此外，在器官有缺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大自然总会通过特殊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缺陷，或者通过发展另一个器官的功能，取代有缺陷的器官，从而进行补偿。生命总是在寻求延续，生命力从来不会不经过斗争就屈服于外在的障碍。
心灵的运动有点类似于有机体的运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超越目前状态的目标或理想，即通过克服目前的缺陷和困难，为未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通过这个具体的目标，个体可以思考并感受自己超越目前困难的样子，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拥有了未来成功的画面。如果没有目标，个体的活动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确立这一目标，并赋予这个目标具体的形式，而且这种目标的确立必须出现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即童年形成期。一种成熟人格的原型或模型，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个虚弱的孩子，他感到很自卑，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无法独自承受的处境之下。因此，他努力发展，努力沿着由他为自己选择的目标所确定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阶段，相比于确定路线方向的目标而言，用于成长的物质条件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很难说这个目标是如何确定的，但很明显，这样的目标是存在的，而且它主导了孩子的每个行为。在这个早期阶段，人们对力量、冲动、动机、能力或缺陷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重点，因为只有在孩子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后，方向才会确定下来。只有当我们看到生命的走向，我们才能猜到未来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当体现目标的早期人格原型（prototype）形成时，确定方向的路线就被确立了，个体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正是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预测，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从那时起，个体的统觉（apperception）就注定要落入既定的方向。孩子并不会按照实际存在什么来理解现有情况，而是根据个人的统觉图式，也就是说，他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有偏见地感知现状。
在这样的联系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即有器官缺陷的儿童会把他们所有的经历与缺陷器官的功能联系起来。例如，一个有胃病的孩子，会对饮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而一个有视力缺陷的孩子，会对看得见的东西有更多的关注。这种专注是符合个人的统觉图式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也是所有人的特点。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为了找出孩子的兴趣所在，我们只需要确定哪个器官有缺陷就好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儿童并不会像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体验到器官的缺陷，因为这些缺陷会被其自身的统觉图式所修正。因此，虽然器官的缺陷被认为是儿童统觉图式中的一个因素，但对缺陷的外在观察并不一定能提示统觉图式的线索。
孩子沉浸在一种相对性之中，在这方面他们确实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我们谁都没有运气知道绝对真理。即使我们的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科学是基于常识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断变化的，它符合逐渐用小错误替代大错误的规律。我们都会犯错误，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改正错误。在人格原型形成的过程中，这样的修正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改正，我们之后可能通过回忆那时的整个情形来改正错误。因此，如果我们面对的任务是治疗一个神经症患者，我们的问题是要发现，在他生命早年人格原型形成过程中犯的根本性错误，而不是他在晚年犯的一般性错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错误，就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治疗加以修正。
因此，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遗传问题的重要性降低了。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遗传了什么，而是他在生命最初的几年，用他的遗传做了什么——也就是说，在童年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人格原型是什么。遗传当然要为一些源自遗传的器官缺陷负责，但我们的问题通常可以简化为减轻特定的困难，并将孩子置于有利的环境中。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甚至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当我们看到缺陷时，我们就知道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通常情况下，一个没有任何遗传缺陷的健康儿童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或任何教养上的错误而有更糟的经历。
对于出生时器官有缺陷的孩子来说，心理状况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孩子的处境更加困难，他们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夸大的自卑感。在人格原型形成的时候，他们已经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感兴趣了，并且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还会继续这样。器官缺陷并不是导致人格原型出现错误的唯一原因：其他情况也可能导致同样的错误——例如，纵容孩子和厌恶孩子。稍后，我们将会更详细地描述这些情况，并通过实际案例来说明三种特别不利的情况：器官不健全的儿童、被溺爱的儿童和被厌恶的儿童。目前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这些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是有缺陷的，他们一直害怕受到攻击，正如他们在一个从未让他们学会独立的环境中长大。
我们有必要从一开始就了解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因为它是我们教育和治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勇敢、自信、精通世事的人，才能同时从生活的困境和好处中获益。他们从不害怕。他们知道会有困难，但他们也知道他们能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准备好应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而言总是社会问题。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为社会行为做好准备。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种类型的儿童，他们形成的人格原型中的社会兴趣程度较低。他们没有有助于完成生活中必需的事情，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的心理态度。因为感受到挫败，这种人格原型对生活问题的态度就是错误的，他们倾向于在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我们治疗这类患者的任务，是发展其有用的一面的行为，并使其建立对生活和社会的有益态度。
缺乏社会兴趣的人会被引向生活无用的一面。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人组成了问题儿童、罪犯、精神病患者和酗酒者群体。我们的任务是基于他们的情况，找到方法让他们回到有用的生活中，并让他们对别人感兴趣。这样说来，我们所说的个体心理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
找到社会兴趣之后，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出个体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乍一看，这个任务有些令人困惑，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复杂。我们知道，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都会变成一个被讨厌的孩子。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不希望无限期地持续这种纵容。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很快就会面临生活中的问题。在学校里，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规则中，并且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他不想和同伴一起写作或玩耍，因为他的经验还没有让他为学校的集体生活做好准备。事实上，他在人格原型形成阶段的经历使他害怕这种情境，并使他寻求更多的溺爱。一个人拥有的这些特征是不会遗传的，非但不会遗传，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人格原型和生活目标中推断出这些特征。因为他身上具有有助于朝着他的目标方向前进的一些特质，因而他不可能同时具有朝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一些特质。
生活的科学的下一步是研究情感（feelings）。由目标所决定的方向，不仅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身体运动、面部表情和普遍的外部特征，它也支配着人的情感生活。人们总是试图用情感来证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好工作，我们会发现，这种观念会被放大，并主宰了他的整个情感生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情感总是与他对某项任务的观点相一致，而且这些情感增强了个人对这项活动的兴趣。即便没有情感，我们也会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感只是我们行为的伴随物。
我们可以在梦中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发现梦的意图也许是个体心理学的最新成就之一。每个梦当然都有一个意图，尽管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这一点。梦的意图——笼统地说来——是为了创造某种感觉或情绪的运动，而这些情绪的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了梦的运动。这是对“梦总是一种欺骗”这一古老观念的有趣注解。我们以我们想要的行为方式来做梦。梦是一种情感上的排练，它的排练对象是我们清醒时的那些行为的计划和态度。然而，这些排练的内容可能永远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上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是具有欺骗性的——情感的想象给了我们行动的刺激——尽管没有真正地行动。
梦的这种特征在我们清醒的生活中也存在。我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在情感上欺骗自己的倾向——我们总是想说服自己，按照自己四五岁时所形成的人格原型来行动。
个体心理学的下一个研究领域是对人格原型的分析。就像我们说的，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人格原型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孩子在那之前或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可以非常多样，远比我们从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角度可以想象的多得多。对孩子的想法，最常见的影响之一是由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虐待带来的压抑感。这种影响使儿童寻求发泄，有时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排斥。因此，我们发现，一些有着暴脾气的父亲的女孩的人格原型是排斥男性的，因为男性脾气暴躁。或者，被严厉的母亲压制的男孩，可能会排斥女性。这种排斥态度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孩子可能会变得很害羞，或者，他可能发展出异常的性取向（这是另一种排斥女性的方式）。这种变化不是遗传的，而是由这些年来孩子所处的环境引起的。
孩子早期所犯的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尽管如此，孩子们得到的指导也很少。父母不知道或不愿意向孩子坦白是他们的言行为孩子带来了今天的结果，因此孩子必须走自己的路。
奇怪的是，我们会发现没有两个孩子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即使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甚至在同一个家庭内，围绕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氛围都是相当独特的。因此，众所周知，第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会与其他孩子的截然不同。第一个孩子最初是唯一的，因而也是关注的焦点。一旦第二个孩子出生，他会发现自己的地位变了，但他并不喜欢这种变化。事实上，令人悲伤的是，他曾经拥有权力，现在却不再掌权了。这种悲剧感在他的人格原型中逐渐形成，并在他的大人特征中显露出来。事实上，个案记录表明，这样的孩子总是会走下坡路。
另一个对家庭内部环境差异的发现是，男孩和女孩会得到不同的对待。通常情况下，男孩被高估了，而女孩则被看作什么也做不成。这些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会一直犹豫和怀疑自己。在她们的一生中，她们犹豫太多，因而总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有男人才能真正完成任何事情。
第二个孩子所处的位置也很有特色和个性。他和老大的处境完全不同，对于他来说，生活中总是有一个领跑者，与他平行前进。如果寻找原因，我们会发现，通常是老大对有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感到烦恼，这种烦恼最终影响了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老大被竞争吓坏了，因而表现不太好。父母开始欣赏老二，老大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而老二总是面对着领跑者，因此他总是在赛跑。他的所有特点都反映了他在家庭中的这个特殊地位。他表现出叛逆，不认可权力或权威。
历史和传说讲述了很多强大的老幺的故事，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想胜过所有人。即便他离开家多年，并不知道弟弟的出生，这一事实显然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个特征。他的地位是属于最小的孩子的。我们在所有童话故事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描述，故事中最小的孩子是主角。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征是如何产生于儿童早期，而且是无法改变的，除非个人的洞察力增强。为了重塑一个孩子，你必须让他了解在他的童年发生了什么。必须让他明白，他的人格原型正在错误地影响他生活中的所有情况。
一个对于理解人格原型、进而洞察个体本质的很有价值的工具就是对早期记忆（old remembrances）的研究。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观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记忆从属于人格原型。为了使这个观点更容易理解，我来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孩子的人格原型是，他的器官有缺陷，还有一个虚弱的胃。如果他记得自己看到过，或听到过什么，那他看或听的内容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食物有关。或者以一个左撇子的小孩为例，他的左撇子的一些习惯同样会影响他的观点。一个人可能会告诉你他的母亲如何纵容他，或者告诉你家里弟弟妹妹的出生。他也可能会告诉你，他是如何挨打的，如果他的父亲脾气暴躁；或者如果他在学校是一个被讨厌的孩子，他是如何被攻击的。所有这些迹象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提供给我们读懂他们人生意义的艺术。
理解早期记忆的艺术需要一种非常强烈的同情心，一种将自己与处于童年处境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只有通过这种同情的力量，我们才能理解家庭中更小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孩子而言的重要意义，或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的虐待在一个孩子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过分强调惩罚、劝诫和说教不会带来任何收获。如果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不知道该在哪一点上做出改变，那就没有什么成果。当孩子不懂的时候，他就变得狡猾和懦弱。这样一来，通过惩罚和说教，他的人格原型并不能得到改变。它不能仅仅通过生活经验而得到改变，因为他的生活经验早已与他个人的统觉图式一致了。只有当我们获得基本的人格时，我们才能完成改变。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有发育不良的孩子的家庭，我们会发现，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都很聪明（这意味着，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他们会给出正确的答案），但当我们看向一些症状和表达时，他们往往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当然，智慧不一定是常识。孩子们有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私人化的——精神态度，就像人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那样。例如，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患者也知道总是数窗户是徒劳的，但他停不下来。一个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的人永远不会这样做。私人化的理解方式和语言也是精神失常者的特征。他们从不用常识性的语言说话，而这样的语言恰恰代表了对社会的高度兴趣。
如果我们把常识判断和个人见解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常识判断通常是更接近正确的。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区分好与坏，而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犯错误，错误往往会通过常识的运作而自我修正。但那些总是寻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人，不像其他人一样容易区分对错。事实上，他们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因为他们所有的行动对观察者来说都是透明的。
以犯罪为例。如果我们考察一个罪犯的智力、理解力和犯罪动机，我们就会发现，罪犯总是把他的罪行看成是聪明的和英勇的。他相信自己达到了一个卓越的目标，即他变得比警察更聪明，能够战胜别人。因此，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而没有看到他的行动表明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离英雄非常远的东西。他缺乏社会兴趣，这让他的活动聚焦在生活的无用面上，这与缺乏勇气和懦弱有关，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些面向生活无用面的人往往害怕黑暗和孤独，他们希望和别人在一起。这就是懦弱，应该被贴上懦弱的标签。事实上，阻止犯罪的最好方法是让每个人相信犯罪只不过是懦弱的表现。
众所周知，一些罪犯在接近三十岁时会找工作，结婚，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好公民。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以小偷为例。一个三十岁的小偷怎么能和一个二十岁的小偷竞争？后者更聪明，更强大。此外，在三十岁的时候，罪犯被迫过上与以前不同的生活。靠犯罪这个职业已不再能获得报酬，而且他发现转行是很方便的。
与罪犯有关的另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增加惩罚，非但不会吓到这个罪犯，反倒助长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的信念。我们不能忘记，罪犯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勇气、自信、公共意识或对共同价值的理解。让这样的人融入社会是不可能的。神经症患者很少成立俱乐部，对于那些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或精神失常的人来说，这更是一个不可能的举动。有问题的孩子，或试图自杀的人永远不会交朋友——这是一个从未给出原因的事实。然而，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从不交朋友，因为他们早年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的人格原型指向错误的目标，并指向生活中无用的方面。
现在让我们考虑个体心理学为神经症患者提供的教育和训练项目，这个群体包括问题儿童、罪犯、酗酒者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消极生活的人。
为了方便快速地找出问题所在，我们首先要询问患者，问题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问题是由一些新情况引发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在这种情况实际发生之前，我们的患者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要他处于有利的环境中，他的人格原型错误就不太明显，因为每一种新情况都具有实验的性质，他会根据他的人格原型所创造的统觉图式做出反应。他的反应不仅仅是回应行动，它们是有创造性的，是与其目标相一致的，而这种目标支配了他的一生。早期的个体心理学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排除了遗传的重要性，以及某个孤立部分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人格原型根据它自己的统觉图式来产生经验。而为了获得结果，我们必须对这一统觉图式进行研究。
本书总结了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发展起来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个体心理学已经在一个新的方向上走了很长的路，也出现了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个心理学家选择一个方向，另一个心理学家选择另一个方向，没有人相信其他人是正确的。也许读者也不应该依赖于某个信仰或信念，要让他自己去比较，他将看到我们不同意所谓的“驱力”（drive）心理学（美国的威廉·麦克道格尔是典型代表），因为在“驱力”中，遗传倾向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同样的，我们也不同意行为主义的“条件反射”（conditioning and reactions）。以“驱力”和“反射”来建构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是无用的，除非我们知道这些行动所指向的目标。但这两种心理学都不考虑个人目标。
确实，当“目标”这个词被提到，读者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这个概念需要具体化。归根结底，个体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渴望像上帝一样。但是像上帝那样当然是终极目标——目标中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教育者需要谨慎自己像上帝一样教育自己和孩子。事实上，我们发现孩子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一个更具体、更直接的目标。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寻找最强的人，并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或目标。这个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母亲。我们发现，如果母亲看起来是最强大的人，即使是男孩，也会受到影响去模仿她。如果他们相信教练是最强的人，之后他们可能也会想成为教练。
当孩子第一次设想这样一个目标时，他们的行为、感觉和穿着都会很像那个教练，并呈现出与这个目标一致的所有特征。但如果让他们看到警察尽一下“举手之劳”，教练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之后他的理想可能会变成医生或老师。因为老师可以惩罚孩子，从而唤起孩子对一个强者的尊重。孩子在选择目标的过程中会有选择的具体符号，我们发现，他选择的目标实际上是他的社会兴趣的一个缩影。
有一个男孩，当人们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做一个刽子手。”这就是缺乏社会兴趣的表现。这个男孩希望成为生与死的主宰，这是一个属于上帝的角色。他希望自己比社会更有力量，因此他走向了无用的生活。成为一名医生的目标也是围绕着成为主宰生死的神一样的愿望而形成的，但在这里，这个目标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