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武则天之后

唐朝（618—907）武则天退位之后，中国君主制的一项中心任务就变成了如何确保没有其他女性像她那样独揽朝政、威权煊赫。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其他女性独当朝政，或称自己为“九五之尊”。武则天之后唐朝的十七位皇帝中，只有两位皇后大权在握，但却没有一个临朝称制，有十一位君王根本未立皇后。1在武则天之后，男人们好像达成了共识，要将女性从王朝最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五代及宋朝恢复了正常立后的传统。宋朝有九位皇后临朝称制，不过考虑到武则天的前车之鉴，宋朝采用了新的、更为严格的政策来规范后妃们的角色。元朝见证了最后那些执掌重权的皇后们，之后的明清时期，她们的权利则大大削弱。明朝通过完全取消皇后临朝称制来实现这一目标，纵观明朝，只有一位皇后非正式地临过朝。而清朝大部分时间男性君主能力卓越，女性既没有需要也没有机会积极参与朝政。不过清朝末期，中国历史上最具威权的女性之一慈禧太后出现，三次临朝称制，并成为中国采用共和制之前最后一位权倾一朝的皇室成员。

《牝鸡无晨：汉代至辽代皇帝的后与妃》讲述了从传说时代至1125年一夫多妻的君主及其后妃之间的历史。尽管题目稍异，本卷则继续讲述宋（960—1279）、金（1115—1234）、元（1279—1368）、明（1368—1644）及清代（1644—1911）的相关历史。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皇帝不仅仅是统治者，也是一夫多妻的夫君与父亲；另一方面则关注后妃的生活，包括女性作为礼仪与政治主体的角色，以及她们与君王、其他妃嫔、其他宫廷生活参与者（诸如宦官、大臣等）之间的关系。与此平行还有两个主题。首先，尽管皇帝理论上可以临幸很多女性，一夫多妻制却具有特定组织机构及社会环境，其规则与预期则对皇帝的行为实行监控、限制。其次，尽管女性在一夫多妻制中力量分散且备受限制，但她们的言行还是有产生影响的渠道，不论这些影响是建设性或毁灭性的，是长期或短期的。该主题的关键结论在于，尽管朝廷根本上反对女性统治，可是她们仍能常常在男性君王孱弱无能或不理朝政时获得权力，在皇帝驾崩、继承者年幼甚至缺失时更是如此。

王朝规范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与其如何定义、规范帝王身份有关。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国王或皇帝的位置都具有神性特质。他们不仅是国家事务的领袖，也与宇宙中四季运行、土地昌盛有密切关系。他们还担当着继往开来、联结天人的重任。其正常的礼仪祭祀与宇宙秩序相呼应。可是皇帝也是人，只不过由于统治者的位置是高度仪式化、神圣化的，他们便象征性地与凡人世界分隔开来。然而，要客观扮演皇帝的角色则需要一位适应力极强的人来担任率土之滨的象征。可是日常生活，尤其是面临有关婚姻、家庭等问题时，帝王身份则会受到严峻考验。2

这既关系到此种亲密关系在王朝统治中扮演什么角色，又与他人如何看待这些关系对男性统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关。尽管统治者的性行为受人观察并载于史籍，其周遭的人也对此加以关注并谏言，但事实上统治者可以避开这些监督者，而后者关于前者性行为的意见也未必统一。皇帝可以私下建立超越礼法限制的联系，他们所受的教育提醒其不要偏宠、纵欲或与他人过从甚密，强调这些行为的种种恶果，并告知其有义务使多位后妃怀上龙种，从而诞下尽可能多的子嗣，以确保神圣龙脉的延续。问题在于，皇帝的繁殖重任如何与其个人意志交互或龃龉？女性则应表现得谦虚谨慎、不争不竞，并将自己限定在睿智母亲及贤淑妻子的角色之中。然而，她们却介入皇帝的婚约及感情生活，并参与重大决策。正如一位研究中古欧洲女王统治的学者所说，尽管女王们通常不享有执政权，但她们仍能“通过自身的影响与建议，施展巨大的权力”。一方面，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之间的差异极为关键，另一方面，其作为妻子与性伴侣的角色之间又有一道鸿沟。作为母亲与祖母，这些女性赢得赞誉及正当地位，在宫中事务上通常享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一旦她们越界，或人们认为她们越界，批评诽谤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这通常包括指责她们性生活不检点，或说她们用性手段达成阴谋，可是她们通常是无辜的。不过有时候，这些女性也会参与密谋，因为那是她们唯一施展威权、达成目的的可行方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