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多说点儿汪曾祺老师的趣事[10]
圈里的人都知道我和汪曾祺老师交好深厚，这原因：第一，汪老师是我们《新剧本》杂志的顶梁柱作者，要索稿、要请老先生出席座谈会，都是我去办这些事儿……求稿子，要来以后我是他作品的责编；第二，汪老师与我爱好相同，都是爱戏曲、爱京剧、爱侃大山，畅谈各种有趣的故事和轶闻逸事；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我经常陪汪老师去吃饭，汪老是爱吃川菜的，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开川菜馆的，因此我们一起去朋友处打牙祭的活动非常多，所以关系也越来越近。汪老师后来搬家搬到北京京剧院附近的木樨园人行过街桥下，一座不起眼儿的小楼内一个不太宽绰的三居室，好像还是夫人施老师所在的新华社外文部分的宿舍。我也是经常光临的常客，赶上饭口，偶尔汪老师还亲自下厨房，做个不错的干烧鱼什么的以飨我大啖，所以我知道汪老师的秘密之事较多，许多朋友和我的学生都希望我把汪老师的事多说一点，今天我就把我知道的有关汪老一些有趣味的事都抖露出来，供大家欣赏。
首写京剧《范进中举》红了
汪曾祺老人，江苏高邮人。祖父居官，父亲为贾，只是不善经营，偏喜琴棋书画，故而将百亩粮田、几处宅院，俱都赔光花尽，到他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时，虽不说一贫如洗，却也囊中羞涩，勉强度日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北京，几经辗转落在北京市文化局，充当《说说唱唱》杂志的一名编辑，在此之前，他只有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但北京人初知汪曾祺，却是靠了他的一个京剧剧本，20世纪50年代中期，市文化局一位领导王亚平对他说：“这几年你为何不写东西了？”“领导不是要求写东西要下去生活吗？我一期一期地编刊物，没时间下去体验生活呀！”汪老师用他那高而尖的细嗓门在喊！“你可以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剧本吗？”于是他把自己关了几天，写出了他的第一个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他并没打算怎么着，写完了就锁在抽屉里，一锁就是几个月。
当时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邓拓……一大批人都与戏有缘，爱看戏，关心戏，还有个副市长王昆仑，自个儿还能创作剧本，最成名的是他为北昆写的昆剧《晴雯》，可是“火”了一大阵子。王昆仑副市长找大家伙儿开会，号召大伙儿写戏，并好像先知先觉似的，说：“我看你们抽屉里都有剧本，翻翻看……”
汪老师捅开锁，他把睡着的《范进中举》剧本交给了市长，过两天来了电话说写得好，他说：“好！那谁来排？”副市长说：“我来安排……”
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是八旗显宦的后裔，票友下海，有文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奚啸伯还有个高徒叫欧阳中石，大知识分子，字写得更棒，爷俩一看市长推荐来的剧本，不敢怠慢，赶紧看……“好喜欢……排！”范进心上的那点酸甜苦辣，他们多么熟，他们都懂……奚老板唱了半辈子戏，是好老，可是始终未能大红大紫。吃亏在扮相，太瘦太苦，嗓门又窄了点，声音又细了点，音量有些弱……可演范进这个吃不上饭的倒霉蛋的秀才，却再合适也没有了。《范进中举》红了，创作、演出，都是一等奖，从此奚老板带团演出，打炮戏就是它：《范进中举》！
多年过去了，至今搞奚派的演出，《范进中举》仍是不可或缺的，我多说一点儿：如今唱《范进中举》最享名的，是国家京剧院的著名老生表演艺术家张建国，他是奚啸伯先生的第三代优秀传人。至今距离该剧初演已经有60多年矣……可谓久演不衰，成了奚派最重要的保留节目。
但是曾祺先生对当时的演出本并不满意。他虽然非常挚爱京剧，但对传统京剧人物性格塑造得比较单一和类型化不满意。他喜欢《四进士》《一捧雪》这类注意人物性格及其心理描绘的剧目，对宋士杰这类复杂心理人物很欣赏，他写范进加进了一些心理描写、意识流的东西，范进在中举之后，心驰神往，忆起童年往事：如何逃学，如何受到母亲的责罚，打骂，演员可以载歌载舞，用这段天真稚气的心态，和疯魔后的浑浑噩噩，造成强烈的对比……
但是由于奚老板年事已高，又系票友从艺，缺少幼工，这段给删掉了。
汪才子画马铃薯画谱 绝了
1958年，曾祺先生被发配张家口农场劳动改造。张家口属半山区，地高天寒，不称什么……口外出了名的特产是马铃薯（北京人俗称土豆或山药蛋）、口蘑丁儿等山货，种植马铃薯这东西事儿还挺多，过一两年就得换种，不然就给你个样儿瞧瞧，越长越抽抽，它不怕冷，高寒地带待着它才舒服，所以，育种也必须在高寒地带。汪曾祺那时在张家口的坝上，每年各地都来此换种，他受命画那些马铃薯的剖面，画完以后他就用火烧熟吃了，这东西没烧熟以前，硬得可以把人脑袋瓜儿开了，烧熟以后是面的，甜丝丝的，很好吃。
因为这种工作，他吃过全国所有品种的马铃薯，他自称是“土豆品尝专家”。他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就是边去烧土豆，边画一本马铃薯画谱。
他的国画很有基础，何况马铃薯很好画，他说：“马铃薯叶子都那样，一个叶子，两个叶子，三个叶子，你有手就能画……”他时常对人这么说。
其实并不这样简单，他还画了一本口蘑画谱。两本画谱，全是厚厚的，都已列入出版计划，最终并未出版，他也并不遗憾……
进了北京京剧团 转运了
他去张家口，北京留下了他的夫人——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汪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同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在新华社外文部工作，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
在北京他还有一些同学和好友惦记着他，想把他弄回北京，合家团聚。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北京市委有个领导孙房山，既是官又是文学家、戏剧家，他也弄剧本，最出名的是他创作的京剧剧本《洛阳宫》，不但文字够水平，而且还推上了舞台。他常慨叹眼下缺作剧的人才。曾祺先生的同学及好友：北京京剧院的杨毓珉和薛恩厚，便把他的材料连同他的《范进中举》一起“递”了上去。这位孙房山孙领导，真是思贤若渴，看了剧本大喊一声：“人才难得！”于是竟破例把一个摘帽“右派”从口外调回当时要搞成像玻璃一样“纯洁”的首府。
他被安置在北京京剧团（后改院），他的进见之礼是京剧剧本《王昭君》，由当时杰出中年演员李世济、高宝贤等演出，尽管唱词写得文采斐然，像一首首诗，可演出并不成功，没演了几场就“圈”了。因为上面规定了主旨：王昭君要一改常态，不是悲苦无奈，而是高高兴兴自己请缨去和番……
“王昭君欢欢喜喜去和番，没那八宗事儿，上边定了调，我一点儿辙没有，虚假的主题、瞎编的细节，能好得了吗？当时要我写这个戏是为了表示和蒙古国友好，可是王昭君和的番，指的是匈奴人，本来是两码事，愣往一块儿生捏……曹禺后来写王昭君，也跟我犯下同样的病，所以王昭君写不好，配角孙美人倒笔下生花，眼下要出我的文集了，这个戏我不准备选进去。”最近他才把这段苦水倒出来……
第二个戏便是炙手可热的《沙家浜》了，1963年冬天，上面从上海带回来沪剧剧本《芦荡火种》，交北京京剧团改成京剧。剧作者是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智斗》一场，那脍炙人口的唱词：“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口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便是他的大手笔。
《沙家浜》公演，由上至下一片喝彩之声！大“火”！
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沙家浜》有口皆碑，大“火”。
1965年“五一节”《沙家浜》在上海演出。经上面审查批准，作为“样板”，从此，《沙家浜》便获“样板戏”殊荣。
然而汪曾祺老先生竟得意不起来。依然书生本色，我行我素。
上海演出后，据说要补上“深入生活”这一课。《沙家浜》剧组，来到常熟阳澄湖芦苇荡里体验生活。剧团装模作样搞调查，做辅导，他却常趁人不备，溜到镇上，大啖他家的糟鹅、活蟹，再喝二两百花酒。好不逍遥自在。
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剧团大造其反，《沙家浜》四名作者无一幸免。薛恩厚、肖甲属“走资派”，在人民大会堂被上面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罪点名批判！杨毓珉出身不好下放劳动；汪曾祺摘帽“右派”留在团内，接受劳动改造。
时过不久，上面要把《沙家浜》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树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格为二号人物，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于是他们想到了劳动改造的汪曾祺。
那天汪老正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样板团里“捣煤”。脸上挂着灰，手上满是煤，衣服更是脏兮兮的，一位军代表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有位中央首长要你马上去！”旁的却什么也不讲，已成惊弓之鸟的他，看了看这位军代表的脸，却是毫无表情，窥不出丝毫端倪，只好请求能否换件干净衣服再去？“不成！”刻不容缓，只好胡乱洗了把脸，跟着上了汽车。
人民大会堂某个厅，开《沙家浜》剧本定稿会。抬头只见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台下坐着京剧团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主演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空荡的大厅鸦雀无声，连掉根针也能听得到……好不紧张，真是怕人。
每人发一本4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朗读，其实坐看这么多人，都是聋子的耳朵——配搭，一点用都没有，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不吭声就往下念，只要她鼻子一吭气，就停下来等，听候女皇的“御旨”。
江青时不时让停下来说：“汪曾祺，这两个字要改一改。”汪曾祺却也不含糊：当场就改。有时她满意了就往下念，有时为一两个字或一句词的改动，要反复几次，直到她不再摇晃小脑袋为止。终于散会了，汪曾祺的感受，就像死刑犯得了大赦一般。然而从此他就获得“解放”了，可以不住牛棚了，可以回家与亲人见面了。那一天他的“应试”表现如何呢？所有的人都说他应对得体，对答如流。
汪老师啊，您就是才子，不服不行！这一段趣文，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曾写过，不过详略不同，这里是简写。此次“应试”，不但汪曾祺获得“解放”，好事还不止于此。不久汪曾祺竟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人民日报》登了所有上城楼的人的名字，他的名字也赫然在上，尽管是排在后面……摘帽“右派”得此殊荣美誉的，仅他一人。
有得便有失 均由不得他
当然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好几个月都要留在剧团里所谓“说清楚”。不过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似乎不太要命，在这期间，我曾到剧团去看望过他。他住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他，我们没有谈这些事，只是谈了一些稿子上的事，我见他笑嘻嘻的，甚至是胖了一些，似毫无损失。
其实曾祺先生是个散淡的人，无意追逐功名利禄，对于上不上天安门城楼定然是无所谓的，可是当时如果敬酒不吃定要吃罚酒，那是谁也够喝一“壶”的，敢不从命！
其实江青就是看中了汪老手中那根笔，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人才。她从来也没有把汪老看成自己人，始终认为汪曾祺是一个可以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汪老虽然有一些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对于江青“解放”了他，多少有一点“感恩”的思想，但是他更觉得这个女人翻脸无情，在她身边工作，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沙家浜》以后，又一力作便是现代戏《杜鹃山》。作者也是四个，从上海调来的王树元、黎中城，北京的汪曾祺、杨毓珉。京剧《杜鹃山》是根据王树元同名话剧改编，原作者自己改自己的作品，当然可以驾轻就熟。但该剧的唱词则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汪曾祺之手，柯湘那风靡一时的[二黄]唱段：“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枪声紧，军情急，肩头压力重千斤，团团烈火烧哇，烧我心！”这词儿多棒啊，人辰辙，韵辙压得多好啊。这是汪氏杰作。
但是这个戏在署名上没有汪曾祺，原来该剧在定稿时，江青要审阅，她看到剧本上写了四个剧作者的名字，脸一拉，狠狠地说：“写这么多名字干什么？就写王树元等吧。”后来如今已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笑对汪曾褀说：“‘等’就‘等’，不管是等内品，还是等外品，反正是‘作品’！”
“文革”后，汪曾祺仍为北京京剧院编剧，又编写了四五个京剧剧本。《梁红玉》昆乱并重，由北京京剧院著名张派旦角演员杨淑蕊主演，获得成功，并成为她的保留剧目。这个戏我有幸看了：文武并重，昆乱不挡，一出好戏……
京剧《裘盛戌》则是他创作的现代戏力作。“文革”兴、妖风虐，人性被扭曲，尊严被践踏。致使亲如父子的师徒，反目成仇，酿成悲剧，荡涤妖风后，徒儿人性复归，与裘家情谊如初，只可惜老师已长眠地下，抱憾终生。剧本写得极感人，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曾由我们《新剧本》刊发，并且已经排练。最终却未能公演。至于什么原因？时日已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另一改编的京剧《一捧雪》。剔除了奴隶主义的糟粕，增加了莫成替主受戮时的痛苦、矛盾、动摇甚至后悔的复杂心情。唱词华彩熠熠，惟妙惟肖。该剧公演了，由著名马派老生艺术家马长礼主演，扮演莫成，该剧我有幸也看了，在“法场”一场，大段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反二黄]唱段，十分悦耳动听，却又感人肺腑，应该说此剧的改编是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文化部明文禁演的15个坏戏之一的《大劈棺》，汪曾祺老先生另赋新意予以改编，该剧内涵深邃，观念新颖，算是京剧的探索剧目吧，我们《新剧本》杂志没有抢到这个文学意蕴较强又个性化的剧本，先生交《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1996年他为本刊撰写了戏剧小品《讲用》，一如汪氏风。
说点儿实在的，汪老师的剧作有高深的文学魅力，不是一览无余的快餐文学。尤其是他斟酌再三写的唱词，文采翩翩，一般剧作者如我等之辈是很难望其项背的。然而汪老剧作在结构方面，在出“戏”方面，是不是差了一些？不够跳跃、不够火炽，中规中矩、按部就班，似乎与今天观众的审美有一定的距离。
这大概也是汪氏剧作的风格……下面我将转到分析汪先生高深的文学作品上。
文似天成非可模
他的小说、散文集，迄今已先后出版了10多种（时为20世纪90年代中，现在大概有几百种之多了）。其中包括《受戒》《异秉》《大淖记事》《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等动人心魄的名篇。他有那么多的读者，汪丝、汪粉、汪铁粉……有那么多的人研究他的小说、散文，发表了那么多有关他的专论、专号，还成立了那么多有关他的这个会、那个会……
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年轻时“空灵”，近年渐趋“平实”。
他说：我的一些作品是写得颇“空灵”的，“空灵”不等于脱离现实，我不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
人家说他写得平实的一篇小说，他女儿看了却说：“一点才华没有，这不像是你写的。”他却负气地说：“我就是要写得没有一点才华，是一个真人，我只能直叙其事！”
是的，他的作品有时很“空灵”，有时又很平实，他说：“一种生活用一种方法写，这样一个作家的作品才能多样化。”
他的散文，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
不久前，他打电话给我，要我送几本有他作品的《新剧本》杂志，他说：“江苏出版社一个小同乡，非要出我的文集不可，四本，一百二十万字。分成小说、散文、文论、戏曲四卷，三天两头催，把我赶落得够呛……”
汪老师上百万的文字，有他自己的特色，或“空灵”或“平实”，或潇洒或朴拙，逮不着、学不了，文思天成非可模。
我等着那四卷集的煌煌巨制。
星月溶溶一片情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高足，这几乎是人所尽知。
至于交友，据笔者所知，他很慎重。和人接触，都是不冷不热，不即不离，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一旦谛交，必然剖心相待，如他和几个西南联大同学的友谊，笃爱之深，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特别是他与1993年逝世的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朱德熙的友情，更是情逾骨肉。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写的怀念德熙的文章，很短，却是一字一泪，令人掩鼻，没有极深的情意是写不出这样真的悼文的……而几乎在同时，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写的一篇悼文《长相思》中又多次提到曾祺先生，其中一处说到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个春节，曾祺夫妇去德熙家过年，老同学家只有一只用白面换来的鸡，主妇窘极非常，自思无法待客，然而他却喊道：“有鸡还要什么菜？”于是两个女人便去造厨。简单的年饭端上来，两位老同学便吃喝起来……据朱夫人回忆，这顿寒酸的年饭，竟直吃到下午太阳压了山。
在他的一本散文集里，有三篇是写他老师沈从文的。写沈先生的大学问，写沈先生的小说，写沈先生的后来搞文物研究的成绩，特别写到沈先生一生的为人处事、道德文章。
他念念不忘沈老师对他的好处，他的学问得自沈先生，他1946年前发表的小说，都是通过沈先生刊发的。他在上海因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沈先生便写信把他臭骂一顿，竟把他“骂”振作起来……
他喝醉了，坐在路边，沈先生把他扶回去，灌他热茶。
他牙肿了，沈先生看见了，出去给他买最大的橘子回来。
他为他的老师过去受到冷遇、误解、歧视，而愤愤不平，他呐喊：“沈从文先生是一个爱国的作家，应该对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那年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请老师到家里来，亲自为老师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老师回去对师母说：“真好吃！”因为老师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
闲情绘出春色来
汪先生多才多艺，一般人是比不了的。他的字是学宋代米、黄、苏、蔡之首的米芾。米字俏利峻奇，在古代书法家中很有特色，汪老字清秀、隽永、峭拔、洒脱，看似笔道较软，实则骨气内含，字如其人。他最喜欢赵朴初居士娟秀玲珑的行草，赞而又赞之。大概这种字，融文人书卷气的内蕴，使他钦佩有加，他对于刘炳森、李铎的书法则不肯恭维，道理也可能在此。
他曾给远在美国的挚友朱德熙写了一个斗方寄去，朱视为珍宝，托裱后装在镜框里高悬在壁上。来人便作介绍，并对夫人说：“曾祺就是天才嘛！”
他的画，自成风格，我看过一幅他画的淡墨荷花，铁线银钩，淡雅清奇，美极又很空灵，不题字，留给观赏者大片联想的空白。
我还看过一幅画，那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奇妙的小说，很多细节，都是某京剧院一位大导演对他叙述的亲身经历。小说刊出来，大导演不干了。曾祺先生便画了一幅画送给他，事情便了了，我在这位大导演家看到这幅已然精裱起来的画：一枝斜挂下来的柳枝上，蹲着一只翠鸟，眼睛是半眯的。懒散而闲适……
我夸这幅画，和汪先生连说了三回，他也不说什么，没过几天我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他画的同样的一幅画，我欣喜之余，却又有点惭愧，便花最多的钱精裱，把一点小意思裱进里面去……他作画极少，不久他将要出版的文集，有曾祺先生画的四幅画，插印在里面……
他爱京剧，但更热爱昆曲，“上昆”来京演出，他是每场必到，据说，他会吹笛，也能拍曲，开始我还有点纳闷儿……后来看文章，才知他师母张兆和一家，与他好友朱德熙一家，都是又能唱，又会吹笛的昆曲名票，原来根儿在这里……
他还是位美食家，会吃还会做，水平很高。朱德熙也是美食家，但只会品尝不会做。然而后来，汪先生岁数大了，他不爱做饭了，懒，就煮方便面吃。幸好汪先生是大名人，经常“吃请”，用他的话说，如今我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缺嘴了……”
汪先生坎坷半生，后半生能活得这么好，也是很不简单了……晚年也该有点口头福。汪先生1994年10月1日去台湾，十天后返回燕都。他要做的头件事，是写一篇昆曲《痴梦》的评介文章，可见他的屁股并未完全坐到文学一边去，起码还有一半留在戏剧这一边，这每每让我们高兴。尤其让我这个想跟他学写唱词儿本领的学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