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悼师友[11]——想念汪曾祺
古人说人过七十古来稀，曾祺老师享年七十有七，寿禄不能说不永，然而我却觉得他走得还是太早、太急。我老觉得他没事儿，再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哪料竟几天的工夫就“走”了呢……
我是最早知道噩耗的少数人之一。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我正在北京京剧院大排演厅看京剧《风雨同仁堂》的串排。在座的还有同仁堂集团的几位老总、北京京剧院的领导。突然，北京京剧院副书记李永平闯了进来，急匆匆地说：“汪曾祺老师家属来电话了，汪老师胃大出血，输了一千多毫升的血还止不住，人快不行了，咱们赶紧瞅瞅去吧……”话音未落，一片大乱，京剧院的几位领导慌忙起身。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田大方低声问道：“汪曾祺是谁？”我说：“就是京剧《沙家浜》的作者，当今文坛上名噪一时的大作家。”大方同志又略一沉吟，便对王玉珍院长高声说：“请王院长带去同仁堂的问候，需要什么中药，尽管说，我们也要做点贡献。”
就在这时，李永平像箭一般又跑了进来：“别去了，来电话了，人已经没了……”
大家都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坐着……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想到了他和《新剧本》的往事。
1985年，我们《新剧本》创刊。新开张的买卖，得有好货，才能创出品牌来。听说汪老师正在创作一个现代戏，便去找他。
那时，他住在城南蒲黄榆一座12层的高楼上。房子是新华社的，房子不大，小三居室吧，户主还不是汪曾祺，是在该社对外部工作的他老伴儿施松卿。这位施老师是新华社特稿部的高级记者，也是汪老师的同学，老两口伉俪情深，好了一辈子……这房子呢，用汪老师的话，他是沾媳妇光，是借住。
汪老师说：“我是在搞个现代戏，《裘盛戎》，不过，一些文学刊物也想要这个本儿，他们又是先说的。我得考虑考虑……”
我一听，这事要“黄”，得用点儿水磨工。我不接汪先生的话茬儿，绕个弯说他爱听的。
“您干嘛要写老裘呀？他连话都不爱说，人家都管他叫裘傻子，这得有多难……”
“你也知道这事呀，可我跟老裘有交情呀。”
“您怎么会跟他有交情呢？”
“这你就不知道啦。北京京剧团初演现代戏《杜鹃山》，是我跟老薛（恩厚）、（张）艾丁、肖甲几个人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唱词我写的多一些。这个戏的主要角色乌豆是老裘扮演的。我们俩经常一起研究唱词的内容、字数、辙口等等。别看老裘平时不说不道，可他在艺术上是真有两下子，有主见、有办法。一来二去，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戏演出了，老裘唱的那段‘大火熊熊照亮天，滚滚的浓烟越过河山……’唱得真美真好听，迷倒了多少新老京剧迷。要说这是绝唱也许过了点，可要说这是现代戏中最美的唱段，谁也得承认。我有点崇拜他了，那友谊呢，自然更深了一层。可是后来‘文革’来了，老裘可惨了。住牛棚、挨批斗……更后来，他又得了肺癌，唉，不说了……”
汪老说到了伤心处，我似乎看到他眼角的泪。我原想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没料到，汪老却又打开了“话匣子”。
“我和‘傻子’见的最后一面是在医院里。他已经不行了，但脑子依然很清楚。他见我来了，没有和我说半句话，只流了泪。我看‘傻子’瘦得只剩了一层皮，心如刀绞，我实在待不下去，我是流着泪走的，但是我的心始终在他身上。你说，我能不写他吗……”
“那是那是。”我说，“我跟裘先生虽没交情，岁数够不着，可是我跟裘先生的大女婿刘跃春、二女婿杨振刚，女儿裘红却有交情。我们都是风雷京剧团的同事。所以，间接地说，跟裘先生也算有点儿交情。这个剧本您要再给别人，这不是让我对不起朋友吗？跃春两口子那儿，还有振刚……我怎么说……”
“噢，在这儿等着我哪。得，咱们都是为朋友，《裘盛戎》给《新剧本》了，留下你们的电话，听信儿。”
“哟，我们的电话还用留，您那有，打了多少回了，您哪，真是贵人多忘事……”临走，我又捧了老先生一句。
年后，汪著现代京剧《裘盛戎》，刊登于《新剧本》上。
接着，汪著根据同名传统戏改编的京剧《一捧雪》、汪著根据同名传统戏改编的京剧《一匹布》，连同汪老在本刊前身《北京剧作》发表的京剧《梁红玉》，他在“四人帮”粉碎后创作的所有戏曲剧本，全部在本刊发表。
汪老给本刊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写的裘盛戎。是给裘盛戎画册写的序言。不知是不是巧合？
汪老师最后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是1996年冬天。那次参加的作家人多且名头大，年岁最长的是八十七岁的张中行老先生，下面按齿序，大概是冯亦代、吴祖光、汪曾祺、黄宗江、黄宗英等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再下面便是董乐山、舒展、邵燕祥、冯宗璞、姜德明等几位也快七十的文坛大蔓儿。
汪先生那天是自己打车到建国门外永安西里“四川家乡酒家”的。这家餐厅位于深巷之内，但由于川菜做得地道很合其中几位如冯、吴、汪、二黄等昔日客居过重庆的老师们的口味。我一直担心地方偏僻，自己来都找不到，汪老居然是第一个到达。我说：“汪老师您真行。”汪老一笑，说：“我来北京也四十多年了，哪儿找不到？尤其是吃饭，你说个地方，准落不下我。”
人们都知道汪老师是京城有名的美食家，北京有名的各种菜系的馆子，绝对落不下这位饕餮大食客，今儿个他说的是实话，我绷不住了一阵大笑……可笑过之后，这次见面他的背更驼了，尤其是面色不对，不是黄也不是白，而是黑得怕人，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有股不祥之兆。
那天大家极愉快，汪老还喝了两小杯白酒，按说，汪老肝不大好，应禁酒，不过，那天所有与会之人都或多或少与酒沾了边，我们只是没有死乞白赖地劝大家多喝而已。
饭后，大家留影纪念，这些忙人能聚在一起，极不易，弥足珍贵。
不久，听说汪老应邀去了云南一趟，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不想什么事儿也没有。
大概是年初的事。有些报纸刊登了汪老与沪剧《芦荡火种》作者文牧家属就署名问题的笔墨官司，后来竟闹得沸沸扬扬。本刊主编（徐）恒进和我都是汪老的朋友及忠实读者，心里有些不平：已是历史旧案，舆论界何必小题大做。我便给汪老打个电话慰问。
汪老显然很不开心，身心很疲惫。声音很低，失去了往日的轻松。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今年流年不利。”说这些日子饭吃不好、觉睡不安，并说对方要四万元的赔偿费，没想到一时疏忽竟弄出这么大的不是……
我当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讲了些宽慰的话，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唉，唉”的叹息声。听着难受，只好赶紧挂了，不想这却是听到汪老师的最后声音。
汪老追悼会那天，我恰恰因事不在北京，不能再看汪老最后一眼，我内心痛楚万分。那天早晨，天刚亮，我给恒进兄打电话，要他替我签名，并请他替我鞠三个躬。
至此，我才真的相信，一个好人走了，一个朋友走了，一个老师走了……
秋已临近，窗外的树上飘飘忽忽落下几片树叶。
汪曾祺老师，算来长行己二十三年了，似乎只是一瞬间，然而报纸杂志不断发表他的大作，或是发表与他有关的轶事。他似还在人世一样，尤其今年2020年是汪老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他的文章好多好多呀……
这个时候我也应该当仁不让。前段时间，我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听汪曾祺老师“哨”京戏趣闻》的文章。另外我还有几篇写汪老师的文章，主要想把汪老师潇洒透亮的文人性格写出来。这些将是我一部文集中的主要文章，我已交给华文出版社，估计不久的将来就能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