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之名：查理五世的皇帝之路及与法国的争霸战争

1519年1月12日，哈布斯堡王朝掌权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病逝，尽管后世对其高尚的品德、出众的艺术修养以及人文主义精神赞誉颇多，但从政治上来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算不上一位出众的君王。他晚年不仅缺乏威信，还债台高筑，只能带着棺材在自己的帝国内到处游荡。这一糟糕结果固然与其本人生性浪漫、不善理财有关，但也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一盘散沙、诸侯并起的局面有莫大关系。

自“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Ⅰ,1122—1190年）在十字军东征途中意外溺死，神圣罗马帝国便陷入了群雄并起的纷乱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帝国欠缺公认的皇位继承法，一旦皇帝去世，往往由裂土封疆的选帝侯们（prince-electors）共推新主。选帝侯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内战也就无从避免。而各选帝侯之间沾亲带故，又相互牵制，是以这种争夺帝位的内战往往规模不大，最终常以妥协和交易告终。只是，新科皇帝虽已成功登基，但所领王室领地却未必能超越其选帝侯国的范畴。由于缺乏广阔的王室领地作为税收来源和王权扩张的基础，历任皇帝的威权不仅得不到加强，反倒由于与姻亲、教会等合伙人的决裂而逐渐衰弱，“神圣罗马”也就由一个强大的帝国演变成了松散的“邦联”。

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空有皇帝之名，却无君主之权。他或许预感到了英法百年战争后归于一统的法兰西和来自地中海对岸的威胁，每每在帝国议会上高呼——“在你们的国王领导下团结起来，保卫德意志使之免遭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犯，否则就是灭亡”，但应者始终寥寥无几。而其唯一合法的男性继承人——长子“美男子”腓力（尽管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有十几个私生子）之死，更加剧了其在政治上的孤立。德意志大小贵族都认定随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日渐衰老，哈布斯堡家族必将让出帝位。而未来最有可能黄袍加身的非出身韦廷家族（House of Wettin）的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Frederick Ⅲ,1463—1525年）莫属。

韦廷家族起源于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韦廷镇。1089年，这个家族由于跟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东征西讨而受封迈森藩侯，自此开始步入德意志贵族行列。1247年，韦廷家族介入图林根王位继承战争，顺利割据了图林根东部地区。1422年，统治萨克森的阿斯坎尼家族绝嗣，韦廷家族取而代之。至此，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上，韦廷家族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一”。

不过，正所谓“盛极而衰”，韦廷家族还未来得及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拳脚，便于1485年由于继承纷争而遭遇拆分。其领地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位家族继承人掌管。其中，弗里德里希三世所在的恩斯廷一系获得了迈森北部、图林根南部、萨克森大部及选帝侯的称号。虽然领地陡降一半，但是韦廷家族问鼎帝位的野心却并未就此减弱。弗里德里希三世长期占据帝国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一时间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后，弗里德里希三世本有心问鼎帝位。无奈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既要防备东边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帝国，又要警惕西边恶意窥测的法国——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也表示要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自知无力与法国相抗衡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只能退而求其次，拥戴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查理五世。毕竟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眼中，查理五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且远在千里之外的西班牙，他当选之后，自己仍可以左右帝国的日常政务。当然，除此之外，弗里德里希三世还有更为深远的谋划。

自古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合法性便来源于罗马教廷，而仅以财力相搏，弗里德里希三世自认无力打动趋炎附势、见钱眼开的天主教高层，那么推动一场宗教改革，将上帝意志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便成了韦廷家族寻求一步登天的捷径。而就在此时，一个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6—1546年）的神父，意外地进入了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视野之中。

马丁·路德出生于德意志东部城市艾斯莱本（Eisleben），父母本是当地农民。就在路德出生前后，其父转行当起了矿工，并很快成了一个小矿主。成为中产阶级的马丁·路德一家搬迁至萨克森治下的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那里，路德成长为一名神学家，并最终在维滕贝格大学谋得了职位。

由于早年的一次雷击遭遇，路德一度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随着对《圣经》的刻苦研读以及日渐接近罗马教廷高层，他的思想出现了天翻地覆的改变。1517年夏天，美因茨大主教冯·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490—1545年）成功贿选为罗马教廷枢机主教，为了偿还拖欠德国富商富格尔家族的借款，他说动教皇利奥十世允许其在自己的辖区内出售赎罪券。教会以赎罪券敛财的行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偏偏这次罗马教廷派往萨克森的教士若望·特次勒（Johann Tetzel,1465—1519年）格外无耻，竟想出了“随着银币落入盒子的铿锵一声，你在炼狱的灵魂就能升上天堂”这样的广告词。

被若望·特次勒的言行恶心到的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发表了其著名的神学论文——《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由于整篇文章共有95条论点，因此它又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论点虽多，但马丁·路德表达的意愿，始终只有一点，那就是：“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路德的初衷只是希望能够在神学层面展开辩论，却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自己的文章一经刊出，罗马教廷便气势汹汹地宣布要对他进行宗教审判。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对路德予以保护。有了强大的世俗力量作为后盾，路德底气十足，竟然敢在前来审问他的枢机主教迦耶坦面前侃侃而谈，宣扬自己的观点。罗马教廷恼羞成怒，但却偏偏碍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情面，无力将其送上火刑架，只能以开除教籍作为惩罚。

在神圣罗马帝国大小诸侯面前慷慨陈词的马丁·路德，早已积累了极高的人望和声势。他的弟子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zer,1489—1525年）等人秉承其理论，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组织农民起义，一度令各方诸侯惊惧不已。但这时马丁·路德却以卫道士的身份出现，公然大骂起义群众是“疯狗”，号召“无论谁”，当然包括诸侯和教皇，都应像打死疯狗那样杀死起义的农民。正如恩格斯感叹的那样：“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闵采尔等人所鼓动的农民起义虽然一度打乱了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计划，却也令更多的德意志诸侯见识到了路德教义在民众中的威望，为了保住一方安定，他们纷纷向这位萨克森选帝侯输诚献媚。对于弗里德里希三世这些背后的小动作，查理五世始终保持着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此时的他，正忙于应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挑战。

弗朗索瓦一世首先在边界地带挑起事端。1521年，法国军队先后入侵尼德兰、卢森堡、诺瓦拉等地，查理五世投入手中的西班牙军队将其击退，并很快还以颜色。11月23日，受雇于查理五世的意大利雇佣兵头目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1452—1523年）率部奇袭米兰得手。消息传到巴黎，法国人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又被罗马教廷出卖了。

教皇利奥十世之所以抛弃弗朗索瓦一世，转而与查理五世结盟，除了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马丁·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声浪已经威胁到了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流地位。利奥十世迫切需要查理五世这位皇帝与他携手镇压异端。

眼见法国三代君王历经数十战方才拿下的米兰在自己手中丢失，弗朗索瓦一世随即与瑞士、威尼斯结盟，再度挥师意大利，点燃了“第二次意大利战争”的烽火。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先机，西班牙人早已在米兰附近的比科卡（Bicocca）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承担着数千瑞士长矛手佣金的法国军队，不敢耽搁时日，无奈之下只好发起正面强攻，结果铩羽而归。与此同时，查理五世又怂恿自己的姑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加入战团，袭扰法兰西北部沿海地区。

两线作战的法国一时间捉襟见肘、人心浮动，不仅盟友威尼斯背弃而去，就连王室重臣波旁公爵查理三世（Charles Ⅲ, Duke of Bourbon,1490—1527年）也趁势谋反。尽管事情提前败露，波旁公爵被迫逃亡神圣罗马帝国，但查理五世随即封其为意大利战场主帅，统领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雇佣兵杀入法兰西南部。

1524年7月，波旁公爵所部从陆路横扫普罗旺斯，西班牙与热那亚舰队则封锁了马赛港。弗朗索瓦一世终于坐不住了，他调集4万大军一路南下。面对士气高昂的法军精锐，查理五世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协调能力，他授意波旁公爵等人避战后撤，一步步引诱法国国王进入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

10月，法国军队收复米兰，开始围攻西班牙人重点驻防的坚城帕维亚（Pavia）。此时天气已经转凉，数目庞大的法国军队在野外驻扎，条件极为艰苦。弗朗索瓦一世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兵分两路：自己率领2.5万重装部队继续围困帕维亚，剩下的部队则交给来自苏格兰的奥尔巴尼公爵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1481—1536年）统率，南下远征那不勒斯。

眼见法国军队师老兵疲、分兵自弱，查理五世终于开始收网了。1525年2月23日夜，冒着暴风雪隐蔽前行的西班牙军队突然出现在了距离法军营地以北仅1.8公里的地方，开始构筑防御工事。本就士气低落的法军收到消息后陷入了混乱之中，数以千计的瑞士雇佣兵擅自脱离战线，结果在突围途中被西班牙军队击溃。次日天明，西班牙人迅速攻占法军军械库并突破其主营外围的土垣。部队一片混乱，弗朗索瓦一世只能要求精锐的重甲骑兵先行集结，对西班牙人展开反冲锋。

法兰西重甲骑兵的确堪称欧洲中世纪的精锐之师，在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指挥之下，迅速击退了西班牙骑兵，并冲入对手的步兵阵列之中。但法军的步兵始终没能重新集结，发起攻势，导致法军重甲骑兵很快便被西班牙人用火绳枪和长矛消灭殆尽，弗朗索瓦一世本人也因为坐骑中弹而不幸被俘。之后短短两个小时里，西班牙军队就扫荡了整个法军大营。此役，西班牙人以千余人的伤亡，击溃了法兰西两万大军，生俘对方国王，堪称是辉煌大胜。但是帮助西班牙人赢得胜利的并不是火绳枪对骑兵的优势，而是完美的战略布局和战术机动。

被押解到马德里的弗朗索瓦一世，扎扎实实地当了一年多的囚徒，最终于1526年1月14日签署了放弃对意大利的所有权、要求尼德兰等地法军投降的《马德里条约》，才换取了自由。客观地说，法国人在和约方面素无信义，但此时整个欧洲的局势却令查理五世无从选择，只能放虎归山。

1522年6月24日，趁法国与西班牙激战正酣之际，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统率号称20万的大军登陆医院骑士团所据守的罗德岛。面对历时两周才全部离开战舰的庞大攻城部队和各类火炮，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李尔·亚当（L'Isle-Adam, 1464—1534年）表现得异常淡定。毕竟这已经不是罗德岛第一次遭遇异教徒的围攻了。1440年和1444年，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曾两次派兵前来攻打罗德岛，都被医院骑士团赶了回去。

1480年5月23日，时任奥斯曼帝国第四维齐和海军司令的梅希帕夏（Mesih Pasha），统率160艘战舰、7万大军进逼罗德岛外的特力安塔湾，结果连续几次强攻均被医院骑士团以白刃战击退。6月27日，奥斯曼帝国虽然一度攻入城中，但还是被时任大团长的皮埃尔·德·欧比松（Pierre d'Aubusson,1423—1503年）亲自带队赶下了海。8月17日，自知无力攻占罗德岛的奥斯曼帝国大军只能黯然班师回国。

正是有了前几次辉煌大胜的经验，医院骑士团上下都认定罗德岛乃上帝庇佑的圣战前哨，来犯的敌军虽多，不过是蝼蚁之众，只要骑士团上下同心，不难取胜。即便接仗不利，他们也大可闭关自守，依托经营百年的坚固城堡和长期积聚的粮秣财富，耗到对手弹尽粮绝、卷旗自退。但事实证明，医院骑士团这次打错了算盘。此前三次之所以能够击退对手，医院骑士团上下齐心固然重要，但来自欧洲各国的支援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此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争夺意大利的战事已牵连了欧洲大多数强国，没有哪个国家还有余力向罗德岛伸出援手。

反观奥斯曼帝国，此次远征罗德岛显然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完成登陆之后，训练有素的奥斯曼工兵开始有条不紊地挖掘与医院骑士团城堡平行的壕沟，并在前方布设木栅栏。一旦密密麻麻的坑道网建成，各类火炮便要运抵前线：大口径的射石炮可以发射巨型石弹和穿透力极强的铁弹用于摧毁城墙，而臼炮则可以将爆炸物和燃烧弹抛向城楼将其点燃。还有谣言说，奥斯曼帝国准备了专门的火炮，以便将腐烂的尸块和头颅掷入城中。

有着丰富防御经验的医院骑士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不断以炮火轰击奥斯曼帝国的工兵部队，更有精锐的圣骑士率领突击小队神出鬼没，不断给对方制造伤害；但这些努力只能延误奥斯曼工兵的工程进度，并不能阻止其以高昂的代价完成任务。随着攻城炮兵阵地一一完工，奥斯曼帝国对医院骑士团的城堡展开了夜以继日的炮击。而完成了战壕系统的奥斯曼工兵，则开始挖掘通往城内的地道。

1522年9月4日，奥斯曼工兵一度炸毁了医院骑士团城堡的一段城墙，但在此后近两个月的白刃战中，医院骑士团还是成功打退了对手一波又一波的冲锋，牢牢守住了这个缺口。而进入11月之后，罗德岛的冬季正式降临，持续的大雨令整个战场变成了一片洼地。按照常理，久攻不下的奥斯曼帝国其军事行动已无法继续下去，唯有撤军一途，但苏莱曼一世却力排众议，在岛上设立冬营，摆出一副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架势。

医院骑士团虽然在11月底再度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眼见对手毫无后撤之意，也只好同意开启和谈窗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最终商定：奥斯曼承诺保全医院骑士团及岛上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此换取其放弃罗德岛。在这场长达150天的攻防战中，医院骑士团损失了近6000人，全部战力仅存180名骑士和1500名士兵，且无不带伤。

在欧洲诸国的君主之中，查理五世算是对罗德岛的战事颇为关心的了。一方面，此时他与教皇利奥十世正处于战略同盟关系，名义上隶属于罗马教廷的医院骑士团也算是盟军之一；另一方面，西班牙紧挨地中海，罗德岛失守必将导致奥斯曼帝国大举西进。但与法国之间的焦灼战事，令西班牙无暇东顾，唯一能做的只有将西西里岛的附属岛屿马耳他交给医院骑士团，作为其退身之所。

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作为医院骑士团新的总部，自有一番用意在里面：首先，帮助罗马教廷安抚了圣战勇士；其次，打了作壁上观的欧洲其他强国一记耳光。与此同时，以西班牙领土为总部的医院骑士团从此名义上成了西班牙的封臣，每年要向西班牙王室进贡一只马耳他猎鹰以尽君臣之仪。而从军事角度来考虑，查理五世以马耳他招揽医院骑士团，也能对西班牙地中海西部势力起到很好的保护，毕竟医院骑士团与奥斯曼帝国争锋多年，拥有丰富的海上和岛屿作战经验，由其镇守马耳他可保整个意大利南部无虞。当然，此时的医院骑士团元气大伤，恢复战斗力尚需时日，不过西班牙付出的也不过是一个荒芜的小岛，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为了烘托圣骑士们在罗德岛浴血奋战的悲壮，西方史料宣称奥斯曼帝国方面的伤亡在5万人以上，甚至可能高达10万人。但从奥斯曼帝国后续的军事行动来看，此次围攻罗德岛的损失并不足以令其伤筋动骨。

罗德岛战役结束后不久，奥斯曼帝国便在与匈牙利的边境线上挑起了战火。1526年4月23日，苏莱曼一世从君士坦丁堡出师，直趋多瑙河流域。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大举来袭，整个东欧陷入了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查理五世虽然深知匈牙利与哈布斯堡王朝核心领地——奥地利唇齿相依，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Louis Ⅱ,1506—1526年）更是自己的妹夫和大舅哥，于公于私都应全力施援；但偏偏此时被释放归国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撕毁《马德里条约》，公然在法国西部城市科涅克（Cognac）召集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诸国，组成“科涅克同盟”，讨伐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弗朗索瓦一世之所以敢于再度挑起战端，除了吃准奥斯曼帝国侵入东欧，查理五世不可能不分心应付之外，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新任教皇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Ⅶ,1478—1534年）也站在法国人这一边。克雷芒七世是1521年过世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弟，他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贪财好物，却没有遗传到家族的政治智慧。克雷芒七世之所以选择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固然有考虑到教皇国自身的利益，但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责难查理五世镇压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改革”不力，导致赎罪券滞销的个人情绪在内。

“科涅克同盟”尽管来势汹汹，但终究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松散同盟。法国尚未从帕维亚战役中恢复元气，根本无力与西班牙正面抗衡，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亦在连年征战中耗尽了气血，同样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对西班牙的宣战，最终不过是给查理五世制造了一个可以横扫意大利北部的借口而已。但就在西班牙军队再度攻入米兰一个月之后的1526年8月29日，苏莱曼一世指挥奥斯曼帝国陆军于多瑙河下游与匈牙利军队全面交锋。

在这场被后世称为“第一次摩哈赤战役”（Battle of Mohács）的交战之中，匈牙利军队表现得颇为英勇，精锐的匈牙利重甲骑兵连续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的两道阵列，直突奥斯曼中军所在的最后一道阵列。混战之中，匈牙利人的箭雨甚至射中了苏莱曼一世，全靠其身上披挂的铠甲才免于受伤。但在战略上，处于守势的匈牙利人无法集中兵力，再加上双方实力对比悬殊——路易二世麾下仅有3万人马，而奥斯曼帝国则有至少6万大军；因此后续乏力的匈牙利人最终败下阵来，包括国王路易二世在内的上万匈牙利人战死沙场。

尽管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迅速采取了止损措施：令查理五世之弟斐迪南以路易二世妹夫的名义，接收了匈牙利王国的剩余疆土。但在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可战胜的兵锋面前，许多匈牙利贵族选择了为虎作伥，围绕在苏莱曼一世委任的傀儡约翰·扎波利亚（John Szapolyai,1491—1540年）的周围。至此，欧洲诸国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线，一夜之间从巴尔干半岛退缩到了多瑙河一线。哈布斯堡王朝的“龙兴之地”——奥地利，已经完全暴露在了苏莱曼一世的弯刀之下。

东线传来的坏消息，令查理五世沮丧之余，更迁怒于教皇国的背叛，于是暗中授意意大利战场上的西班牙军队围攻罗马城。1527年4月20日，法国叛将波旁公爵率领3.4万雇佣兵从意大利中部城市阿雷佐出发，于5月5日抵达罗马城下。此时，草率背盟的教皇克雷芒七世已经来不及通过外交手段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能硬着头皮将包括教皇卫队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投入到守城中去。

尽管由瑞士雇佣兵组成的教皇卫队在战斗中表现得颇为英勇，189人战至最后仅有42人生还；但教皇国拼凑出的5000民兵，显然不是职业雇佣兵的对手。激战一天之后，西班牙军队便攻入了城内。不过在混战之中，指挥官波旁公爵中弹身亡，没了他的拘束，本就觊觎罗马城内财富的西班牙军队纵兵大掠，史称“罗马之劫”（Sack of Rome）。由于包括教皇在内的大多数教廷高层人员早已通过地道逃之夭夭，因此这份兵燹之祸，主要由罗马的普通居民来承受。

6月5日，克雷芒七世决定向查理五世求和。最终，教皇国不仅割地赔款，宣布退出“科涅克同盟”，还跟随西班牙的脚步，调转枪口与法国为敌。从军事角度来说，西班牙迅速控制罗马，解除后顾之忧，固然是一步妙棋；但在政治上，“罗马之劫”却成了查理五世一剂后患无穷的毒药。攻入罗马城内的雇佣兵不少来自德意志地区，他们对天主教的认同感本身就很低，大肆劫掠罗马的行径更是助长了其“宗教改革”的热情。受此影响，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的新教诸侯投衅而起。

此时，主政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因病去世，其弟约翰（Johann the Constant,1468—1532年）继承选帝侯之位。在任期间，这位人送外号“坚定者”的诸侯，将昔日的路德教信徒组建成了一个实体性的政治联盟，并在1526年的帝国议会上小试牛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天主教会的敲诈勒索造成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因而反对罗马教廷的情绪日益高涨。许多天主教诸侯为此不敢出席议会，这造成了路德派代表占多数的局面，最后通过了一系列支持宗教改革的决议。

面对萨克森选帝侯在宗教和舆论上的步步紧逼，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最初无心理会，毕竟为了对抗“科涅克同盟”，西班牙人还需要德意志诸侯的宗教改革热情。

随着1528年查理五世成功策反法国人在意大利北部的重要盟友——热那亚执政安德鲁·多利亚（Andrea Doria ,1466—1560年），西班牙人再度掌握了意大利北部战场的主动权。1529年6月21日，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兰德里亚诺地区，奇袭了弗朗索瓦一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倒霉的法国国王再度沦为阶下囚。“第二次意大利战争”事实上再度以西班牙的胜利而告终。不过此时的查理五世并不急于与其和谈，而是从容地一边围攻法国在意大利的最后盟友——佛罗伦萨，一边让自己的姑妈玛格丽特去接触法国皇太后路易丝（Louise de Savoie,1476—1531年）。

查理五世之所以不自己出面和法国人谈判，固然是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曾有过违约的不诚信记录，而自己与法国皇太后谈判，又给人以欺负老妪之感；但更为重要的是，查理五世此时急于扑灭德意志地区熊熊燃起的宗教改革热潮，实在是分身乏术。

在1529年2月召开于斯拜伊尔的帝国议会中，数量占优的天主教诸侯以民主投票的形式，废除了此前通过的有利于路德派的决议。信奉新教的贵族可不愿就此认输，他们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表达抗议。为此，查理五世不得不于1530年6月在奥格斯堡再度召开帝国议会，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的宗教纷争。

此时的西班牙与法国已经签署了《康布雷条约》（Treaty of Cambrai），法国方面不仅放弃了其在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还不得不自掏腰包为查理五世在罗马举办加冕典礼。因此在查理五世看来，此刻的自己可谓是威加海内，无可复加。

6月25日，路德派提出了经路德本人审定的系统理论——《奥格斯堡告白》。《奥格斯堡告白》大谈求同存异的理念，宣扬路德派与天主教有许多共同点，大家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互相“宽容”与“协商”，以便“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会里”。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日后愤怒地指出，这实质上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诡计、妥协让步”。不过显然，查理五世并不打算与路德派分享其“挟教皇以令信众”的权威。11月19日，帝国议会在天主教诸侯占多数的情况下，宣布路德派为“异端”，如其信众不能及时迷途知返，将于1531年4月15日起受到武力镇压。

深感大难临头的路德派随后赶往萨克森的山城施马卡尔，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决定孤注一掷，组建新教同盟，以武力反击查理五世的蛮横决定。1531年2月，各路新教诸侯正式签订盟约，成立“施马卡尔登同盟”。就在德意志国内宗教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维也纳方面却传来了奥斯曼军队又将大举来袭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