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士坦丁堡的不解之缘

865年9月3日，一个平常得无法再平常的日子。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第二大城市大普雷斯拉夫（Veliki Preslav），一队头戴黑色帽子、身着黑色长袍、项上戴着十字架、脚蹬系带拖鞋的人正走过街头。他们当中，为首之人披着白色头巾，步伐沉稳、表情威严，手持一个镶有宝石的大希腊十字架（Orthodox cross）；其他人都半垂着头，跟随在他的身后。这时，保加利亚平民早已把街道围得严严实实，互相谈论着这些人的奇怪装束。为了维持治安，一些士兵早早地就站立在街道两旁，表情严肃地让出一条道路，使这些人能够前行。

保加利亚的平民并不知道，这队人其实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会派出的传教士代表团，专门为响应前一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一世（Boris Ⅰ,852年—889年在位）希望国家正式接受基督教化而来。这些人中，为首的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提乌斯（Photios,858年—867年、877年—886年在位），即那个披着白色头巾的人；后面跟随的众人则是主教、修道士以及通晓保加利亚语的教士等。

这条路的尽头是他们正要去的地方——圣约翰教堂（Church of St John）。该教堂本为一拜占庭俘虏建立的小教堂，鲍里斯一世为了接受洗礼专门下令对其进行扩建，并改名为“金色环状教堂”（Golden Round Church）。该教堂位于大普雷斯拉夫城市中部，前圆后方，鸟瞰时如同一枚奶嘴。

说到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不少读者可能并不了解，甚至是没有听过。该国实际上是由保加尔人阿斯巴鲁赫可汗（Asparuch,681年—702年在位）于681年建立的，是东欧历史上曾风云数百年的强国。国家最初的疆域，包括今保加利亚东北部以及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多瑙河恰好从其中部穿过。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与当时的拜占庭帝国毗邻而居。

起初，保加尔人是一个游牧民族，牧养牛羊、占据肥美的草场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但自从进入巴尔干山区后，崇山峻岭使他们再也无法大规模地放牧，于是便改为从事农业和渔猎，游牧从此退居二线。尽管改变了生活方式，但他们的政治制度依然保留了下来，即汗王独裁制。保加利亚国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属于可汗，其下是由六位保加尔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六大贵族之下各有统帅，在汗王提出要求时必须竭力满足。与其他几个进入拜占庭境内的民族一样，保加尔人作为后起者，也大量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渐渐将保加利亚转变为另一个缩小的拜占庭。

不过，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山区经常会向平原地区倾泻他们过剩的人口。正是这个原因，保加利亚与拜占庭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一开始，保加利亚人虽然凶猛异常，但因为武器装备落后，基本是被拜占庭压着打，多次差点成为拜占庭的附庸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克鲁姆在位时期，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

克鲁姆（Krum,803年—814年在位）可汗，因曾将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802年—811年在位）的头骨做成酒杯，而被保加利亚人尊称为“可怕的克鲁姆”。他原为保加利亚西北地区的波雅尔（boyar，又译为“波耶”），波雅尔是对保加尔世袭贵族的称呼，这是一个在保加利亚仅次于国王的头衔，具有绝对的权力。“boyar”这个词来源于突厥语：词根“Bey”代表“高贵、富有”,“ar”代表“人”，合在一起便是“高贵的人”。后来这个词又被东欧诸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广泛使用，代表采邑贵族、州长、男爵等。如果有读者看过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一定对“巴依老爷”这个称呼不陌生，其实这里的“巴依”就是“boyar”的音译。

796年，卡尔达姆可汗（Kardam,777年—796年左右在位）病重，没有子嗣可以继承汗位。大波雅尔们为了成为下一任可汗，纷纷起兵，互相攻伐。卡尔达姆可汗约在该年去世，而可汗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克鲁姆，也从这年起拉开了他统一保加利亚事业的序幕。克鲁姆首先将保加利亚西北地区平定，继而将当地收编的士兵迁往东部地区，并在数年内平定了大多数地方的叛乱。最后，波雅尔们一致同意，让他成为保加利亚的新可汗。他作为世袭贵族，结束了保加利亚近百年的混乱，实为首功一件。

成为可汗后，克鲁姆利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腕，首次将保加尔贵族和斯拉夫贵族统合在一个体系内，共同执政。他还进行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改革，增加了兵力、兵源与进攻能力。805年，他借口要为被阿瓦尔汗国攻灭的潘诺尼亚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ans in Pannonian）报仇，与法兰克王国联手灭亡了阿瓦尔汗国，令保加利亚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随后的几代保加利亚可汗继承了他的衣钵，在之后的50年内，让保加利亚的国土又增加了两倍，领土包括今罗马尼亚全境、保加利亚全境以及乌克兰的西南部地区。

总之，到鲍里斯一世即位之时，保加利亚内外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在内部，保加利亚人因为多次在与拜占庭人的战争中获胜，使大量拜占庭战俘进入保加利亚境内，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要知道，相对于保加利亚的原始多神教信仰，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信仰更加适合保加利亚的君主集权模式。因此是否转换为基督教信仰，当时已经成为鲍里斯一世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外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也成了欧洲国力仅次于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王国的第三大国。对于如何在两大国之间求得平衡，鲍里斯一世也必须做出选择：与谁联合，从而确定共同去对抗谁。尽管鲍里斯一世曾选择与法兰克王国以及西方教会亲近，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碰撞后，遭遇855年—856年与拜占庭作战失败的鲍里斯一世，最终选择了拜占庭的东方教会，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

865年9月3日晚上8点，大普雷斯拉夫全城灯火通明，城市中心大道更是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当然，灯光最璀璨的地方莫过于金色环状教堂。弗提乌斯一行人在众人的歌唱声中缓步前行，他们一路上向两旁的人撒着圣水，淋到圣水的人也默默划着十字圣号。当弗提乌斯一行人登上教堂祭台，教堂立即肃静下来，大家都在等着他们主持弥撒。在冗长的弥撒后，所有人都为鲍里斯一世及其家人的洗礼作了见证。

这时，教堂内外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堂内部到处都是保加利亚的名门望族以及鲍里斯一世的贴身护卫，教堂外面则围满了一些低级军官和平民百姓。鲍里斯一世接受洗礼后，弗提乌斯为他起教名“米迦勒”，一个与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Ⅲ,842年—867年在位）相同的教名。随后，在弗提乌斯的主持下，鲍里斯一世的妻子玛利亚（Maria）以及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哈尔萨塔（Vladimir Hrasate,889年—893年在位）与加布里埃尔（Gabriel）一起接受了洗礼。就在仪式即将完成之际，鲍里斯一世突然抱来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到弗提乌斯面前，他说：“这是我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西美昂。我希望您也能为他洗礼，并成为他的教父。”弗提乌斯当即表示同意，为这个孩子主持了洗礼，并同样为这个新生儿起教名“米迦勒”。

西美昂具体是何时降生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鲍里斯一世要求为西美昂洗礼并恳请弗提乌斯做他的教父，这并不是说鲍里斯一世希望西美昂成为保加利亚未来的主人，而是希望他能成为帝国未来的教会领袖，协助其长兄弗拉基米尔共同治理国家。虽然他的用意是好的，但世事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鲍里斯一世有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男孩按长幼顺序为弗拉基米尔、加布里埃尔、西美昂与雅各（Jacob）；女孩则是安娜（Anna）与妹妹埃布莱克斯娅（Epraksiya）。其中，鲍里斯一世最喜欢的是弗拉基米尔和西美昂。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鲍里斯一世为西美昂请了全国最好的希腊文教师与神父来专门教导他。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希腊，有着非常丰富的学问和见识。幼年的西美昂在鲍里斯一世的有意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他的保加利亚语和希腊语都说得非常流利，脑子里的知识更是十分富足。几年下来，西美昂的老师都称赞他能力超群。

与之相对地，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则由鲍里斯一世亲自选择的极富政治素养和军事眼光的大臣们负责栽培，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明白做一个国王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和品质。正因为鲍里斯一世的有意培养，两人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光阴荏苒，一晃就到了878年，这一年西美昂刚好13岁。在他这个年纪，游牧民族的后代，特别是保加利亚的男孩们早已能骑上马匹驰骋，弓马娴熟地与父兄们一起骑马打猎。在这样的氛围中，西美昂虽然一直在父王的约束下积极学习各类文化知识，但叛逆的性格也令他偷偷地学习骑射。对于这些，鲍里斯一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强加干涉。

这年10月的一天，鲍里斯一世习惯性地将西美昂叫到身旁，照例开始考校他最近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对于父亲的询问，西美昂总是对答如流，甚至有时竟然能提前猜到鲍里斯一世的想法。鲍里斯一世感到非常欣慰，便摸着他的头问：“我的小西美昂，你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沙皇格勒（Tsarigrad，是当时保加利亚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称呼）走一趟，去看看你的教父弗提乌斯？”西美昂想都没想便说：“我当然愿意和父王一起去，能受到父王的眷顾是我最大的荣幸。”鲍里斯一世非常高兴地说：“好，那你回去就收拾行装吧，过几天我们就走。”

实际上就在几天前，西美昂的老师便已经告诉过他，他的父亲想让他去君士坦丁堡继续学习。当时西美昂曾傻傻地问：“我听您告诉过我，现在很多国家都将王子送到敌国为质。不会我这次去就是成为人质吧？”他的老师哈哈大笑，告诉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父亲只是在深思熟虑后认为，保加利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他学习的了，只有到君士坦丁堡才能学到更深奥的学问，才有利于担负起未来成为保加利亚宗教领袖的重担，所以这是件非常好的好事，根本和人质没任何关系。因此，当西美昂听到父亲问他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思考便答应了下来。

西美昂并不知道，这次同去君士坦丁堡的不只是他们父子俩以及一些随从，而是一个由近千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保加利亚的青年才俊。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群人是去“北漂”，或者说该叫“君漂”。为什么鲍里斯一世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派遣这么多人去君士坦丁堡呢？

这是由于前一年，即877年10月的时候，拜占庭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当时，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os,847年—858年、867年—877年在位）去世，弗提乌斯再次被提名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对保加利亚一直采用亲近政策的他甫一上任，便写信给鲍里斯一世，重申可以协助鲍里斯一世将国家基督教化。对于“老朋友”伸出的橄榄枝，鲍里斯一世自然不会拒绝，因此他回信说希望用一年的时间，将本国的青年才俊聚集起来，送往君士坦丁堡学习。之后，鲍里斯一世更是决定每两年送遣一批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待这些人学成归来，便能在保加利亚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从而成为保加利亚未来的中坚力量。因此，这一年鲍里斯一世便带着他的希望与西美昂一起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878年11月，鲍里斯一世一行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在路上，这群“君漂”都在怀恋故土，但去拜占庭留学的机会仍然令他们向往不已。特别是进入拜占庭境内后，包括西美昂在内的所有人都为拜占庭帝国的先进文化和富庶惊叹不已。他们看到了无数的住房、殿宇、教堂、雕像、人群、军士……虽然充满异国情调，但是却大气磅礴。所有这一切和自己的家乡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更是惊讶无比，高耸入云的城墙、宽阔的道路、满是人群的集市、庄严肃穆的宫殿、远山上的皇帝专用寝宫……无不透露出拜占庭帝国的强大与昌盛。随后，大家纷纷进了拜占庭人为他们安排的馆驿，西美昂则与鲍里斯一世到了弗提乌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住所。

不过，如果西美昂早50年来的话，恐怕绝不会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任何向往之情，那时的它正处于毁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726年—843年）的动荡之中。由于当时的拜占庭同时应对南部新兴的阿拉伯人与北部的保加利亚人，必须采取双线作战方略；为了获得更多的军饷以及士兵的拥护，拜占庭在皇帝的倡导下，对教堂、文化机构进行了疯狂的毁坏。这一时期的军人跋扈无礼，教士与知识分子则逐渐衰微。尽管拜占庭保全了帝国，且经济水平与收入成倍增长，但拜占庭的文化却遭受了空前的摧残，部分省份甚至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始走向独立。在这场浩劫中，君士坦丁堡也未能幸免，原本辉煌的文化之都遭到了重创，萎靡不振。保存着古典文化的教堂、修道院和部分学校被拆毁，一大批有学识的教士和知识分子逃离都城，剩下的人则另辟蹊径开始向世俗化转变，文化一度萧条。直到米哈伊尔三世在位时期，这一浩劫才宣告结束，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之都。

第二天，鲍里斯一世会见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Ⅰ,867年—886年在位），西美昂则被安排去见大教长弗提乌斯。临行之前，鲍里斯一世一再叮嘱西美昂：“弗提乌斯是你的教父，也是我的老友，他是一个无论学问还是能力都很厉害的人，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中一直都处于胜利一方。我们国家的教会建设也多亏了他的协助，几位主教都是由他加冕的。我希望你能以恭敬的态度和他交谈，他一定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西美昂深深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一群教士领着西美昂来到弗提乌斯的会客处。在弗提乌斯面前，西美昂先是非常恭敬地宣誓了自己的信仰，背诵了《尼西亚信经》，接着开始礼貌地回答弗提乌斯提出的问题，并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告诉他。在经历了一番交谈后，弗提乌斯对他印象不错，表示鲍里斯一世将西美昂教得十分令人满意。

鲍里斯一世结束与巴西尔一世的会面后，便找到弗提乌斯了解他对西美昂的感官。弗提乌斯以实相告，称赞西美昂岁数不大却学问深厚。鲍里斯一世听后感到很满意，接着他向弗提乌斯提出希望能将西美昂留在君士坦丁堡由弗提乌斯亲自教导，以便快速成长为一棵栋梁之材。对于老朋友的请求，弗提乌斯自然满口答应，并希望鲍里斯一世能经常派遣一些保加利亚才俊来君士坦丁堡学习。

鲍里斯一世见弗提乌斯已经答应，便回到住所去见西美昂。他首先称赞了西美昂这一天的表现，说了一些弗提乌斯以及自己对他的期望，接着他问西美昂：“我的小西美昂，你还记得《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大弟子西门彼得（Simon Peter,1年—64年）说的那句关于未来教会的话吗？”

“当然，我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原文是：‘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没错吧？我最亲爱的父亲。”西美昂回道。

“回答得非常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起名叫西美昂吗？其实你的名字就来源于西门彼得，你要知道，我希望你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会将你暂时留在这里学习，你一定要好好跟着大教长进修。在我看来，你就是那块保加利亚未来教会的磐石。在未来，你学成之日，必将成为全保加利亚的主教。”由此可见，鲍里斯一世对西美昂的培养真是煞费苦心。

随后，鲍里斯一世及部分随从回到了保加利亚，西美昂则被留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各种知识。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东南角、巴尔干半岛东端、地中海与黑海的交界处。该城最早由希腊人建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3000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Ⅰ Magnus,306年—337年在位）在330年迁都于此，史称“第二罗马”（Secunda Roma）。如前所说，保加利亚人称其为“沙皇格勒”，后来的塞尔维亚人与基辅罗斯人也同样这般称呼君士坦丁堡。迁都后，拜占庭人为了使其能够长久抵御敌人，特意将城墙造得非常厚，而且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增加了数层城墙，还做了大量射击孔，上面布满军士，使它更加易守难攻。为了防范海上，拜占庭人更以巨大的铁锁链横在水面，没有政府的许可，寻常船只根本无法进入城市周围的海中。

君士坦丁堡城中有2座剧场、4座巴西利卡（公众集会大厅）、8个豪华的公众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粮仓、8条高架水渠、14座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贵族宅邸。在这些建筑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三个中心——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皇帝居所的大皇宫、宗教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文化中心君士坦丁堡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Constantinople）。其中，大皇宫与君士坦丁堡大学都位于城市的南侧，圣索菲亚大教堂则位于城市的中东部。大教长弗提乌斯便将西美昂送入了这所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让他研习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宗教学。

在大学里，西美昂学习数月之后，便通过了拜占庭传统的普雷普迪亚考试。因为他是外国人，可以适当放宽要求，所以他获得了很不错的分数。此后按照综合分数，他被分配给一名教师由对方长期辅助学习。在这里，所有的课程都是循序渐进的，但老师们都比较严格，不乏各种体罚。即便如此，这里也受到全拜占庭人的向往，据统计先后有10位拜占庭皇帝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而且，平民如果想进入拜占庭宫廷或教会，成为高级官员，就必须获得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文凭，由此可见这座学校的重要程度。

西美昂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最先学习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文法、诗歌及修辞，接着进阶学习了德摩斯梯尼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以及其他一些法学（《查士丁尼法典》及《罗马法》）和很多宗教学知识（特别是关于“和子”句的解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有些知识西美昂已经在保加利亚学习过了，但他还是努力往自己的脑子里填充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否认，他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接触并学习到了过去在保加利亚根本无法想象之多的学问，以至于他在给鲍里斯一世的信中，多次流露出想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和研究一辈子的想法。即使是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国王，他也经常回忆起那段时间，并称之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尽管君士坦丁堡大学要求很严格，几乎到了像军队一样的程度，但学校的生活绝对不是枯燥而乏味的。西美昂酷爱希腊古典文学与文化，为此特意加入了一个学校团体；他还曾经扮演过《圣经》中的大卫王，弹着竖琴歌唱。

西美昂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还利用业余时间游览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大学与大皇宫仅有一墙之隔。在过去，君士坦丁堡大学曾经是大皇宫的一部分，作为皇帝的一个备用咨询机构而存在，后来才慢慢隔开。即便是如此，许多大臣，甚至是拜占庭皇帝还是经常去君士坦丁堡大学寻求帮助，而大学的教授也经常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并对此乐此不疲。总体来说，君士坦丁堡大学是当时欧洲的学术中心之一，欧洲各国学者纷纷以能到这里学习为荣。

在这里，皇帝的威严、军队的肃穆、教士的权力、臣民的恭顺以及各式各样的建筑都给西美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对拜占庭帝国的模仿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而且，在学校的学习，令西美昂接受到了在保加利亚从未接受过的人文主义教育。这一切使他的心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精神与口才上的巨人。

西美昂快要毕业的时候，弗提乌斯特意邀请他与恺撒利亚的艾尔萨斯（Arethas of Caesarea,860年—932年？）见面。这位艾尔萨斯，可是拜占庭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是弗提乌斯的学生，也是未来的卡帕多利亚主教（Archbishop of Cappadocia），还是拜占庭著名的神学家、文学家与书目学家，曾广泛收集古籍，并对其进行编目。在成为主教后，他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抄写并批注古代各类书籍，特别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以及马克·奥利略这位罗马皇帝兼作家的作品进行保存。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批注的书中，竟然还保存了最早关于书价的记载。因为他的卓越成就，君士坦丁七世特意找到他，同意赞助他一笔钱，以写作一本百科全书。该百科全书名为《君士坦丁摘要》（Excerpta），里面包罗万象。不过，他最重要的功绩还是保留了大量的后古典时期与拜占庭时期史学家的著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拜占庭的早期历史，架起了一座桥梁。后来，他又编写了另一本百科全书——《苏达辞书》（souda）。该书以《君士坦丁摘要》为蓝本，广泛引用、旁征博引，内容比前书更详细、准确。

不过，这时的艾尔萨斯还未出名。他当时正在写作一部神学书籍，迫切需要协助，所以求助于弗提乌斯。弗提乌斯想到西美昂与他年岁相当，而且都是学问超群之人，便安排了这次见面。两人见面后，如同老友重聚，谈得投机，这令弗提乌斯非常高兴。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很久，即使后来西美昂成为保加利亚国王，他也时常与艾尔萨斯书信往来。

三年后，西美昂完成了君士坦丁堡大学的学业。弗提乌斯按照鲍里斯一世的要求，将西美昂送入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在修道院中，他令西美昂专门学习和研究神学，以备将来使用。同时，弗提乌斯还安排当时拜占庭最著名的隐修士阿森纳（Asenna）成为西美昂的老师，使其可以在神学的海洋中畅游无阻。这时的西美昂虽然并不十分喜欢宗教，但还是一如既往地遵从父亲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神学知识。在这里，他经过了拜占庭基督教世界最严格的筛选，被允许成为永远的基督教教士，不再参与政事。

他在修道院学习期间，经常与父亲通信。他说他已经理解到父亲的深意，认为他的哥哥就是摩西，而自己就是亚伦，两个人只有同心协力，未来才能将保加利亚变成强盛的国家。这让鲍里斯一世感到，西美昂确实已经长大了。

在现存的弗提乌斯与鲍里斯一世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西美昂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勤奋地学习拜占庭人的知识，在各个方面都很出众。这点着实让鲍里斯一世感到非常欣慰。正如西美昂自己所说：“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我感到自己已从一个保加利亚人转变成了半个希腊人和半个保加利亚人的结合体。”

886年，这是西美昂在君士坦丁堡的第9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在一场狩猎中坠马身亡，其子利奥六世（Leo Ⅵ,886年—912年在位）即位，史称“智者利奥”。据拜占庭编年史记载，利奥六世很可能不是巴西尔一世的儿子，因为他的性格与巴西尔一世大相径庭，他是个“文学家”，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他一切都好，唯一的问题是，利奥六世非常不喜欢弗提乌斯，因此刚刚即位便罢免了后者，直接将其流放到亚美尼亚，再也不许他回到首都。之后，利奥六世另立其弟——16岁的斯特法诺一世（StephanosⅠ,886年—893年在位）为新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看到自己的教父被罢免，西美昂自知已无靠山，不能长久待在君士坦丁堡了。他马上向父亲修书一封，说了自己现在的情况，不等接到回信，便动身回家了。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些和他一起前来的保加利亚青年才俊。对于他们的不辞而别，利奥六世也未加管束，要求城门官一律放行。离开君士坦丁堡那天，西美昂还悄悄地回望了渐渐远去的君士坦丁堡那高耸的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