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准-英雄”草稿

1802年后半年的某时，要么始于10月中旬离开海利根施塔特前往维也纳之前，要么刚刚返回不久，贝多芬完成了《降E大调钢琴变奏曲》（Op.35）的起草工作，将它们记录在当年使用的“韦霍斯基草稿本”［Wielhorsky Sketchbook］之中。[15]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写在两页纸上的E大调创作规划，直接跟随在变奏曲的草稿之后。这个为一部多乐章作品而作的初步计划正是目前所知的有关《“英雄”交响曲》的最早构思（参见互联网谱例E）。这个“准-英雄”乐章规划显示出四个关键特征：

1.一个4/4拍慢板引子的简要轮廓，以一个三和弦开始，并以上升的半音进行结束——这两个特征成为《“英雄”交响曲》起始主题最终版本的重要标志。为此，慢板引子被彻底抛弃，最终以乐队强奏的和弦作为开端。

2.第一乐章呈示部的草稿，采用降E大调和3/4拍。贝多芬为开头的快板主题仅仅写了六个小节，全部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采用主调，而开端则同钢琴变奏曲（Op.35）主题低音的吟唱相同。在同页的后部，他努力写下起始主题的另一个版本。它虽然同最终的版本相比仍属雏形，却在内容上有着本质意义。他在另一页写下有关呈示部的另一则草稿——它依旧显得普通，却包含着日后用于第一乐章的主题乐思。

3.这个早期规划继续走向一个慢板乐章，采用C大调和6/8拍。贝多芬写出了一个起始主题以及它的延伸，随后则是一个降D大调的段落，乐谱下方清晰地标记着“大管”（fag［otto］），因此确认他所思考的正是一部乐队作品。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6/8拍的柔板主题将在多年后于截然不同的语境中重现，成为贝多芬最后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Op.135）慢板乐章开头的旋律构型。

4.紧随慢板乐章草稿之后，他为第三乐章“严肃的小步舞曲”［Menuetto serioso］写下两个非常简短的乐思，还包括一个对比的三声中部。在这个阶段，贝多芬仍旧采用“小步舞曲”［Menuetto］的术语代替“谐谑曲”［Scherzo］，然而那个形容性的“严肃的”［serioso］作为“谐谑的”［scherzando］的反义词，却是他很少采用的。[16]

这份“准-英雄”乐章规划没有给予终曲乐章的详细指示，然而贝多芬肯定已经决定采用刚刚完成的变奏曲的主题和主题低音。我们找不到有关终曲乐章的其他任何草稿，无论是这本草稿本，还是随后使用的集中创作这部交响曲的草稿本。这同“英雄草稿本”和其他草稿页上呈现的《第五交响曲》的乐章规划相对立。贝多芬为《第五交响曲》的终曲乐章尝试了不同乐思，却没有任何同终曲乐章最后版本的相似之处。

我们究竟从这份“准-英雄”乐章规划中了解到了什么？总的来说有以下三点：

1.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初始乐思直接来自于《降E大调钢琴变奏曲与赋格》（Op.35），后者成为这部交响曲终曲乐章的基础。他的任务是要利用相同的基础材料，将它设计成具有连贯部分的交响曲终曲乐章。为此，他在具体创作这个终曲乐章之前先将前面三个乐章的基础连贯性予以确定。

2.他有意压缩第一乐章的慢板引子，使《第三交响曲》的开端同以往两部交响曲相区别。

3.贝多芬最初为慢板乐章起草了一个6/8拍的C大调柔板乐思，后来又以C小调的葬礼进行曲取代它。

最后一点颇为引人注目。它展现出在“准-英雄”规划的阶段，贝多芬正计划创作一个富有表情的柔板，并将其作为慢板乐章。除了它同芭蕾配乐《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的联系，这里没有任何信号同这个乐章或整部交响曲的“英雄”标题相关。然而，当他开始在“英雄草稿本”上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距离“准-英雄”乐章规划并不久远），葬礼进行曲已经取代了这个6/8拍的柔板，就此改变了这部交响曲的基本特征。它直接唤起人们对一位逝去的英雄的哀悼。几年之前，他曾经在《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Op.26）创作过一个较为简洁却感人的“为一位逝去的英雄”的葬礼进行曲，然而这个全新而延伸的慢板乐章则拥有更为庞大的规模。

针对慢板乐章的规划改变有着重要意义。通过这个葬礼进行曲乐章，贝多芬首次将死亡与纪念融入到交响曲体裁之中。乐章开头起伏的低音模仿着葬礼行进中的军鼓音响，仿佛士兵方阵迈着缓慢的步伐将死去的英雄送到坟墓。贝多芬并不希望具体描绘一个场景，因为他的想法是要创造一个“更富表情而非音画”（作为他的原话，被用作《“田园”交响曲》的副标题）的乐章。[17]在为《“田园”交响曲》谱写的草稿中，他还采用其他措辞来表达自己对音画的保留态度。然而，这个C小调柔板乐章却为整部交响曲带来全新的情感意义，将交响曲的精神境界加以提升，变得高贵。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两年后决定将交响曲的最终标题不再指代一位暗示的英雄，而是一个逝去的人物——“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英雄的交响曲”（Sinfonia Eroica 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i un grand Uomo）。

我们在“sovvenire”（纪念）一词上稍作停留。贝多芬的意大利文写作是准确的。那时他正在学习为意大利文配乐。我们从他当时（特别是1801年）创作的一些声乐作品以及他跟随萨列里［Salieri］学习意大利脚本配乐可见一斑。[18]“Sovvenire”的意思不仅是像法语或英式法语那样代表“纪念”［to remember］或“怀念”［to recall］，而在意大利文中拥有第二个含义“协助”［to assist］。因此，1806年作曲家所采用的副标题“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i un grand Uomo”具有“隆重纪念一位伟人”的意思。这个语句将葬礼进行曲和整部作品同针对一个葬礼仪式的场景描绘拉开距离，以一种严谨而强力的特点对英雄的伟大性予以纪念。这个慢板乐章唤起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死亡记忆（这也是全曲的主旨），而在C大调的中间部分则表达了希望和决心。其他几个乐章也都从不同角度对英雄性和崇高感予以表现。自从贝多芬撕毁了最初的手稿扉页，他可以把整部作品想象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富有远见的音乐颂词，不是对任何个人的颂词，而是对英雄的永恒理想的颂词。正如一位学者曾对第一乐章的高潮结尾予以的评价：“它的终极目标是未来”［its telos is the future］。[19]

我们不妨对葬礼进行曲多谈一二。它是当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音乐和歌剧（例如费尔南多·佩尔［Fernando Paer］的歌剧《阿喀琉斯》［Achille］）中常见的体裁。根据斐迪南·里斯的回忆，佩尔的进行曲是《“英雄”交响曲》慢板乐章的灵感之源。贝多芬很可能了解佩尔的歌剧（正如他熟知对方创作的《莱奥诺拉》，并根据相同的剧情创作了自己的歌剧《费岱里奥》），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能够支持里斯多年之后的断言。尽管如此，贝多芬曾在几年前见过佩尔，如果他丝毫没有对歌剧《阿喀琉斯》瞥上一眼就创作出这部赞颂英雄的作品，的确让人觉得意外。[20]贝多芬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深入阅读荷马［Homer］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古希腊与罗马的英雄人物在这个时代成为艺术、文学、音乐和政治生活的重要象征和楷模。他们可以被用来赞美当代的将士，正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代表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绘画所表现得那样。

《“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仍然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正如作品体现了贝多芬对理想主义和对伟大力量的信仰，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任何个体层次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