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鼓励和引导

陈梦家夫妇到美国深造的愿望最终实现于1944年，距1938年10月30日致信请托胡适帮助赴美已过去了六年。按照陈梦家夫妇的说法，他们夫妇得以赴美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的，那么事先胡适是否知道这件事呢？态度是什么？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陈梦家夫妇1944年11月中旬到美国，在芝加哥寓所安顿后，于圣诞节前抵达纽约拜见胡适。正是这次的会面，陈梦家知道了胡适日后的行踪安排。纽约会面后不久，1945年1月8日，陈梦家致信胡适，较为详细地述说了他回到芝加哥后的工作、待遇以及芝加哥大学与东方学院的关系等情况：

回芝加哥后，业已正式工作。此地有一个研究生，对于中国古文字略有根底，他很想努力一下。我和William先生又谈过一次，决定今年六月以前的工作由我和萝蕤合作教书与研究，但萝蕤另外在研究院选习三门功课，所以很忙。我们在此没有什么固定的名义，七个月薪水及二人来回川资共七千七百元（其中另需抽去百分之三十所得税），这笔钱十分之八九由罗氏基金出，芝大只出一小部分。此地中文系附设在文学院内的东方语文学系内，它和东方学院的关系也不很确定（只借用东方学院的房作图书室及办公室，东方学院内的博物馆是不放中国古物的）。其实照道理说，中国古文字和考古学，应该和近东的古文字和考古学发生联系才对，此地中文系也不介绍中国思想，它的自身与它与东方学院的关系都有些不伦不类……

陈梦家第一次游学国外，尚处在迷茫之际。这次访胡适，胡适谈了他青年时期留学的经历，建议陈梦家不妨读读他青年时期的《藏晖室札记》。这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全书共分成17卷，在这里胡适把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作为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他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因为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胡适先生是最受陈梦家敬重的前辈之一，回到芝加哥大学后立即寻找，但“这里的图书室没有《藏晖室札记》”，他希望胡适手头要是有的话“可否寄一部来”。

还是像十几年前扶持陈梦家走上新文学道路那样，胡适对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再次给予了鼓励和明确的引导。他在陈梦家来访之前的信中，对陈梦家多方面地涉猎，不能静心研究的浮躁状态，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对于胡先生的鼓励、批评、建议，陈梦家予以诚恳接受。在1945年2月17日的信中，陈梦家向胡适陈述了他在治学道路上的感受和体会，并对胡适超前的学术观点表示了钦佩：

你来信中对我所担忧的正是我近年来自己感到的，正是我想要出来重新学习的缘故。这七年中我在昆明得有更多的机会和北大清华同系的先生们常常谈论，并且因为教学之故，自己也多能专心研究一些，渐渐感觉，我们这训导国学的前头还有不少危机，就是在有些方面走回清代考据家的旧径，并且更走在较狭隘的路上，而西洋的汉学家在有些方面超过我们了。在我们中间有两种相反而并存的趋向，一种是守旧的倾向，一种是新奇的探险，而对于所谓科学方法以及西法学者治学的方法和精神没有充分的利用。在昆明时我常常翻读先生的总集，发现有许多地方我们正在讨论的，先生早已看到，又由现在过重分析，而忽略了普遍而广博的发现与综合的研究，常常钦佩先生在这些方面的超越。

陈梦家还对自己钦佩的师长胡适先生谈了他今后一段时间里想要做的事情：

现在我在此地的工作非常清闲，下学期（正月二日起）只教一门文字学，其他自己研究，我想整理一下旧稿以外，多去听一点历史学、人类学和普及学的课。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大致有三项：一把我的文字学讲义改编成一本英文的课本；二把我研究上古史（偏重金文，《尚书》和古年代的）写成一个英文本；三看一看所有在美国的古铜器，作详尽的记录和考订[6]。这三件事和我近年的工作有关，我可以简略说一说。

我的文字学讲义是用白话写的，初过七次，改过三四次，因为总不能满意和印刷的困难，一直没有印过，到此地后看了许多外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此类的书，觉得很需要一本简单而新的文字学导论，现在打算先做它，对于治汉学的外国学者，或者有一点利益。

我现在觉得我们要援引很零星的甲骨材料来治史，治文字学都嫌过早，一则因为甲骨本身的技术问题（如定时代、配合□□天文等等），待解决的正多；其次，我们对于商代的语言系统和文法例还不大明了，所以我近来总偏重西周金文和《尚书》的比较研究，对于周初历史和《尚书》的年代可以稍稍清楚一些，譬如《尚书》里的“王若曰”，从西周金文可知其为史官代宣王命的一种形式，凡王将策命交史官宣读的，有时写“王若曰”云云，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尚书》凡一篇之中，有两个“王若曰”的，必是两个不同的策命，后来附合而成一篇；又如西周金文以称王为界，称王以后属于后期，凡在前期金文只有“作册”而无“内史”，只有“拜稽首”而无“拜手稽首”，那末如今的“内史友”、□□里的“拜手稽首”一定经过西周后期的修改，以上二例可以推测现今的《尚书》有不少的西周文献，是经过西周后期改编的。

这里陈梦家向胡适谈到的治史和治文字学及其他“偏重西周金文和《尚书》的比较研究”的思路、方法等均得到了胡适的肯定和赞许。他所提到的《王若曰考》曾发表在卫聚贤主办的《说文杂志》（说文月刊）特刊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陈梦家与胡适所提及工作内容，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一把文字学讲义改编成一本英文的课本”，即后来的《中国古文献概要》。“二把我研究上古史（偏重金文，《尚书》和古年代的）写成一个英文本（最早完成的）；三看一看所有在美国的古铜器，作详尽的记录和考订”，著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英文书稿。

陈梦家向胡适汇报中提及的“四年以前我受北平图书馆的嘱托，编辑考古学丛书，由图书馆致函欧美博物馆，收集关于中国铜器的照片，我据此材料想编成二集附有考释，都已交商务影印，因面临战事不能出版”，指的是北平图书馆委托他编辑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其第一集于1946年5月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第二集未能出版，稿存北京图书馆，2017年由中华书局将二集合并出版。

陈梦家与胡适同在美国的日子里，因不在一个城市，通信多，晤面少。《胡适先生年谱长编》也只记载了1945年7月8日，在纽约羊城酒家公宴袁同礼先生时，主人中有陈梦家（来自芝加哥）。其他几位主人分别是：王重民夫妇（来自华盛顿）、尤桐（来自普林斯顿），还有陈鸿舜、朱士嘉、冯家升、王毓铨夫妇、杨联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的朋友都写信给他们报喜讯，陈梦家从朱自清先生的来信中得知闻一多剃掉胡须的事情，和西南联大准备第二年春天复员迁回北平的消息。不久，陈梦家又得到胡适已接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来电，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消息。1945年11月4日，陈梦家致信胡适，首先祝贺他即将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汇报了近几个月来的工作和研究的情况：“今年秋季仍旧在芝加哥大学教两门课，一门论语，一门文字学，每班有六七个学生，程度都不坏，因此兴趣尚佳。为哈佛燕京社所作的铜器目录，也已开始，所得材料比意料的好，且有许多重要之器。我想乘此机会对于形制花纹、年代和地域分布三事，特别注重，作一有系统的研究。”信末，告诉胡适：“十一月底到纽约时再当面请教。”因研究急需，陈梦家附言借用胡适的《六同别录》和《殷历谱》。

陈梦家此时已经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考察流失欧美的中国铜器和研究殷商并西周历史、文字方面，出版不久的《六同别录》《殷历谱》自然是重要的参考书。因两书暂时不在胡适手中，陈梦家在信发出后，隔了一段时间去了纽约拜访胡适，还是没有借到这两部书。然后，陈梦家去英国考察中国铜器，回到美国之后，依然没有见到胡适寄来的书。1946年2月17日，他再次致信胡适，先是报告了他最近考察中国铜器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情况，然后再次提出借阅《六同别录》并《殷历谱》的请求：

沿途看了不少公私藏家，回来后，满架的像片还没有工夫仔细去整理，其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最近拟将自新郑出土，以及历次史语所的发掘，依照年代地域作一简明的叙述，看看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工作究竟到了怎样程度。中央研究院的安阳总报告尚未出版，只能就零星发表的记载试作一作，因此急于要用《六同别录》上的石璋如君的报告。今天特地写了封信给转寿萱君，若他到府上，把此书与《殷历谱》一并取下寄来，要是这两本书都尚未收回，要劳先生的神催一催，先生定能谅解“缺少”一本要查的书的苦恼的……

或许是胡适正在忙于回国前的各种未竟事宜，并没有太理会陈梦家急迫的借书要求。一个多月以后，1946年3月27日，陈梦家接到了曾委托代询胡适书事的韩寿萱的来信，信中转达胡适的话说，“行期定后，装箱时”，会将两书交韩寿萱转给陈梦家。不几日，陈梦家果真收到韩寿萱寄来的《六同别录》，但没有《殷历谱》。收到书后，陈梦家立即回复韩寿萱，并询《殷历谱》因何未寄。韩寿萱接陈梦家信的第三天，1946年4月8日复信陈梦家，告知原委：

《殷历谱》胡先生已送他人矣，无法寄上。适公深为此抱歉。适老藏书都已装箱，现正待船返国，大约本月总可起程。

自1945年11月陈梦家就开口向胡适提出借阅《殷历谱》，差不多有五个多月的时间，结果是胡适“已送他人矣”，这个做法令人匪夷所思，或许确有不方便借给陈梦家之处。

陈梦家还是十分感谢胡适的。收到韩寿萱寄给的《六同别录》后，1946年4月21日，他从罗马考察返回芝加哥，当即复信胡适：“日前承寿萱兄将先生的《六同别录》寄下，谢谢。上有先生的批点，尤觉可贵。”并告诉胡先生“所幸此处最近到一整部（《殷历谱》），可以应用”。因“本期有一门孟子课，因此得到六月中才能去纽，不克亲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