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灰暗的尾声

院系调整后，陈梦家转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清华大学的房子交出来了。赵萝蕤转到新北大外文系，北大给了她房子。等到他们买到自己的房子，已是1956年的事情了。

1952年的国庆节，赵家和陆家是在城里过的。赵萝蕤和陈梦家专门去看望了心力交瘁的陆寄爹和寄母刘文瑞。

陆志韦到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后，潜心研究汉语。1956年发表《汉语的并立四字格》。汉语的并列四字格实际上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分类和归类的过程，体现着汉族人的一种分类观。对并列（陆志韦当时用的是“并立”）四字格结构的认识，最早可能始于陆志韦。陆志韦在该文中认为四个字（音节）在语法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四字格”，其中两两并立的叫作“并立四字格”，如枪林弹雨、飞禽走兽、伶牙俐齿等，而并列“四字格”的来源可上溯至《诗经》《屈赋》《易经》《论语》等古文献作品。1957年，陆志韦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与陆志韦同样，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开始全神贯注地撰写《殷虚卜辞综述》，同时开始撰写另一巨著《西周铜器断代》。陆志韦原本是语言文字学家，还是1954年12月16日国务院任命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23名委员之一。他的身份足以说明他对于文字简化和推行拼音文字是有着自己的见解的。1957年9月，就在陈梦家因对文字简化提出不同意见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文字改革月刊》“笔谈”栏目向他约稿，陆志韦并没有因此会招来麻烦而拒绝，而是直抒胸臆，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简体字和拼音方案》的长文，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字改革的看法，并对已经公布的两批简体字中的个别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耐人寻味的是，陆志韦在文章中几次提到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文字改革委员会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带有“成见”，要以诚恳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文章的开篇，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目前的困惑和忧虑，并建议文改会应该多做些面对面的同志式的批评：

这些日子，我常是在自问自答：以往我对于文字改革的看法，哪几点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哪几点未必是这样。特别是文改委员中间，在简字和拼音上都出了个别的右派分子，我们更得要“自疚”，断不能因为自己跟他们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就以为在文改方面，思想方法上和作风上，都万事大吉了。我现在要说的，都不过是些技术上的小节，但是免不了会反映出我对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否彻底忠心，对于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是否全盘的了解，是否平心静气地在谋求解决已经发现了的种种内部矛盾。同志们会从这个角度来批判我。我们委员会以往不常能用这样的诚恳态度来处理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面对面地作些同志式的批评。

对于汉字简化，他认为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祖宗传给我们一些造字的原则，有的是可以考虑的”。每个字的写法都“有它的历史渊源。记得我们简化‘國’字的时候，大家不喜欢用‘口’，因为是‘空空如也’。那么‘厂’就可以让它空着么？不只是空的，并且还摆不稳”。虽然陆志韦对于简化字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他还是表示“已经颁布的简化字不宜多更动了，个别的字可以修改”。“关乎拼音方案或是拼音文字”，陆志韦表示：“我要说的话很多，但是尽有机会慢慢地说，只希望以后大家不要成见太深，更谦虚地想想汉语是怎样一种语言，我们的任务是怎样的任务。”“据我了解，为汉字注音和采用拼音文字，中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不只是时间上的距离，还有技术上的距离、研究上的距离、语言学理论上的距离等等。”

据《文字改革月刊》“人民来稿处理单”，收到的时间是1957年9月24日。叶籁士的批示意见是在1957年《文字改革月刊》10月号用，但因该稿有些内容和观点不符合月刊的要求，一改再改。直至12月初，陆志韦接到11月30日月刊编辑的来信，告诉他打算在第二年1月号上发表。

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陆志韦与他并未中断往来。1958年苏联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伊·费先科·勒·伊·杜曼访问北京，陆志韦与杜曼早有交往，深恐中科院有关人员在接待上漫不经心，怠慢了杜教授，特地致信叮嘱陈梦家：“这次杜曼等来中国，对苏联‘汉学’的发展和两国友谊关系极大。院方有时在小节上相当疏忽，我们得自动设法帮助他们。杜教授对金文学方面资料极有兴趣。”并请陈梦家和“夏先生、张先生等尽量给予辅助”。

进入60年代，陆志韦几乎赋闲，偶尔去单位参加一些活动。1962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再次下发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陆志韦对“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并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的最后，他针对有人对姓氏简化有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必多考虑，“萧先生们不反对‘肖’，黨先生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呢？假若有馬先生反对‘马’，我们也连毛带腿都给添上么？习惯了写‘陸’，别人写‘陆’，一点也不反对”。

1963年1月，陈梦家摘掉了压在他头上五年多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为此充满了喜悦心情的陈梦家和赵萝蕤，还专门去了陆志韦家。陆志韦以长辈的姿态，再次告诫陈梦家处事要小心谨慎才是。

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梦家再次罹难，受到折磨和羞辱，9月3日，趁赵萝蕤重病卧床不起，以睡衣腰带自缢身亡，终年55岁。赵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加剧。

陈梦家之死，陆志韦难受万分，每日为精神病加剧的干女儿担忧，却爱莫能助，只有默默祈祷“天主”保佑了。

“文革”中陆志韦虽已退休在家，却仍未逃脱被揪斗和批判，除“三反”强加给他的“罪名”外，还加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阶段，就是要清理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采用的办法是创办“五七干校”。1969年年底，年已75岁的“反动学术权威陆志韦”在三子陆卓元的照料下，与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偏僻落后的“五七干校”劳动，被勒令去养猪。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陆志韦的身体已被摧残得憔悴不堪，血压不断升高，常常头晕目眩，生活不能自理，精神恍惚，“直到一天陆志韦突然晕倒在养猪场里，冷汗淋漓，神志不清，气息短促……后来公社请来医生，经初步诊断，得知已病入膏肓，难以妙手回春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54页）。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10月，经军宣队批准由他的三子陆卓元陪同他返回北京家中养病。到家后，他才知道妻子刘文瑞因忧郁过度已在同年4月逝世。因是“黑帮分子”，陆志韦虽然重病在身，但没有医院肯收留他，更没有医生敢给他看病。11月21日，陆志韦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76岁。死后，国内媒体未作任何报道。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经过详细调查，撤销了加在陆志韦身上的所有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彻底为他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