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众叛亲离
1949年10月至1951年，同清华、北大一样，燕园里很是平静。陆家、赵家以及住在燕园内同仁各家都过上了没有战争的硝烟、居家享受安宁生活的舒心日子。陈梦家和赵萝蕤住在清华胜因院内经陈梦家打造的书香气、古董气浓郁的安乐窝里，他们没有孩子拖累，夫妇两个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面。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陈梦家被选为研究会理事。这个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1949年9月1日，毛泽东主席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梦家被邀请为协会理事会成员。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
同年10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选举图书委员会委员，主席是潘光旦，委员有陈梦家、王永兴、张子高、胡祖炽、吴景超、郑尧、刘仙洲、宗孔德、唐贯方、毕庶滋、陆震平，还有两名学生代表邢家鲤、葛俊民。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梦家在事业上是顺风顺水、异常得意的。每逢周末，陈梦家、赵萝蕤总要到赵家来。只要听说陈梦家、赵萝蕤来赵家了，陆志韦总会抽空到赵家串门儿。有时还与赵紫宸和赵萝蕤一起打打桥牌。陈梦家、赵萝蕤在工作或学术上有了问题，会在小聚时向赵紫宸、陆志韦二老讨教。陆志韦仍像对待年轻时的陈梦家、赵萝蕤一样，居高临下地予以指教，当然有时也激烈地讨论，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这种精神上的放松和工作上忙碌而又无压力的生活并不长久，到了1951年初夏，土地改革开始，政治气氛愈来愈浓，先是陆志韦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赵萝蕤则于同年10月赴湖南常德参加半年的土改。到了秋季，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推动下，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开始酝酿合并。也是在这个时候，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于10月3日召开，“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开始了。在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北京市委派的以蒋南翔为组长、张大中为副组长的工作组领导的。这次运动目标清楚，重点是三个人物：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其他人是教育问题。
1952年1月19日，赵萝蕤参加土改回到北京。还有几天便是除夕了。赵家、陆家，还有陈梦家、赵萝蕤，没有像往年那样聚集在一起，三十晚上赵萝蕤和陈梦家在赵家吃了个团圆饭。饭桌上，赵紫宸长吁短叹，在他的感染下，全然没有了往年喜乐的气氛。饭后，赵萝蕤与父亲谈了谈校内运动方面的事，劝他不要太有压力，实事求是检讨就是。然后赵萝蕤与陈梦家去陆家拜年。陆家的气氛要好些，陆志韦依然谈笑风生，但是明显地憔悴了许多。因陆志韦正面临被批判，要思考和写“检讨书”，不便久坐，于是回清华胜因院。
与燕大同样，清华、北大等校“三反”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陈梦家所在的清华大学潘光旦、周炳琳等一大批教授遭到批判。陈梦家也因个人英雄主义突出，几次检讨未被通过。最令他恼火的是居然有人对他为文物陈列室购买古器物产生了疑问，让他交代是否有公私不分的行为。尽管在“三反”期间陈梦家遭到批评，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自1950年起，陈梦家在《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改为《文物》）发表了《中国古代铜器怎样到美国去的》《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铜器发展历史概要〉讨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劫夺在台湾的我国古代铜器》等。1954年，《历史研究》（双月刊）创刊，陈梦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周文中的殷人身份》。
到了1952年2月下旬，对陆志韦的斗争已经升级。许多平日与陆志韦看来关系很好的人，已开始揭批他。赵萝蕤是陆志韦的干女儿，这是燕大校园内人所共知的。为了让她站出来揭批陆志韦，工作组煞费苦心。先是张大中、侯仁之、翁独健开燕大干部会敲打，而后让系内进步教师做思想工作。2月24日，系里的青年进步教师杨耀民受工作组指派来找赵萝蕤谈心，要赵萝蕤“对陆校长坚定立场，怕我对他的深厚感情又要作怪”。因最近一周，揭批的对象主要是张东荪，关于赵萝蕤对陆志韦的态度问题，也就没人顾得上了。赵萝蕤和陈梦家对张东荪的学问、人品，尤其是民族气节是极为敬佩的。赵萝蕤在看了张老先生的几次检讨后，“不觉得他是反动，我的心里还是十分爱他”。对于会上揭批张东荪的发言，赵萝蕤担心的是“不知张老受得了否耳”。赵紫宸的检讨也开始了，受校务委员会谢道渊的委托，赵萝蕤还肩负起帮助父亲“讲解立场”的任务。3月2日，“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开展。西语系教师看完展览，讨论时有人把矛头对准了赵萝蕤，先是俞大絪说话“莫名其妙”，而另一教师阮铭则直截了当地说“特别注意我的亲陆思想”。3月4日，按照校务委员会的要求，西语系组织教师讨论“全校性与陆志韦的问题，大家基本统一认识陆是亲美的”。会上俞大絪因与陆志韦“私仇甚深”，“最有顾虑”，而另几位又都“亲陆”，会议讨论不能深入。晚上，侯仁之专门找赵萝蕤谈话。赵萝蕤当晚日记写道：“希望我对陆事有所发言，而我实缺乏勇气。他未明言，但隐隐约约已给我扣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帽子。八点和他同去办公室开会，张大中已来，重申政策，并特别告我对父亲要帮助。回家已午夜了。”3月5日，“上午九点，新闻、教育、外文三系合开师生会，上半部同学控诉，下半部师生发言……俞大絪揭发陆三件事，仍从自己自私自利的仇恨出发，毫无立场，可鄙”。从赵萝蕤的日记不难看出她对俞大絪报私仇极为鄙视。在她3月6日的日记里，再次记下了对俞大絪“责陆”的不满：“十点半又开教员会，漫谈昨天会的收获，杨德在座。俞大絪再次恶劣的责陆的丑恶，又数次举出曾昭抡作为自己护身符，又说合并事陆完全是假，教育部表扬陆时，‘昭抡曾向钱俊瑞说，昭抡是旧时代人，能识出陆是假的’。俞真乃丑恶之极。这一个月多的‘三反’，给我的教育意义极大，12个同事的真面目皆已揭露而惟俞最丑。下午父亲检讨尚好……”
陆志韦的检讨大会于3月11日在大礼堂召开。赵萝蕤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会议的大致情况和群众的反应以及她对陆志韦的真实态度和立场（1952年3月11日赵萝蕤日记）：
下午陆寄爹在大礼堂作检讨，计二小时许。站在我个人立场听来非常伟大，难怪我一生只是倾倒于他。我把他的检讨详细记下。途中人人皆曰检讨好。
为了达到揭批陆志韦的最好效果，工作组做了大量动员工作，包括陆志韦的女儿、燕大化学系研究生陆瑶华和与陆志韦最亲密的学生吴兴华、林焘等。对于赵萝蕤，他们明知她不会登台揭批，但也没有放弃争取她。3月12日，翁独健又约了赵萝蕤谈陆的问题。也许是赵萝蕤有顾虑，怕冷了场，在翁来之前，先约了本系的吴兴华、巫宁坤、俞大絪、胡稼胎。翁与他们从下午两点谈到五点，工作组副组长张大中来参加，又做了启发式动员。而就在即将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揭批陆志韦的大会之前，赵萝蕤病倒了，需要卧床休息。陈梦家也因赵萝蕤病倒，需要他的照顾，免去了每天参加会议之苦。但他还是在晚上参加了潘光旦的检讨会。
揭批、控诉陆志韦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召开，首先登台批判、控诉陆志韦“反动集团罪行”的人，果真多为原来陆先生着意培养、信任的人。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同陆志韦一同被日寇逮捕拘押的侯仁之。当年在狱中，陆志韦患病之时，侯仁之给予了精心照料，这件事陆志韦一直记挂在心，燕大复校后，对侯信任有加。而在1952年3月11日燕大师生员工举行大会控诉“陆志韦及其反动集团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时，侯仁之是燕大教授中唯一登台“揭露陆志韦反动集团‘把持校政打击进步力量散布反动言论’罪行”的人。他的发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揭露和控诉了陆志韦利用聂崇岐、齐思和、沈乃璋和陈芳芝组成的一个“严重危害人民利益、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集团，把持校政，维护燕京这个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披着“宗教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外衣，继续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政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阳奉阴违，对于校内进步力量肆意打击的罪行。在发言中，侯仁之还分别揭露批判了“陆氏集团四兄妹”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侯仁之的几段发言，直接涉及陆志韦的并不多，矛头主要指向聂崇岐和齐思和等人。最后，侯仁之还是抡起棒子，给了陆志韦狠狠的一击：
最重要的是三四年以来，每当学校有新生希望的关头，陆志韦必然要参与参谋团秘密讨论，商量对策，一心一意维护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执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政策。聂崇岐自己坦白说陆志韦曾经在四次紧要关头和他商量过学校的大计：第一次在解放初期；第二次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第三次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期；第四次在燕京改为公立的前夕。另一方面根据我们所看到的陆志韦与纽约托事部来往的信件，可以说三四年来，凡是有关燕京大学的重要措施，他无不与其美国主子商量讨论，一面接受他们的指示，另一面又献计决策。这一切与美帝国主义来往的信件，从来没有在燕京最高的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上公布过，甚至连提都没提到过，政府和教育部当然是更不知道了。这简直是蒙蔽校内同仁和欺骗政府的一种罪恶行为。
如果说侯仁之在大会上的“揭露和控诉”，陆志韦还能承受，毕竟侯仁之打击的目标不是直接对准他，而真正让他难以预料和承受的是燕大生物系的研究生陆瑶华、外文系副教授吴兴华和国文系讲师林焘对他的控诉、揭露和批判。陆瑶华是陆志韦的女儿；吴兴华则是陆志韦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林焘是陆志韦的学生，也是他学术研究的助手。
据说陆瑶华登台发言批判自己的父亲，是接受“指派”，背熟了台词。尽管如此，亲生女儿在大庭广众之下“义愤填膺”地“控诉”自己的父亲，对于陆志韦这个老派的学者来说，是非常不能接受的。陆瑶华在发言中一口一个“陆志韦”，不仅陆先生听了气愤不已，与会的教师员工私底下对其也都有微词。有记录称，陆志韦面对自己的女儿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因陆瑶华在发言中还揭发了赵紫宸“为营救六个美国俘虏的事”找过陆志韦，原本对陆瑶华并无好感的赵家二老和赵萝蕤、陈梦家谈起陆瑶华的“大义灭亲”都深感痛心和厌恶，同时庆幸当初赵家小三没有与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孩继续交往。
吴兴华在这次“三反”运动中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批判陆志韦的全校大会上因“大义凛然”揭露陆校长，得到工作组的赞赏，也为他在运动后得到信任和重用打了基础。在陆志韦的眼里，吴兴华是“孺子可教”的一类，也是他最器重的青年教师，还是玩桥牌的忘年交，但这位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才子，在“运动”来时却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面对吴兴华这样的绝情，陈梦家很是愤慨，他和赵家人说，陆先生有今日之众叛亲离，“全怪他缺乏识人的能力”。
吴兴华的发言，现在来看，实际上是没有“杀伤力”的。按他自己发言说，在“三反”运动以前，他是陆家的座上客，他佩服陆先生的为人，等等。现在他登上了批判台，指名道姓地对恩师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我今天才看出了陆志韦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痛恨他那套欺人的学术外衣，同时我也深深了解为什么阴险毒辣的美帝国主义会派像他这样一个人来“坚守岗位”，而且华尔街的老板们死乞百赖给他以“最有力的支援”。
吴兴华控诉完陆志韦校政方面的“罪行”，开始揭控他在政治方面的严重问题：
最后说到政治，想从陆志韦口里听到一句有关国内外政治比较肯定的话是极端困难的。我只提一桩事，当抗美援朝运动刚展开时，我们一群讲助会讨论应否出兵的问题，并且大家认捐款项，支援那时快要组织起来的志愿军。有一次谈起这桩事，我曾说政府的意思到底要怎样办，始终没有明确的表示。我们讨论所得的结论，也不知是否正确，当然那时我政治水平很低，周总理说过“不能置之不理”，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可是陆志韦怎样说呢？他只冷冷的说：“唉！政府要是有力量可以作表示，早就表示了。现在不是不肯，是不能。”当时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想陆志韦认识好多政府领导干部，所以说的话一定有道理，我们要是大规模出兵恐怕要倒霉。直到人民志愿军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获得一连串光辉的胜利，才扭转了我的恐美思想。从最近揭发的材料里，我们都可以看出陆志韦对政治有多么浓厚的兴趣。远自解放前，勾搭司徒雷登、魏德迈起，他一贯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深谋远虑，有守有攻，什么国际谅解、中美友谊、人道、伟大的实验……一句话就是铁托路线。我们的政府民主、自由、宽大，他都看做钻空子的机会，高高兴兴的飞快的报告托事部：宗教政策很宽大，洋人可以留学，美国的钱可以拿，太好了，让我们再想些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这帮人。
罗列了一大堆所谓的证据、材料，其实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可以打倒陆志韦的东西。吴兴华只能以质问的口气说几句空话：
同志们，这是什么立场？这样一个人有做爱国中国人最起码的条件没有？
吴兴华对陆志韦的批判之后是林焘的“控诉”。“控诉”的结尾，他给陆志韦“扣”上了多顶空洞的帽子：他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人，他死心塌地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他披着纯学术的外衣进行反人民的政治活动，他的“民族气节”也是假的，把外衣剥下去后，发现陆志韦赤裸裸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爪牙。
（以上吴兴华、林焘文，引自1952年4月14日《新燕京》1952年第4期第八版。）
面对燕大工作组一次次组织的批判，开始的时候，陆志韦对一些人的不实之词，甚至诬陷、造谣，特别是言辞缺乏最起码的人格尊重，难以接受。但他知道，这一难他是难以逃脱了，只能硬着头皮，不管对错，一概接受，并在各种批判会上检讨交代，向全校师生低头认错，甚至“痛斥自己”。在1952年3月11日全校师生大会上，陆志韦做了一个很长的检讨，最后总结归纳说：
以上我检讨了四个问题。现在把我的责任、我的错误总起来说：
一、司徒雷登选择了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亲美思想已经进入骨髓，自甘情愿的在燕大执行美帝文化侵略。他又利用了我的自高自大，我的虚名，可以在校内校外做幌子，叫人更不容易认识文化侵略的圈套，害了无数青年。
二、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一向是消极抵抗，实际上是消极进攻。我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堡垒，要保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只愿让步，知道让步是势所必然的，然而越少让步越好，我不愿意改造思想，所以也不愿，也不能改变燕大。我从前的立场是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三、从我跟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跟联合托事部的关系来看，我的罪恶不但敌我不分，我站在美帝国主义立场上，在解放之后，保存了燕大的旧传统，我还狂妄到自己以为我凭自己的主张来办燕大，不需要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实际上，我的态度在表现我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我跟他们的关系是奴才跟主子的关系。至少在下意识里我怕美国人回来，希望原封不动地保持燕大好交还给他们。
四、校内几个反动分子的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行动，凡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应当负责任。我纵容他们，包庇他们，那就等于间接指示他们。我利用他们来维持燕大的旧传统。我跟他们互相依靠，成为恶性循环。直到“三反”运动，群众才把这恶性循环打断。
以上说的我的罪恶，绝大部分我在上次做检讨的时候，还不能认识。心里像横着一扇铁门，自高自傲的心情浮在外面，那是我从前做人的基础。肮脏丑恶的思想藏在里面。“三反”运动里，群众帮助我，把铁门打开了，我认识了自己的亲美思想，认识了整个美帝国主义在燕大进行文化侵略的骗局。我还只是初次跟我思想的黑暗方面见了面，还要往深里挖。承同仁、同学帮助我，我才醒过来，心里很痛苦。群众把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把美帝国文化侵略的全部面貌指给我看。特别是对美帝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见片面，所以不能认识全貌。再跟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连起来看就认识自己的罪。一切人痛恨我的罪那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从前以为我的长处，现在完全否定。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希望群众继续帮助我，因为我认识不够深刻，给我最严厉的批评，对于我过去所做的错事，我应当受惩罚，感谢群众今天给我这个机会。（1952年4月14日《新燕京》1952年第4期第八版）
揭批运动开始后，陆志韦和原本主持校务各方的所谓“四兄妹”全部“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