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常平仓探源
一 久远的积储传统与经济调节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处于亚欧大陆的东部，这一地域属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区，水、热时空分配不均衡表现得十分明显，江河径流量季节间、年度间变化大，冷暖波动和水旱灾害多发，受其影响，农业生产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范蠡的周期波动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1]《淮南鸿烈·天文训》亦说：“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2]又《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3]晚近的量化研究表明，传统农业社会平年以下歉收年份所占总年数比例达到40%以上（见表1-1）。
表1-1 公元前210～1910年评定的丰歉等级构成
民以食为天，对于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而言，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意味着极端事件和危机会对经济社会及人口生存造成巨大冲击。这迫使先民对生产、生活进行适应性调整，在久远的历史中形成了粮食储备传统。
在新石器考古中，人们发现了存有大量粮食遗存的窖穴。例如，考古人员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代表，距今7200～7300年）发现88个长方形的灰坑（坑口长1～1.5米、宽0.5～0.8米、深1～5米）堆积了大量的粟遗存，厚度一般为0.5～0.6米（较薄为0.2～0.3米，最厚则达到2.9米），据估算，其储存量高达138200余斤（除去误差也可以10万斤计）。[4]磁山遗址粮食储量之大是惊人的，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有计划的粮食储备以防灾变或许已成为生产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进入文明时代，在殷商甲骨中，人们发现了有关仓储的文字记载：
令吴省才南
，十月。
陈梦家先生将“
”释读为“积谷所在之处，即后世仓廪之廪”。整句卜辞的意思是，商王命吴之人省视南地的仓廪。[5]这表明殷商时期可能已经有了制度化、成规模的粮食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夏文化展开的最新考古工作在距今4000～3700年的河南淮阳时庄遗址中发现了已知年代最早的用于粮食集中存储的粮仓仓城[6]，对该遗址的考古研究或将进一步揭示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更为久远的历史。
《周礼·地官司徒》中的“遗人”“旅师”“廪人”“仓人”“司稼”诸官职的职文（见表1-2）记载大体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运用粮食储备稳定供求的经济调节思想，《周礼·地官司徒》有多个官职涉及于此，说明先秦时期国家行政职能与经济管理思想已高度重视粮食储备。除此之外，《礼记·王制》还对积储的安危标准有所规定：“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7]
表1-2 《周礼·地官司徒》有关粮谷储备与平抑粮谷供求的官职与职文
春秋范蠡的“平粜论”及战国李悝的“平籴法”可视为常平仓制度的先行思想。范蠡在平粜论中指出：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8]
范蠡认识到若放任粮价涨跌，其结果很可能是农病或工商病，故应以“平粜”（应包含籴与粜两种操作）将价格稳定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范围之内，让“农末俱利”。作为法家的早期代表，李悝对治国策略有全面的把握，由于农业对富国强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提出了调控粮价的平籴法。李悝在平籴法中分析了粮价波动对于生产和消费的影响：“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由此强调了实施平籴法的必要性：“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具体到政策，李悝论述道：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9]
简单来说，李悝将丰收之年分为上、中、下熟三等并按一定比例收购余粮，与此相对应，灾荒之年也要分为大、中、小饥三等。大饥把上熟余粮抛出，中饥把中熟余粮抛出，小饥则把小熟余粮抛出。平籴法有籴、有粜，目的是调剂生产波动中的盈亏，平抑粮食供求，使社会得以稳定。“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10]
范蠡和李悝强调要对粮食流通进行必要的干预，但都没有主张以指令性的手段加以管制。不过，两者的思想也有微妙的差异。范蠡的观察点是市场，对粮价波动的理解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李悝所理解的粮价变化特别关注到农业生产长周期的波动即供给冲击这一重要因素，从上熟、中熟、下熟到小饥、中饥、大饥，李悝试图借“观岁”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以年为单位的周期变动过程，他似乎更注意从宏观政策层面寻找到应对问题的根本性机制，看上去更有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的“宏观调控”意图。
二 完整的理论阐发与汉代的初步实践
除范蠡和李悝之外，《管子·轻重》篇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粮食缓冲籴粜的理论和政策内涵，这是在考察战国之际经济思想时应予以特别关注的。[11]在《管子》成书的时代，小农经济、商品、货币、市场以及因农业生产波动而导致的经济起伏都已是典型、普遍和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这些现象本身以及它们相互叠加、影响与作用后所呈现出的经济问题已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存在。对于《管子·轻重》篇的作者而言，如何将具象的“繁杂”转换为抽象的“简易”，以便对经济社会加以深刻的认知和把握无疑是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轻重》篇将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皆化约为以“轻—重”相对待的经济关系或经济范畴，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轻重论。有关“轻”“重”的经济学内涵，一般的理解是关于供求与价格的原理，[12]既有的研究对此已有大量的分析，为方便讨论，兹以图1-1予以简要说明。
图1-1 “轻重”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从微观局部考察，轻重的理论抽象似乎大大简化了对经济事物的认知。但如果从微观转至宏观，轻重分析并不是“简易”的，因为“万物”会生成大量支离的、不能被简单加总的轻重关系，这样的轻重分析对于宏观治理而言并无多少价值和意义。不过，轻重论者并未纠缠于此，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轻重关系的结构层面，并抽绎出了其中的主要矛盾。论者发现，“谷独贵独贱”[13]，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替代性商品，它的轻重不仅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产量和需求，还能进一步影响和左右其他商品的轻重——“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14]这样，在众多的轻重关系中论者抓住了要害，将“局部轻重”加总而形成的复杂问题转换为以粮食为纲的“一般轻重”问题，轻重论由此被提升到宏观层面。
聚焦于粮食，论者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15]“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16]由此不难推知，粮食供求与价格的变化会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如果粮食产量出现丰歉变动进而导致粮食在轻重之间转换，那么整个宏观经济也会随之波动，若丰歉变动超过了一定范围，经济系统将因此遭受重大影响，即所谓“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饿民。”[17]那么，在粮食的生产和需求难以形成长期稳定关系的情况下，供给冲击造成的大幅波动如何能够被有效地平抑呢？在理论层面，论者发现虽然国家难以左右粮食生产中的气候因素，但手中掌控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工具——货币。货币是“通施”“通货”“沟渎”，并且遵循“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18]的规律，这样就能够通过调节货币与粮食之间的轻重关系来影响经济，其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或“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19]，意即贱则（稍）高其价买之，贵则（稍）低其价卖之。例如，丰收之年，粮食大量有余，市场就会形成“谷轻—币重”的价格关系，宏观层面的价格总水平便会形成“谷轻—万物重”的态势。此时，国家即时投放货币收购余粮（“以重射轻”），随着市场上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谷轻—币重”“谷轻—万物重”的价格结构就会得到调整。在凶荒之年粮食严重歉收之时，市场就会形成“谷重—币轻”的价格关系，市场情势转为“谷重—万物轻”。此时，国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售粮食（“以贱泄平”），“谷重—币轻”“谷重—万物轻”的价格结构亦会发生转换。统合两种情况，国家以货币的收放调控粮食的轻重，并进一步联动万物的轻重，确保了经济发展的总体稳定。
上述分析的政策方案就是建立粮食缓冲储备机制：“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20]政府在丰穰之年以最低价Pl收购粮食[图1-2（a）无限弹性需求曲线Di]，在凶荒之年以最高价Ph抛售粮食[图1-2（a）无限弹性供给曲线Si]，粮食的供求与价格因此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图1-2（a）Ph—Pl]，“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21]，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因供给冲击而导致的粮价大起大落[图1-2（a）P1—P2]，防止了富商大户借势投机、巧取豪夺。《国蓄》篇说：
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饷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22]
由于轻重论者发现了粮食与万物之间轻重关系的主次本末，所以他们确立了解决主要经济矛盾进而化解其他的纲举目张的粮食本位政策。国家通过建立本位缓冲储备机制，向经济社会释放出收敛波动的稳定力，也就是说，粮食缓冲储备作为“价格锚”和“供求锚”锚定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将总产出与宏观经济波动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图1-2（b）Yh—Yl]，从而发挥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图1-2 粮食为本位缓冲储备经济稳定机制
这样，轻重论就发展出了以货币调控粮食轻重，再以粮食轻重驭控万物轻重的宏观调控思想，如论者所指出的：
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之。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谷轻。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23]
《管子》轻重论将轻重之理运用于粮食缓冲储备机制的分析，这为后世常平仓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与政策框架，影响十分深远。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粮食缓冲储备在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由大司农丞耿寿昌力主推行，最早被冠以“常平仓”之名。《汉书·食货志》载：
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24]
西汉时期，从关东各地向关中核心区输运谷米耗费巨大。宣帝时耿寿昌注意到粮食连年丰收，谷贱伤民，便建议政府大量收购关中及周边地区的粮谷，这一方面可降低漕运支出，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岁入。由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耿寿昌便又尝试着解决由内地向北地边郡转运粮食的问题。向边地运送粮食，满足国防需求是当时国家的一项主要经济负担，由于宣帝时期粮价持续下跌，故而相对于耗费巨资从内地向边郡长途输运粮食而言，政府在边郡以低价购买备于国防显然是一个节省开支的选择。鉴于此，耿寿昌仿效漕运的成功经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值得注意的是，与先前便漕事以供京师的政策不同，边郡的常平仓适时籴粜，这既解决了军需和谷米新陈流转的问题，又有利于稳定当地粮价，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些常平仓所在之地并非粮食主产区，故其持续运转能力受到了限制。到了汉元帝时期，自然灾害多发，粮价上涨，“在位诸儒多言……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25]东汉明帝意欲恢复常平仓，有人继续提出反对理由，《后汉书·刘般传》载：“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26]
汉代仓廪的设置延续了秦代重视关键地区即京畿、边郡的特点。西汉创设的常平仓虽有“常平”之名，但它的功能并没有持续地发挥出来，应该说西汉设立常平仓的首要目的是备于国防，并不是专为解决谷贱伤农、谷贵伤民问题。虽然常平仓的平籴、平粜对于稳定边地粮价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更多的是附带的政策。不过，西汉常平仓在特定时期积储了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对于维护“边境常平”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常平仓开始进入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政策视野，这对于后世经济调控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宗明义的历史地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