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通俗作家译群与德语文学译介[1]
何俊[2]
作为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近现代通俗作家中的不少人都从事翻译活动，这个著译并举的群体借助常用外语也翻译了一些德语文学作品，代表人物有周瘦鹃、包天笑、程小青、徐卓呆等。尤其考虑到当时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及其对日本的深刻影响，而其时国内又出现负笈东瀛的热潮，那么这个群体的德语文学译介就不可小觑。这一译介尽管不成体系，却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构建了一种对于包括德语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想象式图景，推动了中国翻译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晚清以降，随着巍巍中华古国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作品随着欧风美雨的浸淫和浸润渐渐进入国人视野，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早期的启蒙文人譬如林纾等人已经担当起特殊的双重任务——著译并举、双管齐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类文人成群结队出现，俨然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除了身兼创作和翻译的双重角色，还呈现诸多相同的地域特征和共通的文化习性：几乎都来自富庶的江南之地（浙江和江苏），都以当时的文化发行密集地上海为活动中心，大多数是文学团体南社（或青社、星社）的成员，传统文学功底深厚坚实，多是报纸期刊的编辑或出版人，是中国最早一批靠稿酬维持生计的自由写作者，其著译活动都打上了商业化和世俗化的烙印。[3]自形成以来，这个作家群体的称呼不可谓不多，经历了“鸳鸯蝴蝶派”“民国旧派作家”“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近现代通俗作家”等一系列历史变迁。因为这个有着惊人共同特征的群体在创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功不可没的译介工作，所以有学者称之为“近现代通俗作家译群”[4]。时下，对这一群体译介活动的研究也日渐充实丰腴起来，学界也越来越开始用一种更加客观和公允的目光审视他们形式多样的翻译。
就现代通俗作家译介作品的原语而言，德语文学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其汉译充其量也只能看作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肇始或者滥觞；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封闭程度和外语水平，负笈德语国家的学人少之又少，通晓德语之人实属凤毛麟角，德语文学唯有通过英语或日语等中介语进入中国，故而这些通俗作家的译介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自有其非同一般的启蒙和发凡意义。诚如学者叶隽在多处所言，清末民初时期，“德风东渐”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一方面，当时德国的崛起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整体境况中构成了一种强势的异体现象，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都具有特殊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当时诸多中国学人负笈东瀛“师夷长技”，另外大量学人以日语为中介语转译包括德语在内的外国著作，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从政治到军事都深深打上了德国烙印，这样一来，当时的中国经由日本这一中介也同样深受德国影响。[5]
用力最勤的德语文学使者：周瘦鹃
民国通俗作家中，著译最多产的要数周瘦鹃。而在其文字生涯中，翻译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给爱女周瑛的家书中写道：“瑛儿，你知道吗？在我这五十年笔墨生涯中，翻译工作倒是重要一环。”[6]而就其翻译作品的体裁来看，绝大多数是短篇小说。1917年，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收录了48 篇短篇小说（另加两篇散文）[7]，基本是周瘦鹃在1913～1916年发表的。这本书按照国别设立了多个翻译类别，而就语言来说有两个类别可以归属为德语文学，即“德意志之部”和“瑞士之部”，其下收录德语文学翻译作品3篇，依次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这一版本中周译“贵推”）的《驯狮》（Die Novelle）、乔克（Heinrich Zschokke，1771～1848，周译“盎黎克查格”）的《破题儿第一遭》（Max Stolprian）、瑞士德语区作家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周译“甘勒”）的《逝者如斯》（原作名称待考）。其中《破题儿第一遭》曾先发表在《礼拜六》1915年6月第56期上，原作者名译为“盎黎格士科克”，署名为周瘦鹃的常用笔名“屏周”。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每篇小说前都附上一篇作家小传，对原作者及其主要作品做一简单介绍，实乃一举两得的明智之举：一则能全方位展现所刊作品的定位，强调是译作而非原创；二则显示出译者为接受者考虑的风范，让读者事先获取少许预备知识，有益于减轻读者的接受负担。从翻译“副文本”[8]的视角考虑，这篇作家小传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和价值。鲁迅曾与周作人联合褒奖周瘦鹃出版的三卷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特别提及“又每一篇告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9]，可见在那个翻译与创作的界限模糊不清的年代，周瘦鹃开始对原著者有所关注，可以说已经不自觉地开启了探究翻译伦理和范式的先河。周瘦鹃翻译的这三篇小说，其中前两篇后收入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足见其弥足珍贵，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一页。
周瘦鹃主编的第二部翻译小说集是《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共4集），1947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共收录周瘦鹃本人翻译的作品80篇。这部小说集一共收录德语文学作品四篇：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周译“许泥紫勒”）的《花》（Blumen）和瑞士作家格斯纳（Salomon Gessner，1730～1788，周译“甘什南”）的《嫉妒》（Die Eifersucht）收入第一集；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的《冬夜诉心》（原名待考）和哈根-蒂尔瑙（Carl Hagen-Thürnau，又称Karl Thürnau，1881～1973，周译“海根窦瑙”）的《孤雁儿》（原名待考）收入第二集。这四篇译文此前在各大期刊上均发表过：《冬夜诉心》发表于《旅行杂志》1927年第1卷冬季号，《孤雁儿》发表在《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7期，《花》载于《紫罗兰》1928年第3卷第11号，《嫉妒》发表在1929年第3卷第15号。此外，周瘦鹃还翻译了德国犹太作家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的《远征》（原名待考），刊登在《旅行杂志》1936年第10卷第12号。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同为德国犹太作家，周瘦鹃译出他的小说《迟暮》（原名待考），发表在《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8号。周瘦鹃还翻译过另一位创作风格介于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间的德国犹太作家希施费尔德（Georg Hirschfeld，1873～1942，周译“欧士克福”）的短篇小说《同舟》（原名待考），刊于《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1号。
从以上周瘦鹃翻译的德语文学作品来看，偶然性的成分很大：就国别而言主要来自德国，但也兼及奥地利和瑞士；就原作家所属的文学时代来说，既有古典作家比如歌德，又有19世纪作家苏德曼等人；若论原作家的文学流派和风格，则既有自然主义代表瓦塞尔曼，也有深受弗洛伊德影响而在创作中注重精神分析的施尼茨勒等；从原作者在目的国的名声来看，既有举世闻名的文豪巨擘比如歌德等人，也有直至今日在中国都不甚知名的格斯纳、哈根-蒂尔瑙等人。有人评论周瘦鹃“翻译不加选择”[10]，用在他的德语文学翻译范畴似乎尤为合适。周瘦鹃自述只通英语，因此翻译涉猎的大多是英美文学，但最爱的是法国文学，其次是俄罗斯文学，[11]对德语文学只字不提，想来也确系偶然译之。
与诸多其他“唯情主义”的现代通俗作家一样，周瘦鹃尤其长于写情，故而民国时期的报业广告常称呼他为“哀情巨子”“写情圣手”等。在周瘦鹃大量的文学翻译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专事描写男女爱情、缠绵悱恻的言情作品。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发现，晚清民初的哀情小说热潮与以林纾大开先河的西方近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译介输入有着密切的关联。[12]而就“情”这个大类而言，又可细分为“哀情、苦情、怨情、惨情、乐情、谐情、趣情、痴情、艳情”[13]、妒情等多种细致入微的具体形态。周瘦鹃翻译的这几篇德语国家的小说，无一例外都是言情之作，除《嫉妒》可以划归“妒情”小说之外，其余几篇都流露出忧郁凄怆的“哀情”。《迟暮》一篇叙述的是一个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老诗人，他因为不堪声名困扰，躲避到一个偏僻小镇休假，结果为一位妙龄女子倾倒。而几日之后，女子身边已有另外一位年轻男子，老人跟那个年轻人打赌而游到对岸，结果染上风寒。老诗人被送至当地医院救治，被一个读过他作品的医生认出，于是这个名作家在此地度假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大媒体记者纷至沓来。后来老诗人在医院病逝，那个妙龄女郎也得到消息，为了逐名她大肆炒作自己跟老作家之间的故事，俨然成为其情人。其实，老作家对那个女子一见倾心，实则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一个久远以前的情人。整篇小说基调哀婉凄美，切合着“哀情巨子”周瘦鹃的著译风格，而老作家对昔日心仪女子多年以后仍无法释怀的情愫，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投合了周瘦鹃本人对初恋女友难以忘怀而萦系终生的心结。
另一篇《同舟》讲述的也是一个“哀感顽艳”的爱情故事：一个颇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伤残军人跟一个颇为自立的女医生在度假期间不期结识，他们的感情世界经历了一见如故、若即若离复又形影相随的历程，最后他们一起划船出游，中途却不幸遭遇覆舟之难，男子一意孤行地英雄救美，结果不幸二人双双沉湖。整篇小说弥漫着哀矜、感伤和惆怅的情绪，让人在感叹译者译笔生花的同时佩服其选择原文本的独到眼光——他能够慧眼识文，按照自己的心灵诉求择西文篇章而译。此处可以窥见，从周瘦鹃所译德语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其选译的标准在“偶然”中又处处显露着“必然”的痕迹。他有着较强的“情节”取向，即一篇作品本身要包含有趣的故事性或者动人的感性因素，这才是翻译选取的标准，至于原作品本身的艺术技巧、思想境界和社会价值，似乎都不是衡量的主要准绳。[14]
以上提及的周瘦鹃翻译的德语文学作品，数位作家比如格斯纳、希施费尔德、哈根-蒂尔瑙在目的国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名家，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相对而言不足为道。从现有资料来看，周瘦鹃以后，对这三位非知名作家的译介再无后续，这些作家在中国译坛遂成“绝唱”，这跟原作品本身不够“经典”似乎也有很大关联。
因为终身对英文名为Violet（紫罗兰）的初恋女友无法释怀，“一生低首紫罗兰”的周瘦鹃还创办有一本个人杂志《紫兰花片》，所有内容皆由自己一人包办。1923年第13期上刊登文章《风流绝世之贵推》，对歌德的介绍着眼于其“风流绝世”的品行，可谓投合该言情杂志“主情主义”的格调。文章开篇即说“德意志大文豪贵推Goethe，风流绝世人也。其一生跌宕情场，似饮狂乐，情丝所袅如蜘蛛张网，蝇蚋被罗，鲜有能脱网而去者”[15]。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不落窠臼，并未陷入搜罗歌德情史的俗不可耐的花边新闻套路，而是在简述歌德女友的同时述其文学创作，诸如说部（小说）《小韦特之悲哀》（《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威廉梅斯德》（《威廉·迈斯特》）等，并在结尾评价“贵推为德国文学界第一流人物，多种小说、诗歌和戏剧传诵整个欧洲，《福斯德》（《浮士德》）一剧世界梨园竞相上演，因此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并举”[16]。
此外，周瘦鹃还译介了很多德国名人尤其是德国皇室的生平传记、逸闻趣事等，这些自然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其中编译、译述等再加工的成分很大。比如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印行的《我之忆语》，即是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回忆录，原作者署名“德国废太子”。1919年1月10日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初版的《世界秘史（名人轶事、趣闻杂著集）》则收录了《德国皇族之秘史》《德皇威廉谋位之秘史》《德皇之情场之秘史》等关涉德意志的篇目，均出自周瘦鹃之手。此处不难窥见远隔重洋、当时尚还陌生的德国文化对当时中国的启蒙意义：借助德国翻译著作，当时的学人可以寄托政治思想和抱负，抒发胸中块垒和怀想，继而达到启人心智的目的。另外，对德国政界要人及其轶事的介绍也切合当时国内仁人志士跃跃欲试、效仿西方而寻求社会变革及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决心，暗合其文化寻路意识。1922年5月10日上海大东书局初版的《紫罗兰集》（小说、杂著集，上下全二册）则收录《德国皇家之白衣女鬼（杂谈）》一篇，此处则可发现以客观求实为主导的德国文化在“东渐”的输出过程中经过译介者的二次加工，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封建迷信和鬼神崇拜之类的痕迹，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内思想启蒙过程的渐进性。
另外，随着当时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为导向的西学文明逐渐进入中国，女性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周瘦鹃就撰专文介绍过德国的女性作家。《德国最有名之女小说家》一文，用极尽能事、近乎夸耀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德国女小说家胡赫（Ricarda Huch，1864～1947，周译“李楷达罕克”）的文学成就，称赞其小说《德意志之大战》（The Great German War）[17]乃“近世界不世出之杰作”“蜚声于欧罗巴……汉司贝山博士近于窦格里夫丛报中为文以揄扬女士，称为德意志自有小说以来之第一作家”[18]。载于《中华妇女界》1915年4月25日第1卷第4号的文章《德国妇人之大战争观》则转述了一位署名为尼山·达德夫人（Leonore Niessen-Deiters，1879～1939）的德国女士致美利坚的书信，信中剖析了她对祖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周瘦鹃对德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介绍，也切合当时流行刊物封面上的女子肖像装扮及其审美趣味日渐“西化”的趋势。这些“新女性”一般接受过新式教育，生活方式也较为西化，比如穿西式服饰、品西式食物，会弹奏西洋乐器比如“悲婀娜”（piano）或“梵哑铃”（violin）。[19]此外，以著译“言情小说”著称的周瘦鹃还译述过一篇侦探小说《电》，发表在1915年《礼拜六》第42期，且标注为“最新军事侦探小说”。虽未直接标明原作者，但从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和情节来看，应该出自德国作家之手。
包天笑、徐卓呆、程小青的德语文学客串译介
包天笑是晚清较早从事翻译事业的翻译家，是“晚清译界老资格的健将”，“除了林琴南译作数量无出其右者”[20]。包天笑略通日文，翻译过两种日本小说，但他的译作大多是西方作品。[21]就德语文学译介的贡献来说，包天笑跟曾经留美的抗日名将孙立人合作翻译过一本德国军事小说《战线中》，原作者署名陆军大尉哈克尔，发表在包天笑本人编辑的杂志《小说大观》1917年第9～10期上。虽努力查考，无奈这部译著的原作者身份仍难以明确。
以创作滑稽小说和滑稽戏闻名、有“滑稽大师”和“东方卓别林”之称的徐卓呆曾留学日本，专攻体育学。他曾翻译过瑞士德语作家乔克的小说《大除夕》（Das Abenteuer der Neujahrsnacht），初发表于《礼拜六》第56期，1906年上海《小说林》总编辑部再度发行。该翻译小说的《小引》写于日本江户，而徐卓呆又精通日语，所以可以确定这部译作的蓝本应该是日语的。彼时德语文学被译介到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彰显了转译和绕道日本的明显特征。[22]他在《小引》中写道，“固有名词，恐甚难记忆，故悉改为我国风，以便妇孺易知”[23]，这种风行于晚清时期、以读者为导向、考虑读者预期接受的本土化译述方式，此处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本没有侦探小说，只有与之类似的公案小说。晚清时期，西方国家的侦探小说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学体裁进入中国继而深入人心，在此有着侦探小说“鼻祖”和“巨匠”之称的程小青功不可没。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24]的程小青，其翻译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侦探小说。就德语作品而言，桂林南光书店 1943年出版了程小青从英语转译的《学生捕盗记》，原著者凯斯特涅（Erich Kästner，今译“埃里希·凯斯特纳”）是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原著标题为《埃米尔和侦探们》（Emil und die Detektive）。另有一篇《美的证据》（原作者Dietrich Theden系德国人，程小青译为“陶哀屈烈克梯村”，今译“特等”），收入上海大东书局 1931年出版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上、下册）。该小说集即是美国作家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后改名范达因，S.S.Van Dine，1888～1939）1927年选编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The Great Detective Stories）。收入的小说标题意为“设计精巧的证据”（英语译名为Well-Woven Evidence，德语原名为Fein Gesponnen），而程小青翻译成《美的证据》实乃“失之讹”。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比之后来的“五四”新文学作家，近现代通俗作家的外语水准仍显滞后。
《礼拜六》杂志上的德语文学翻译作品
所谓的“鸳鸯蝴蝶派”，也因《礼拜六》杂志的勃发兴盛而被称作“礼拜六派”，范伯群称这个作家群体为“礼拜六——鸳鸯蝴蝶派”，可见他对《礼拜六》这本代表性杂志的强调。“鸳鸯蝴蝶派”长期以来被人诟病为“旧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25]，但是这本代表刊物《礼拜六》尤其是前百期却是一本前卫、洋派并且充满新知的杂志，其刊名的来源就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26]《礼拜六》的创刊人之一周瘦鹃曾写道：
《礼拜六》是个周刊，由我和老友王钝根分任编辑，规定每周六出版，因为美国有一本周刊，叫做《礼拜六邮晚报》，还是创刊于富兰克林之手，历史最长、销路最广，是欧美读者最喜爱的读物。所以我们的周刊，也就定名为《礼拜六》。[27]
从《礼拜六》的创刊初衷可以看出，它是一本模仿现代西方媒体概念的杂志，是要向其接受群体打开一扇可以窥见西方文化的窗户，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思想意义和价值。而传播西方文化的首要途径和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译介，因此，《礼拜六》杂志上的翻译小说一路蓬勃发展甚至呈现如日中天之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为现代通俗作家发表作品的“大本营”之一，《礼拜六》上刊登的翻译小说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前百期的翻译作品占篇目总数的一半之多[28]，且呈现越往后数量越少的趋势，至后百期翻译作品只是零星出现。就国别而言，主要是英、法、美等国的译作，其他国家作品诸如丹麦、俄罗斯、塞尔维亚包括德语国家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也有涉猎，但都呈现零星状态。《礼拜六》上为数不多的几篇德语翻译作品，无一例外刊载在前一百期。就题材而言，除了所谓的通俗“软性”言情翻译小说，《礼拜六》还登载了不少以历史或时事为题材的“硬性”军事战争翻译小说，涉及各国的历史战争或当时各国政局等。其中，很多翻译小说打上了“爱国小说”“国民小说”的标记，多叙述与战争有关的感人故事，极力宣扬国家思想、民族主义、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此类以爱国英雄为中心人物的翻译小说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保家卫国的铮铮铁骨和儿女情长的寸寸柔肠共存并立，充盈着刚性的“唯情主义”。涉及此类主题的德语翻译小说有《礼拜六》1915年第33期发表的“军事小说”《爱妻与爱国》（峡猿译），第51、52期分别刊登的“爱国小说”《为祖国死》（天白译）和《五花球》（剑影译），第57期的“国民小说”《母》（江东老虬译），此外还有第40期的奥地利短篇小说《天子神方》（尘梦译）、第50期的“警世小说”《你去罢》（阿蒙译），等等。这类翻译小说展示了《礼拜六》关注时事的时效性和“全知天下事”的放眼世界的立足点；而它对为国捐躯的价值准绳与信念的提倡，自然应该置于当时一战全面爆发、日军登陆山东导致国难当头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大框架中来考察。
作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期的心灵调剂和慰藉，德国寓言和童话等儿童文学体裁也进入了现代通俗作家的翻译视野。小草翻译的德国滑稽小说《真火之媒》刊登于《礼拜六》1915年第4期，同为小草翻译的格林童话《万能医生》（Doctor Allwissend）和莱辛寓言《狮王生辰》分别发表于《礼拜六》第44期和第48期，第42期则有爱庐翻译的“神怪小说”《金丸缘》（格林童话篇目，今译《青蛙王子》，原名Der Froschkönig）。此外《妇女杂志》1916年第19期还刊载了崔弇、雁秋合译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矮人》，冠以“神话小说”的名号。同年的《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6期则登载了江东老虬、莹如合译的德国“神怪小说”《徐格忽烈特》，原作者署名“培立至”，惜乎原作者及作品具体情况亦有待考辨。
近现代通俗作家德语文学译介的特点
就近现代通俗作家群的外国文学译介来说，翻译最多的还是英语国家的作品，来自其他国家的作品多半要借助英语或日语转译。无论译自哪国作品，这个译群的译介概貌在整体上呈现很多共通的特征，因此其德语文学译介特点大多也适用于其他国别文学的翻译特征，但也有其独到之处。
其一，就数量上看非常零星，就发表的刊物分布而言则非常分散，无任何体系而言，只能称为德语文学蹒跚进入中国的滥觞。这也与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大趋势非常吻合：据统计，当时翻译小说最多的国别为英国，其次为法国，接下来依次为日本、美国、俄国和德国。[29]虽然所译德语国家作家作品知名度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那个年代外语水平不甚发达，现代通俗作家大多只通晓英语（或日语），所以他们翻译的德语文学作品几乎全都是英语或日语转译。这一点在《礼拜六》发表的译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原作者来自德语区的小说都转译自英语国家杂志或选集中的英语译文。除了《礼拜六》，其他诸如《妇女杂志》《女子世界》《中华小说界》《旅行杂志》等刊物上都偶尔可以窥见近现代通俗作家译介德语文学作品的浪影萍踪。
就从事德语文学译介的现代通俗作家来说，除了周瘦鹃这个相对多产的“常客”，大多数是仅仅翻译一两篇的“客串”译者。除上文提到的包天笑、徐卓呆和程小青等主攻英语或日语文学翻译的名家，还有不少昙花一现的新手：比如翻译过莱辛寓言和格林童话篇目的小草，翻译《化石缘》（德国侃尔那原著，原译名“赫恩司哈衣凌克峰”，发表于《礼拜六》1915年第5期）的孝直，以及翻译“妒情小说”《双婿案》（Der Schwiegersohn）[30]的陈牧民，等等。
其二，译介的通俗作品居多，但也不乏经典之作。长期以来，现代通俗作家的译作难逃“轻薄颓废”“格调低下”的刻板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界认为这个译群涉猎的都是通俗作品，仅涉及言情或者侦探主题。事实上，他们也翻译了一些直至今天看来都属经典的上乘之作。就德语作品而言，固然有一些着重言情的小说译作问世，但也涉及举世闻名的经典名家，比如德国文学巨擘歌德、与豪普特曼齐名的德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苏德曼、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凯勒、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犹太作家华塞尔曼等。考虑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才刚刚起步，而当时习德语者少之又少，故而这么寥寥几位德语文学译介者的贡献，尤其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译介更值得珍视，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觑。
其三，翻译策略上注重最大程度的本土化和归化，翻译方式也多种多样。现代通俗作家在外国文学的译介中注入了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英国翻译理论家图里（Gibeon Toury）称之为“可以接受的翻译”（an acceptable translation）[31]。这种“旧瓶装新酒”“中形西质”式的文化选择模式，正是译者为适应本国主体文化固有的审美规范而采取的一种妥协，也体现了现代通俗作家翻译时的“介入情结”，他们在翻译时常常过度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混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这种归化式的翻译，其表现之一是将外国人名、地名、称谓改成中国式的，如徐卓呆将苏虎克的小说《大除夕》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译成吉儿（Philipp）和花姐（Roschen），并约定在龙泉寺相会，其他人物比如户部大臣袁松、礼部大臣一望即知是中国化的；而周瘦鹃翻译的“废太子”“太子妃”等，这一“本土化”的特点从翻译作品的标题即可窥见。表现之二是翻译方式呈现多样性。诸多研究者一般从是否忠实地体现和反映原著风貌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通俗作家惯常采用“意译”的方法，即所谓译其意不必译其辞的“豪杰译”，改译、减译、删译之风严重，而错译、伪译也时有发生。事实上，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而选择自以为最能实现其目的的翻译方式，所以他们的译作里还可见到意译与直译的结合、译述、编译、有意为之地改写等其他方式[32]。比如上文提及的周瘦鹃对歌德《驯狮》的译介，充其量也只能称得上是译述，对照原文不难看出大量篇幅的删改和节译的痕迹。这种所谓的“暴力诠释”不独为某一译者专有，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对西方文本的“集体暴力”[33]。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考虑本国“接受者”的理解与鉴赏能力、因而受制于中国读者期待视野的做法，也可看作一种考虑“接受者”接受能力的特殊“接受”行为。[34]
此外，当时对“翻译”并无明确的概念，对其与创作、著述等的界限也十分模糊，更鲜有西方著作版权的观念，故而很多时候并不注明原著者、标题等，其翻译作品的体裁从外在形式上无法窥见。不少文字直接标署为“某人著”或“某人述”，要么直接署名，而不指明“译”，其实都包含外国式的人物和情节，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是“德意志”“柏林”等，这类作品便可归入“伪著”或“伪译”的范畴。事实上，“伪译”和“伪著”两者只有外在称谓上的不同，实质上都是同属著、译不分之作。[35]比如署名“江东老虬”的“国民小说”《母》，开篇即说“德国埋因河畔花儿脱城在焉，城绝小，居民殊寥落”[36]。又如署名“剑影”的“爱国小说”《五花球》，开头用当时通行的浅近文言体描述“风飙电激，龙蛇起陆，鼙鼓震天，战云扰攘”，旋即却又点明故事发生的德国地点和情节，“柏林火车站旁，母送其子，妻送其夫”[37]。这类小说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依赖原作移译出来，抑或仅仅是给自己的创作套上一个西方的模子，殊难界定。
其四，翻译小说被贴上“类型标签”。现代通俗作家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发表在其根据地《礼拜六》上的小说，如同所有原创小说一样，都会被编者贴上一个“类型标签”，例如侦探小说、神怪小说、科学小说、可继续细分为各种小类的言情小说，以及描写战争故事、国族历史的军人小说、战争小说、爱国小说、国民小说，此外还有滑稽小说、诙谐小说或社会小说、警世小说等。这些类型大多可以在现代通俗作家翻译的德语小说中找到对应。譬如：周瘦鹃翻译的德语小说中就有大量的“哀情小说”和几篇“妒情小说”；程小青翻译了少量的德语“侦探小说”；《礼拜六》1915年则刊登有德国“军事小说”、“爱国小说”和“国民小说”等；而格林童话某些篇目被冠名为“滑稽小说”，有些又被归类为“神话小说”。现代通俗作家群原本是西方原典的“接受者”，而他们在从事翻译时，身份则摇身变为“创作者”，所以他们是一群具有复杂心理与诠释行为的特殊读者群，对西方文本都有一种强烈的接受意图，而且有向内“移植”的渴望。[38]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史上的“畸变”[39]，即是这种向内“移植”的结果。
结语
据粗略统计，“五四”之前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现代通俗作家有30多位[40]，这一数目是相当可观的。这个群体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承林纾、严复等近代译家先辈，后启新文学作家译群。[41]就德语文学译介来说，虽然在数量上并无出众之处，但考虑到当时德国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对日本的辐射力，不可低估这一译介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非同一般的启蒙意义。周瘦鹃、包天笑、程小青、徐卓呆等皆是这类先行者的代表人物，而通俗杂志《礼拜六》则成为发布包括德语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译作的领军刊物。现代通俗作家的德语文学译介总体说来不成体系，常常需要借助常用外语尤其是英语和日语的“摆渡”之功，在注重喜闻乐见的同时也有诠释经典的诉求，呈现与其他国别文学译介相通的诸多特征，比如本土化的“暴力阐释”翻译策略、翻译小说常被“类型化”等。作为一种颇具启蒙功用的跨语际实践，现代通俗作家的德语文学译介可以纳入中德文化交流史的视域中来考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作品及其汉译研究”（14ZDB091）的阶段性成果。
[2] 何俊，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3] 禹玲：《现代通俗作家译群五大代表人物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1页。
[4] 禹玲：《现代通俗作家译群五大代表人物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1页。
[5] 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5～18页；叶隽：《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3～4页。
[6] 周瘦鹃：《周瘦鹃文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2011，第310页。
[7] 共50篇，周瘦鹃以为它们都是短篇小说，其实书中所译的Goldsmith和Lamb的短文实为散文，故短篇小说实际为48篇。参见李德超、邓静《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25页。
[8] 有关“副文本”的理论参见Gerard Genette：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1997。
[9] 转引自《指令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各报告均属允协应准给予乙种褒状文》，《教育公报》“报告栏”1917年第15期，第124页。
[10] 北大中文系编《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节选）》，载王智毅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320页。
[11] 周瘦鹃：《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载王智毅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255页。
[12] Vgl.Perry E.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Los Angeles & London 1981，S.54；胡全章：《论晚清言情小说的主題模式》，《中州学刊》2004年第7期，第97页。
[13] 王木青：《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唯情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第44页。
[14]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116页。
[15] 周瘦鹃：《风流绝世之贵推》，《紫兰花片》1923年第13期，第17页。
[16] 周瘦鹃：《风流绝世之贵推》，《紫兰花片》1923年第13期，第20页。
[17] 经查考得知，这里指的是该女作家1912～1914年出版的三卷《德国的伟大战争》（Der große Krieg in Deutschland），描述对象是1818～1848年的“三十年战争”。
[18] 周瘦鹃：《德国最有名之女小说家》（杂谈），《中华妇女界》1915年第1卷第6号，第1057～1058页。
[19] 陈建华：《周瘦鹃“影戏小说”与民国初期文学新景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第22页。
[20]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61页。
[21] 焦福民：《包天笑与晚清小说翻译》，《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第76页。
[22]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5页。
[23] 转引自徐卓呆《〈大除夕〉小引》，载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第1卷 1894—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20页。
[24] 严芙孙：《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之程小青》，载魏绍昌、吴承惠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550页。
[25]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魏绍昌、吴承惠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182页。
[26]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98页。
[27]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魏绍昌、吴承惠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181～182页。
[28]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96、98、108页。
[29] 李德超、邓静：《清末民初对外国短篇小说的译介（1898—1919）》，《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第42页。
[30] 据卫茂平考辨，原作者为Rudolf Baumbacher（今译鲍姆巴赫，1840～1905），参见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8页。《双婿案》由上海进步书局1915年初版，1927年9月第5版。
[31] 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1995，pp.56-58.
[32] 禹玲：《现代通俗作家译群五大代表人物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2页。
[33]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114页。
[34]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114页。
[35] 沈庆会、孔祥立：《“自由文笔”下的“自由翻译”——包天笑翻译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9页。
[36] 江东老虬：《母》，《礼拜六》1915年第57期，第23页。
[37] 剑影：《五花球》，《礼拜六》1915年第52期，第74页。
[38]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第113页。
[39]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20页。
[40] 禹玲：《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通俗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第39页。
[41] 禹玲：《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通俗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