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

王：在《喜马拉雅天梯》之后，你们很快就开始做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因为之前有一个电视版，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电影版，社会反响比较热。现在我们来聊聊《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是不是算你们这个团队目前制作过的最大项目？

雷：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大项目，其实是个小项目，就是跟《喜马拉雅天梯》比起来而言。《喜马拉雅天梯》的制作费是1300万，宣发大概是400多万，加起来接近1800万，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呢，前期拍摄费200多万，不到300万，后来加上宣发，七七八八也就是800万。所以《我在故宫修文物》其实是一个小项目，可是有大动静。实际上这个项目的调研期和《喜马拉雅天梯》是同步的，我是在2010年暑假和君健、杨慧他们先做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片子的调研。调研做完以后是故宫的八十五周年，央视来找我，说要拍一个纪录片，因为八十周年的时候，周兵[29]、徐欢[30]他们拍了《故宫》，反响特别大，他们现在想做第二部。这几年我和君健一直在做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影像，当时进故宫做调研，我们就直接进了文保科技部，就是文物修复这个部分，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这帮人吧，干活都是那样，干到中午就在故宫里铺上褥子睡午觉。修文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杯子吧，修着修着觉得不舒服了，就出去遛弯去了，等回来修了两下，又觉得不舒服就又出去了。所以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和现代人的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打动我，然后我们就说拍这个。但是那时候，机缘不巧吧，就没拍成。国庆节我们又跑到西藏去拍另一个项目，后来就有了《喜马拉雅天梯》嘛，这个事情就一直放着。一直放到了2014年，《喜马拉雅天梯》刚拍完，正在做后期，故宫那帮人又找过来。因为2015年是故宫的九十周年，2014年底，他们换了院长，换成了单霁翔，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宫殿，最重要的是那些文物，而文物里最重要的就是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那时候已经有《喜马拉雅天梯》这样一个经验了，所以直接把《喜马拉雅天梯》的摄影班子搬过来就好了。而且做这个影片的人非常少，《我在故宫修文物》长期在宫里面拍摄的就5个人，一个导演、俩摄影、俩助理，就没了，连录音都没有，因为不能举录音挑杆话筒，怕把文物划拉掉了，那得多少钱啊？你根本赔不起。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团队。并且就在故宫这几个小院里拍，成本也非常低，吃、住又都在北京，成本又降下来了，所以它从投资规模上来说并不非常大。然后拍了4个月，从3月底开始拍到7月，又差不多剪了四五个月，就剪完了。原计划是2015年12月，就是在故宫九十周年的时候推出来。后来央视又来找，他们觉得在2016年的元旦需要一个开年的大片，他们当时已经审了几个片子，觉得这片还不错，就挑它了。当时播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没觉得怎么样。当时有一个人，是我们团队主要的剪辑和导演，也就是前面说的，在2002年拍《大四》的那个学生。你看，我的队伍就这么接上了，当时他是自己拍自己，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纪录片导演了。当时我们就聊有没有新的方式，我们就是觉得要做一个年轻人喜欢的纪录片，就这么一个感觉。那我们做的跟之前比较火的《舌尖上的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舌尖上的中国》还是以脚本、摆拍为主，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喜马拉雅天梯》一样，都是跟拍的、抓拍的，都是这样一种方式。做完了以后，就有人把它扔到了B站（哔哩哔哩动画）上，所以当时有人跟我说，是B站盗播了你的片子。我自己都不知道B站是什么，然后我就用学生的账号赶紧上去一看，根本就看不见片子，全是弹幕。我说这根本就不是在看片子，是在刷弹幕（笑）。但是没想到这个片子在B站上火了，火了之后B站就说，那就收购你的片子。慢慢他们把片子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一来二去，就越来越火。到后来，基本上你能想象到的，国内所有的媒体吧，不管是高端的《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市场化的媒体，包括一些“大号”，还有《三联生活周刊》什么的，全都发了大的文章，这就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东西了，但是后来的这些情况完全不在我们自己设计的范围之内。

《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雷建军提供）

王：那就是说，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的片子被放到B站上了，并且火了，而且在此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播过了？

雷：是啊，央视当时已经播过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们做得最轻松的，同时也是社会反响最大的项目。《喜马拉雅天梯》是花了大力气的，反响也还行，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后来，我们就找了侯孝贤的剪辑师廖劲松。他做剪辑指导，又剪了一个电影版，去电影院放。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这就是纪录片，拍的是故宫啊，已经是这么大的IP了，电影院你不得给排片啊？但是最终证明，扔到电影院不行，排片量非常低，最后接近800万票房收入，实际上离《喜马拉雅天梯》还差接近500万，这就是现状。所以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有很好的资源、很好的品牌，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院线，但是一旦到了院线，你就会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商业竞争。上《喜马拉雅天梯》的时候，正在上映《星际迷航》，上映《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正在上映《长城》，这就是你面对市场的时候一定要面对的，这些你永远躲不开。因为中国现在每个星期都有大约8部商业电影要上院线，你说你挑一个日子，没有其他电影竞争，是适合上纪录片的，那没有，所以你永远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去做的。我觉得直到有一天中国有自己完整的艺术影片院线了，像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没有多少受众的纪录片、艺术电影大概才会有自己的出路，这只是一个想法了，而现在，只能用自己的肉身去挡别人的炮弹，没有办法。

王：那么通过你之前的这几次尝试，已经有几个项目了，你觉得将来这条路会怎样，纪录片走商业化的道路发展前景如何？

雷：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这两个项目都不能算赚钱，这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但我觉得还好，它赚了吆喝，所以我们想好的这条路肯定还是要走下去。到现在，我们还在拍的这个片子，还是瞄着电影版去做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初衷。我们原本做一个独立的影像，影响力非常有限。那我们做一个电视纪录片，其实影响力也有限。现在唯一有动静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就是上院线的电影这样一个东西。同时我也想，院线电影还只是一小部分，我还可以再剪成其他不同的版本，比如说互联网版本、电视版本、手机版本等等。所以将来的纪录片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版本，而是一个体系，我觉得这是未来真正要做的。还有，将来有可能它就是一个人类学的版本，不注重人物、不注重事实，特别注重完整性这样的东西，这也是有可能的。我设想它应该是一个打包的东西，比如都可能叫《喜马拉雅天梯》，都可能叫《我在故宫修文物》，但是你进去看到的时候，会发现有10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不同状态的产品，但这个产品系列的头部内容是电影，因为只有电影才能吸引那么多人的关注，这个关注不仅仅是观众的，还有媒体。媒体都是自发的，你说你自己独立去做一个片子，就这样没有声息的，那哪有那么多媒体来跟你。所以说这都是自发的，电影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了。

王：对，你们是利用这样一个成熟的工业体系，把我们学术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影像嵌到里面去。

雷：对，我们这是借力打力，用好它的这样一个体系。我觉得电影这个体系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不能仅仅用学术或艺术的眼光去批判，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用它。所以还是那句话，制作要保持一种学术独立性，但是发行阶段一定要用商业的或工业的模式。

王：所以，现在在我们学院的队伍里，开始有了你和你的团队所做的这些尝试，对影片最后出口的实践，或者说是推动影像与社会对接的实践，这是开创性的探索与尝试。

雷：对，很多人就是敢这样去做。你看他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先开始做起来，然后慢慢多了，也就顺了，一步、两步、三步，我想我们每一个记录都有一部纪录片要冲院线，这样观众就会慢慢被你打动，会说我们还可以在院线看这种片子。比如说《我们诞生在中国》[31]，当然它是自然类的电影，是体量很大的一种类型，它的票房非常好，有7000多万的国内票房，然后已经有了1500万美金的美国本土市场票房，并且它宣发的时间点选得很好，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发的，这就是迪士尼的打法，就是按照正经的商业电影的模式去做宣发，现在票房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2500万美金，就是一个多亿人民币了，全球的票房。人家也是一部纪录片，只不过是以自然为纪录对象而已。我们的期许就是将来有没有可能，像我们这种人文类的、社会类的纪录片，也能做到5000万、8000万、1个亿这样的票房成绩。我想这并不是赚多少钱的事，票房只是一个指标，标志你的影片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就算平均20块钱一张票，200万的票房就是10万人在看，2000万的票房就是100万人去看你的影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王：是啊，现在是应该积极推动，让文化产品对外发出我们的声音。在这一方面，电影自从诞生起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而且我想这大概也是目前能做到的让纪录片走向大众的最好渠道？

雷：是的，我觉得让纪录片走向大众，现在这是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好的方法，比如说短纪录片，现在已经有一些公众号，像“一条”“二更”这种，它的阅读量和点击量就是非常大的。不过目前这些，还基本上属于一种尝试，平台上内容很多，真正的纪实类的短视频还不算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会有发展，尤其是到今年。这是我觉得在纪录电影之后另外一个纪录片发展的路径。纪录短片更适合年轻人去观看，它用5分钟可能也能表达你用50分钟想说的事，也更适合现在的媒体。所以我自己觉得，纪录短片将会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有可能比纪录电影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