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央企业自主创新总报告

第一章 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背景

2015～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五年，也是中国加快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五年。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中国国有企业经过40年的改革和70年的发展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竞争加剧。这些构成近年来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背景与环境，也为中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一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40年的持续深化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发生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变化。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成长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国企，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积累的物质文化基础与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

经过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自身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获得长足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引领技术创新、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经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国有企业资产规模效益与实力快速增长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运行质量不断改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78～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11.9%、10.3%；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0倍。2019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为625520.5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中央企业为358993.8亿元，同比增长6.0%。地方国有企业为266526.7亿元，同比增长8.2%。2019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35961.0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中央企业为22652.7亿元，同比增长8.7%；地方国有企业为13308.3亿元，同比下降1.5%。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18.4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中央企业为16539.9亿元，同比增长10.4%；地方国有企业为9778.5亿元，同比下降2.7%。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为279537.3亿元，同比下降4.9%。其中，中央企业为158965.9亿元，同比下降6.8%；地方国有企业为120571.4亿元，同比下降2.4%。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1225.3亿元，同比下降38.8%。其中，中央企业为7820.6亿元，同比下降35.6%；地方国有企业为3404.7亿元，同比下降44.9%。尽管如此，6月主要指标实现恢复性增长，国有企业效益状况明显改善，显示出较强的上冲力。

部分国有企业具备和同行业跨国公司同台竞争的实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2003～2019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8.3万亿元增长到63.5万亿元，营业收入从4.5万亿元增长到35.9万亿元，利润总额从0.3万亿元增长到2.7万亿元。国有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11家上升到2019年的89家。在2020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中，124家中国企业上榜，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加上中国台湾企业，中国共有133家企业上榜。其中，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中央企业共有48家上榜，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国有企业共有32家上榜。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分列第二、第三、第四位。

2.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的贡献不断增强

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方面，国有资产规模效益的快速增长，提升了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贡献度。2008～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累计8003亿元，支出6252亿元，支持国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400亿元。2003～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纳税金额超过32万亿元，占国家税收收入的30%以上。2003～2019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24.2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019年累计上缴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长3.6%。在对安全保障的贡献方面，2019年，电信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过30%，电信企业降费让利约4600亿元，一般工商业电价比年初下降10%，降低社会用电成本530亿元。无论是在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共服务保障方面，还是在高铁、公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或者在铁路、汽车、船舶、航空航天等重要国民经济产业，国有企业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了我国的安全独立。中央企业生产的原油、天然气约占全国90%以上；发电量约占全国的65%，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造船产量占全国的50%，承建的铁路长度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2/3以上，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70%以上，提供了全部的基础通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

3.国有企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强调重点行业领域和重大装备集成创新，依靠自主创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国有企业牵头研制的11个型号的神舟飞船先后成功发射，使我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自主创新，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在能源、交通、建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要产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动了行业技术的发展进步。例如，核电关键材料、高性能碳纤维等的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盾构机、大型锻压机等高端设备实现了进口替代。国有企业形成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全方位建设能力。国有企业研制生产的高速列车、核电站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近66万项，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6.8万项。2012～2019年，中央企业共有68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成果奖，约占全国获奖总数的1/3。其中，2019年中央企业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成果奖104项，获奖总数占同类奖项总数的41.6%。

4.国有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经营取得突出成就

40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注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在对外开放战略引领下，国有企业逐渐加大“走出去”力度，实现了从承担援外项目到开展商业化运作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以工程承包和国际贸易为切入点，开始了市场化“走出去”步伐，在为国内经济建设赚取外汇的同时，逐步积累境外营商经验。198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作为第一个国际化经营试点企业，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签订了我国第一份对外工程承包合同和第一份项目总承包合同。中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力拓集团合资建设的澳大利亚铁矿，是我国在海外投资的首个矿山。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先后购买或成立了美国宾州机械设备公司等8家海外贸易和服务型公司，开启了国有资本海外投资的先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扩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规模。以油气、矿产资源为重点，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全面推进海外业务发展。2000年，党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国际化人才培养等，积极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推进全方位“走出去”。大型国有企业开始逐步加大海外投资发展的力度，海外投资成为企业国际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将国际化经营列入中央企业五大战略之一，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迈上新台阶。同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葡萄牙政府持有的葡萄牙电力集团（以下简称葡电）21.35%的股权，成为葡电第一大股东，也是我国企业首次成为欧洲国家电力公司大股东。截至2017年，中央企业在境外资产总额超过7万亿元，约占全部资产总额的13%，营业收入约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8%；在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企业及机构近万家，员工达50万人，其中当地员工约40万人，不少企业员工本地化率达到90%以上。2019年，中央企业开放合作获得丰硕成果。例如，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签约项目超过460亿美元；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协议签署成交额大幅提升；比雷埃夫斯港、中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老铁路、内马铁路一期等“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高质量推进。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逻辑与经验

40年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渐进式改革过程，改革的思路是逐渐清晰的，改革的实践是逐渐深入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改革之路。回顾过去，国企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以下基本逻辑与宝贵经验是至关重要。

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1980年，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76%，集体企业所占比重为24%，呈现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1982年，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私营经济明确定位，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随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宪法》中首次得到确认，私营经济迎来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补充”的传统定位，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确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并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9年修订）和《中国共产党党章》（2002）。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重申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各类主体活力，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国有企业数量和所占比重大幅下降，但是国有资产规模大幅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

二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推进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建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逐渐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就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由传统的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扩展到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公司等。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建设首先是解决所有者代表和所有者权益保障问题，其次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此，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变革的延续和创新。国有企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基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对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早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出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容，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三是探索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之路，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得以继续向前推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改革方向也随之确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引入市场机制，核心是培育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微观市场主体，其中的难点和关键是使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逐步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是国有企业改革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但这一过程异常艰难。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量国有企业由于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努力使国有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自主经营的新国企。

总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坚持不断增强企业活力，是我国国企改革40年的基本逻辑和最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共同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有机融合。

二 新时代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国企改革发展也随之进入新时代。

（一）习近平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指导、亲自推动国企改革，亲自审定许多国企改革重要政策文件，多次到国有企业考察、调研，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办国有企业、办成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怎么办好国有企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具体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1.关于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

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是事关道路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国有企业的贡献。他指出，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这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也是绝对否定不了的。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他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地位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要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有企业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习近平在吉林长春考察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过程中反复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就国资国企工作做了进一步强调，深刻指出国有企业是大国重器、镇国之宝。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一定要搞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国有企业的使命责任提出了殷切厚望。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会上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六个力量”要求，期望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中坚力量，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更加坚定地把国有企业搞好，坚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2.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目标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重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些都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了目标与主攻方向。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了国企改革发展的主要路径：一是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体制优势，整合力量，明确责任，分解任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务求在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取得突破，确保在遭遇极端封锁时，能把风险损失代价降到最低，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二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提高竞争力要靠实体经济；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发展壮大主业实业；一些竞争性领域可以放开，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主导权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加快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推动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三是要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海外并购重组要突出实体经济，突出技术、品牌、市场；抓住和用好海外并购重组机会，推进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四是要增强抗风险能力。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推动国有企业降杠杆、防范化解国有企业债务风险。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更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三年国企改革关键阶段的路线图。这份路线图以增加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改革目标与落脚点，凸显了国企改革的实效性要求。这其中，“创新力”更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最新要求。

3.关于国企改革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总要求。他强调，国有企业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把国有企业建成能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同时他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即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他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还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任务。总书记强调，要以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健全同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同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充分调动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加快迈出实质性步伐；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对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考核。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保障，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不动摇；明确发展国有经济的政治保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二）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系统谋划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蓝图，全面总结、科学提炼、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伟大成就。一批改革成果实现历史性突破，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和质量大幅提高，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状况明显改观；一批改革举措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处僵治困”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批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已经破题，落实董事会职权、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分配机制等，在许多基层企业积极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形成“1+N”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包括：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又陆续出台22个配套文件，形成了“1+N”政策体系，作为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构成了国企改革的设计图、施工图，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政策依据。此外，为整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2015年国务院成立了由马凯副总理任组长、王勇国务委员任副组长的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国资委。2018年，调整为刘鹤副总理任组长。

2.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示范工程”

国务院国资委于2014年7月曾在中央企业启动“四项改革”试点，分别是：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选择2～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点。2015年12月，在“四项改革试点”基础上，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针对国企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实施了“十项改革”试点，分别在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央企业兼并重组，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开展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此外，2018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实施了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推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3.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并进行分类改革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存在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考核评价不科学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和分类改革成为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的切入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同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划分类别的具体标准、分类施策的具体措施。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中央企业分为商业一类企业、商业二类企业、公益类企业。各地按照分类改革的有关要求，结合地方特点和企业实际，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出台监管企业分类的实施意见，探索开展分类发展、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工作。

4.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

2016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此后，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深入学习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开始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新阶段。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3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国资委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同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该方案，明确了公司制改革的目标任务，为全面完成中央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截至2017年，除个别企业由于特殊原因未完成改制外，其余企业均已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成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公司制企业。此外，国务院国资委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加强董事会建设，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层分类管理，健全业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

5.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管资本”转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导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准确把握履行出资人职责定位。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2017年4月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2018年，制定印发《国务院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试行）》，明确36项权责事项，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职责边界。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同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此外，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初步建立；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建设试点工作。2019年11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提出17条举措推动国有资产职能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6.积极开展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改革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统领国企改革全局的顶层设计，其中用一章篇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阐述。2015年9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印发，具体明确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和措施，成为新时代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突出强调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2018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强调，突出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突出强调：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为中央企业所属各级子企业通过产权转让、增资扩股、首发上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等提供明确指引。2013～2018年，各类资本积极参与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证券市场、产权市场参与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投资金额超过1万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是主体力量。外资活跃，股权投资基金成为新生力量。截至2018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34000户，占比超过七成，与2012年相比，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增加超过1万户，占比提高近20个百分点。同时，中央企业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截至2018年，中央企业对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6000户。2019年新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中中央企业508家，国有企业1540家，共2048家。2019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名单，企业数量超过100户。

7.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2019年10月28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这为今后一段时间国企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未来三年是关键的历史阶段，要落实好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要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要求，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资国有企业监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强化财务硬约束、削减和规范补贴、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回报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明确的任务举措，制定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

8.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2020年4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称，2020年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第一年，大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推进“双百行动”“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科改示范行动”等专项工程，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等。2020年6月11日，《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中提到，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10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会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三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三 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科技与经济环境

（一）产业革命与科技竞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进入新时代以来，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科技竞争不断加剧。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呈现加速流动和配置的趋势，学科的交叉和技术的融合不断加快，新一轮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21世纪，宽带、无线、智能网络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和网络增值服务等突飞猛进。以智能化制造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加快了信息技术在生产和社会领域的渗透。宽带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等的兴起又催生了大数据。大数据作为无形的生产资料，对研发、生产、流通和社会管理等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将带动新的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大数据的合理共享和利用，将创造巨大的财富。同时，人类社会将从化石能源体系走向可持续能源体系的新时代。可再生能源和安全、可靠、清洁的核能将逐步代替化石能源，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人类在继续致力于节约和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还将致力于发展先进可再生能源，包括先进、安全、可靠、清洁的核能及其他替代能源，建立可持续能源体系。此外，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医药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备受关注。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和产业化速度加快，传统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受到挑战。

大国间科技竞争态势更趋激烈，各国在基因编辑、量子、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领域和信息、能源、先进制造等基础性科技领域均纷纷加强战略性和针对性布局，确保紧跟新科技革命浪潮、把握发展先机，以期形成非对称战略优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再工业化”重塑经济竞争力。同时，许多国家都在关注新一代工业革命的出现，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部署。如美国的“国家创新战略”，欧盟的优先研究领域，欧盟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发展新兴产业战略，日本的“新增长战略”，韩国的“2020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和“2025年构想”，俄罗斯的优先发展领域。许多国家纷纷把加强科技创新，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与科技竞争的主体。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大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高的行业中仍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我国仍面临激烈的国际科技与产业竞争。

（二）国内科技与经济环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我国经济发展中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基本释放完毕，发展中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为此，我国必须扬弃过去的“后发优势”战略，逐步转向“先发优势”的战略轨道。具体来说，在技术上要强调自主创新而不是动态追随；在产业上要彰显“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在要素投入上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

我国经济总量、产业规模、企业数量巨大，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代产业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粗放式生产、低水平竞争、盲目重复建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如果坚持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总之，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繁重而紧迫，急需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发展主线的重大决策，明确了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对科技的紧迫需求，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而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中居于主体地位”。特别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央企业更要自觉地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不移地把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2015～2019年，我国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截至2019年，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发展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加之国际单边主义思潮抬头，技术壁垒、规则打压不断，我国面临着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分流、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向虚拟经济倒流的多重压力。深入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利用国内市场优势，组合知识、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重塑竞争优势、培育扩容新动能迫在眉睫。

（三）国际经济与科技环境

1.全球研发投入总体稳步增长

2017～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稳步攀升。从表1-1看，2019年，亚洲研发投入份额占全球的44.24%，除亚洲以外，其他地区的研发投入份额比上年均略有下降。

表1-1 2017～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份额

从表1-2所显示的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看，2019年，美国以5810.3亿美元保持全球第一，但占总投入的份额已由2009年的34%缩减至24.98%；中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强劲，以5192.2亿美元位列第二，其份额由2009年的12.5%增至22.32%；日本研发投入为1931.7亿美元，位列第三；印度研发投入增速最快，同比增长9.07%，达940.6亿美元，首次超越韩国位列第五。韩国研发投入强度居世界之首，高达4.35%；欧洲数国则由于经济疲软等诸多原因，研发投入增长乏力，但研发强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图1-1反映了2017～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情况。

表1-2 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情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图1-1 2017～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RDmag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产业研发支出稳步增长，已成全球创新的关键力量。据RDmag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产业研发支出占其研发支出总额的30%～75%。其中，美国产业研发支出占总支出的66%；欧洲和亚洲产业研发支出份额也达到50%～75%。从图1-2的全球主要技术领域产业研发投入看，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研发资金最多，其次是生命科学、汽车、化学与先进材料、航空/国防、能源。其中，信息通信技术和生命科学是全球产业研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图1-2 2017～2019年全球主要技术领域产业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根据RDmag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2.创新版图日渐东移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全球专利合作协定（以下简称PCT）专利申请量数据（见图1-3），2015年至2019年9月，全球PCT专利申请量连续10年呈增长态势。截至2019年9月，全球PCT专利申请总量达187544项，其中，位列前十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韩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和荷兰（见图1-4）。

图1-3 2015年至2019年9月全球PCT专利申请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图1-4 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前十位国家

注：2019年为1～9月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从地区分布看（见图1-5），2019年1～9月，有超过一半的PCT专利申请来自亚洲，占比为51.64%；欧洲占比为23.45%；北美洲占比为23.39%。截至2019年9月，PCT专利申请量前五强国家合计达144281项，占全球总量的76.93%。其中，美国依旧是最大的PCT专利申请国，其专利申请量为41858项，约占全球总量的22.3%；第二名是日本，申请量为36966项，占全球总量的19.7%；中国排名第三，专利申请量为38400项；德国专利申请量为14218项，排名第四；韩国PCT专利申请量为12839项，位列第五。

图1-5 2019年1～9月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从技术层面看，图1-6显示，在PCT专利分布的35个技术领域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成为全球创新的重点领域。截至2019年9月，PCT专利申请公开量超过1万件的领域有6个，其中计算机技术21427项，数字通信19082项，电机/电器装置/电能17217项，医疗技术16942项，测量11148项，交通11146项，这6个技术领域的问题占全球总量的51.7%。

图1-7表明，美、日、中、德、韩五国竞争优势明显，几乎囊括所有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前五席。在数字通信方面，中国专利申请公开量达8092项，排名第一，几乎是第二名美国的两倍；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国7100项，美国6733项，两国相差不大，分列前两位；在医疗技术方面，美国以6107项稳居第一；在电机/电器装置/电能技术方面，日本以5583项遥遥领先于中国和美国。新兴经济体在其中不仅成为新动能，而且成为新主力，为全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并改写了全球创新版图。在这场科技创新浪潮中，中国虽然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在研发投入强度和核心关键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但凭借强力的政策支持和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仍取得了不凡的进步和创新成果。

图1-6 截至2019年9月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按技术领域划分）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图1-7 截至2019年9月美、日、中、德、韩五国PCT专利申请量进入前五名技术领域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3.世界主要经济体强化科技战略布局

美国在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以强有力政策支持基础研究和创新突破，同时特别推动前沿技术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2019年，美国国防部相继推出《国防部云战略》和《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利用美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指挥、控制与通信等方面的综合技术优势，推动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智能化升级。正如《空军科技战略》里特别强调的，美国空军将持续不断地识别、开发和部署突破性科技，利用超前技术保持美军长期的军事战略优势。

俄罗斯的科技战略部署聚焦于影响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领域，2019年发布的《俄联邦国家科技发展纲要》提出应在基础科研、教育、智能社会等领域全面提速，在2024年前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同时，网络安全成为俄罗斯政府的核心关切。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要求建立可独立运行、不受外国网络控制的“俄罗斯自主互联网”。2019年11月，俄罗斯《主权互联网法》正式生效，要求俄所有运营商都必须通过由该国电信监管机构管理的特殊服务器来传输数据，以加强俄罗斯对网络安全的管控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并举行了首次国家级“断网”演习。

日本持续贯彻前沿科技战略布局，在2018年颁布《综合创新战略》的基础上发布了《2019年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结合日本国内外形势，制定了未来在生物技术、量子、人工智能、环境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目标，提出将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此外，日本还相继发布了《网络/物理安全框架》《生物战略2019》《纳米与材料科学技术研发战略》《东京量子合作声明》等科技领域的顶层战略，持续加强对涉及国运的前沿科技的谋划和部署。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技术优势纷纷调整科技战略布局。欧盟发布的《提升欧盟未来产业的战略性价值链》报告，提出在清洁型互联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和能源系统、工业互联网等6个民生前沿科技领域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举措建议，并计划为10个成员国的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提供40亿欧元支持。英国发布《国际研究与创新战略》，提出将英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4%。法国公布国防领域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拟优先投资决策支持、规划、情报分析、协同作战、机器人及网络空间作战等六大领域。德国则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有针对性地扶持汽车、光学、3D打印等十大重点工业领域，保持和提升德国先进工业制造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4.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科技竞争

2019年5月10日，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拉开帷幕。中国科技企业在这样的大环境面临严峻考验。2019年，与其他国家进出口贸易相比，美国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1.8%，贸易额为5412.2亿美元，贸易额占比较2018年下降1.9个百分点。尽管两国贸易总值呈下降趋势，但所占的比重仍反映出中美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势必反向引起科学技术领域的动荡。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其对中国科技产业所带来的具体影响，探求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途，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以确定应对的方法，确保中国科技产业稳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在引进了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30%左右，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6%。中国已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贸易发挥巨大作用。对于中国科技领域来说，相关产品进出口、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等都与世界贸易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美国盲目增加中国关税直接影响我国产品成本、销售等问题。除此以外，华为、大疆、中兴等中国科技发达企业也相继遭到美国的“实体清单”威胁。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直以来，中国在关键技术进口上对美国有着一定的依赖。目前，中国还有许多企业没有自主研发机构，高科技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足。除了华为、中兴等少数中国品牌外，更多企业是以贴牌生产为主，以出口欧洲、亚洲和非洲等为主，科技自有品牌比较少。而中国需要的许多高科技产品，其核心技术一般只有美国持有，例如，英特尔和AMD的CPU应用在个人电脑中广泛使用，高通的手机芯片、谷歌的手机操作系统应用也很广泛等。一旦美国中止对华出口此类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可能遭受一定的冲击。

5.新冠肺炎疫情

在2020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我国及世界各国面临重大考验。疫情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冲击，2020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降至-6.8%。2020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99194亿元，同比下降6.3%。其中，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下降14.8%、6.3%和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30亿元，同比下降13.5%。按消费类型分，餐饮、金银珠宝、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石油及制品类、家电、汽车、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36.5%、26.8%、23.5%、19.6%、18.4%、17%和14.3%。受疫情影响，我国进出口总额11.54万亿元人民币，下降4.9%。其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下降4.7%。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境外疫情影响较大，服装、箱包、鞋、玩具、家具等产品出口合计下降20.3%。制造业企业物流、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多数企业停工减产，特别是汽车行业承受较大压力。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7.4%，工业增加值下降2.8%。家禽养殖业物流受阻导致饲料无法运送，生产和销售两端受到双重挤压。畜牧业农产品供给短期偏紧，造成物价上涨。1～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1%。其中，猪肉上涨109.1%。1～5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60万人，同比减少137万人；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去年同期0.9个百分点，特别是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加大。城市低收入群体、前期失业人员与农村低收入群体普遍抗风险能力较差，疫情造成的短期内失业、收入减少、物价提高均会导致部分人员生活困难。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正确分析研判经济发展走向，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将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