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系统实践哲学构建的时代背景

（一）哲学创新的背景

1.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逐渐形成，它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它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主流。马克思本人从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名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是恩格斯，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狄慈根，最早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名称合在一起使用的是卢卡奇。这两个名称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的哲学，二者是并列关系；也有人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整个宇宙的，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一个“主义”还是“两个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苏联哲学体系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强调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即客观实在性，认为人类生活受物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否定人的社会主体性和社会道路选择性，与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脱节，导致僵化和迷信，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这也是苏联瓦解的深层文化原因。

2.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科学“四大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相继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他还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随着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哲学也不能例外。苏联解体后，中国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反省，同时也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早在1986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清海就明确指出，我国通行多年的哲学体系，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它大约形成于20世纪30～50年代。“这一体系所表现的主要是那一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它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性质上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也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观点上变革的实质。”[2]1998年，他又指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代表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和著作，而且今天已经证明其中表现那时理解水平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正好是相违背的。”“20年前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摆脱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所形成的那个‘苏联模式’。我们的成就是，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它的实践和理论）’，但作为遗留问题却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切地说，实践上摆脱了，实际指导思想上摆脱了，但理论上没有摆脱）。”[3]何萍认为：“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与意大利的‘实践哲学’都是该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形态，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固守某一哲学体系，甚至用这种体系去评判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合理性，而应该把我们时代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哲学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去评判其哲学的性质及其合理性。”[4]

改革开放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唯物论或唯物主义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早在20世纪80年代，高清海就说过：“只有抓住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派别的理论实质。”[5]“唯物论坚持从自然去说明人，唯心论用人去说明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实现了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引起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实质。”[6]雷龙乾也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时扬弃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种哲学形态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以实践哲学、实践立场来看待现实、事物和世界，而后两者则把实践割裂开来，从实践的‘物质—精神结构’的部分构件、局部视域或个别视角看待问题，致使在哲学观、世界观、实践观、历史观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分歧，形成完全不同的哲学形态。反过来说，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唯物与辩证两条原则结合体的看法，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离开实践哲学的立场选择，则显然不能直达问题之要害，相对而言只停留在枝节、片断和偶然性上。”[7]还有人指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一百多年前一个日本人不准确的翻译造成的。他翻译idealism用佛教的“唯心”，套过来译成“唯心主义”，相应地把materialism就译成“唯物主义”。materialism、idealism应当准确地翻译成“物质主义”“理念主义”，二者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关系。[8]

对于辩证法，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有学者认为：“当辩证法以‘三大规律’、‘五对范畴’的模式固定下来并被简单地认为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却被忽视了。”[9]还有学者认为，我们所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把亚洲文化成果吸收进去，并进而提出了“中国辩证法”及其一系列新的范畴和规律。[10]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系统规律一方面是对辩证规律的继承，另一方面则发展了辩证规律”“使系统规律成为辩证规律的新形态，使系统规律能够自立，能够超越辩证规律”。“辩证哲学最大的问题是：它缺乏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地说，它还得依赖分析方法。”系统哲学克服它的缺陷，实现了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统一，超越了辩证哲学。“系统哲学是辩证哲学的最新发展，它不仅包括了辩证哲学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11]

3.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1世纪中国的新哲学是什么名称、有什么内涵，学术界还有很多争议。有的学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名称，有的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12]，有的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13]，有人提出系统哲学[14]，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15]，还有发展实践哲学[16]、和合学[17]、现代实践中和哲学[18]、和谐哲学[19]、多元共和哲学[20]等不同称谓。有学者总结了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四种范式：其一是从“物质”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其二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其三是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其四是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的“人学范式”[21]。其实，当代哲学范式还有从“生存方式”出发的“文化哲学”范式，以及概括系统论成果的“系统哲学”范式等。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范式外，所有新范式还主要表现为“学术形态”，存在着“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欠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哲学有过不断的探索，但由于过去长期的宣传，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范式，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这种思维妨碍了双百方针的落实，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二）中国历史理论和体系的探索

1.中国新史观、新历史哲学的探索

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历史理论和历史体系的新探索。唯物史观“在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未能给出合理并令人信服解释的背景下，西方传入的一些史学新思潮、新史观开始同唯物史观分庭抗礼，而且影响力日趋扩大，甚至开始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理论指导依据。”“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遭到质疑乃至逐步被降至边缘化的阶段。”[22]除唯物史观、系统史观、文化史观、王权史观（见第一讲介绍）之外，中国学术界还提出了实践史观、发展历史观、人本主义历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等新史观。

（1）实践史观。有些学者提出了实践历史观的概念，认为：“凡断定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称实践创史观，亦可称实践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劳动实践史观即关于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的历史的总观点。再将这种历史观归之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已无意义。”[23]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简称实践史观。”“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史观从根本上实现了思维范式的转变，提出：物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原点。这种实践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和人类世界的实践活动出发，力求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基本动力、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24]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实践历史观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把握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基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史、实践史，人们社会生活的历史本质是实践的。”[25]对于实践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学术界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实践史观不属于唯物史观，有的认为属于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2）发展历史观。有的学者提出了“发展历史观”的概念，认为：“从市场经济的历史观意义的角度反思传统历史观，那么，就应进一步从整体上改写和发展传统历史观，即由唯物主义形态的历史观向发展形态的历史观（‘发展’历史观）转型。”并认为“发展历史观”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传统历史观，使历史观走向当代世界现实和中国现实，并反映时代精神”，“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利于扩大改革开放”[26]。

（3）人道主义历史观。有些学者提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概念。有学者主张：“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内在精神，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外在理论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科学的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科学。”[27]反对者认为，人道历史观的本质是“唯心史观和超阶级的价值普遍主义”[28]，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有人认为：“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的贡献是不仅阐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有力地批判、打击了神学历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从神学历史观过渡到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新时代；但是，费尔巴哈同他的前辈一样，把一种抽象的、自然产生的人的共同性当作人的本质，从唯心史观出发来界定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唯物史观“较以往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更彻底、更合理，因而也更科学”，“是迄今为止，最彻底、最科学的人本主义历史观”。[29]

综上可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称谓，除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出现了系统历史观、文化历史观、实践历史观、发展历史观、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等概念，但这些新概念、新史观和传统的唯物史观是什么关系，还存在较大分歧。

2.对中国历史体系的探索

在构建历史哲学概念的同时，学术界也开始了中国社会形态体系、历史分期的探索。1988年7月，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大会主要围绕“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吗”，“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吗”，“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及对宏观社会构架的几种设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等问题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已经开始思考构建符合中国特点的历史学新体系。1999年11月，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主要议题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许多学者呼吁创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指出，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应该建立中国人的符合世界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主张，跳出各种外来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构架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提出的一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当前中国历史研究不仅有理论引进问题，还有理论的‘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问题。”[30]此后，学者们对中国历史分期标准进行了讨论，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和解读。

（1）对中国经济形态的探索。长期以来，我们受苏联哲学的影响，把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分期的唯一依据，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公有制社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及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不断提高，传统理论遇到现实挑战。很多学者开始改用生产力标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根据。用生产力划分历史阶段有悠久的历史，它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瑞典动物学及考古学家斯温·尼尔森在1834年发表了《斯堪的纳维亚狩猎与捕鱼简史》的论文，论述了斯堪的纳维亚渔猎的起源。以后，他又提出了按生存方式为基础的史前人类发展的“四阶段”分期法：人类经历的第一阶段是蒙昧阶段，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第二阶段为游牧阶段；第三阶段为农人阶段；第四阶段为文明阶段，出现了钱币、文字和劳动的分工。清末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说：“按包牺（即伏羲）之义，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故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故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我族则自包牺已出渔猎社会，神农已出游牧社会矣。”[31]尼尔森最大的问题是将游牧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技术文明的一个普遍阶段。事实是，游牧一般只是一个与内陆草原性气候相应的特殊经济类型，与农业阶段往往是并列关系，时间上并无先后关系。夏曾佑也沿袭了尼尔森的错误。中国另一学者郑观应将耕牧并提是比较正确的，郑观应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已经明确概括出人类经济文明的渔猎、耕牧、工业三种形态。他说：“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熙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即工业）。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32]1980年，美国学者托夫勒（1928～2016）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次浪潮理论。托夫勒认为，今天的变革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浪潮，这是人类文明史的新阶段，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至此形成人类四大经济技术文明形态的划分，即渔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33]、工业文明[34]和信息文明[35]。改革开放后，很多学者逐渐接受现代化史观或文明史观，从生产力或技术形态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形态，但并未给出中国历史具体的分期。有的学者改造旧的五种形态学说，提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夏商周）、官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秦至洋务运动开始）、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洋务运动结束至1949年）、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以来，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两个阶段）“新”的五种社会形态。[36]不足之处是：其一，作者对原始社会的断代存在矛盾，一方面认为新石器中期（前5000年左右）已经出现国家（古国），另一方面仍然把新石器中晚期的国家阶段划入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只包括夏商周三代。其二，采用的术语性质不统一，“封建”是政治术语，“资本主义”是经济术语，“社会主义”不宜与它们归为一类。

（2）对中国政治形态的探索。根据政治形态划分历史阶段，在古代、近代社会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主要因为标志明显，容易辨识。古代“封建之世”与“郡县之世”、近代以后“专制时代”与“共和时代”的划分影响都很大。当前仍有一些学者主张历史分期应以政治标准为主，与中国属于“权力支配型”或“政治主导型”社会的观点有关。有学者提出“文明类型学说”，认为“现存主要文明划分为五种类型：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类型形成以后，会具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与表现形式。当然，一种文明类型也可能会因为外来文明冲击而出现一些变化。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道路。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明整体发展程度等方面，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37]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样存在术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从政治角度将中国历史分期如下：

①谢维扬：氏族社会、酋邦社会、早期国家、专制主义国家。[38]

②田昌五：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39]

③叶文宪：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时代、转型时期（春秋战国）、专制帝国时代。[40]

④郭沂：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民权时代。[41]

⑤冯天瑜：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42]

⑥宋亦箫：氏族社会、城邦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43]

⑦孙进己、干志耿：城邦文明、王国文明（分封制的商周）、帝国文明（郡县制下的秦汉至明清）、单一民族国家文明（近代共和制）。[44]

以上分期有些时段上不完整，但还是有一定的共性，例如“秦至清”“民国以后”分别被划为一个政治时代，这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五帝和夏商周是否为一个政治时代略有一些分歧。五帝之前为一政治时代，认识较为一致。关键是要不要单独设立“过渡期”。

（3）对中国文化形态的探索。受经济史观或政治史观影响，很多人把文化视为经济或政治的附属物，不赞成独立的文化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有人是按生产方式将文化划分为原始的、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或按生产技术标准将文化概括为四种模式：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45]甚至有人按生产工具将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青铜时代的文化，铁器时代的文化，机器、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文化。[46]冯天瑜有“史前文化；夏商周三代宗法封建文化；秦至清皇权文化；晚清迄今现代文化”的分期[47]，这是从政治视角对文化的阶段的划分，名称标准上不太统一。还有一部分学者把中华文化的发展按时间分为原始、古代、近代、现代或起源、发展、成熟、衰落、转型等几个阶段，郑永年将中国文明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古典阶段（前11～公元2世纪），中国发展出自身的基本观念和制度。佛教时期（3～1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新儒学时期（11～19世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冲击期（20～21世纪）。[48]以上学者关于文化形态的探索，或从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方面的对应上概括，有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色彩，或从政治类型进行划分，有政治决定论色彩，或从时间先后划分若干阶段，失之笼统，都不能体现精神文化自身的特点。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思想文化本身的特点。徐立亭把中国文化分为十个时代：

①原始文化 以神话传说、自然宗教为主要特点的“神学”时代。

②夏商周文化 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为主要特点的“小学”时代。

③春秋战国文化 以诸子立说、百家争鸣为主要特点的“子学”时代。

④两汉文化 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主要特点的“经学”时代。

⑤魏晋文化 以崇尚老庄、热衷清谈为主要特点的“玄学”时代。

⑥隋唐文化 以盛行佛教、外释内儒为主要特点的“佛学”时代。

⑦宋明文化 以阐释义理、兼谈心性为主要特点的“理学”时代。

⑧清代文化 以长于考据、埋头故纸为主要特点的“朴学”时代。

⑨近代文化 以鼓吹进化、倡导民主为主要特点的“新学”时代。

⑩现代文化 以传播马列、发展技术为主要特点的“科学”时代。[49]

十个时代的概括虽然并不都很准确，但多少揭示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些特点。易中天则将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分为儒学时代、玄学时代、禅学时代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称之为“玄学时代”。第三个历史时期是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其间，隋唐是佛教儒学化为“禅学”的时期，宋明是儒学禅林化为“理学”的时期，清则是儒学经学化为“朴学”的时期。禅学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因此称之为“禅学时代”。[50]这些精神文化形态的研究往往缺乏“贯通”性，未能深入厘清不同精神文化形态之间的因革关系。

3.当前历史理论和体系创新的不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历史观和历史体系有过不断的探讨，但由于过去长期的宣传，很多人把教条化的唯物史观视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把生产方式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唯一正确标准，把“五种形态”视为唯一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其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这实际上造成历史理论研究的停滞。正如有学者所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除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有所起色之外，这几十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论断，本身就很少具有启发性理论价值，自然也就引不起实证历史学的关注，甚至他们在内心深处鄙夷这种所谓研究，根本不予理睬。”[51]造成这种理论滞后及其和实践“两张皮”的根本原因，有学者归结为学术以外的政治因素，认为“中国史学范式最顽强的特征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历史研究被直接看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中国史学范式真正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在史学的外部而不是内部”。[52]就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我们党近些年来，一直主张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也是必然的趋势。当然，作为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一个近一亿人的大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又是十分慎重的，就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事实到理论用了30年一样，党和国家的哲学及其历史观的转型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由一而多，由多而一的过程。但是，整个社会不可能再回到只有一花独放、万花纷谢的状态，而应形成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要开创这样的局面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国家领导人的一些具体观点当作“政治原则”，经典本本里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搬照转”。[53]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过去的历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不允许它的概念体系、基本观点有任何改变，历史理论的创新就没有希望。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的史学领域，历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本身三者和研究存在相互分离的情况。有些学者用五种形态论证新史观，有些学者用教条的唯物史观指导构建新的历史分期，而没有看到历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历史实证研究是一个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独创新成功。而没有历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指导的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碎片化考证，使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互脱节。

（三）哲学、史观创新的方向

1.中国哲学和历史理论创新的迫切性

中国长期沿用的在西欧历史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苏联历史哲学体系，是有地域和时代局限性的，不能当作永远不变的“唯一准则”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目前，国内很多部门和学者仍把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造成理论与实践日益脱节，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套用奴隶、封建、专制停滞等西方概念“污名化”中国历史，不利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传统理论也与现实政策相冲突。传统理论主张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以前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行不通；改革开放后，又和私有经济不断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被人称为“左灯右行”，无法对“资本主义补课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指责作出有力回应；传统理论提出“两个必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必将被我们的社会主义取代，把社会主义以外的制度文化置于落后、被取代的位置，实质上是单线进化史观和文明优越论。一方面，目前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排60多名，基尼系数0.47显示贫富差距很大，理论和事实不符；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在国际上所讲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54]等主张相互矛盾。沿用传统史观造成理论与实践冲突，内外主张矛盾，不利于建立文化自信，也不利于争取国际话语权。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001年，江泽民也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发展都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55]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时代的到来，物质和精神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科技、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56]2016年党中央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机械照搬外国理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情世情都发生深刻变化，这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57]“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58]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59]。

2.哲学和历史理论创新的方向

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年代，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对外开放、实现发展。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哲学任务的变革，从斗争、革命哲学转向和谐、发展、开放、包容的哲学，这也是我国哲学转型的方向，同样历史观的重点也将从对历史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优秀文化的继承。进入21世纪，中国正从“生存性需求”走向“发展性需求”，关注点从满足温饱的物质资料转向了全面发展的需要，转向了更高的精神需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哲学不停留在“唯物”阶段，而还要兼顾精神的追求，这就决定了系统哲学、实践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日益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重点领域，建构相应的历史观也是历史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需要变革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创造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60]我们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成果，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和新史观。

（四）系统实践哲学的名称和特点

1.系统实践哲学的命名

哲学的重大创新不是对原有哲学修修补补，而是建立新概念、新范式、新体系，哲学也需要新的名称。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哲学需要从正名入手。“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基础、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所熟知的”[61]，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哲学。从另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人们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62]“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63]总体性、整体性实际上就是系统性。我们要把系统哲学、实践哲学的核心观点加以融合，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哲学，因其核心观点是系统论和实践论，故称系统实践哲学。系统论超越了辩证法，实践论超越了唯物和唯心，系统实践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新概括。

2.系统实践哲学的文化哲学属性

系统实践哲学属于文明哲学、文化哲学。因为实践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64]哲学是文化的根基，是文明的灵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国家，《易经》和《尚书》有多处“文明”的记载，如《易经·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孔颖达疏：“文则明粲而不犯于物也。”《易经·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光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在古代最初是纹理，后来常与“质”对举，表示人类创造的器物和礼仪制度。“文明”是词组，表示器物、礼仪、制度比较发达的意思。古代文献有“文明之世”的概念，表示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比较丰富、辉煌的时代。文明还有智慧的含义。《尚书·舜典》云：“睿哲文明，温恭永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谓之文”，“精行四时谓之明”，或“临照四方曰明”，“文明”在这里是形容古代圣人的聪明智慧。在当代，“文明”的定义很多，以前很多人认为只有出现国家以后才有文明，这是受摩尔根所划“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影响，还有人提出农业或新石器出现或人工取火是文明的开始等观点，这些都是狭义的文明。还有学者认为，文明是指宗教文化在内的精神，如布罗代尔说：“有时候，在一个经济世界内，趋向于分享同一种文明但是文明的地图与经济的地图并不简单地相互重叠。这是因为，文明起源于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它比经济世界更长寿。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年龄最高的老人——经济形态可以前后更换，政治体制也可以被摧毁，社会可以新旧交替，但文明在继续走自己的路。”[65]这也是狭义的文明，实际上指精神文明。

文明也称文化。“化”是改造的意思。“文化”古代指教化，现在则理解为人化，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并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可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广义的文化和文明是同一范畴，或者是同义语。不过根据人们的习惯，文化和文明在使用上又略有差异。文化偏重于指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偏重于活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生成，它既不是给定的先验结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规范体系，而是经历着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进程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66]文明则偏重于指静止或死亡的文化的物化形态，但一般学者往往并不对二者加以区别。

“文化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范式，它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唯心主义，文化哲学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注重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出发看待文化问题。”“在文化传统和模式中，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抑或文化的存在。实践要摆脱抽象性，真正成为现实的活动，就不能缺少文化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和实践是同质的。”[67]“随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内涵越来越自觉地显现出来，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这种新的哲学范式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断言，文化哲学是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68]系统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和实践创造精神，系统实践哲学的概括有利于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有利于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时代局限，也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

3.系统实践史与文明史、文化史、系统演变史的统一

从广义上讲，人类出现就是文明或文化的开始，人类的历史就是文明史或文化史，文明史、文化史就是人类的实践创造史。

首先，文明史是贯穿着人类意志的历史，不能简单视之为一部自然史或物质的运动史。“全部人类的历史乃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为的努力的；没有人的意志的作用，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能是人类的自然史（可以与蚂蚁史、蜜蜂史或猴子史之类等量齐观），——尽管历史结局往往不符合人们原来的愿望。归根到底，历史终究是人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的，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历史。”[69]人的意志体现在历史道路的选择、创造上，尤其是近现代，意识形态、思想主义日益成为人类选择社会发展方向、改造构建现实社会的重要工具。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有文化的自觉、反省和开放创新，不能陷入意识形态的偏见、封闭和僵化。

其次，文明史也是一部系统实践史。系统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方法和形式。正如有学者所说：“实践是人类总体实践”，“人类的文明发展是由人类总体的实践所合力推动的”，“人类全方位的总体实践是文明发展总动力这一规律，对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0]所谓总体实践就是系统实践，人民是以系统的形式组织起来成为实践的主体，并以系统的方式开展有计划、有步骤、有过程的历史实践。文化也是“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有机系统”。它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观念系统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技术文化等几个方面，也可分为表层文化现象（如文化产品、文化行为、文化学术等）和深层文化现象（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71]，从而，人类历史既是文化史，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精神和实践演进史。汤因比就说过：“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相互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的平衡关系。”[72]

4.系统实践史观也是系统发展观

系统实践史观既不是文化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文明史观并不必然带有唯心主义属性。唯物史观是特殊年代的文明史观形态，比较注重物质的基础和制约作用。随着时代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不再普遍匮乏，人类更加关注精神需求，这时的历史观、发展观要超越“唯物”和“唯心”的对立，而要注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新文明史观超越文明固化，超越物质和精神、公有与私有、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割裂的对立，是知行合一、公私兼顾、文明平等互鉴、不断创新发展的文明观。新文明史观认为，文明的主体是社会有机体，是整个人类社会系统，文明史既是人类社会系统的演变史、发展史，也是人的实践史、创造史。它用系统的、实践的观点来研究人类历史，突出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创造性，精神文化的灵魂性、主导性、能动性以及历史的总体性、整体性、系统性。文明史观、实践史观，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讲，也可称为文明发展观或系统发展观，即用系统思维，从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环境等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趋势，制定相应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一贯主张以实现社会富裕及人的自由、平等为目标，但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特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强调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它更加主张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系统发展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