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系统实践哲学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对苏联哲学模式的超越

1.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系统实践哲学承认自然界的本原性、人类意识的第二性，这和唯物主义哲学是一致的，系统实践哲学与辩证法都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绝对运动和发展变化，但为了与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化的辩证法区别开来，它把自己称为“系统实践哲学”，继承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这一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丰富的系统思想，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缺乏的器官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00]恩格斯也指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101]“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102]他还说：“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之中，同等程度地如同一包含于多之中一样。”[103]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表达了丰富系统的思想。毛泽东曾经说过：“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104]邓小平也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不断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在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05]胡锦涛也曾经说：“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106]习近平对系统理论也有很多论述。2012年12月31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2014年2月17日，他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07]他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108]当前学术界的问题是，系统理论是构成新的、独立的哲学体系，还是从属于辩证法体系，只是它的丰富、补充。有一部分学者将系统思想上升到系统哲学的高度，认为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是对传统哲学范式的一种超越，是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形态。[109]系统实践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和当代系统哲学的观点。

2.对苏联哲学模式的突破

（1）物质本体论的突破。苏联哲学割裂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它的本体是物质本体或自然本体，中国进行哲学体系改革“必须彻底贯彻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观点，克服那种脱离认识论的本体论”[110]，它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1]系统实践哲学认为，本体是随着人们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本体，不是静止不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客观的本体。人的认识不仅能反映外部世界，而且还能建构世界本体。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本体不过是人的认识总结，无论是基督教的神学本体，佛教的“空”本体，还是道教的“无”本体以及儒家的太极本体、理本体、心本体、中和本体、仁学本体等，都是人造出来的，不存在绝对客观、与人无关的本体。“文化本体论拒绝谈论与人分离的抽象、孤立的世界。因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人有意义的世界”，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2]“在当代哲学中，有一种转向已经出现并且继续发展，那就是从实体本体论到文化本体论。”[113]系统实践哲学的本体是以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系统本体，认为系统是客观对象内容和主观反映形式的统一，是本体论的当代形态或新的文化本体论。

（2）思维方式的发展。苏联哲学是矛盾哲学、斗争哲学，认为矛盾普遍存在，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是矛盾本体论，认为辩证法的基础是“物质和运动的本体矛盾”，“整个辩证法规律正是由最基本的自然本体矛盾引出的”[114]，把矛盾视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认为矛盾是客观世界固有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其实，“矛盾”只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不是绝对的客观规律，把矛盾、斗争到处套用就可能人为地制造“矛盾”，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批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时所说：“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115]随着革命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苏联哲学的矛盾本体论，忽视自然与社会“和谐”的缺陷逐渐暴露，中国有的学者认为：“现实世界的差异统一规律才是现实辩证法的实质，而差异基础上的事物内部与不同事物之间协同、协调的和谐统一才是事物获得进步发展真正的主导动力。”矛盾“不可能成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相反，只能成为事物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差异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实质和本体，和谐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对立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非核心。”[116]我们认为，“差异统一”实际就是“分异合同”，是多元论、系统论，不是两点论，不宜再将其归入辩证法。新时代需要系统思维、和谐思维，不能把矛盾斗争当作分析、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可以并行发展，没有必要对辩证法进行新的解释，把系统观点强塞进去，造成“辩证法”根本不同的理解，构建新的哲学是很有必要的。系统实践哲学是“一多哲学”“分合哲学”，强调多元一体、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虽然也讲矛盾、斗争，但更多采用系统的要素、结构、层级、功能、环境等分析方法以适应处理复杂问题的需要。

（3）历史规律论的发展。苏联哲学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的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117]苏联哲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演进视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的必然过程，这种概括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选择性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是机械进化论和宿命论，并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规律。在系统实践哲学看来，人类历史过程并非必然的直线发展，而有很多偶然性、随机性的岔路口、转折点，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控制的，人类的未来不可能一眼望到尽头。如拉兹洛所说：“在复杂的系统中的规律都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概率性的、统计性的规律。”[118]系统实践哲学承认历史存在规律，但并不认为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人心齐，泰山移”“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人类历史的变化到处都体现着人的意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体现了人和文化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即使是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全是自然的过程，它是人们意志和实践的结果，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的生产力能迅速发展吗？

（4）历史动力论的发展。苏联哲学强调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忽视了历史动力多样性和变化性。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在原始社会中，调节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是血缘系统，而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发挥这种功能的是政治权力系统。在这些社会中，血缘关系和政治权力系统分别是它们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直接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经济才是社会的基础。而到了未来社会，教育和科学系统可能会发挥基础的作用。[119]乌杰在《系统哲学》绪论中说：“在人文科学中，在一定的时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决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决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互相决定的。”[120]这里所说的“相互决定”实际上就是相互影响，说明以上三组关系中不存在固定的中心或重点。过分地、长期地强调物质决定作用，忽视人的精神作用和主体地位，也会有消极后果。系统实践论认为，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主要动力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创新是第一动力，[121]更应重视科技、文化的创新发展。系统实践哲学用动态主导论代替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是多因素互动关系，即系统发展变化并非固定地由某单一元素决定，不存在绝对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直线关系，但在一定时期内，某一种因素对系统发展会起到主导作用。

（二）对系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1.对系统哲学的继承

20世纪后半期即“二战”以后，西方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无线电通信、电子计算机以及自动化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变革。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产生，20世纪60～70年代，又产生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论、分形学等新学科、新理论，社会领域中管理学、运筹学、博弈论等也应运而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新哲学的形成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系统论是美国学者贝塔朗菲（1901～1972）开创的，拉兹洛（1932～）则推动系统哲学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系统哲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系统实践哲学吸收了系统哲学的一些观点，与系统哲学一样，认为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在当代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应当有独立的哲学体系。

2.对系统哲学的发展

中国系统哲学认为自己是一种自然哲学，自然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系统哲学的本体论不仅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122]这和斯大林哲学一样有物质本体论倾向，认为系统是客观世界固有的，先于人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系统实践哲学则强调自己是实践哲学，其本体论是实践的系统本体论，是人类实践创造出来的对象存在形式，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中国的系统哲学对基本规律的概括还有很多分歧。例如，黄小寒将系统哲学的基本规律概括为：系统序化规律、系统控制规律、系统涌现规律、系统选择评价规律。[123]乌杰提出了系统哲学的五大规律：自组织涌现律、层次转化律、结构功能律、整体优化律和差异协同律，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发展和深化。[124]当然这种概括还没有被哲学界普遍接受，张华夏将上述五大规律合并为三大规律：差异协同律、自组织涌现律和整体优化律。结构功能律、层次转化律都被并入整体优化律之内。[125]中国系统哲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仍然偏重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对社会系统还缺乏深入的分析，虽然不少学者提出了系统史观，但缺乏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系统实践哲学则吸收历史学的新成果，提出系统实践史观，构建历史学新体系。

（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1.对中国古代哲学价值观的继承

中国古代天地人合一、五行八卦等思想都是朴素的系统论，中和哲学是传统系统论思想的高度的概括。系统本体论也可用中国传统术语概括为中和本体论。“中和”之名源于《礼记·中庸》的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26]古人认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就是“中”，也就是适度、均衡的意思。“和”的解释一般为“以它平它”“无所乖戾”，体现了多样性、和谐性的统一。宋人周谞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正性也，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正情也，故谓之和。性以情为用，和以中为体，故以体言之，则中为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则和为天下之达道。”[127]认为人的本性得“中”，发乎情，处事公平为“和”。就“中”与“和”自身关系而言，中为体，和为用。就“中和”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而言，则“中和”为本体，社会实践是“末用”。司马光说：“礼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乐以中和为本”“刑以中和为贵”“政以中和为美”[128]，仁礼乐刑政都是中和之道的体现。清初王夫之提出“中和皆体”的观点，说：“喜怒哀乐之未发，体也；发而皆中节，亦不得谓之非体也。”“未发之中，不偏不倚为体。……已发之中，无过无不及为体。”“不但中为体而和非体也。”[129]清代孙奇逢亦说：“《大学》明德为体，亲民为用；《中庸》中和为体，位育为用。”[130]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看，“中和”是系统“均衡、有序、和谐”的状态，也是传统哲学“尚中贵和”，追求均衡、有序、和谐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中和”既是系统的观念，也是系统的实践，是体用、知行合一的学说。古代中和哲学的不足是，局限于个人经验的总结，缺乏系统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当代系统实践哲学借鉴古代“尚中贵和”的价值理念，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广泛的社会实践为检验手段，是改造世界的时代新思维。

2.对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老子的道家哲学、儒家哲学是较有影响的派别。汉代以来，儒家哲学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典型的儒家哲学形态。程朱理学是太极本体论，认为太极包含理、气，理在气先，太极之理是万物的起源和法则，把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的体现，主张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看成是离开实践的客观化、永恒化的存在，实际上是天理本体论，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天理的具体表现形式。陆九渊以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为太极”，万事万物与心同体。心学反对客观存在的“天理”，认为天理在人欲之中，在人的思想之中，是心本体论，主张主客体的统一，主体论、认识论、价值观的合一。现在看来，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他们的认识都存在与社会实践脱节的现象，只强调通过读书、格物、静思和个人道德践履来发现固有不变的“天理”“良知”本体、“仁”本体，而不知本体是社会实践的创造物，是可以发展变化的。中和本体在古人看来，是“天理本体”、是天地赋予、与生俱来的“性本体”“自然本体”，“天不变，道亦不变”，理也不变，本体也不变。系统本体论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广泛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自觉本体论，是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具有时代和实践的特点和局限。因此，系统实践哲学虽然主张系统本体论，但尊重哲学和本体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不会把自己的本体论视作普遍永恒真理。

（四）对文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1.对文化哲学的继承

文化哲学也称为文化论或文化观。18世纪意大利维科（1668～1744）和德国赫尔德（1744～1803）是其先驱，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规律。在19世纪，西方先后出现进化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流派，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研究。20世纪以来，文化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受西方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学者也开始了文化哲学、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哲学作为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包含的内容大体有：文化本质论，文化的生成、历史和未来观，文化构成论，文化类型说，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分析论，文化的功能和文化价值论等。”[131]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即功能性哲学范式。它不再把对象世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存的实体，而看成是人类精神劳作的客观化形式和人类创造性的显现。文化哲学认为，精神文化内在于物质文化和政治文化，物质文化和政治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文化的这几个层面或构成部分不是彼此分离、互相对立的，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的结合的关系，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文化哲学超越了唯物和唯心的对立，这和系统实践哲学的循环主导论的观点有一致性。系统实践哲学本质上也属于文化哲学，它的本体论不是自然本体论，而是文化本体论。它不是把文化当作本体，而是把本体视为文化的反映。文化哲学的历史观称为文化形态史观或文化史观、文明史观，是超越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历史观。

2.对当代文化哲学的发展

当前中国文化哲学对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的概括，通常为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或史前、传统、现代、后现代文化四个阶段，并没有从文化的精神特征来命名，而是以产业或技术类型来命名文化，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特别是没有将中华文化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形态、精神特征准确地概括出来，也很难体现文明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精神文化当然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但物质条件不能等同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或生产方式，把精神文化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或生产方式一一对应，是机械的做法。系统实践哲学认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但彼此有各自的独立性，它们的发展并非同步，不能把物质文化形态与精神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形态各自的历史阶段同步化、同质化、同名化，系统实践哲学的文化形态史观是物质、政治、文化并行发展的多线史观，不是单一元素决定论的历史观，也属于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的范畴。系统实践哲学认为，世界经济文化趋同性增强，但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则日益呈现多样性，这并不能靠经济发展、经济交往所能完全消除，要摒弃经济决定论，摒弃经济发达等于文化优越的观点，摒弃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固化的观念，深入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坚持文明平等互尊、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总之，系统实践哲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人道精神，突破了苏联哲学自然本体论和矛盾普遍化、绝对化的局限，借鉴了中国古代哲学、当代系统哲学、文化哲学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当代系统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历史观是系统的、实践的、人道的、文化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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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年，第28、30页。

[33] 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经济。广义的农业经济包括牧业在内，游牧是草原地理环境的产物，与农耕经济同一时代。

[34] 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的经济。

[35] 也称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也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四种形态，将信息文明作为一种特殊阶段并入工业文明。

[36] 张念瑜：《绿色文明形态——中国制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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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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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韩庆祥、邱耕田、王虎学：《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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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有始》，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77] （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卷十，清船山遗书本。

[78] 乌杰：《系统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4、75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6页。

[8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81]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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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清）陈法：《易笺》卷一《泰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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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乌杰：《系统哲学》，第169页。

[9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98、206页。

[92] （宋）黎敬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

[93] （清）方以智：《东西均》，中华书局2001年，第129页。

[94] 乌杰：《系统哲学》，第160页。

[95] 金观涛、华国凡：《质变方式新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96]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5页。

[9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9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377页。

[9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25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235～236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662页。

[10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10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2页。

[10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7页。

[106]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6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10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8、105页。

[10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4页。

[109] 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绪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110] 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的尝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113] 李无苑：《从实体本体论到文化本体论──论当代哲学的转向》，《蒲峪学刊》1995年第3期。

[114] 刘潼福：《论马克思哲学中本体矛盾的认识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11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4页。

[116] 刘国章：《差异、矛盾与和谐关系研究——从辩证系统思维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3、14、21页。

[117]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6页。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7页。

[118] 〔美〕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

[119]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4～155页。

[120] 乌杰：《系统哲学》（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1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47、307页。

[122] 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第12、14页。

[123] 黄小寒：《世界视野中的系统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

[124] 乌杰：《系统哲学》。

[125] 张华夏：《系统哲学三大定律》。

[126]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773页。

[127]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四，清通志堂经解本。

[128]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一《中和论》，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129] （清）王夫之撰《读四书大全说》卷二《中庸序·名篇大旨》，清船山遗书本。

[130] （清）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卷三十四，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131] 张凤江：《文化哲学概论》，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