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言
通过大量阅读王清福笔下的文章以及他读过的书籍，认真研究他有生之年以及过世之后崇拜他和批评他的人们对他的评价，与他的数位后人一起探寻他走过的道路，翻阅他的书信，我常常会情不自禁，暗自发笑，崇拜和欣赏之情也会油然而生。投身前述事情期间，我好像与王清福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其实，他在我出生半个多世纪前已经作古。几乎可以肯定，若非如此，这样一位激情四射、色彩斑斓之人，我会非常乐意与之交往。
为写作本书，我做了认真的调研。我必须承认，此前我从未听说过王清福其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最著名美籍华人的名单上，因此，我才有幸第一次得知。名单罗列的几乎都是20世纪的人物，许多人至今仍然相当活跃。王清福被冠以“投身反抗《排华法案》的早期民权活动分子”的头衔。我曾经以为，19世纪时，华人社团或多或少处于一种胆小如鼠的蹲守态势，对前述令人恨之入骨的灭顶之灾般的法案没做过任何反抗，甘愿逆来顺受，当年鲜有美籍华人成为闻名全美的反抗斗士。所以，我下决心对这位王先生以及他取得的成就做更多了解。
后来我发现，研究美国和亚洲的历史、政治的学生们并没有遗忘王清福，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我有幸见到了有关他投身某些事情的零星记载。例如，陈国维考证了王清福在纽约现身的前前后后；张庆松探讨了王清福从事的政治活动，还扼要介绍了他的宗教信仰；徐旋分析了王清福为各种刊物撰写的文章，等等。1但是，没有人就王清福的人生进行过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关于他早年的经历，人们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而他晚年在中国的经历却是一片空白。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学者们大量采信的都是王清福亲口所述的有关他自己的表面的东西。王清福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时不时还会扯个小小的谎言，这意味着，学者们有意无意间将许多与事实有关的细节张冠李戴了！
王清福在身后留下了海量的署名文章——基本都是英文文章，英文是他在做学术研究时掌握的——如今它们都成了文史资料，以及上万篇记载他的作为的报刊文章。将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即可从中看出他投身公开活动的大致轮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他人品的文字资料相对稀少。他写给儿子的少量亲笔信留存在他的后人手里，已有上百年历史（我相信，此前尚无任何学者知晓此事），通过这些信函，人们得以管窥他的人品。然而，日记和笔记之类物品已荡然无存，经确认属实的有关他的照片为数极少，记述他在中国生活的文史资料更是少之又少。
无论如何，依据现有资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有关王清福的多数东西的确引人侧目。他热情奔放，领悟力强，极为聪明，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观点鲜明，用非母语从事写作，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他不仅高傲，还特别自信，对于如何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完全出于本能，他怪异的行为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公众关注。他行为高调，出口成章，语言诙谐，是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他自行弄出的噱头和标新立异的场景，更使他成为报刊杂志连篇累牍报道的对象。作为政治活动家，他对自己的追求怀有崇高的信仰，对自己的事业执着到不知疲倦为何物。其中，致力于中国人在美国获取充分的民生权利和政治权利，成了他最重要的终极追求。美国华裔作家萧万安对他的评价令人过目难忘：他是个“善于挖掘新闻、煽动舆情的极其聪明”的人。2这些都是对他的真实写照，但其实远远不能概括他的一生。
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王清福属于中国人里的极少数，因为他能用英文写文章，能用英语开讲座。毫无疑问，在种类繁多的报刊文章里，他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中国人。他为中国同胞们秉持的观点和愿望代言，将有关中国人的事摊开到偏见越来越深的美国公众面前。与生活在唐人街社区里的大多数同胞相比，他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别于他们，实际上，他觉得自己位于他们之上。尽管如此，他依然任劳任怨地投身于前述事务。他早于大多数中国人剪掉辫子，尽可能不穿传统中国服装，成了归化的美国公民。不仅如此，与美国人交往，他也是如鱼得水。在美国，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中国人肯定是凤毛麟角。
19世纪最后数十年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显著地、急剧地恶化，一些混迹于同胞中的有政治地位的中国人的境遇同样如此。王清福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美双方缺乏了解，他把主要责任归咎于身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们。他认为，正是那些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的传教士将一些有关堕落的中国人的报告传回美国，才煽起了种族主义的星火。他希望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和他自己眼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在美国各地举办了数不清的讲座，并撰写各种文章，发表在《哈泼斯周刊》《大都会》《北美评论》，以及《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等著名刊物上，他的目的是揭穿导致反华提案合法化的陈词滥调。这些提案包括1882年获批准的《排华法案》，以及十年后获批准的《基瑞法案》，后者延长了《排华法案》的有效期，且限制条款更加烦琐。
他总是在文章里和讲座上强调，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共性，对于分歧，他总是满怀同情地加以解释。美国人信仰基督教，他会借助基督教，用美国人熟悉的方式宣扬构成佛教和孔子学说的基本理念。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神秘，为消除这种观念，他撰文引领美国人游览唐人街，例如仔细介绍中餐馆里的厨房，详细描述洗衣工如何经营洗衣店，中国人如何打牌、沏茶、理发、铺床等。他还向美国人推介“杂碎馆”①——他是第一个借助媒体这样做的人——进而解释中国人都吃些什么，不吃什么，老鼠和乳狗肯定出现在中国人不吃之物的清单上。
王清福是美国民主观念的忠实信徒，反华偏见根本吓不住他。中国人在美国社会被排挤到了人下人的地步，人们认为这种事不可避免，王清福却不接受这种观念。他深信公正、平等、解放的理念，他不断地挑动美国人的神经，让他们将民主观念付诸行动，因为美国人一方面任性地相信民主，另一方面，凡遇中国人，他们就会将民主观念完全抛诸脑后。王清福创建了美国第一家华人选举人协会；美国人就“华人问题”进行辩论期间，他协助定义了有关概念；通过发表各类演讲以及文章，他不断地施压，要求废除令人憎恶的《排华法案》中的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限制了华人的公民权；他还出席了美国众议院某委员会的听证会——也许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国会作证。通过上述活动，王清福将许许多多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第一类是在他之后移民美国，受《排华法案》限制的籍籍无名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已经身在美国，而拒绝归化或无法归化的中国人。
王清福是英语中“Chinese American”（美籍华人）一词的第一个使用者，这是他为两份由他亲自创办的报纸起的名称。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个词的含义能够准确定义在美国的中国同胞。他是人们称之为“中国人美国化运动”的先驱，他深信，文化适应性必定会导致各种政治权利的获得，他要求同胞们剪掉辫子，接受美国的服装和生活方式，丢掉鸦片和赌博，学习英语。然而，在持续不断地努力消除美国各地唐人街的积弊之际，他却触动了强大的地下势力的利益，经常遭到某些同胞的言辞攻击和人身攻击。他倡导接受美国的同化，他的说法甚至得不到多数守法的中国人的完全认同，他们要么没有兴趣接受美国生活方式，要么没有能力这么做。
可以说，王清福像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对中国一往情深，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同样寄予厚望。他是孙中山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认识孙中山。他赞成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他形成此种认知的时间远远早于孙中山。他甚至还酝酿过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计划：在芝加哥建立一个中国人的革命社团，借道南海诸岛向大陆发起武装进攻。然而，他未能活到1911年，未能亲眼见证孙中山和他的同胞们在现实中推翻清朝政权。
王清福毕其一生为在美华人争取民生权利，最后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反华政治势力过于强大，仅凭他一己之力，注定会一事无成。尽管如此，他开办的那些讲座，他笔下的那些文章，他从事的各种活动，无疑都帮助美国公众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态度。他曾经为此热情地、努力地、持续不断地尝试。“中国佬”甘愿被动地接受二等公民身份，不会有什么反抗，这已经成为世人的固有观念。而他勇于尝试，用事实打破了这种固有观念。在美国境内的中国人里，王清福是一位领袖级人物和勇敢的斗士，尽管他在战斗中惜败，但他无愧于这两个称号。
王清福的领袖风范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更体现在政治方面。他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哪个华裔美国作家在雄辩方面能够与他比肩。马丁·路德·金博士阐述美国梦时说过，应当依据人们“内在的品性”评判其人品，而早在70多年前，王清福就曾经公开说：“对所有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人，考察其人品和体质两方面已经足矣。”3
王清福同时与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到头来，他与外界的关系都不怎么融洽。在美国境内，虽然追随他的中国人甘愿接受他的领导，但是许多人拒绝接受他的观点，还对他恨之入骨。一些思想开放的美国白人特别喜欢他，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与他们交往，而一旦碰到歧视中国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会立刻翻脸。他一生特立独行，在与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常常感到相同的理念和严重的分歧共生共存。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后，他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不仅剪掉了辫子，穿上了美式服装，还从内心深处接受了美国的理念和法则。他在生前已经默认了自己的新身份——他是第一个采用和定义“美籍华人”一词的人，也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籍华人”。
王清福的身世相对不明朗，因而特别值得挖掘，以便与世人分享，他对后世的诸多贡献同样值得更多人去了解和欣赏。我崇拜王清福其人，以及他一生取得的成就。我特别希望看到，因本书的问世，像我这样的崇拜者将不再是寥寥数人。
苏思纲
2013年3月20日于华盛顿特区
注释
1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8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3–9; Qingsong Zhang,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Wong Chin Foo and the 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 in Claiming America: 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ed. Sucheng Chan and K. Scott Wo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1–63; and Hsuan L. Hsu, “Wong Chin Foo’s Periodical Writing and Chinese Exclusion,” in Genre: Forms of Discourse and Culture 39, nos. 3–4 (Fall/ Winter 2006): 83–105.
2Andrew Hsiao, “100 Years of Hell-Raising: The Hidden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 Activism in New York City,” The Village Voice, 23 January, 1998.
3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 Appeal of the 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Equality of Manhood (New York: 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 1893), 3.
①即中餐馆。——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下文不再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