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李斯 张良劝谏的艺术

两千两百多年前，秦王嬴政刚刚继位，一件重大的间谍案被成功告破。一个叫郑国的韩国人到秦国来做水利工程，原来是为了大量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以图“疲秦”，继而使其无力进行征战攻伐。秦国的宗室大臣由此提出：既为客卿即居心可疑，应该全部驱逐。

时为客卿的李斯向秦王上书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谏逐客书》，那真是“善说”，也就是会说话。

“善说”首先是它旁征博引，骈体排比，气韵生动，文采斐然，所以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善说”又在于它以理服人。李斯说到之前的四代秦王唯才是举，延揽各国人才，方得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它又说到君主所以接纳各国的宝物，是因为它们虽不产于本土却优于本土，而“取人”的问题，应该是同样的道理。“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如果“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只能是损伤自己，帮助敌人。李斯的论辩逻辑有力，言之成理，司马迁为之折服，将其抄录于《史记》，使它成为流传后世的千古名篇。

而《谏逐客书》的“善说”更在于：它对于秦王政令的抗辩，没有因为事关个人而意气用事、情绪抵触，以至在行文语气上有所“批龙鳞、逆圣听”的冒犯；作为羁旅之臣的李斯，撇开了个人的得失进退，从大局意识、国家社稷出发，坦率中肯，直抒胸臆，敬呈肺腑之言。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它“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结果秦王接纳了李斯的谏言，收回成命，并且委以治国理政的要职；甚至对于郑国也刀下留人，让他继续发挥水利专家的特长，“郑国渠”使八百里秦川成为富饶之乡，关中成为重要粮仓。李斯、郑国两人直接造就了秦王成为秦始皇的政治经济基础。

职场生涯的重要内容，就是与上级相处。哪怕自己当了领导，你也还是会有领导。对于上级，听命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常态；但是与领导意见相左也不可避免，如果到了非说不可并且希望说了不是白说的时候，那么“有话好好说”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谏逐客书》就是此中的典范。

给领导提意见，特别是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有理”很重要，而“有节”同样非常关键。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秦国都城咸阳。秦皇宫内宝物环绕、美女成群，刘邦乐不可支，好不快活。樊哙见此，十分不满，冲着刘邦一通嚷嚷！刘邦非但不听，还很不高兴：老子连年征战，如今大功告成，“放松”一下又有何妨？随后樊哙将情况和担忧告诉了张良。张良来了，他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主公兴兵伐秦，不可沉湎于暴秦的声色犬马……主公觉得，眼下与项羽相对，有几成胜算？当时的形势是，刘邦与项羽虽有约定，谁先入咸阳谁为王，但是这种事情嘴上说的不算，最终要由实力说了算；刘邦当时率部10万，项羽统军40万；何况正是项羽在正面牵制消灭了秦军主力，才使刘邦得以迅速挺进关中。难道刘邦这就以为坐稳了“王”的位子了吗？冷静的劝诫，让刘邦陡然警醒。他随即封秦府库，撤出咸阳，“虚位以待”。此后在鸿门宴上，项羽没杀刘邦，一个原因也正是因为刘邦这件事情做得“上路”。

张良“说”刘邦，道理很硬，言辞却很恳切，与樊哙怒言批评的效果截然不同，不然这历史就不知道会怎样演变了。

战国时，齐威王继位。其时，齐国内政纷乱，军旅不振，“诸侯并侵，国人不治”，形势复杂严峻，政局岌岌可危。可是齐威王却不理国政，沉湎于女色和娱乐，群臣虽然焦虑，却不敢进言劝谏。这时候大臣淳于髡面见齐王说事了，淳于髡问齐威王：“大王，听说国中有硕大的神鸟，栖息在皇宫的大殿之上，三年了既不飞也不鸣，主公您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其实淳于髡这次面见齐威王，并非贸然行事。如果豁出去慷慨陈词一番，继而指责君主玩物尚志，那也行；问题是这很可能激怒齐王，然后就是事与愿违。所以这次面见齐王，怎么说话就太重要了。同时淳于髡事先也对这位新主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感觉他并不像是个胸无大志的昏庸无能之辈。于是淳于髡便用神鸟的比附对齐王做了点拨激励。齐威王心有灵犀，也是觉得到发威的时候了，再加上这淳于髡的话也说得让“寡人”受用，于是他回答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呀呀，主公就是这样的神鸟啊！淳于髡的说辞收到了效果，齐威王振作起来，整顿吏治，发兵御敌，进而成为战国七雄的强主。

淳于髡的神鸟之说，是不是有点儿套路、拍马屁的嫌疑呢？其实善说以劝谏与巧言令色的拍马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让君王纠错，而后者纯粹只是对领导的阿谀奉承。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有一次的行为就体现了这种区别。

魏徵的敢于进谏和唐太宗的善于纳谏构成了君臣关系的美谈，但是魏徵的犯颜直谏，常常弄得唐太宗难堪脸绿。一次在魏徵进谏时唐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仍气咻咻地道：“哪天我非杀了那个不知好歹的老匹夫不可！”长孙皇后问是谁惹陛下生气，唐太宗说：“魏徵那个家伙老是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我横加指责，搞得我下不了台！”聪慧的长孙皇后稍稍沉默后，进去换了朝服出来，对唐太宗跪拜道贺。这是什么情况？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君明则臣直，现在正因为陛下圣明，才会有魏徵这样敢于进谏的大臣，我身为皇后，怎能不向皇上道贺呢？”一番“圣明伟大”的夸赞，消解了唐太宗的怒气，而这委婉的劝解，又让唐太宗醒悟了过来。

当然在特定情景下，犯颜直谏、“当面开销”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这会承担相当的风险。这风险既是对进谏者的身家性命而言，轻者遭打击报复穿小鞋，重者身陷囹圄、脑袋搬家；同时这风险常常就是你的谏言不被采纳、付诸东流。而假如进谏的事情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却要好为“直臣”、小题大做并且火星四溅，这对工作、对自己就很不明智，也不足取了。

汉元帝出宫祭天，看着天气不错，打算就便巡游一番，上任才十多天的御史大夫也就是监察部长薛广德有话要说：“现在关东地区的百姓因灾受困，不少人流离失所，陛下怎么还有心情游山玩水呢？这时候游山玩水，就是在‘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是亡国的节奏啊！”元帝听了顿时意兴阑珊，打道回府了。皇帝出宫巡游一下，就上纲上线到了要亡国的地步，这也太夸张了吧。几个月后元帝前往宗庙祭祀，到了河边准备换乘楼船过河，秋高气爽的，乘便赏赏水上风光，不想这个薛广德又来了，他扑到皇帝與乘前，摘了帽子，脑袋使劲叩地：“陛下！你不能坐船！这河上有桥，陛下应当乘车从桥上过河才是！”元帝很是着恼：朕要坐个船怎么就不行了呢？于是道：“薛大夫，你还是把帽子戴上吧。”这薛广德被打脸却不折不挠：“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进言，臣这就自刎，以血溅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不得进入宗庙！”史书上用三个字表述了元帝此时的情绪——“上不说（悦）”，就是元帝的脸色都变了。就在大家为薛广德捏了一把汗时，光禄大夫张猛赶紧过来打圆场：“陛下，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犯颜直谏。现在秋风已起，河宽浪高，乘船确实有危险，不如从桥上过更安全，有道是‘圣主不乘危’，陛下你就采纳御史大夫的进言吧。”在皇帝过桥的时候，估计不少人看着发懵的薛大夫，都会在肚子里嘀咕：同样一件事，咋就不能像张大夫这样有话好好说呢？皇帝也是人嘛。幸亏汉元帝是个“柔仁好儒”、崇尚“德政”的主，不然这位薛大夫一定够呛。不久薛广德申请提前离退，汉元帝立刻批准，让他走人了。

中学课本收纳的《烛之武退秦师》《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都以古人高超的劝谏艺术，让同学们受到智商和情商的启迪——在上下级关系和人际交往中，言之成理加上委婉的言说方式，是造就双赢、增添和谐系数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