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防人要防两面派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说有一个地方，人们都长着两张脸：前面是一张笑脸，和蔼可亲，善良随和；脑后却藏着另一张脸，凶神恶煞，阴险歹毒。作者这样以夸张的笔法讽刺“两面派”，绝对是来源于生活。

“两面派”从古到今，大大小小，各地各处，所在多有。魏国的刘晔在伐蜀问题上，在魏明帝曹叡面前说好得很，在众大臣面前又说糟得很，以图两面讨好；明代的申时行在废立太子事情上，在神宗面前说好好好，在众大臣面前说不行不行，以期左右逢源。等到这等两面派手法穿了帮，他们都落得了身败名裂的结果。

除了这号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又一套，投机取巧、两面通吃的角色，另一款常见的两面派，就是“立牌坊、做婊子”型。他们平日里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模范先进，可是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暂且悠着点，别那么轻易就认了真；一朝东窗事发、撕开画皮，就常常会看到这些人一大堆贪赃枉法、男盗女娼的烂事，这时候人们在咋舌之余，免不了会叹上一句：真是人模狗样。

晚清时期的大臣刚毅，因为反对戊戌变法，支持废黜光绪，成为慈禧太后的亲信，并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后主张利用义和团的“仙术”扶清灭洋，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引发“庚子之变”时，刚毅随慈禧仓皇出逃，如果不是死得及时，就被慈禧太后抛出去当作背锅的替罪羊了。就是这个刚毅，曾以简明的语言编纂过一本《居官镜》，教导人们怎样做一个好官、清官，该书开宗明义“居官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为主”。书中分章别类，第一个叙述重点就是“忠君爱民”——为官之人要“存忠君、为国之心，务立身、行道之本”，做到“公忠报国，慈祥爱民”；书中充斥了诸如“居官办事，全凭公心”，“居官立身，固以操守为本”之类的话；刚毅又不厌其烦地强调，为官要有“为国、爱民之意”，要记取“为吏尽职，为民守分，各居其道，治理民安，则国家可以长保。故为政者，必以安民为本。定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还要做到“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居官镜》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倡导为官必须清正廉洁，“清洁之操，一尘不染，谓之廉”。“以廉言之，理财制用，崇俭务实，使天下家给人足，盗贼不起，争端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箪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书中对那些“肥甘自奉、轻暖自适、货财自好、刚愎自用、贪得无厌、嫉贤妒能”的蠹虫官宦深恶痛绝，严词痛斥；同时该书还提出，官员仅做到自己洁身自好还不够，如果对下属的盘剥勒索、贪赃枉法，失于觉察、疏于整顿，就是姑息养奸，“如此违道、干誉之清官，其与贪官，迹虽不同，其所以负恩误国之罪一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哎呀呀，这样冠冕堂皇、朗朗上口的述评讲章，讲得是何其之好啊！

然而转过身来，刚毅又是怎么做的呢？史书记载，刚毅“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刚毅受朝廷之命去江南查办案件，“闻此次所到各省，多有收受陋规之事”，“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刮，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这就是一个高调反腐倡廉的大臣的所作所为吗？他所倡导的为官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都丢到哪去了呢？其实他一点没有丢，需要的时候，他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立马就会登上讲台，面不改色、字正腔圆地对官吏进行思想教育。对于像刚毅这样的人来说，两副面孔，历来是因时因地调换使用的。然而正如孔子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死后被褫夺了所有的官衔，不过这不是因为他的贪渎和两面派作风，而是因为他挑唆义和团起事而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对此需要对洋人有个交代。

那么刚毅是晚清官场的奇葩吗？不是。他的两面派做法正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就直接指名许多朝廷高层官僚随时变换姿态的两面派行径：“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相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张居正的表里不一、两面行径，颇为后人诟病，也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厉行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政”。《明史》称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梁启超称之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万历皇帝宋神宗朱翊钧十岁即位，张居正受李太后嘱托辅佐，他对小皇帝一贯谆谆教导：“冲和者养威，淡泊者养禄，惕励者养安，忧勤者养乐”，“敦尚俭德，撙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小皇帝犯错，他严加训导：“痛自改悔，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庶今日之悔过不为虚言，将来之圣德愈位光显矣。”神宗十六岁时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但是张居正“不准”——“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后来索性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给免了。一些学士纂修先皇事迹语录，照例神宗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又给免了。甚至在张居正的严格督导下，神宗连赏赐宫女的钱都没有，不得不打白条欠着。而张居正自己在京城的府第，豪华程度却不亚于王府；他又喜好美色，屡服“伟哥”，镇守福建的戚继光曾送他美女和壮阳药“海狗宝”。然而问题是，张居正在教导少年神宗时，难道能不晓之以明君之道，却用自己过来人、老江湖的行事作风以身说法吗？

张居正以考核制度加强吏治，“信赏罚”“持法严”，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但是他自己在老家建府第，却收受地方官员的献金赞助，因此御史刘台弹劾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不过在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人们包括宋神宗满怀期待地对其府第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却未发现有什么余财。

张居正的两面处事，给了我们两点认知：其一是，即使是再英名盖世的人物，也不要轻易相信其如何高风亮节的神话；其二是，对于张居正对人对己的两面性，自可挞伐，但是鉴于其生活作风的贻害流毒并不严重，以及他一生的功过，因此对他另一面的淫乐奢侈的评定，似可“酌情从宽”。

而真正攻击型、破坏型的“两面派”手段，就比较可怕了，“口蜜腹剑”就生动地形容了此等行径，这号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李林甫。

史称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纵使对某人已恨在心，表面却不动声色，甚至显得十分热情，既掩人耳目，又消其戒备。如陷害大臣卢绚、严挺之，以及宰相李适之时，都是表面上为他们着想、替他们出主意，背后却处心积虑设下了坑子，所谓“以甘言啖人”，人后“阴中伤之”，世人因此称之“口有蜜，腹有剑”。

唐朝时，多位宰相并列参政。唐玄宗在宠妃武惠妃的挑唆下，拟议废立太子并废黜其他三位皇子，玄宗一直倚重的宰相张九龄竭力劝阻，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当面一言不发，退朝后却私下对宦官道：“此乃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为什么要对宦官说这个呢？就是要让这话暗中传递到玄宗耳朵里。李林甫这个人工于心计，以贿赂巴结走后宫武惠妃和大宦官高力士的路线，窥伺玄宗的动静心思，所以每每进奏，都很符合玄宗的心意。而张九龄却始终秉持自己的忠诚耿介。在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时，张九龄以李林甫的德行与才能不佳为由投了反对票；唐玄宗欲为牛仙客升官进爵时，张九龄认为牛仙客学识不高，予以劝阻。李林甫却私下传言：“只要有才识，何必满腹经纶。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李林甫对张九龄怀恨在心，表面上却对张老恭敬有加，暗中时刻在寻找打击张九龄的机会。玄宗在位日久，后期骄奢之心渐长，而张九龄出于公心，时常对玄宗的想法提出异议，玄宗很是不爽，而李林甫当面恭维张老，却在背后攻击张九龄不识大体，支持玄亲想法，因此日益得到宠信。中书侍郎严挺之正直能干，为张九龄器重，但前妻丈夫的贪污案件将他牵涉进去，张九龄又为其喊冤，李林甫抓住机会，在玄宗面前告以张九龄和曾经嘲笑自己党羽不学无术的严挺之有结党营私之嫌，结果严挺之被贬，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擢升为首席宰相。

为了大权独揽，李林甫的下一个目标是同为宰相的李适之，他一次“无意”地向李适之透露了华山发现金矿的消息，玄宗希望长生，而黄金可用于炼丹，平素练达能干的李适之这次也掉进了坑子，他为邀功向玄宗报告了此事。玄宗很高兴，将此告诉李林甫，李林甫却说：“这事我早就知道，但华山是王气所在，关系陛下的本命，所以我没说。”玄宗顿时觉得李适之不靠谱，由此疏远了他。

李林甫蔽塞言路、排斥贤才，此后还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许多冤案，朝中人人噤若寒蝉。他为阻断诤谏之路，曾对谏官说：“现在明君在上，臣子们顺从就行，不必多言。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吗？它们吃着上好的食料，但若乱叫一声就会被赶出去，以后也不可能重新启用。”唐朝由此纲纪素乱，由盛转衰，以至发生安史之乱，李林甫有着极大的责任。

司马光曾说：“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则直接将其列入了《奸臣传》。

唐太宗、唐高宗时官至宰相职的中书令的李义府，也是一个两面派专家。他表面温和恭敬、面带笑容，可是对不称意者，则阴损陷害，给予温柔一刀；平时装作廉洁奉公，背后却授意老婆儿子敲诈勒索。可叹的是，就是这样的人物，却能在两朝皇帝跟前玩得转，直至东窗事发。

毫无疑问，我们日常所见的两面派，既有刘晔、申时行那号的，也有刚毅、张居正那号的，更有表面奉承、背后阴损的李林甫和李义府那号的，你说不防着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