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狄仁杰 刘伯温如何能善终

君臣关系，构成了最为精彩又别具启示的历史长卷。君臣关系的状况与王朝和政局的状况紧密关联，因此明君贤臣相得益彰，这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那么就其本质而言，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状态，决定的因素在于君主个人是什么状态。君主行不行，主要是看他的吏治行不行；而吏治行不行，最重要的一点则要看君主的手段硬不硬。这个手段的核心，说白了就是生杀予夺的力度。汉宣帝与太子刘奭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刘奭“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法家刑官），以刑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只因“刺讥辞语”即被处死，便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法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事实上，在宣帝“以刑绳下”的吏治之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宣帝随后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刘奭即位，果然软弱无能、信用佞臣，以至大权旁落、纲纪紊乱。司马光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毛泽东1957年4月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曾说过汉代“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

以通常的历史现象看，有威严的君主，就有稳定的政局。但是如果像武则天、朱元璋那样对大臣刑杀过重，那又过犹不及了。《旧唐书》称武则天“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武则天一生共杀害朝廷大臣三十六人，还不包括受牵连的人员，她甚至还杀害自己的亲属包括儿子在内的共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但是与朱元璋这个群臣的克星相比，武则天实在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说朱元璋接二连三地杀掉的大臣，他假手胡惟庸案、蓝玉案，就杀了四万五千人，开国功臣也十去其九。然而，在这样肃杀甚至是大清洗式的诛杀险境中，却有两个重要人物能够“幸免”，一个是武则天时期的狄仁杰，一个是朱元璋时期的刘伯温。“硕果仅存”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他们这种在非常情势下的生存个例，又为君臣关系提供了什么特别的解读呢？

狄仁杰的主要身份，不是通俗演义中的神探大法官，而是武则天的宰相。

唐高宗死后，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但政事皆由皇太后武则天决定。中宗试图组成自己的权力集团，欲以岳父为侍中（宰相），辅政大臣裴炎“固急以为不可”。李显大怒：“我就是把天下给他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裴炎将此事报告给了武则天，武则天马上命羽林军解除了中宗的卫兵武装，宣布废黜中宗的帝位。中宗嚷道：“太后废黜儿臣，儿臣何罪之有？”武则天怒斥道：“你要把大唐江山送给你岳父，这难道不算是弥天大罪吗？”李显被废外放，武则天改立李旦为唐睿宗，自己临朝称制，而后李旦被软禁，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

对于武则天篡位自立，狄仁杰不管在哪里任职，从不发表支持或是反对的言论。狄仁杰认为，朝代轮转，君主更替，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人能否让国家振兴，让百姓安居乐业。事实上，武则天的治国理政的方式确实颇有成效。狄仁杰一旦把这一点想明白了，也就知所进退，站稳了根本的政治立场。英国公徐敬业以武氏“僭窃帝位”而起兵，结果败亡；名士骆宾王脍炙人口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果也不了了之；其间那位裴炎进言还政于睿宗以平息叛乱，被武则天怒而处死。而在这个过程中，狄仁杰因为自己清晰的认知，从不参与搅和。

但是狄仁杰在谁当后任皇帝的问题上又是有原则的，因此也不是没有遭遇过杀头的风险。当武则天想立自己的侄子武三思为皇太子时，“众莫敢对”，因为弄不好这就是掉脑袋的事情，但是狄仁杰却当众反对，理由很硬：第一，“天下人并未厌弃唐朝，若立太子，非庐陵王（李显）不可”；第二，“姑侄与母子哪个关系更亲近？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千秋万岁后可以配享太庙，若立侄子，可从没听说有侄子将姑姑配享宗庙的。”武则天大怒：“此朕家事，卿勿预知！”在这个节骨眼上，狄仁杰不顾生死、不依不饶，继续抗辩，并且说到了君臣关系中作为大臣的责任：“要说起来，那天下的事都是陛下家事。君王是首脑，臣下为四肢，犹如一个整体，况且我现在担任宰相，怎能不管这事呢？”此后，武则天梦到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狄仁杰又借机说道：“武是陛下的姓氏，两翼应指二子。陛下现在只有庐陵王、相王（李旦）二子，只要起复二子，两翼便能振作。”狄仁杰有理有节，武则天终于回心转意。

官场具有高风险，何况武则天当政后，任用酷吏以剪灭可能的对手，狄仁杰也曾经被史上有名的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而入狱。然而怎么才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这需要智慧。狄仁杰被捕后当场认罪，来俊臣得到口供。狄仁杰向狱吏借来笔墨，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布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棉衣里，请求送回家中。儿子发现书帛即向武则天诉冤。武则天看罢帛书，召来俊臣前来询问，来俊臣一味辩解，又以狄仁杰认罪的《谢死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亲自召见狄仁杰，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泣曰：“我如果不承认谋反，已经死于酷刑，也见不到陛下了。”武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说从未写过，经查证发现那果然是伪造的。狄仁杰就此逃过一劫。

当然，狄仁杰一贯的耿直忠诚及其诸多事迹，也是有目共睹。所谓日久见人心，因此狄仁杰非但未遭杀身之祸，反而越来越受到武则天的敬重。武则天尊称他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对他的退休请求始终不予批准，并对官员道：“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打扰狄公。”武则天不让狄仁杰行跪拜之礼：“每当看到你跪拜，朕就会感到痛楚。”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道：“朝堂空矣！”

明代的开国元勋刘伯温虽然也是“幸免”，但是其对于君臣关系的读解却与狄仁杰截然不同。刘伯温以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敢于任事而著称于世，世称“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在辅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对其几乎言听计从，多次称刘伯温为“吾之子房（张良）也”。当时君臣之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大臣、功臣大开杀戒，刘伯温为何能够“幸免”，这似乎又是人们感兴趣的事情。

君主什么样，君臣关系也就什么样。实际上，刘伯温是赶上了朱元璋的“辣手”，没赶上朱元璋的“杀手”。明朝建立以后，刘伯温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新朝建设，颇有建树，还时常为朱元璋说古论今；但是神机妙算且熟知历史的刘伯温却没有算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君臣关系将会发生的变化。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以后对早年旧事有许多忌讳；与此同时，他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意识又极度夸大。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显然不希望身边有这么一个被别人视为“帝师”的人。高瞻远瞩、英明卓识的，到底是谁？于是朱元璋要开始给刘伯温“校路子”了。一次，他对刘伯温说自己多么操劳辛苦，刘伯温说，天下已定，“上位”（皇帝）可以放松一些了，此说立刻遭到朱元璋严词批驳。过了一阵，朱元璋又对刘伯温说，执政似可宽松一点，刘伯温回道，执政恐怕还须严谨，不能放松，这立刻又遭到朱元璋的严厉训斥。刘伯温是何等明白之人，他立刻看清形势，然后以家事为由请辞回乡，朱元璋即刻批准。几个月后天象出现异常，朱元璋又将懂得天文象纬的刘伯温召回应天（南京）。然后在大封功臣时，封了一批公爵，里面没有刘伯温，又封了一批伯爵，还是没有刘伯温。到二十天以后，朱元璋“才想起了”刘伯温，封了他个伯爵，俸禄二百四十石，而同时封伯的，比如汪广洋，其功绩不能与刘伯温相提并论，俸禄是三百六十石，同样是开国元勋的李善长俸禄四千石。朱元璋一次曾说：“没官妇女（罪臣被‘充公’的女眷），止（只）给功臣，文臣岂能得给！”可见其对文臣本来的排斥态度。刘伯温对此心知肚明，再次告老回乡。回乡后，他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拒绝县令造访，不与官方来往，保持极度低调。尽管如此，他仍然被缠上争讼而赴应天请罪，朱元璋随即割去了他的俸禄，刘伯温再也不敢回乡，只好老老实实地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待着。一次重大祭祀以后把贡品“胙肉”分给群臣，刘伯温也分到了一份，朱元璋知道后说，他又没参加祭祀，凭什么分给他胙肉，扣他一月的俸禄！其实刘伯温的俸禄早已被全部扣除，这么做似乎只是要恶心恶心他而已。看来在明朝开国之初，刘伯温动辄得咎，是朱元璋对大臣动手打压的首要目标。

是时刘伯温沉疴缠身，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前去探望。刘伯温服了御医的药后，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石块挤着，十分难受。他抱病觐见朱元璋，向他禀告了自己服药之后不适的情形。朱元璋不以为意，轻描淡写，恩准他回乡。在刘伯温回乡之际，朱元璋给了他一封绝交诏书，“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商人在外行商，官吏在外谋职，能够终老回乡，已经很幸运了，以后不必再见了。

一个多月后，刘伯温病逝于家乡，享年六十五岁。比起以后被诛杀的那些功臣，刘伯温又算是得以善终了。有说刘伯温是胡惟庸派人毒死的，因为当初朱元璋要让胡惟庸当宰相，为此征求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因胡惟庸专横跋扈、刚愎自用的秉性，说“这就像驾车，这是个会把辕木弄坏使马车翻覆的人”，由此与胡惟庸结了怨，日后朱元璋也指定毒死刘伯温是胡惟庸的一大罪状，但据史家分析，这都是缺乏事实依据和操作可能的；又有说是朱元璋指使人毒死了刘伯温，这同样也不靠谱，当时刘伯温已是风烛残年、过气老头，而朱元璋对大臣也还未开杀戒。刘伯温本来已经病势沉重，他应该还是正常病故的。

那么，如果刘伯温更长寿一些，活到朱元璋对功臣大开杀戒的时候，他的境况又会如何呢？也许他能够继续“幸免”。

第一，刘伯温虽然不是朱元璋核心人马“淮西集团”的成员，又是元朝遗臣，但是他对朱元璋忠诚可鉴。

第二，朱元璋轻视鄙薄文臣，但是文臣比如刘伯温却没有威胁。朱元璋以后因“蓝玉案”对武将动手，诛杀一万五千人，也许就是记取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道理。

第三，刘伯温去世五年以后，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此后又给他安上了“通倭谋反”之罪，前后牵连处死三万余人，包括对李善长的满门抄斩。而刘伯温除了与胡惟庸不睦之外，在任御史中丞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处死过犯下大罪的宰相李善长的部属亲信，与他也结下了梁子。因此这两位淮西集团的骨干成员也没少在朱元璋跟前诋毁刘伯温；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文化不高，因此在对文臣学士的鄙夷不屑上应有共同语言。然而到了“胡案”兴起，冤家的冤家就是自己人啦。此后朱元璋频频召见刘伯温的儿子，对其大加赞赏，其间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满朝都是朋党，只他一个不从，一世是个好人。而在封建君主特别是在强势的朱元璋时代，“不党不群”乃是最为重要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因此，如果刘伯温当时在，或许因此而能逃过一劫，也未可知。

总之，上述的几个因素中的每一个，也许都不足以让刘伯温“幸免”，但是如果它们加在一起，也可能会让刘伯温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