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资本过剩、模式过剩

中国似陷入过剩泥潭。拿钢铁行业来说，2015年钢铁产能已经从2000年的不足2亿吨增至近12亿吨，相对国内钢材7亿吨市场需求量，产能利用率不足67%。中国钢铁产量超过其他4个最大钢铁生产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的总和，在全球钢铁近7亿吨的过剩产能中占了大头。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60%，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在中国目前24个行业中，22个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除了钢铁行业，过剩较严重的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光伏和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75%。甚至连环保产业如今也出现了过剩的苗头。另据研究，1998年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半数以上时间处于产能过剩。2015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过剩产能确定为2016年经济增长的五大任务之一。2016年两会的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和闭幕会的一个焦点也都是去过剩产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2016年要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这已经是两会连续第四年关注过剩产能。而中国的过剩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担忧和不满，美媒就称中国产能过剩致钢价暴跌，中国欧盟商会更是声称，中国钢铁产能与市场需求完全脱节，中国重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损害。这显然把中国置于众矢之的，或将导致中国成为贸易摩擦的“靶心”。面对这一压力，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仅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诚然，正如国内官方所言，“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而非中国独有的产物。事实上，全球都被过剩产能所困，从日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资源品莫不如此。比如，宝洁就因过剩而业绩大幅下滑；面板、汽车等行业也被过剩搅得不得安宁。此外，公开数据显示，全球原油市场目前供应过剩200万桶/日，且根据IEA的报告，“全球的产量增长依然异乎寻常的高。”铁矿石同样是过剩的重灾区，根据摩根士丹利2015年研报，预计国际市场上有5000万吨至2亿吨的过剩供应量。显然，这些过剩并非全是“中国制造”。而纵观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产能和产品过剩始终存在。据研究，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即产能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美国汽车制造业设备利用率在36～95%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产能过剩俨然已成为不散“阴魂”笼罩全球。

而比产能过剩更为严重的实际是资本过剩。自从金本位被取代，货币就从黄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各国为发展本国经济不断在货币上做文章，让货币愈发如脱缰的野马，在全球横行。金融危机根本上就是资本过剩条件下过度投机的必然结果。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执着地在货币政策上下功夫更是给资本过剩火上浇油。数据显示，2007年，BIS统计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年交易量曾一度达到GDP总和的67倍，虚拟经济加杠杆让资本过剩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和市场需求可吸纳的范畴。金融危机后全球大肆印钱更导致每年新增货币量不断增加，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显示，如今全球货币供应量已超过过去30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的40倍，世界GDP的11倍。大规模量化宽松更是放大了货币投机的交易规模，货币每日交易量从2007年4月的3.3万亿美元上升到5.3万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1.7倍。货币投机的金融工具，货币互换的规模从2007年的14.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万亿美元，增加了66%。这其中，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货币M2增加了927倍，远远超过了经济和物价增长的需要。而自2007年1月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M2连续超越了日本、欧洲和美国几大经济体，目前相当于欧洲和美国2倍，日本的3倍，约是这三大经济体M2总量的7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资本的魔力不断被放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约为30%；1992年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2002年后，除少数年份外，投资率均超过最终消费率，2013年达到48.9%。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投资率普遍在25%以内，2013年我国投资率接近50%，比“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巴西分别高13.9和29.7个百分点。这也就难怪产能过剩席卷全球，并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顽疾。如此规模的货币量不但成为产能过剩背后的“金主”，更放大了社会风险。巨量的过剩资本在全世界寻找栖身之地，导致产能过剩愈演愈烈不说，还在资本的四处扫荡中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引发社会风险。

追根溯源，市场经济本身就内置着从资本过剩到产能过剩的基因。毕竟，资本从骨子里就是需要不断寻找安身立命和不断自我膨胀的场所，而市场经济就是其沿着这一逻辑发展的肥田沃土。说到这里，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似乎是市场经济躲不过的宿命，而市场经济近百余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无论是资本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其实都只是表象，导致过剩爆发且动辄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源在于模式过剩。首先表现在经济模式上。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并随着其表现出强大的效率而渗透、推广到全世界。但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是只有一种表达形式，现在以发达国家为首，全球普遍推崇的其实是企业市场经济，但还存在国家市场经济、全球市场经济、平民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其中，前三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特别是企业市场经济，尤其会在利润的无限追求中制造过剩。尽管企业市场经济已经愈发显现出难以规避的弊端，但人们还是在企业市场经济模式上一条道跑到黑。殊不知，过犹不及，今天困扰全球的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市场经济模式过剩或者甚嚣尘上结的恶果。与此相关，商业模式过剩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今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都会迅速在全世界被复制，这在新商业模式从美国向中国“移植”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众筹、P2P等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发展规模甚至超过美国就是典型体现。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在传统行业，还是新兴领域，大量的企业一窝蜂般地复制着同样的商业模式、走着相同的路子，瞬间把同质供给推高。比较典型的就是城市综合体，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18个重点城市的商业综合体面积增加了5355万平方米，较前一个5年，综合体的增量翻了6.4倍，2010年以后城市综合体更是以大跃进般的速度建设，2015年末全国主要城市商业综合体存量面积大约达到3.6亿平方米，2016年以后更将突破4.3亿平方米。就连孵化器模式也出现了过剩。据统计，2015年，国内孵化器增加了4000余家，相当于过去26年我国孵化器的总和，约占全球孵化器数量的一半（全球孵化器大约10000家）。也就是说，正是经济模式、商业模式过剩，才让全球在产能过剩中难以自拔。而在大多数企业被过剩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关门之际，优衣库、Morden House、无印良品、就试·试衣间等人气爆棚也反证了当下的产能过剩根本上是模式过剩之祸。

除此之外，国家调控模式过剩更让经济模式、商业模式过剩雪上加霜。经济危机后，以美、欧、日、中等主要经济体为主，毫无例外地开启了用货币政策抵御危机、拯救经济的模式，并将应急之策长期化、常态化。不可否认，此举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但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危机根本上是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已经过剩了、走到头了，因此，改变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躲不过了。但各国却躲在既有路径的“荫庇”下，“享受”着表面上的稳定，希望通过时间换空间，而鲜有改弦更张，在调整结构，探寻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上着墨。然而，这不过是不断扩大过剩的地盘。如今，实体经济的一片哀鸿演变成全球性的再一次金融动荡，就连贝莱德、高盛、巴克莱、摩根士丹利、野村证券等金融机构都已经顶不住市场的压力，开启大规模裁员，也实证了全球持续近8年的救经济模式更像是挖了一个更大的窟窿。如此来看，模式过剩才是经济发展中“孽缘深重”的“毒瘤”。而模式过剩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们的思维惯性，是路径依赖、缺乏创新的必然。要摆脱过剩的困扰，唯有摆脱路径依赖华山一条路。当下蓬勃发展的新经济就是在模式上进行突围的尝试，也是全球走出过剩的希望所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一旦成为一种模式，就很容易在过剩中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