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医肿瘤总论

第一节　中医对恶性肿瘤认识的概述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瘤”的病名。两千多年前的《周礼·天官冢宰》中亦提出“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这是这一时期古人对于包括肿瘤在内的肿疡治疗的记载，并且提出使用“有毒药物”来治疗肿瘤。

经典医籍《黄帝内经》有对“瘤”的分类记载。《难经·五十五难》有“积”与“聚”的论述。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已经有很多与肿瘤性疾病有关的内容，如“肺痿”即与肺癌相关，“胃反”也属胃癌常见病症，而“瘕”可以概括某些肝脏肿瘤，并且书中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如鳖甲煎丸用于治疗癥瘕在现代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肿瘤的病因、成因、临床表现等做了详细描述，并记载了很多肿瘤疾病，如“石疽”“反花疮”“乳石痈”“石痈”等。而到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首次记载了专门治疗肿瘤的药方，方中突出以攻痰化瘀药、虫类药及剧毒药治疗肿瘤，并且已经将瘤分类为瘿瘤、骨瘤、肉瘤、脓瘤、脂瘤、石瘤及血瘤等7种。

真正意义上提出“癌”这个疾病，并且其表述和现代恶性肿瘤相吻合的，是宋代医家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其中记述“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又提出体表的疮疡并不是单纯的局部病变，而是关系到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的变化，所以治疗疮疡不能单纯注意局部攻毒，而要从脏腑气血全局的变化来考虑，提出了整体治疗的思路。

金元时期，中医迎来了又一个学术繁荣的时期。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肿瘤的中医治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寒凉派的刘完素提出火热致病的学术理论，主张用寒凉药物治疗热证。临床上有一部分肿瘤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火热症状，予清热解毒治疗有效。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含抗肿瘤活性物质的中药中，以清热解毒类为多。

攻邪派的张从正非常重视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致病作用，认为“积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强调心理因素是导致肿瘤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该认识与现代研究成果有着很高的吻合度。

补土派的李杲对肿瘤的治疗提出了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见解。他提出肿瘤的治疗应该以扶正为主，正气恢复，邪气自然消除。另外，李杲的“补脾胃”和“扶正固本”之法，现仍多被用于肿瘤治疗之中，确有延缓肿瘤病势发展、延长患者生存期的作用。

滋阴派的朱震亨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对后世肿瘤治疗的影响较前三位更为深远。朱震亨强调“痰”在肿瘤病机中的作用，认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他主张祛痰以治块，以二陈汤为治痰的基本方，创制了许多攻痰方剂。对于现代的乳腺癌、食管癌及贲门癌，朱震亨也有相关记载。朱震亨认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伤，虽然在乳腺癌形成以后较为难治，但是“若于始生之际……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强调了乳腺癌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创制了“青皮甘草汤”治疗乳腺癌。此外，朱震亨在食管癌、贲门癌的治疗上也提出了病位不同，但治法均宜“润养津血，降火散结”。

明清时期的医家在《黄帝内经》理论指导下，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种肿瘤的成因、病理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促进了中医肿瘤治疗理论与实践的逐渐成熟。明代张介宾提出：“凡积聚之治……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而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为中医治疗肿瘤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药物和方剂。

清代，中医肿瘤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古今医案按》《临证指南医案》《医林改错》等记载的医案中有大量肿瘤医案，对噎膈、反胃、肺痿、乳岩、肾岩翻花等肿瘤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处方用药、预后等的认识又有进一步发展。

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看，中医在肿瘤分类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些良性肿瘤也包括在其中，但是在2 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在诸多医学著作中有大量对恶性肿瘤相关内容的记载，并且对现代肿瘤临床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实属难能可贵，值得认真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