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对精神病学学术发展的影响

苏联精神病学对我国的影响——许又新教授专访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董问天

许又新教授，是精神病学界重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曾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2011年获得中国医师协会“辉瑞杯”第四届杰出精神科医师奖。许教授1928年出生于湖南，1953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医学系，师从黄友岐教授；1956年任主治医师、讲师，同年调任到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1985年获聘精神病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精神病理学、神经症与心理治疗等，并在这些领域都有着突出的贡献。他从事科研、临床和教学工作多年，现今很多优秀的精神科专家都曾经从许教授的著作中受益，如《神经症》《精神病理学：精神症状的分析》及《许又新文集》等。笔者有幸邀请到许又新教授为我们讲述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国精神病学研究的影响。

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精神科的影响时，许教授认为：巴甫洛夫学说是苏联对我国精神病学发展最主要的影响。19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用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观点解释了整个神经系统疾病及精神疾病，例如神经衰弱和精神分裂症等，他把神经的刺激与神经分泌的质与量对应起来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正是巴甫洛夫的学说使精神病学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之上，也为我国临床精神病学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与此同时，巴甫洛夫学说也指导了神经症的治疗。据许教授回忆，那时候门诊治疗神经衰弱主要使用溴剂和咖啡因的合剂，当时被称为巴甫洛夫合剂，原理是溴剂加强神经的抑制作用，咖啡因加强神经的兴奋作用。巴甫洛夫认为神经系统的两个基本过程，一个是兴奋过程，另一个则是抑制过程。这两个过程紊乱了，就用溴剂和咖啡因来调节这两种神经系统的基本过程，病情就会好转。这一理论指导了当时我国对神经症的治疗。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也对我们治疗神经症有着深远的影响。”许教授说道。我们现在考虑的神经症主要考虑患者的人格特点，患者的人格越是偏离常态就越容易得神经症，而巴甫洛夫则提出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它分为四个类型：强型、弱型、强而平衡灵活型和强而平衡惰性型，这相当于希波克拉底对气质的四种分类：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巴甫洛夫的四种类型学说（根据经验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四种分型）利用神经系统基本过程的强弱，平衡与不平衡来解释这四种分型，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就像现在诊断人格障碍一样，比如诊断一个人是回避型人格障碍还是强迫型人格障碍或者依赖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等。明确了神经症的类型，治疗就更有针对性。

在问到《精神病学》的第2版、第3版、第4版对精神疾病特别是器质性疾病的分类十分详细是否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时，许教授坦言：《精神病学》的疾病分类的确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由于器质性疾病的病因清楚、明确，所以对疾病的分类就展开得十分详尽，比如癫痫所致精神性障碍、一氧化碳中毒、皮质性增多症所致精神性障碍等。与之相反，苏联对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抑郁症的研究相对较少，因为这些疾病的病因不明确，所以不敢做过多的描述，但巴甫洛夫还是从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角度解释了这些精神疾病。

苏联在医疗制度上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许教授的回答是：苏联最早提出了“保护性医疗制度”，强调医生、护士对患者必须始终保持友好的态度，避免一切恶性刺激，医院管理也必须首先考虑保护性医疗制度，凡是对患者有不利的语言都不允许出现。这也影响了我们医院的管理模式，以亲切友好的态度对待患者，提倡给他们人文关怀。这一模式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在采访的最后，许教授总结：首先，苏联对我国精神病学理论的影响非常大，但对诊断和治疗的影响相对比较小。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就是巴甫洛夫理论，即神经系统理论。当时大家都用苏联的这套理论来考虑问题。但到现在，该理论的影响已经相对较小了，因为现在的理论非常多，可以从遗传、神经递质、社会文化等各种理论考虑。其次，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受苏联影响与当时两国的政治关系密不可分，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从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到1957年，而1957年以后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领域大量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而且只能接受苏联专家的意见，不能进行探讨，因而并没有很好地受益。从这点上也暴露了当时苏联学派的两个问题：一是有强烈的排他性，即西方的所有理论全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只有苏联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另一个问题是公式化十分严重，写文章特别是带有理论性的文章开头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一套理论，然后再说巴甫洛夫的学说，最后才是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的观点必须和他们的观点保持一致，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启发出来的。

综上所述，苏联对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的影响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我们摒除了苏联学派的不足，扬长补短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我国的精神病学才能长足的发展和进步。